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刊头条·写作观】袁劲梅：《疯狂的榛子》创作谈

Original 2015-11-07 袁劲梅 人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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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施战军　

　　　　　　一部无法快速浏览的长篇小说，叫《疯狂的榛子》。

　　《战事信札》，是这部长篇的特质的渊薮，所有的人和事盘旋在它的前后左右，这是故事里的故事、小说中的小说。信札出自一个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美混合联队的飞行员之手，他无疑是国民党空军中的抗战英雄，直到驾机从海峡对岸归来之时，人们才知晓他是国军内部的中共党员。这些信札，是战事详叙，也是情书长卷。战乱之际，艰苦与浪漫、危难与向往，饱满其中。

　　小说以两家两代母女的历史遭逢和时代际遇勾勒出清晰的认知系统：世界情境之下的国史与人学，遭受过战争和斗争的前辈集体主义家国观，经历了个性意识涤荡的后一代的生命态度和生活哲学。遗憾和羡慕、苦难和原谅、疯狂和正常等等都发生在从国际阵营起始又到地球村渐大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上，人类绕不过去的精神与情感问题，与一种叫做PTSD的心理后遗症相关，如“咒”似“魅”，影响人生，劫持命运，甚而隐化为传统。小说中的“疯狂”并无彰显架势，但摆脱心理阴影、反抗厄运再来、决不重走弯路的坚定理念，大致构成了内在的沸腾热力。

　　将缜密之思寓于多趣之情，扎实的叙事、朗润的风度，容纳并尊重复杂，并不妨碍发现和呵护单纯。当被迫做出最狭窄的选择的关头，小说中仍然可以感知那最大可能的宽阔与最少伤人的偏执。《疯狂的榛子》至少是具备了杰作的涵养。

档案袁劲梅Yuanjinmei

　　美国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哲学教授，美国哲学协会亚洲哲学和亚洲哲学家委员会委员 (2008-2011)。研究领域和兴趣为比较逻辑、符号逻辑、中国文学。校级游泳运动员。在海内外发表过大量散文、诗歌、小说及哲学论文。曾多次获「汉新文学」小说﹐散文首奖。作品〈忠臣逆子〉获2003年联合文学奖新人奖中篇首奖、登上2004年北京文学排行榜，获第一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一步三回头〉获2005年《侨报》纪实文学奖。中篇小说〈罗坎村〉在大陆获2008 北京文学排行榜、2009 茅台杯《人民文学》奖、2010茅台杯《小说选刊》奖,2011年第四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九九归原〉登上2006年北京文学排行榜；〈老康的哲学〉入围2010年《江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 散文〈小孩、男人、狗〉入围2014《北京文学》第七届老舍散文奖。出版小说集《月过女墙》（2004）、中篇小说集《忠臣逆子》（2010）、长篇小说《青门里》（2011）。散文集《东邻西舍》（2012）、《剪烛西窗》（2013）。散文集《父亲到死，一步三回头》（2014）。以及逻辑专著一本（2010）。哲学论文<中国数学算式艺术中的逻辑空间探讨〉曾获2002年「傅. 查尔斯基金会优秀哲学论文奖」。

《疯狂的榛子》创作谈袁劲梅

　　我本想写一部单纯爱情故事，可是，爱情故事一到中国，就单纯不了。就是梁祝和宝黛那样的爱情，悲观离合也全是在一个文化结构里演绎。结果，我这部爱情故事就走过了三个时代和一个千年没变的社会结构。正义、自由、人性、幸福在追求爱情中被我们的民族心理演绎、诠释。等写完了，回头一看，我这部长篇小说写成了：顺着爱情走，一路诘问：人怎么才能好好地“活着，爱着，原谅着”？

