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贞姬诗4首

这些学说立场以各种方式或深或浅地影响了文学。浸润了某一意识形态的碑文、诗歌、散文、故事、小说和戏剧，是很容易辨识出来的。“佛教”和“道教”是中国文学两种最丰沃的养分。仅仅说“佛教”和“道教”，就好像它们是泾渭分明的单一体，这种提法当然是过于简单化的，因为佛教和道教各自有多种派别，更不用说大量的佛道合流了。有些宗派，如禅宗和净土宗是文学家和批评家特别丰富的文化资源。而道家思想天才庄子（前355—前275）对文学的影响则不可估量。仅试举一例，贾谊（前200—前168）的《  鸟赋》是作者和创作日期都可以确定的最早一首赋。在这首作品全部四十四行中的九行直接引用自庄子，而两行可以说来自《道德经》，另有一行同时出现在《淮南子》（公元前二世纪一部内容杂糅的道家著作）和《吕氏春秋》（公元前二世纪的一部法家汇编）中。庄子在后代作品中的回响不胜枚举。可以说，如果没有庄子，很难想象中国文学将会是怎样一副面貌。

虽然本书单辟两章（第九、十章）专论佛教和道教，但必须指出的是，将佛教和道教从过去两千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单独提取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错误的。因此，在本书各章中，都能找到佛教和道教的身影。专论佛道的两章主要处理宗教团体自身创作或翻译的经书。虽然这些作品卷帙浩繁，除了经文自身之外，还涵盖各种文本类型（传记、叙事和历史，等等），但也不可能穷尽佛教和道教的作用，以及它们对措词、意象、符号、结构、寓意方法、韵律特征还有一些全新文类和文体方面的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如Rolf Stein，Edward Schafer，Kristofer Schipper，Nathan Sivin，Anna Seidel，Michel Strickmann，Michael Saso，Isabelle Robinet，John Lagerwey，Paul Kroll，Livia Kohn，Stephen Bokenkamp，Kenneth Dean，Terry Kleeman和Lowell Skar等先驱学者已经给我们展示了道教这一变化万千的思维和信仰如何建构起了中国想象性作品的巨大框架。Schafer和Kroll的研究揭橥了大量中国诗歌中的道家维度。道教概念如仪式、炼金、养生和房中术对于中国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刻影响。近来学术界特别关注的是全真教和正一教对各种明代小说（包括当时的几部重要色情作品）的影响。

至于佛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中国音韵学、韵律学、逻辑论证体系和分类法（以《文心雕龙》这样的文学批评著作为代表）的语言学影响，以及它对世俗领域内全国性半方言写作风格的通行，佛经中“佛教汉语”（文白汉语、梵文以及各种中亚语的独特混合）的形成和标准化的影响等。一些佛教徒，如慧远（334—416）和玄奘（约600—664）在各种传奇和传说中有着惊人的地位，前者以其对时政的批评，后者以其远赴天竺艰苦卓绝的朝圣、对经文的高超翻译技能和对艰深学问的讲授而流芳百世。

到唐代为止——如果不是之前，佛教就已经全面渗透进中国社会，不受佛教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曾经写过言辞犀利的毁佛文章的大儒韩愈（768—824），也与佛教僧侣有着密切联系，并且有可能无意识地在自己的散文或者诗歌中不时流露对佛教的情感。唐代是一个皇室公开以道教为宗的朝代，而佛教在唐代社会无处不在，在《全唐诗》约四万八千首诗中，将近十分之一在标题中明白无误地提到佛教。而在诗的内容中公开提到佛教的则无疑更多，至于在诗的意象、隐喻、措词和价值观中隐含的佛教指涉，则数不尽数。如白居易、王维（701—761）、寒山和王梵志等唐代大诗人的诗，如果没有基本佛教概念和术语知识，是难以理解的。佛教在唐诗中的无处不在，极好地说明了为什么难以将佛教和世俗文化一刀划开。

二十世纪最丰硕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之一，是郑振铎（1898—1958）和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等学者对所谓讲唱文学的研究。这项研究的开展最初是受到敦煌出土文献（见第四十八章）的推动，因为在敦煌文物中发现了这类文本的最早样本。但是，研究不久就拓展为对两千多年来中国民间文学中讲唱文学的系统考察。在讲唱文学的兴起中，佛教居功至伟，在许多印度宗教和世俗文学类型中十分典型的讲唱经由佛教文献被引入中国。佛教也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中一些基本概念的产生，比如宋代学者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颇具禅意而作为诗歌灵感的“妙悟”概念，以及博学多识的现代学者王国维（1877—1927）提出的诗歌领域的“境界”概念。佛教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这些以及其他贡献，是由以下优秀的二十世纪学者发掘出来的：季羡林、饶宗颐、霍世休、吴晓铃、周绍良、项楚、孙昌武、藤枝晃、入矢义高、川口久雄、牧田谛亮、金冈照光和福井文雅。

虽然佛教和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不过有时很难将佛教与道教的影响清楚地分开。比如有些宋词词牌起源于道教，而同时又有一些词牌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具体联系。佛教与道教传统协力促成了晚唐的“宝卷”转变为宋词。两部最著名的中国小说《西游记》和《红楼梦》中，充满了佛教和道教的观念和意象，如果对这两门宗教一无所知，那么这些观念和意象会让人一头雾水。这一现象凸显了佛教和道教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一紧密关系从佛教传道者踏上东土的第一天起就已经开始了。

如果说很难从中国社会和文化这幅织锦中将佛教、道教和其他之前所提到的思想体系独立出来，那么将所谓非汉人从中国人中单独划分出来就更加困难。少数族裔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不止是异域丝绸。一语概之，如果没有“夷狄”，也就没有中华。

中华文明公认的“核心区域”为黄河和陕西省的渭河交汇地区（或者后来山东省的泰山周边），被非汉族四面包围（在其统治体制和国民之外）。统治集团不断从所谓核心区域迁徙到北方和西北方——在青铜器时代，与现在的中国文化并存的异族文化在这些土地上曾经辉煌过，与此同时，非汉族进入中国内部（包括黄河流域）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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