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诗15首

叶芝，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出生于都柏林一个画师家庭。他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19世纪90年代，倾向浪漫主义。1891年，他与一些诗人组织了“诗人俱乐部”，主张诗的语言要有梦境的朦胧、含蓄和超俗。这一时期的作品表现出脱离现实的唯美主义倾向，深受斯宾塞、雪莱的影响，后来又接受了布莱克以幻景表达诗思的艺术手法，因而被认为属“先拉斐尔派”风格。代表作有诗剧《心愿之乡》（1894）、诗歌《十字路口》（1889）、抒情诗《茵尼斯莱利岛》（1890）、《白鸟》（象征灵魂）、《世弱的玫瑰》（象征爱情）等。

19世纪90年代后，叶芝支持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并和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约翰辛格一同创办“阿贝戏院”。他创作了一些反映爱尔兰农民生活的戏剧，诗风从早期的虚幻朦胧走向坚实明朗。

出版了诗剧《胡里痕的凯瑟琳》（1902）、《1916年的复活节》（1921）、《谁与拂格斯同去》、《梦见仙境的人》、《秘密的玫瑰》、《云霞中的群仙》、《流浪者安格斯之歌》等。

后期是叶芝创作的成熟阶段，其作品具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哲理诗三种因素，突出的诗作有《钟楼》（1928）、《盘旋的楼梯》（1929）以及《驶往拜占廷》、《拜占廷》、《丽达及天鹅》等。

叶芝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称，授奖是“由于他那永远充满灵感的诗，它们透过高度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是叶芝的《当你老了》里最为有名的诗句，也是他流传最广的诗歌，仿佛这首诗歌和叶芝之间已经划上等号似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从这首诗歌开始认识叶芝的，于是大家都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抒情诗人。其实，这只是叶芝的一个侧面，这就如同站在靠近海洋的岬角去眺望海洋时，所见到的只是海洋的一小片。

其三，陆游之广为人知，还缘于在他身上曾演绎了一幕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在他身后留下了一组以沈园为背景、反映他和前妻唐氏爱情故事的情诗——沈园诗。清人陈衍在《宋诗精华录》曾这样评沈园诗：“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沈园诗不但是我国诗歌史上著名的言情佳作，而且可推为宋诗孤本的爱情绝唱。

除此而外，陆游的人生经历也有许多带有时代特征、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让人感喟。他生于南北宋之交，一生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创作横亘南宋前期诗坛，并且与南宋政治气候息息相关。我们解读陆游，不啻开启了一扇了解南宋文坛和政坛风云的窗口。

陆游的出生富神秘色彩。他生在淮河的一条船上，呱呱落地时，船外正值狂风急雨、惊涛骇浪，动荡的环境为他的人生拉开了独特的序幕——不久，即是“靖康之变”。诗人的整个青少年时代是在丧乱中度过的。诗人儿时在家，亲见当时士大夫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  ，深受感触，自小即怀忧国之思，决心志扫胡尘。正当陆游踌躇满志想建功立业时，却受到了以秦桧为代表的投降势力的压抑与摈斥。陆游29岁赴临安锁厅试，名列第一，适逢秦桧之孙秦埙屈居其后，遂为秦桧所嫉恨；又因陆游喜论恢复中原，在次年的礼部试中即遭黜落。直到秦桧死后，陆游才得以出仕。孝宗即位之初有恢复中原之心，陆游颇受重视，并以“力学有闻，议论剀切”  赐受进士出身，一度在枢密院供职，为北伐起草《代二府与夏国主书》和《蜡弹省札》两文。然而，由于符离败役，孝宗一朝从此不再提“恢复”二字，陆游也因主战而被贬出都。旋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  的罪名罢官回乡，一弃就是五年。

