西奥多·罗特克诗6首
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1908--1963），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多次获普利策奖、全美图书奖。他在华盛顿大学任教时，成为一代西海岸诗人的导师。他早期的那些鲜明的诗歌，再现了一个孩子对成长的恐惧和生命力的潜意识暗示，有力地影响了包括贝里曼和普拉斯在内的一大批诗人。主要诗集有《失去的儿子》、《苏醒》、《致风的话》、《遥远的田野》等。罗特克的诗文体优美、雄健，表达了对物的宗教般的尊敬，具有一种统一的愿望和混乱经验的可怕威胁之间不稳定融合造成的张力。罗特克一生饱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最后死于酗酒。
给珍妮的挽歌
——我坠马的学生
我记得那颈上的卷发,柔软潮湿有如植物的卷须;
她活泼的表情,侧着的小梭鱼的微笑;
她如何吃惊地开始说话,轻盈的音节为她跳跃,
她踌躇在她思想的快乐之中,
一只鹪鹩,幸福,嵌入风中,
她的歌震颤细嫩的枝条。
阴影和她一起歌唱;
树叶,它们的低语化为亲吻;
坟土在白色山谷的玫瑰下面歌唱。
哦,当她悲伤,把自己投入这样一个纯洁的深度,
甚至父亲也不能找到她:
在稻草上擦拭她的面颊;
搅动最清澈的水。
我的小麻雀,你不在这里,
等待着像一根蕨菜,制造多刺的影子。
这潮湿石头的侧面不能够安慰我,
苔藓也不能,它为最后的光线所伤。
要是我能够把你从这睡眠中轻轻推醒,
我受创的心爱的人儿,我掠水的鸽子
在这潮湿的坟墓上我说出我这爱的言辞:
我,在这件事中没有任何的权利,
既非父亲也非情人。
弗劳·褒曼、弗劳·施密特和弗劳·施瓦茨
那三个古老的女士走了
她们在绿房子的梯子上嘎吱作响，
爬向白绳子
爬向风，风
甜豌豆的卷须，牛尾菜，
金莲花，这些攀登的
玫瑰们，爬向绷紧的
康乃馨，红色的
菊花；僵硬的
茎秆，像玉米一样连接起来，
她们捆绑并收拢，——
这些此外啥都不是的护士。
比鸟更快，她们倾斜着
升起，筛撒尘土；
她们播撒又摇撼；
她们骑跨在管子上，
她们的裙子汹涌膨胀成了帐篷，
她们的双手潮湿闪亮；
像女巫她们列队飞翔
休息时也在创造；
以卷须为针
她们用一根茎秆缝起天空；
她们撕开寒冷催眠的种子，——
所有的圈、环和螺纹。
她们给太阳搭上格子棚；她们不止为自己谋划。
我记得她们如何把我举起，一个瘦弱少年，
对我细细的肋骨又捏又戳
直到我躺在她们的腿上，笑着。
虚弱得像一只小狗；
现在，当我孤独而寒冷地躺在床上，
她们仍在我的上空盘旋，
这些古老粗糙干瘪的丑老太婆，
带着她们因汗水而僵硬的印花大手帕，
她们刺痒人的手腕，
和她们嗅闻的呼吸在我最初的睡眠中轻轻吹拂。
苏醒
我醒着入睡了，缓慢地带着我的苏醒。
我在我不畏惧的东西之中感受我的命运。
我凭借走向我必须去的地方来学习。
我们以感觉思考。那里有什么要了解的？
我听见我的存在在耳朵与耳朵之间舞蹈。
我醒着入睡了，缓慢地带着我的苏醒。
在我旁边如此靠近的这些人，哪个是你？
上帝祝福大地！我将在那里轻柔地走动，
并且凭借走向我必须去的地方来学习。
光带着树；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如何携带？
卑贱的虫子爬上旋梯；
我醒着入睡了，缓慢地带着我的苏醒。
伟大的自然另有安排
对于你和我；带上这活泼的空气，
并且，可爱地，凭借走向必须去的地方来学习。
这震动使我保持从容。我该知道。
坠落是常事。并且近在咫尺。
我醒着入睡了，缓慢地带着我的苏醒。
我凭借走向我必须去的地方来学习。
致风的话
1.
爱情,爱情,我的爱是一朵茉莉,
她比一棵树更甜蜜。
爱着,我使用
最可爱的空气:我呼吸;
在风中疯狂我穿着
我自己像我应该的那样,
一切都是奇和偶,
我的兄弟，酒就是快乐。
花和种子是一样的吗?
