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奥哈拉诗5首

　　19世纪后期的西方文论和批评发生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在此之前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要么是诗人和剧作家，如雪莱、华兹华斯、席勒和歌德等，他们在创作之余，在一些零星的文章或者作品的序言中，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或者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要么是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谢林等人，他们从各自的哲学体系出发，讨论美的问题，并就文学问题提出他们的观点，像布瓦洛这样的专门的文学批评家为数甚少。19世纪，伴随着文学史的奠基，出现了一批专门的研究专家，他们把文学批评、史学和社会学相互结合，创立了文学史研究方法。文学史以前的文学批评所关注和提出的问题是：戏剧和诗歌应当怎样写？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而文学史则提出了全新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诗？荷马或者高乃依这样的诗人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已经是老生常谈，然而它们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时代的来临，并延续至今。

　　从社会条件上说，文学史的建立与现代大学制度息息相关，19世纪后期，因为普法战争的失利，法国开始全面学习普鲁士的大学体制，使大学成为新知识的工厂⑨。在新建的文学系中，教授们既不是传统的作家也不是哲学家，而是专门的文学研究者，他们的职责就是要探究有关文学的种种知识。从思想史的角度上说，文学史的基础是19世纪得以充分发展的三大主题：人、科学和历史。

　　19世纪是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时代，新的知识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极其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关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认识你自己”，实现这一任务不再完全依赖冥想和哲学的思辨，也不依赖上帝。实证主义成为主流思潮，人们相信只要采用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最终认识世界的真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也开始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并卓有成效，在人类的精神领域，科学知识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人文学科也开始向科学看齐，普遍吸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长期以来，文学被当作个人的教养和美学修辞，但是在19世纪的大学中，它作为一个学科，必须提供知识，贡巴尼翁先生认为文学批评有两大主要的动力，一种是求知，一种是美学的判断⑩，19世纪后期，在“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s)的大潮中，文学走向了求知之路。

　　圣伯夫(1804-1869)，法国著名批评家，是法国现代批评的先驱之一，他的批评关注于作者的生活，通过分析作家来理解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保尔-罗亚尔修道院》《周一杂谈》《文学肖像》等。

　　作为一位伟大的批评家，圣伯夫认为批评自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批评并不创造什么，并不出产什么完全属于它自身的东西，它邀请甚至强迫他人参加一场盛宴。当所有人都彻底地享受了它最先发现的东西之后，它自己就悄然隐匿。它的职责是教育读者大众，就像丰特列尔等优秀的教育者所说的那样，他的工作就是要让自己显得毫无作用……”(11)对他而言，文学批评既非权威的审判官，也不是自娱自乐的独语者，面对伟大的文学作品，批评必须总是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

　　圣伯夫的文学评论主要是为同时代的作家所勾画的肖像，在他的主要作品文集《星期一》中，他观察和描写同时代作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他们的生活琐事，梳理他们的心路历程，从而对作家的性格特点、生活方式和思想加以评判，力图在作品和作家的人生之间建立起确切而真实的联系，从人到作品，从作品到人，“知人论世”的传记批评是圣伯夫批评的主要方法。他这样总结自己的文学观：“对我而言，文学和文学创作与人的整体是密不可分的。我可以品味一部作品，但是缺少对这位作家的知识，我很难做出判断。我想说的是：什么树结什么果。因此文学研究很自然地会走向对精神的研究。”(12)在圣伯夫眼中，文学作品就是作家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状态的反映，并表现作者的意图，因此对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对作家个人的研究。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一个人呢？圣伯夫提出的方法是从一个人出生的地方、种族开始，然后是他的家庭，父母、兄弟姊妹甚至他的孩子，从这些人身上可以观察作家可能具有的遗传的性格特征，最后应当研究伟大的作家所处的团体，而他所说的团体，“并非偶然形成的一群为完成某项目标所构成的群体，而是一个时代的杰出青年才俊，他们也许并不类似也不属于同一家族，然而却像是在某一个春天同时起飞的鸟群，他们在同一片星空下孵育出壳。虽然他们的职业和志趣并不完全相同，却好像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诞生在这个世间。例如开启了一个伟大的世纪的团体：布瓦洛、拉辛、拉封丹和莫里哀。”(13)圣伯夫设想过，我们将可以像研究植物和动物一样研究人的精神和性格，探寻人的心理规律，解释作家的日常生活和创作心理活动。

　　圣伯夫认为，为了彻底了解一位作家，应当尽可能收集有关作家的一切资料，许多过去看上去与文学毫无关系的问题在他那事无巨细的观察之下都成为解释文学问题的钥匙，他说：“关于一位作家，必须涉及一些问题，它们好像跟研究他的作品毫不相干。例如对宗教的看法如何？对妇女的事情怎样处理？在金钱问题上又是怎样？他是富有还是贫穷……每一答案，都和评价一本书或它的作者分不开。”(14)圣伯夫的研究虽然历经种种批评，但是至今依然是文学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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