　　把爱情放到战争、灾难和折腾中写，不是我要的，是历史安排的。我们碰巧生活在一个热闹的时代。日子从一头过到另一头，也没用多少代。人们希望发生的事没发生，种下西瓜，长出来成了傻瓜。想不到的事一件一件从天上落下来，就白了少年头。看看过去，再看看将来，好在天也没塌下来，星星还是尧舜时代的。站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反思人性，反思人造的灾难和灾难踩在人心上留下的脚印，我跟着故事里的人物一起寻找，书里书外的人，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谁能说“寻找”本身不是生命的意义呢？

　　“寻找”是这样开始的：2010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青门里志》，是反思从文革到商业社会这阶段的人性故事。文革中的野蛮，在我看，是一种全民族的返祖，行为伦理返回黑猩猩一族的游戏规则。走到人性最深处，人还真不能太骄傲。我们身上带着我们动物祖先的基因。看看我们干过的事，“对社会的罪恶，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从文化革命转到商业资本的纵欲，也没把人提拔多高，我们的动物堂兄博诺波猿早就能用《房中术》边治国边玩(解决争端的方法是性交)。现代的腐败官员的行为也是继续返祖。那什么叫作“人”呢？不能活了一辈子，连自己属于《山海经》里的那一支都不知道。现在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这么多“学”就想把“人”讲清楚。

　　人常常活成了一个老顽固，却也未必能搞清楚自已。这时候，文学就有事干了。“文学”说：我来把人的故事记下来，看看能不能把“人”讲清楚。写完《青门里志》后，我并没有想再写一个长篇，但是，我想再写探讨“人性”的故事。这时候，青门里的一个小朋友对我说：你写我妈的爱情故事吧。我答应了。《疯狂的榛子》中“喇叭妈妈”的爱情故事就这样铺展开来。

　　“喇叭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从小就知道一点。是那种大而干净，且不能轻易让妖怪碰的那种。写这种爱情故事，凄凄哀哀是一种糟践，没有宏大的背景托不住。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美人落难的爱情故事，是历史，是社会，是特定社会结构制造出的人性悲剧。它像一滴水，把一河水的性质都反映了。好也是它，坏也是它。大河说了算。一滴水的梦想不过是平平安安地当一滴水。风可以使劲地刮，浪可以翻了天，壮观也好，动荡也好，一滴水想要的只是：给风平浪静一个机会。“喇叭妈妈”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战区。那爱情故事做着风平浪静梦，发出了一些种子，种子一直长到现在。到我们这代还在寻找“和平”的机会。

　　中国姑娘爱什么样的男人，有群体性和时代性，反映社会价值观变迁。我小时候，看见过姑娘们就想嫁个当兵的，墙上好男人的照片身着草绿军装，腰上扎个皮带。（我太小，自然是轮不着，就要到了一顶军帽。也欣喜雀跃，抱着睡。）后来姑娘们转成要嫁大学生了，文化人成了理想男人。再后来，转成要找科级以上的公务员，当官的男人给女人安全感。到现在，姑娘们要嫁有钱的，男人腰上要扎个大钱包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推崇的价值精英。“喇叭妈妈”的家庭是“扎个大钱包”的那种，她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是保卫中国天空的航空战士。我在美国代顿空军博物馆看到过当年国民政府散发给中国老百姓贴的门神，就是肩插野鸡翎毛，头带飞行镜的洋关公。“喇叭妈妈”爱的人是当年中美混合联队（CACW， 1943-45）中的一名中方航空兵。

　　这样，我的寻找就从爱情转向了它的背景——战争。

　　我写战争、写航空战士，有朋友说：你是女的，战争的事你就别谈了。好象战争的性别是“男”。但是，我觉得：我小小年纪就有过“军帽情节”，应该还是有能力从我自己熟悉的角度写好“英雄”“美人”的。我没想写将军指挥战役，没想写士兵徒手肉搏，我想写战争中的男人女人，他们是活过战乱的人，我可以跟着他们的内心，去发现另一场内心的战争。“没有一场战争不同时也是内心的战争”（Marianne Moore）。哪怕是正义战争，战争强行带来的暴力也是人类的不幸。暴力对人的影响和伤害，除了让人断胳膊断腿，还会让人心理受伤。我想写对暴力的反思，不仅诘问暴力和反抗暴力的结果，而且诘问：暴力产生的原因？暴力留下的后果？人为反抗暴力牺牲的目的？