伟大的死者说了什么?
甜蜜的月神,她是我的主题:
我摇晃她便摇晃。
“哦爱我，趁我还在,
你这绿东西挡了我的路!”
我叫,鸟儿们落下来
把我的歌制成它们自己的。
运动能使我静止:
她吻我出乎意料
像一种可爱的本质;
她徘徊;我不徘徊:
我停留,光坠落
穿过她搏动的喉咙;
我凝视,一块园林石
慢慢变成月亮。
浅溪缓缓地流;
风缓缓地碾过;
一只雏鸟的嘴角
传出犹豫的哭叫
我不能回答;
一个形体来自眼睛深处——
在一块石头里我看见那女人——
当我独行时与我同步。
2
太阳宣告地球的存在;
石头在激流中跳跃;
在一片开阔的平原,
梦所不及的远处,
田野海一样破碎;
风洗白了她的名字,
而我随风而行。
鸽子是我今天的愿望。
她摇荡,一半在阳光中:
玫瑰,悠闲地停在花茎上,
一朵带着叹息的酒,
一朵兴高彩烈,
乐于会见月亮。
她喜欢我在的任何地方。
热情足够用来
给随意的欢乐赋形:
我渴望欢乐：我知道
根,哭泣的核。
天鹅之心,杨梅的平静,
她移动，当时间羞怯：
爱自有安排。
一件美丽的事物长得更美;
绿,喷涌的绿
形成一个更强烈的日子
在上升的月亮下面；
我微笑,不是矿工；
我忍受,却不孤单,
这快乐的重负。
3.
在一阵南风下,
鸟群和鱼群向北
运动,在一条激流中;
尖锐的星星到处摇晃;
我走出一步
超出风,我在那里,
我独自一人，充满了爱。
智慧,在哪里找到它？——
那些皈依的人,相信。
曾是什么,便还是什么,
说一首歌钉在一棵树上。
在下面的羊齿草地上,
在多溪流的空气中,安然休止,
我与我真正的爱一起漫步。
什么时间是我的心?我忧虑。
我珍视我暂时
拥有的东西:
我已不再年轻
可风和水还年轻;
坠落的将坠落;
一切都把我带向爱。
4.
一条长根的呼吸,
展开的玫瑰
羞涩的周边,
绿,变化了的叶子,
牡蛎哭泣的脚,
和初发期的星星——
是她本质的一部分。
她唤醒了生活的目的。
作为我自己,我歌唱
灵魂即刻的欢乐。
光,光,哪里是我的休眠?
一阵风缠绕一株树。
一件事完成了:一件事
肉体与灵魂知道
何时我做她所做的:
被造的生灵,她!——
我吻她移动的嘴,
她黝黑狂喜的皮肤;
她把我的心碎成两半;
她嬉闹,像一头野兽;
而我一圈又一圈跳舞,
一个温柔又愚蠢的男人,
最后，在另一个存在中
看见并忍受自己。
（1955）
我在这里
１．
够了吗?——
太阳晒化了十二月窗上的白霜,
潮湿闪烁在早晨最初的时刻?
声音,年轻的声音,混在雪橇铃声之中,
在黄昏穿越风雪而来?
外面,同样的麻雀在屋檐斗嘴。
我倦于微小的噪音:
四月叽叽喳喳,鸣禽的固执,
年轻人的空谈不再怡人。
在孩子的淘气后面
潜伏着有害的野兽。
——针和角落怎样使我困惑!
我可敢蜷缩成一条鳗鱼,
一个角落可有那最糟糕的意外,
一个和她的马同眠的女巫?
