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帖姆诗6首

后现代主义文学不再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对人物进行逼真可信的肖像描写，相反，人物（主体）被极度符码化，白雪公主变成了卡通人物，情节变成了V，或者X，等等，由此，被笛卡尔（Rene Descartes）和黑格尔等所高扬的形而上学的主体观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不过是“一副面目、一个角色、一个虚构，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充其量是一座怀乡的雕像”。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我们目睹了主体性观念的衰落甚至消失。主体不再具有内涵，相反，是通过叙述由叙述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主体与语言一同出现，没有语言，主体就不能发生。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主体是不确定的、荒诞的，以及虚无的。正如福柯所言，“人是一个近期发明，而且他或许在接近其终结。如果说那些格局既然会出现也必然会消失……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人将会像海边沙滩上画的一副面孔一样被抹掉。”

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主体观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主体——人的先验性的批评。主体不是自主、自为和先验的，那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个“神话”。第二，对人的中心性的摧毁。人不再是“万物的尺度”，福柯甚至宣布了“人的死亡”，即各种由文化科学知识所构造起来的“人”已经死亡。第三，对人的本质的批判。人是历史的产物，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的本质既不是肉体，也非灵魂或理性。

后现代对主体和人的本质的解构直接导致了人道主义的破产和后人道主义的诞生。后人道主义认为并不存在普遍一般、永恒不变的人性和人的本质，传统人道主义的“人性”观念、“人的本质”的观念都应该抛弃，因为人的存在是相对的、多元的和复杂的。

从词源学上来讲，“作者”一词起源于拉丁语中的三个动词：agere，意即“行动或呈现”；auieo， 意即“捆系”；augere，意即“生长”；以及希腊语中的名词autentim，意即“权威”。中世纪时的重要学科中都有“作者”的概念，“作者”的作用是建立学科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并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树立了中世纪文化的道德和政治权威。以狄尔泰（Willhelm Dilthey）为代表的传统解释学将体现作者意图的本文含意奉若神明，认为解释学的目标就是寻求文本的作者意图。现实主义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一种“叙述契约”，读者通过与文本接触可以认识文本所创造的世界或指涉的世界，满足他们填补文本中意义空白的期待，但文本仍是中心，作者乃意义之源。新批评家们通过“细读”（close reading）首先解构了作者的权威地位，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独立于作者的意图的，任何寻求作者意图的批评都是“意图谬见”。后现代解释学也否定了作者意图以及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W·K·温默萨特（W. K. Wimsatt）和M·C·比尔兹利（M. C. Beardsley）明确指出：作家意图无法追寻，甚至连作者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作者意图既不能有效地追寻，也不值得追寻。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Writing Degree Zero , 1953）中已经暗示了作者核心地位的消解，在《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 1967）则明确宣布了“作者”的死亡。作者并非个人生命的表现者，而只是语言操纵下的表演者。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作者与作品是父与子的关系，但在巴特看来，如果作者“确实想表达自己，至少他必须懂得，他想‘翻译’的内部‘事物’本身只是现成的词典，词典的词只有通过别的词才能解释，等等，以至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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