　　这些想法刚开始构思时并不清晰，一边读书，一边写，一边想，才慢慢清楚的。和我写其它故事一样，我先得找书看。看着看着，我发现中美航空战士真是值得爱，他们担负着中国战场上的重要抗日任务，却又那么人性。有一本书叫《火焰和陷落》，是那时陈纳德第14航空军中最年轻的前沿指挥官，29岁的文森特将军（General Clinton D. Vincent）写的日记。其中有一段记录他带了一封陈纳德写的信给罗斯福。信中写到：“我们没有干活的工具(指无军需补充)……我们能成功地一次次打败日本人只是靠了我们航空机组和地勤人员的勇气、进攻性和决心。”当中国地面军队无法守住前沿空军基地衡阳，文森特将军下令炸衡阳基地的那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毁了我们美丽的衡阳基地，我心都碎了。” 等我看了上百本回忆1942-1945年中国战场空中战事的书后（从老飞虎队进入中缅印战区到二战结束）。有一次上逻辑课，和学生谈了一点当年的美国第14、20航空军在中国的空中战事，学生说：“您教历史吧，这个好听。”这时，我想，我可以开始写了。

　　写作过程中，我的寻找从外部背景伸展到人物的内心。

　　我找到好几个去过中缅印战场的老兵，做访谈，每一个访谈收集的都是历史遗产。我还和各色老兵成了朋友。有一个老兵叫亚当，当年在菲律宾战场。在吕宋打下来之后，被调到日本驻守。战后的日本，没油没电没食物。他去书店买字典时，给了一个伙计一些食物。直到现在，还和那伙计的孙子互相拜访。亚当80多岁，是我班上的学生。有一次，我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巧碰上有菲律宾战场图片展。我说：“亚当，那里说不定有你的照片哩，我们去看看。”他坚决不去。其他学生都跑去看了，可任我和其他大学生怎么劝说，亚当都不去。他说：“我不想回忆那些事情。”亚当那年在中国过了84岁生日。还有一个老兵，是个哲学家。来我所在的大学做演讲。我跟他聊天，讲到他的过去，他发感慨说：“50年多前，我正在战场上跟你爸爸对打(指朝鲜战争)。”我说：“我爸没去过朝鲜战场，我叔叔当过志愿军到过朝鲜战场。”哲学家老兵问：“你叔叔还好吗？”我说，“他还活着，跟您一样，也快90岁了。”哲学家老兵诡秘地笑了,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叔叔都是冲天开的枪。”

　　这类故事让我感到：经过战争和暴力的，其实是具体的人。具体人才会谈恋爱，会受伤，会软弱，会后悔，会在战乱中、战乱后审视暴力。“喇叭妈妈”的情人才写得出情愫真挚的《战事信札》。具体的正常人并不喜欢暴力，不以弄过暴力为荣。不怕死的英雄，杀敌不眨眼的战士，是宣传品中的人物。他们也许存在。但我知道我想写的平民战士，他们是灾难的承担者，他们不是“也许存在”而是：就是我们的父母亲。

　　再往下寻找，就找到我们自己了。一个一个爱情种子合适不合适反正都长出来了，回过头来诘问：“喇叭妈妈”爱情悲剧原因何在？

　　我们生在一个祖宗留下的社会结构中。我们的父母亲活过了战争，又活过各种运动，活到了有我们冒出来。一条长长的寻找和平的道路，从“他们”一直走到“我们”。要是“喇叭妈妈”的爱情在抗战胜利后就堂堂正正地开花结果了，那我们这代人的事儿就简单得多。偏偏不是。我们小时候，傻乎乎地跟着他们过了一场文革，长大了，又一转脸自己头里跑到了商品经济。回头再看他们，那么认认真真且又无可奈何地活在一个集体定义的角色上，战争结束了却还按战时的德行思维，紧紧张张，防范上司，防范同事，防范骗子。当一滴水，不敢。消失在一河水里，又不甘心。我这才意识到：英雄和美人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长在这块土壤上的，并按老规矩延伸和结尾。