一些更糟糕的命运。
２．
我是溪谷的女王——
很短一段时期,
我独自抚养我心的夏天,
看护我的灵魂,
穿过深草奔跑,
我的大腿擦过花冠;
身子倾斜,喘不上气来,
把背撑在一棵幼松上,
我的躯体使它轻轻颤抖;
在溪流边缘,追踪一根含糊的手指;
躯体笨拙,半死不活,
对高处充满恐惧,与马相爱;
与原料、丝绸相爱,
在毯子的短毛中摩擦我的鼻子;
发呆；喜欢发呆；
小心的哭泣,
意味深长的低语,
鹪鹩,猫鹊。
如此多的青春是疾病规定的死亡,
不可忍受的等待,
对另一个地点和时刻的渴望,
另一种状况。
我停下：一棵迎风的柳树。
蝙蝠在中午吱吱地叫。
燕子从无烟的烟囱飞进飞出。
我向着火焰的边缘歌唱,
我的皮肤在柔和的天气中变白,
我的声音变得更柔和。
３．
我记得走过一条小径,
走下木梯，通往杂草丛生的花园;
我的衣服挂在一丛玫瑰上。
当我弯身把它解开,
半开的蓓蕾的芳香淹没了我。
我想我就要窒息了。
在睡眠中缓慢地醒来,
在眼睛的窗台上,有什么东西在振翼,
一个我们在黄昏感到的东西,在门边,
或者当我们站在一丛灌木边缘,
寒冷的地气向我们靠近,
从干树叶下面,
一种近岸的潮湿。
躯体,为开始而兴奋,
把它自己摇来摇去。
一只鸟,小得像一片叶子,
歌唱在最初的
日光中。
而这时我如此病弱——
我一着凉整个地方就会震动——
我合上眼,看见小东西们在舞蹈,
树鼠和田鼠的聚会,
围绕着火嬉戏,
用后腿立着跳上跳下,
它们拉着前爪，像手一样——
它们看上去十分幸福。
在我祖母内在的眼中,
我小时候她就这样告诉我,
一只鸟总是在唱。
她是个严肃的妇人。
４．
我的天竺葵正在死去,我已竭尽所能,
它依然倾向太阳最后所在的地方。
我尝试过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想要把它移植。
可这些玫瑰:我可以看向别处来忍受它们。
眼睛为看的动作和崭新的回想而欣喜;
没有凝视像一个笨拙的人,或一个郁郁不乐的青春期;
没有骚动。
遥看花园尽头的树。
毒芹扁平的枝条抓住最后的太阳,
摇晃,像一个点亮的池塘,
在一阵轻风中。
我选择静止的快乐:
黄蜂在我的杯缘啜饮;
一条蛇抬起头;
一只蜗牛的音乐。
５．
对于我这是什么样的天气?甚至鲤鱼也死在河中。
我需要一个有小鳗鱼的池塘。一个多风的果园。
我不是这样那样的蚊子。泥土像盐一样闪耀。
鸟群在周围。我唱完了所有我想唱的歌。
我离一条溪流不远。
它不是我最初的死亡。
我能握住这个峡谷,
在我的膝盖中松开,
在我的手臂中。
假如风想要我,
我就在这里——
这里。
天竺葵
一次，当我把她放在外面，在垃圾桶旁，
她显得如此柔弱，肮脏，
如此愚蠢而信任，像一只有病的卷毛狗，
或者一朵十二月末尾凋谢的翠菊，
我重新把她拿回来
为了一个新的习惯——
维生素，水，和所有
当时看来有用的营养；
她得如此长久地
依赖杜松子酒，扁平发夹，抽了一半的烟，跑味的啤酒生活，
她枯萎的花瓣
落在褪色的地毯上，
变味的大块脂肪粘在她毛茸茸的叶子上。
（她干透了，像郁金香一样嘎吱作响。）
她忍受这一切！——
哑巴老妇夜半尖叫
或者我们俩，孤独地，都结籽了，
我的呼吸痛饮她，
她从花盆中向窗子倾斜过去。
到了最后，她似乎能听见我了——
令人害怕——
于是，当那个抽着鼻子的白痴女仆
把她，连盆带花，扔到垃圾桶里，
我什么也没说。
可下个星期我就解雇了那个专横的老丑妇
我是那样孤单。
（1963）
疾病
在最纯洁的歌曲中一个人不断地装傻
像变化在内在之眼中闪烁。
我不停地凝视一个正在变深的池塘
告诉自己我的形象不会消亡。
我爱我自己:那是我一个人的坚贞。
哦,去变成其它的事物,却仍然是自己!