陆游在故乡镜湖边筑室赋闲，原以为一生与事业无缘。谁料年届半百的陆游，却再一次面临着人生转机。乾道六年，46岁的他因贫出仕，万里入蜀，应当时枢密使兼四川宣抚使王炎之召，以干办公事兼检法官的身份入幕南郑，从此走上了得以张扬平生习气的抗金前线。南郑是南宋西北边防重地，朝廷此时调王炎为四川宣抚使，本寓巩固西北边防的意思。王炎上任后广招幕宾，把宣抚司从利州（四川广元）徙于兴元府（南郑），靠近秦陇，种种迹象都摆出恢复中原的跃跃姿态。陆游在军中很受鼓舞，并亲履川陕前线考察形势，向王炎献策，“以为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  。朝廷此际只想求稳以图保全，王炎的作为非但无功，反而引起猜忌。陆游赴幕的当年秋天，王炎即被召还临安终身不用，征西军幕也作鸟兽散。陆游带着一腔遗恨“细雨骑驴入剑门”，从此结束了他“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雄快生活。他离开南郑是不得已的，忧愤与不甘最终坦荡无遗地反映在蜀播迁宦游的诗歌之中。陆游在南郑前线仅八个月，却为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追忆和取之不尽的诗料；九年川陕生活的实感，使他永远怀抱着“曾经沧海”的感慨。

陆游奉召东归后，由于弄权的曾觌、王汴之流当道，他又被排挤出朝，先后在福建建州、江西抚州、浙江严州等地任职，至65岁因“嘲咏风月”罪被斥归故里，前后十余年间凡三遭黜落，投闲居其大半，坎  不遇可见一斑。从入蜀到东归，是陆游一生创作最重要的时期，朝廷和、战消长的政治背景和诗人宦途沉浮的感慨均反映在诗中。诗人63岁在严州任上第一次汇刻了诗稿，特以《剑南诗稿》命名，以示对中年川陕生活的珍视。

陆游从65岁退居故里到85岁去世，期间除曾去临安做一年史官外，一直在家乡山阴镜湖农村赋闲。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晚年诗歌创作的重心也日渐转移到对乡居平淡生活的描写上。但报国之志、忧国之心，未尝因野处老迈而丝毫减衰。开禧北伐前，陆游从大局出发，力排众议支持韩侂胄对金用兵，还幻想自己化为一匹“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的老马。至于临殁前的《示儿》一诗，其生前之愿、死后之心更让人深深感动。他是带着“死前恨不见中原”的遗恨离世的，但其的一生却给后世留下了异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放翁诗凡三变”，即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从现存的诗稿看，除少工藻绘的特点不明显外，其他两点基本符合陆游创作的进境。陆早年师从曾幾，私淑吕本中学习江西诗法。现入蜀前诗仅存百余首，大都精粹隽拔，清新可读。中期存诗2500余首，成就最显，是典型的放翁诗风的代表，也是诗稿中最精华、最有特色的部分。晚年退居山阴农村，创作最丰，存诗达6600多首，创作重心有所迁移，诗风归于平淡，显示出陆游诗的另一种风味。

在陆游诗歌的解读中，有几个问题必须引起读者的注意。

一是关于陆游诗歌的自评与他评问题。

对于自身的创作情况，陆游晚年有许多自评其诗总结性的言论，如“束发初学诗，妄意薄风雅。中年困忧患，聊欲希屈贾。宁知竟卤莽，所得才土苴……”（《入秋游山赋诗略无阙日戏作五字七言》之一），诗人在与儿辈论一些诗的得失时，对早年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有时对中年的创作也不满意，只有对晚年的诗颇为自爱，说“诗到无人爱处工”（《明日复理梦中意作》），而作品的实际情况并不尽然。陆游存世的《剑南诗稿》共计85卷，分前后两次刊刻。第一次严州任上刊刻的20卷系他亲自校定。后65卷是他儿子陆子虡在他身后汇刻的。《剑南诗稿》的前20卷，收录的都是早、中年时期的诗作，诗人同时代的周必大、杨万里、朱熹等人当初读到并普遍看好的就是严州所刻的前20卷本诗稿。恰恰是这2500多首诗，使他获得了“小李白”  、“不蹑江西篱下迹，远追李杜与翱翔”  、