好心的基督,为我的疾病而欣喜;
我愿意称作我的东西所剩无几。
今天他们从一个膝盖里排出积液
把可的松注满一只肩膀;
于是我以内部的死亡去遵守自己的神性
像一棵变老的树。
连续的时代在活着的眼睛上；
旋转的光,一个纯粹的光的极限
在我上面破碎，如同我瘦弱的肉体垮掉——
灵魂为那终极而喜悦。
祝福温顺的人；他们将继承神谴；
我是我唯一死亡的父与子。
过于活跃的思想根本就不是思想;
深深的眼睛看见石头上的微光;
永恒的寻找,发现,暂存的事物,
迟钝的月亮从黑暗向光明的转变,
我毫无感觉,我拥有的一切最为珍贵,
我在风与火所不及之处移动。
在夏天绿色深处歌唱生命
我为爱而来。一只鸣禽磨它的嘴喙。
伟大的日子在叶子上踌躇;
我的耳朵依然听见那鸟儿当一切已经沉寂;
我的灵魂依然是我的灵魂,依然是儿子,
而知道这一点，我就还没有垮掉。
没有手的事物拉手了：没有任何选择,——
永恒并非轻易地经过。
当对立物突然到场,
我教会用我的眼睛听，用我的耳朵看
肉体与灵魂如何缓慢地解开
直到最后我们成为纯粹的灵魂。
艾 略 特 的 诗 歌 观 念
不同的人对我这篇短文的标题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我先来说明一下，哪些思想不是我要在这篇文章里讨论的，然后再来谈谈我要说的问题。无论谈论的对象如何，每当话题涉及“功能”二字时，我们总是倾向于指出应该是什么，而不是指现在和过去是什么。指出这些区别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不打算谈论诗歌应该为什么服务的问题。讨论这个题目的人，特别是那些本人就是诗人的人，照例在这种情况下指的是类似他们想要去写的那些诗。自然，即便将来如此，也还是有必要首先来确定一下，过去诗歌的功能表现在哪里，既指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和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学中，也指五湖四海，上下古今。对我来说，谈一谈我本人如何写诗和想怎样写诗并不是件困难的事，然后再尽量让你们相信，过去一切好的诗人都是这样努力或者应该这样努力写诗的，——可惜，他们当然并非时刻都能这样做，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可能没有什么过错。不过完全可以设想，如果过去诗歌——而我指的是整个伟大的诗歌——没有过自己的功能的话，那么这种功能在将来也未必出现。
在强调现在整个伟大的诗歌都在我的视野之内的同时，我尽量回避对我所选择的课题的另外一种可能的态度。本来是可以一个接一个地研究诗歌的多种类型，并依次来决定它们的社会功能的，而根本不去过问一般性的问题：作为文学的一个类别，整个诗歌的社会功能是怎样的？为了使我们对这里所说的东西有个准确的概念，我想来区分一下诗歌的一般功能和它的个别功能。诗歌可以有它自觉的、明确地为自己制定的社会任务。这项任务在其发展的较早的各阶段常常表现得特别明显。例如，最早的北欧古诗和歌曲很有名，其中有很多纯粹是用来念咒的：避邪、治病、驱魔。诗歌很早就被用于宗教仪式，而且一直沿袭至今。我们在唱赞美诗时，就是照过去那样为一定的社会目的使用的诗歌。最早的叙事诗和韵文故事可能是用来铭记当时对历史的理解，只是现在我们才把它们用来作为一种社会消遣的手段；必须想到在文字出现以前，每当需要记住某件事的时候，用诗的形式来组织口头言语曾起过很大作用，可想而知，原始时代的歌手、说书人和博学之士的记忆力是非常惊人的。在比较发达的社会里，如在古希腊，诗歌的公认的社会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古希腊的悲剧产生于宗教仪式，并作为正式的，与传统的宗教庆典有关的公众仪式而保留下来；品达罗斯的胜利颂歌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与著名的社会事件有关。诗歌的这些严格限定的应用范围不容置辩地将诗歌列入更为广泛的社会体系，这就使诗歌的个别形式有可能变得完美无缺了。
这些形式中的某些形式，例如我上面提到过的宗教赞美诗，在较现代的诗歌中仍有保留。“醒世诗歌”这一术语的意义经受了显著的变化。“醒世的”一词可以表示“传递信息的”意义，但是，也可以表示“含有道德训诫的”或者介乎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某种折中意义。例如，维吉尔的《农事诗》——是一部优秀的史诗，它就记载了有关农业的十分珍贵的资料。但是如今要想写一部既能解决农业上的现代需要，同时又是一部优美诗篇的书，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了；这种书的课题本身就已经显著地复杂化了，而且已经带有科学性质，何况从另一方面来说，用散文来论述这样的课题要方便得多。和古罗马人不同，我们是不会想到用诗来写天文学或者天体演化的论文的。把传递信息作为自觉的任务的诗歌，现在已被散文体裁挤掉了。醒世诗歌已经逐渐变成只是一种道德感奋的、力图使读者确信作者对某一事物所持的观点是公正的那种诗歌了。这样一来它就包含有那种可以称之为讽刺诗的重要成分，虽然“讽刺诗”这个概念部分地会与首先以打趣为目的的“滑稽诗”和“讽刺性的模拟诗”这样的概念相雷同。德莱顿在17世纪写的一些诗——这是讽刺诗，因为这些诗力图讽刺的正是所要反对的东西；不过这恰恰是醒世诗歌的模式，因为作者的目的就是要规劝读者，使之接受一定的政治或者宗教的观点；为此作者采取了隐喻手法，把现实的东西作为虚构的东西来加以描写；这种诗歌的最优秀的典范就是《牡鹿与豹》——这是一部目的在于使读者确信真理是在罗马天主教会一边，而不是在英国国教一边的长诗。在19世纪的诗人当中，我们可以举出那位奋起渴望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雪莱为例。
至于谈到戏剧诗，它具有当代只有它才特有的那种社会功能。如果说今天的诗歌大部分是被用于个人阅读或者是在小范围内诵读的话，戏剧诗则例外：它的使命是直接影响一大批前来观看舞台上表演的某个虚构的故事的人。戏剧诗与一切其他种类的诗不同，既然它的特殊规律是由它本身同时又是戏剧这一点来决定的，因此它的功能也就和戏剧的功能统一了。对戏剧的功能我不准备在这里论述。
至于谈到哲理诗的特殊功能的问题，对它的解释须要做广泛的历史回顾和特别的分析。我觉得我列举出来的诗歌的各种类型，已经足够用来搞清这些诗歌类型中的每一种的特殊职能，都是同别一类性质的职能搅和在一起的，如：戏剧诗的职能同戏剧的功能；传递信息的醒世诗同传递对象本身的职能；内容包括哲学、宗教、政治、道德的醒世诗同所有这些范畴的职能等等。可以详细地来分析这些诗歌类型中的任何一种职能，然而关于诗歌本身的功能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散文也能承担这些职能。
不过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想防备一种可能出现的反面意见。人们对有某种目的的诗歌，对于保护某些社会的、道德的、政治的或者宗教的思想的诗歌，往往抱着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当诗人提出的思想不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常常会有人强调说这不是诗歌；与此相反，往往又会有人把一些带有能引起同感的诗看成是真正的诗歌。我认为，诗人是否让自己的创作服从或者反对某种社会态度这一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诗人表达了当时流行的观点，坏诗也可以暂时地受到欢迎；但是真正的诗歌就是在这种流行的观点改变之后，甚至于在引起诗人如此热烈反应的问题不再激励任何人之后，依旧不会改变它作为诗歌的性质。尽管卢克莱修对物理学和天文学所持的观点早已遭到批驳，但是他的长诗仍不失为伟大的诗作；尽管我们对17世纪的宗教辩论丝毫不感兴趣，德莱顿的诗依旧不失诗歌的本色；按照同样的道理，过去的伟大诗歌作品仍然和过去一样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享受，虽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用散文来描写这些诗作的内容。
这样看来，要想了解诗歌的社会功能的实质，我们必须先来分析一下它的那些较为明显的职能，不完成这些职能，诗歌就根本不能存在。它的第一项职能（对确定这一职能我认为是有十分把握的）就是诗歌注定要给人以享受。您可能会问我，是哪一类享受？我可以答复您：是只有诗歌才能给予人的那种享受。我之所以如此回答，原因很简单：任何别的答案都可能把我们引入十分深奥的美学领域，迫使我们去考虑有关艺术本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诗歌与其他艺术不同，诗歌对于和诗人同族并和诗人操同一语言的人所具有的那种价值，对于别的国家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有的。无可争辩的是，就连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中也都打着地方的、民族的烙印；然而，同样无可争辩的是，领会其他民族的音乐和绘画艺术显然要容易得多。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知道在翻译时散文作品的意义部分地会要受到损害，可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诗歌在译文中损失的要比小说多得多；而在翻译某种科学著作时，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遗漏。欧洲各种语言的历史证明，诗歌比散文同乡土人情有着更紧密的关系。从中世纪的早期开始拉丁文就已被用作哲学、神学和科学的语言了，直到几世纪之前它一直起着这个作用。利用人民语言作为文学语言的契机，是由诗歌引起的。而这是完全自然的，如果考虑到诗歌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表达感情或感受。与思想不同，感情和感受是个人的，而思想对于所有的人来说，意义都是相同的。用外语思考比用外语来感受要容易些。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民族的特征。可以剥夺一个民族的语言，扼杀这种语言，强迫在学校里引进另一种语言，但是只要你无法教会该民族用外族语言来感受，要灭绝原来的语言，是不可能的；这种原来的语言会重新在作为感情的动力的诗歌中宣告自己的存在。我刚才说过“用外族语言来感受”，那指的是某种超过“借助外族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本领的东西。用外族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实际上仍然还是原来的思想，但是用外族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感情和感受，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感情和感受了。