“在今当推为第一流”  、“笔力回斡甚善，非他人所及”  的巨大声誉。明清两代论者在极力推重陆游诗艺“模写事情俱透脱”  、“不窘、不狭、不纤，独能出奇无穷”  、“真朴处多，雕锼处少”  的同时，评价的微词也不绝于耳。常常出在“及观全集后，前意顿减”  ，或恨“蹊径太熟”  上，以为放翁诗粗率不耐看。沈德潜《说诗晬语》分析，造成此种口实的原因是“诗篇太多，不暇持择”，是为持平之论。放翁创作周期长，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作品繁富在宋代诗人中是不多的。但必须辨析的是，这种简单的重复，主要出在晚年近七千首诗的创作上。陆游严州任上所刻的20卷诗，自我把关很严，对63岁之前的作品已作了严格的汰选，留下的大都是精彩可读的篇章。现存《诗稿》三分之二强的作品，均是诗人退居山阴农村20年间的创作，里面虽不乏妙手偶得的佳章，如对爱国之志至死不渝的抒发、对农村风物的细腻生动描写、对前妻缠绵悱恻的爱恋，并伴有精彩的关于创作的评论。但无可否认，后期诗存在不少平庸、随意、轻率的作品，如怀旧一类诗境的重见复出，句式、典故的熟滥  等。诗人要在满眼桑麻、缺少新变的生活中酝酿激情、发掘诗意固然不易，而选者要在数千首的日课诗中选出精粹的篇章，似乎更有从严删斫的必要。宋代印刷业发达，作品在自然流传中淘汰的可能性已小，所以宋人自觉的删诗，不啻是一种明智之举。陆游原有这方面的意识，退居后，也许是老年人的心态，对自己晚年的东西特别珍视，后数十卷在编定时“朱黄涂撺”，“亲加校定”  ，再也没有当年大刀阔斧删汰的勇气。这求全之心，反而留为口实，也是诗人始料未及的。因此，我们对陆游自评其诗的某些言辞有必要持审慎态度。诗人钟爱晚作，并不止一次地推举自赏，这只能看作是诗人晚年审美评价的主观感觉，不能成为后人评价其诗的客观依据。

和陶渊明、杜甫的身前寂寞不同，陆游在生前就享有盛誉。时人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并称，视陆游为“中兴之冠”  ，被推为南渡诗坛稳操牛耳者。对陆游诗中的主流创作，即引人注目的爱国诗歌，在当时就引起了足够的重视。郑师尹在为《剑南诗稿》初版作序时就点到放翁诗“忠愤感激，忧思深远”的特点。杨万里说陆游“重寻子美行程旧，尽拾灵均怨句新”  ，罗大经《鹤林玉露》云陆诗“多豪丽语，言征伐恢复事”。即使在明朝中叶前后七子高呼“诗必盛唐”之际，陆游还是被推为“广大教化主”  ，受到士大夫重视。这个视为“诗魂”的主体精神，在民族危难深重的关头，更多的人是从陆游诗歌中汲取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然而，这一部分爱国抒情诗，在整部《剑南诗稿》近万首作品中的实际数量和所占的比重，不是特别多，远远不敌他的闲适诗，却能给人以“集中十九从军乐”的深刻印象。这说明一种精神和与之相应的篇章，有时并不需要绝对的量化，关键在于感发的强度、真切的程度、持久的魅力。正如纪昀所言：“此种诗（指《书愤》）是陆游不可磨处。集中有此，如屋有柱，如人有骨。”  这些诗，不论在整部诗稿中的数量比例多少，将永远是陆游诗的脊梁。古代论者在感动此种精神的同时，在选诗评论方面，却呈现出另一种光景。由于这类诗常集中在知名度较高的几首名篇中，为人所共知。所以，一些选家在选辑陆游诗歌时，为体现选本的特色，避免复出，对这类诗歌反而言之甚少或者约略不言了。不少选家往往“略其感激豪宕沉郁深婉之作，惟取其流连光景”  的诗歌。包括深受陆游的精神感召的宋代诗人刘克庄、元代方回，都喜欢摘章截句，激赏诸如“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等，以至于有的读者以为陆游只是“苏州一老清客”  ——这是一种倾向。另一种倾向则是，一些论者因为有感于陆游盛名，于是求之过深。在选辑评点陆游作品时，殊多留意于圭璧之瑕可供臧否之处，还特别胪列了陆游诗中重见复出和稠叠句法加以针砭，放大诗人贪多务得、出手率尔的疏误。陆游晚年诗，瑕瑜互杂，不暇剪除荡涤，这是事实。但正如唐诗之美，《全唐诗》未必首首精湛一样，我们看陆游，也应持辩证的眼光。陆游诗的艺术成就，固不像贺裳所言“才具无多，意境不远，惟善写眼前景物而音节琅然可听”  ，诗作繁富有所复出，不应成为全盘否定陆游的理由。陆游诗是经得起删选的，在诗稿中立意与诗艺双馨的作品，比比皆是。其名篇与文学史上任何一位大家相比，均毫不逊色，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安可以选者之误，并集矢于作者哉！” 