为了学好哪怕是一种外国语言的动机之一，在于我们能够通过它获得某种类似补充的个性的东西；不应该抱着用外语来取代本族语言的目的来学习外国语言，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大部分人还不打算和我们的个性分手。不先消灭该语言的人民，未必能消灭一种发达的语言。如果一个民族开始用另外一种语言来讲话，那么发生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因为新的语言有许多优点，能够证实这种变换是合理的，因为它不是简单地排挤掉原来的语言，而是创造了比不太发达的语言更为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创造了不论是思想还是感情都更为细腻的表达方式。
可以断言，仅就诗人而言，诗人的义务只不过是他间接地应为人民所尽的义务而已；首先这是为自己的语言应尽的义务：第一，有责任保护这种语言；第二，有责任完善和丰富这种语言。在表达别人的感情的同时，诗人也改变着这种感情本身，使之更易于被人意识到；他能引起人们对于他们在当时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更清晰的联想，从而也教给人们对人本身形成一定的概念。但是诗人不仅是在很大限度内比别人更赋有感知才能的人，作为个人，他和别人，和别的诗人不同，他能激励读者和他一道有意识地去体验新的，在他之前人们尚未体验的那些感情。那些带有某些怪癖和荒诞征兆的作家和真正的诗人之间的区别就表现在这里。前者也能够体验在他们之前人们尚未体验的感情，但是没有人能和他们分享这些感情，可见这样的作家是不需要的；而后者却揭示开了那些新的，别人可以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感知手段。而且在实践上，在将新的感知手段付诸实践的同时，诗人前进了，丰富了他本人使用的那种语言。
关于在不同民族之间的感情结构上的细微区别，关于深深印入这些民族的语言，并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些区别，我讲的实在够多的了。但是，不同的民族对于世界有各自不同的认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认识上的差异也发生在时代的差异之中。的确，我们的意识是直接随同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变革的进程而改变的，就此意义而言，我们不同于中国人和印度人，而且也不同于生活在几个世纪之前的我们的同胞。我们有别于我们的父辈，而且当然也有别于仅只一年前的我们自己，这一点谁都清楚。对另外一点却很少有人清楚，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不能让自己停止诗歌创作的原因之一。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以本民族的伟大作家而自豪，虽然他们很可能从未读过这些作家的作品，——他们也同样以自己国家所创造的一切伟大的东西而感到自豪；有些作家的名气之大，甚至于在政论演说中有时都会提到他们的名字。不过人们照例懂得，只有这样的自豪感是不够的；人们懂得，如果不再出现新的伟大作家，特别是伟大的诗人，那么民族的语言就会开始消弭，民族的文化就会开始枯朽，而且很可能会被更强大的文化所吞噬。
这样一来，如果没有一个有生命的文学，我们无疑会对过去的文学日益感到陌生；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连续不断地发展，过去的文学将会对我们越来越疏远，直到它还没有变成像另外某一个民族的文学之对于我们那么陌生为止。须知我们的语言仍然在继续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我们周围现实中发生的物质变化的压力下，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多种多样的变化；假如在我们当中不出现几个能将异常的接受能力同对文字的异常支配能力统一起来的人，不要说表达感情的能力，就连体验除了粗俗的感情之外的无论什么样的感情的能力都将要衰退下去。
诗人在世时他的声望并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他总得要有一些哪怕不是很多的欣赏者，以便世世代代都能有人去读他的作品。但是，另一方面，上面所讲的是要设想，诗人的作用就是他自己同时代人的作用，如果我们没有活着的诗人，已经死了的诗人是什么都说明不了的。我甚至于还可以说：如果诗人很快就能赢得非常多的欣赏者，那么这种状态无疑是令人怀疑的；我们不得不做这样的假设：这种诗人实际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是把读者早已习惯了的，读者在以前的诗人那里就知道了的东西又给了读者。但是，真正重要的倒是，应该使诗人获得能与其相称的不多的同时代欣赏者。永远应该存在一支不大的先锋队——一些通晓诗歌，不为自己的时代所局限，并能在某些方面超越时代，善于很快地掌握新事物的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以朝向较高文化水平的总的运动为前提的——这只不过是一种阅兵式而已；文化的发展恰好是要事先在基本的、较被动的读者群众并不非常落后的条件下，保护这类精兵，——譬如说，今天被这一精兵培植的东西将会被下一代这样的读者所掌握。起初在少数人那里显露出来的变化、认识方式的进步逐渐渗入语言本身，因为这样的变化对于能迅速获得作家的声望的人是有影响的；一旦这些变化被大家公认，那时就必须要向前迈进新的一步。过去的作家只有借助于今天活着的作家才能继续存在下去。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对英语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影响了自己最亲近的教父。问题在于，真正伟大的创作家的诗歌具有不立刻显露的特征；这样的创作家就是过一百年后也还会对新的诗人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也还会继续作用于活的语言。诚然，如果现代的英国诗人希望学会使用文字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仔细地去研究那些在当时比别人更会使用文字，在自己的时代善于更新语言的诗人。
说到诗歌带来的作用，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想出一则我认为是基本的那种原理；如果对于这种作用寻根究底地探索下去，就可以断定，不管各式各样的人是否阅读诗歌，是否欣赏诗歌，甚至于也不管他们是否知道他们的最伟大的诗人的名字，诗歌总要在言语、认识过程、社会所有成员、社会集团的所有成员和全体人民的生活中引起变化。就这一极为深刻的水准来说，诗歌的作用自然是五花八门的、十分间接的，而且很难被揭示出来。我们在探索这种作用的时候，就像观察鸟和飞机飞翔的人一样，如果他在鸟或者飞机几乎就在他头顶上飞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目不转睛地监视的话，那么在鸟和飞机飞出很远之后，他仍然还能看见它们，但是当这个人把天上的小点儿指给别人看时，这些人是很难找到它的。您不妨对诗歌的作用来作一番观察，先从那些最容易受诗歌感染的读者开始，一直到那些从未读过诗的人为止，于是您会看到，这种作用随处可见。如果您与之打交道的是一种有生命的、健全的民族文化的话，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您都能发现这种作用，因为在健全的社会里发生着构成这个社会的所有因素之间的不断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所谓诗歌的那种被解释得最多的社会功能，我指的正是诗歌根据它包含的能量和它所达到的完美程度对整个人民的言语和领悟性所起的作用的能力。
不要把事情理解成似乎我认为我们用来讲话的语言完全是由诗人的工作来决定的。文化具有更为复杂的构成。实际上诗歌的性质决定于人民如何运用语言，作出这样的结论并非是不公正的。要知道，诗人不可能不以他周围的人所操的那种语言为自己的原料。如果这是一种日臻完美的语言，诗人就占了便宜，如果这种语言濒于衰败，诗人就只好尽力争取最适宜地使用它。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有能力来保存甚至于恢复语言美，它能够并且应该对语言的发展有所助益，能够并且应该在千变万化的现代生活的复杂条件下，仍像曾在现实以其异常的质朴而著称的那个时代一样，成为那样讲究的和准确的。然而，如同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个深奥莫测的社会机体的所有其他因素一样，诗歌不能不受到许多不在它的监督之下的形形色色的要素的制约。
这种状况启发我在最后来发表几点比较带普遍性的意见。我一直都是在讨论关于民族的和与乡土风情有联系的那种诗歌的职能，所以我感到有必要把话说得更确切些。我根本没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诗歌按其本身的功能会使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疏远起来；我也不相信，几个欧洲民族的文化能在互相隔绝的情况下成功地得到发展。当然，我们从过去的事实中也知道，曾经存在过与别的民族文化隔绝的高度发达，并同时建立了伟大的艺术、哲学和文学的文明的例子。不过，对此我不能作出完全肯定的评论：某些这样的文明，很可能不像我们乍看上去的那样，是和其他文化完全绝缘的。但是，这样的文明在欧洲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就连古希腊在许多方面都曾受惠于古埃及，而在有些方面曾受惠于当时位于古希腊在亚洲的版图之内的那些国家。至于谈到具有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古希腊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在这里发现了类似我们在欧洲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看到的那种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的例子。欧洲各国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它们当中没有哪一个文学能独立于其他的文学而存在，恰恰相反，倒是发生了固定的交流过程，而且在一定的时间里，它们当中的每一种都依次在外来的影响下重新复苏。