二是对陆游诗歌的艺术个性和艺术独创性的理解。

与古人指摘其出手率尔、句式重复不同，今人对陆游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对陆游精神的高度肯定和对陆诗缺乏艺术独创性、不够含蓄深婉方面。文学的问题，最终还应回到文学本体的探讨上来，这是文学批评的成熟和深化。

关于艺术个性，我认为必须结合作家的具体情况加以考察，不应有划一的标尺。诗人个性风格的形成，既有其外在的因素，也有其内在的性格基础。特别是抒情诗人，个性的差异，是形成不同风格的一个最根本的要素。以前我们探讨陆游的创作风格时，比较重视外在因素，比如说有据可循的诗学渊源、师承、境遇、交游，等等，而对诗人个性气质解析往往比较忽略。其实，创作风貌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诗人精神气质的个性差异造成的。辛弃疾、陆游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文学成就不相上下，其面目大不一样。范成大和陆游唱和最多，两人有蜀中一段密切的交往，诗风之异，也如同人面，这不能不说是个性在起作用。陆游并不缺少艺术个性，恰恰相反，他那以热烈而坦然为标志的艺术特色，正是他独特性格的体现。与祖、父辈持重、恭厚、稳重的个性不同，陆游实属多血质外向型性格的人。他性格中有许多“极端”的因素，如对酒能歌、爱花欲狂，性好奇险、我行我素，有较强的表现欲。诸多方面都似唐代的李白，其用世之心的迫切与执著，又远甚于李白。陆游有远瞩政治的能力，并以史才武略自信自期，却不谙身边的仕途风云，缺少谋身的能力。太多的文人诗人气质，使他能够在艺术创作领域内纵横驰骋，在梦境醉歌中大显身手，却在现实生活中捉襟见肘，动辄得咎。他的性格不适合那个畸形局促的时代，朱熹说“恐只是不合作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  。确实，陆游政治上的单纯和热情，是成就他诗歌浪漫情调必不可少的因素。

陆游与辛弃疾相比，在政治理想和恢复中原的意念方面，有着同样强烈和持久的信念。陆游初不愿成为一个诗人，正如辛弃疾未料自己竟成一位词家一样，文学上的建树实非他们的本愿，都是事功落空后的产物。也就是说，陆、辛的诗词内容，并不存在多大的“说什么”的差异，关键是“怎样说”的问题。两人因个性的差异，手段自是不同。辛是一个有谋略、有手段，在实践方面可以建立事功且有权变的英雄人物，他的武略文才可以从他壮岁深入金营、只身擒缚叛将张安国、组建飞虎军和《美芹十论》论奏中得到证实。当壮志落空后，他便把平生的胆识与谋略手段全部用到了词的写作中，这固然是一种艺术需要，同时也包含着政治上的一份压抑。在词中往往用曲笔、典实、景物为抒情手段，幽折多变，盘旋激荡，不作直接叙写，赋壮词而不乏曲折含蕴之美，故能独树一帜。与辛弃疾相比，陆游只能算是一个热情而单纯的诗人，无论是处世还是创作，都表现出这方面的特点，易感、率直、透明、真挚，与辛弃疾有意敛藏不同，不加讳饰的性情流露以及沛然勃发的盛气，成了陆游艺术创作的特征。性格与诗歌互为表里的创作，使陆游触处皆发，热情真挚而顿挫不足，这也是单纯浪漫个性使然。陆游能在经历了两次北伐失败、屡遭谗毁摈斥、放废农村整整20年以后，对朝廷北伐仍怀抱幻想，临殁时尚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的遗愿，这正是诗人赤子情怀的表现。

在诗歌史上，原有许多本色的创作，如屈原作品中高洁好修的向往追求，陶潜诗的任真自适，李白的狂放飘逸，杜甫的忠爱缠绵等，他们笔下的题材和内容，都是一种与生命、性情、襟怀相结合的本色流露，而不仅仅如一般诗人只凭才情技巧“作诗”。才情与技巧可以有一时动人的篇章，但这仅是偶然的灵感，只有以生命本色作诗，才具有足以感发人心的巨大震撼力，这正是伟大作家与一般作家的区别所在。陆游就是这么一个用生命本色谱写诗篇并用整个一生来践诺伟大志向的杰出人物。陆游从江西诗法入门，应该是懂得艺术的谋略之道的，但江西诗法显然与他束缚不住的个性有不谐之处，所以他在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在回避这种谋略而追求袒露和率真。陆游是性情中人，他的诗大都率性而发，直书其事略少含蓄，这确是情之所至，是他个人也无法控制的一种情感。鲁迅曾说，陆游是南宋“慷慨党”  中的一个，还说情绪正烈时不宜作诗，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是出于对艺术的理性思考。鲁迅的冷峻深刻，原不是放翁所有；而放翁的热烈浪漫，也不是鲁迅所长。陆游的一些抒情诗，绝大多数是在情绪激烈时写下的。他不加讳饰的性情披露，至情至性的抒发，大到对国家民族的爱，小到私情玩好，都是那么率真天然。连丰富的阅历、坎坷的遭遇也未能改变这种与生俱来的秉性和特质。他的爱国述志诗是真情的流露，貌似飘然出世的“渔歌菱唱”，一直被认为是有悖情志“消极”之作，我以为也是放翁性情的写照，是一种明眼可见的政治牢骚，一种单纯执著性格之人的偏激。钱钟书《谈艺录》中说“狷急之人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陆游性格外向，快人快语，心中积郁既多，发而成诗，于是大气磅礴，沛然而来。虽然在艺术手段晦明变化的运用上，可能稍逊于苏、辛，但自有一股激荡于诗、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这正是放翁诗发扬踔厉处。

三是关于陆游诗歌的再评价问题。

陆游的作品，一直是后人关注的热点。从南宋到清末，就有280余家论者对他有书面评骘  。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陆游作品的关注程度更甚于古人。

20世纪前50年，由于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陆游诗中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情感深深感动了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在后50年，陆游作品的研究依然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方重镇。即使在五六十年代乃至“文革”期间，一直不受重视、门庭冷落的宋诗研究领域中，陆游诗歌研究一枝独秀的现象也是殊为罕见的。这一是缘于陆游的诗中爱国思想比较突出，刚好趋合了当时特别强调的文学社会意识形态功用的批评标准；二是因为陆游诗中确实有让人感动并能使人产生共鸣的地方。毛泽东并不喜欢宋诗，但他却十分激赏陆游的作品，还模仿作“仿陆放翁诗”。在这种背景下，有关陆游的一些基础性研究也得以全面启动、顺利开展。像齐治平的《陆游传论》，欧小牧的《陆游年谱》，朱东润的《陆游传》、《陆游研究》，孔凡礼、齐治平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等成果，都是那时起步并奠定的基础。那个时期，国内高校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均以完整的章节和较大的篇幅，给陆游以充分的评价，影响波及甚远。总之，陆游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领域，有时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上升为一种精神感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他甚至具有独特的社会地位。

20世纪的后20年，是文学批评的自觉时期。以往研究中只讲唯物史观和社会学批评的现象，得到了根本的转变。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受到重视，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野大为拓展。宋代文学研究全面铺开呈多元发展的趋势，陆游研究也得以长足的进展，出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与前时期比较，多有发挥与创见。然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学术界重写文学史呼声的日益高涨，一些以往由于“左”的影响没有被充分评价的古代作家，陆续被重新提出讨论；一些本来没有给予应有地位的诗人，他们的艺术价值也逐步得到充分的发掘和确认。以前，当别的作家不同程度地受冷遇的时候，陆游却受到特别关注与青睐，其文学地位自不待言；问题是当别的作家的文学成就被一一重新确认并且给予较高评价时，陆游的文学地位是否将面临着新的评估和新的挑战。于是，在一些研究中，有的论者开始对陆游的文学地位和创作成就提出一些看法和质疑。除上面提出的关于艺术个性和独创性问题外，诸如陆游研究是否尚存空间，陆游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究竟应处什么位置，在新的批评格局中如何重新认识陆游诗的价值，等等。

我以为这种质疑和思考是正常的。确实，陆游研究到了现在这样的程度，每进一步都实属不易。由于最近20年研究的积累，一般性的问题论者都涉及到了。今后想有大的突破，则有赖于材料的发现和视角方法论上的突破。比如说杜甫研究，本以为宋以来千家注杜，已臻极致，但后来在这一领域里还出了那么多成果，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可见，只要作家作品的价值存在着开掘的可能，那么相关的研究将永远有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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