在文化领域里专横的法则是行不通的；如果希望使某一文化成为不朽的，那就必须促使这一文化去同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但是，如果把某一文化从欧洲的整体中分离出去是危险的话，那么力图使这一文化与别的文化拉平的做法也并不怎么保险，因为这会引起面貌雷同。多样性和同一性同等重要。譬如说，“混合语”、基本英语的，或者大家都听得懂的世界语的其他变体就完全适用于一定的、有限的目的。但是如果各民族之间的一切交往都用某种这一类的人工语言来进行的话，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交际该有多么别扭。确切地说，在个别情况下，这样的交际就完全够用了，然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我们就会遇到互相间完全听不懂的现象。诗歌总是使我们联想到只能用一种语言来说，而不能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那一切。如果找不出肯于不辞辛苦地并千方百计地学好哪怕是一门外语，并能学到能够像用本族语一样用外族语言来感觉的程度的人，那么各民族间的精神上的交流是不可能实现的。了解了另外一个民族中那些为掌握你的语言付出了劳动的人，就能对该民族有更多的了解。
由此可见，研究别的民族的诗歌能给我们带来特别的益处。我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诗歌都具有这样一些属性，要理解这些属性只有那些对其说来诗歌就是其本族语的人才能做到。但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我曾发现，在阅读一篇用我不十分熟悉的语言写成的散文时，直到我用学校里采用的标准——弄清每一个词的意义，分析语法和句法结构，最后把整篇文章译成英文为止，我才能弄懂它。与此同时，一篇诗歌体裁的文字，别看我不能把它翻译出来（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我不认识的词语和我弄不清其结构的句子），它却能给我留下直接而且是逼真的印象，留下一种独特的，在用英语阅读后所产生的任何一种印象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印象——传导给我一种我用言辞无法表达，但却本能地领会了的那种东西。而且后来，在我已能较为自如地掌握了这种语言之后，证实这种印象是靠得住的，我没找到在这篇诗文中本来应该包含的东西，但却捕捉到了诗文本身确实具有的某种含义。有时在办好护照，买好车票之前通过诗歌就能够了解他乡异国。
可能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在考虑诗歌的社会功能的同时，我们顺便对属于欧洲地区的那些语言不同，但却有着同源文化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的全部实质进行了一番了解。当然，我们不打算由这里作出政治性的结论，但是我认为，倘若那些在其职权范围内存在着政治问题的人们也能经常来过问一下上面论及的那些问题的话，那将是十分可取的。这样做很必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将其物质方面作为自己关心的对象的那些问题的精神内容就会被揭示出来。如果从我对之感兴趣的那一方面来看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就会接触到具有不总是理智的，但却要求理智去接受的那种自身发展规律的生动的过程，就会接触到像风、雨和四季之更替不受其支配一样，它们也不受谨慎的计划和调整的支配的那些过程。
最后，假如我强调诗歌按其本身的“社会功能”是面向所有同诗人操同一语言的人们（其中也包括那些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诗人的存在的人们）这一点是正确的，那么由此可以断言，欧洲的所有民族都会对于能使每一个民族都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诗歌这一问题感兴趣的。我不会用挪威语读诗，但是假如有人对我说，用挪威语再也创造不出诗歌来了，我一定会感到一种远比对这个国家的一般同情心更为严重的原因所引起的焦急心情。我会从中看到有在整个我们这个大陆上蔓延的危险的那种疾病的征兆，会看到导致处处都丧失表达能力，从而也就丧失了体验与文明人相称的那些感受的能力的衰败的苗头。这种情况无疑是会发生的。现在大家对宗教信仰的危机谈论得很多，但却很少听到谈论关于从宗教角度认识生活的危机。使当今时代震惊的那种病症，不但是不能把我们的前人曾经对神与人所抱的某些观念当作信仰，也不能体验前人曾经体验过的那种对于神和人的感情。甚至于就是在您不再把某种观念当作信仰来接受时，您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它；然而当宗教感情消失了的时候，人们力图用来表现宗教感情的那些言辞本身就失去意义了。毋庸置辩，宗教感情和诗的感情一样，在不同的国家里是有区别的，而且一代一代地在改变着；甚至在信仰和学说保持不可动摇的情况下，它依旧要改变。但是，这样的变化——是人类生存的法则，而我说过的那些话则意味着死亡。同样也不排除诗歌的感情和为诗歌提供了原料的那种感情，将在各处消失；不过，也可能，这到会加速全世界形式划一的到来，某些人正是把这种形式划一看作全世界的幸运。( 吕 国 军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