　　那些在中美混合联队时期就显现出的深深的文化结构与人性的冲突，那些君子的“效忠”，小人的“腐败”，再加上革命打碎表面结构带来的兴奋，等一一落到到中国文化的深处，就是容不得“不同”。把人划成等级的方法和标准可以变（如，从“钱”变到“政治”，再变回来），“等级” 是祖宗定的宗法，不能变，要变，也只能把“你”变成“我们”。一个好爱情并没有因为经过战争而伟大，却转而变成了个人自由意志与集体冲突的传统悲剧。中国的宗法结构跟军衔制似的，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人际关系，打仗和革命时叫“效忠”，搞资本时叫“资源”。“喇叭妈妈”爱情悲剧的原因还不仅是因为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情人入伍两地分居。我们这块土壤自己也有问题。我寻到了宗法制。

　　我读到这样一个记录：一位当时管处理昆明基地美国士兵和中国百姓冲突的下级军官，接到了一个车祸的案子。美军吉普车撞死了一个在路边玩的小女孩，叫小木仙。美军赔偿了$26美元。这个军官会说中文，他认为赔偿费写错的，前些时候撞死中国商人一头驴还赔了$150美元。得到的回答是：在中国的算法是：驴得按市场价赔。一个六岁女孩没有标价也不挣钱。按她家收入算养她的费用，再加一口小棺材，算出来就赔这么多。这个下级军官去送钱，看见一个穷困悲伤的家庭，心里觉得，实在太不象话。很内疚却无能为力。过了几天，小木仙的老农民父亲推着一个独轮车来了。送给他一个信封，信封里有$6块美元，说是送给他的谢金。军官不要，老农民不走。老农民说：你非得收不可。接下来报了一笔帐：从镇长，到村长，到族长，到村里长者，他都送了钱。按此一算，小木仙的命换来的$26就差不多打点光了。这个美军军官觉得：这是怎么事儿？简直太不合理。从此成了共产主义者，到了延安入了中国共产党（中文名叫李敦白）。

　　宗法制最大的问题是：保护宗族，保护等级，不保护弱小。它带着较多的黑猩猩氏族社会的特点。首领雄性黑猩猩是非搞等级和专政不可的。下级雄性若想越位，每一次权力更替都要打得血淋淋的。转到讲人的宗法社会，大家都住在一个山村里，血缘相通，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对和错他们自己说了算。弱小的得巴着强大的活，没有制度保护弱小。小木仙她爸只有巴结权势的义务，却没有公正。梁祝和宝黛那样的爱情，不合那样社会结构要求，成了悲剧。“喇叭妈妈”的爱情虽然延续到49年之后，还是因为不合新式宗法的要求（按政治划等），也成了悲剧。我们不会保护弱小。以为丛林法则是真理，不知道丛林法则是野兽的真理，不是人类的。

　　我们这代人，最多能做的就是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说实话的小孩，告诉顺着权威说甜话的人们：其实皇帝啥新衣服也没穿。我们要对付的还是三千年的老问题。

　　什么都有后果，人经受过的灾难，不会一过去就烟消云散。我对灾难后果的寻找，走到了认识恐惧给人留下的一种心理病，叫“PTSD”。

P T 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是经过灾难、压力造成的恐惧之后，人的心理紊乱。表现为：没有幸福感，没有安全感，没有自信心，做恶梦，还会有暴力倾向。PTSD是常见的，却长久被忽略的心理疾病。人心里有一些软软的地方，那些地方让人有人性的敏感。战争，革命，暴力，一群整一个的压力都会在正常人的神经上留下瘀伤。要慢慢治疗。

　　战争的可怕，革命的残酷，宗法的压力，都在于：不尊重具体的人。人和动物的那一点儿不同，并不在于人能打胜仗，能管教小孩、能讨好上司；而在于人知道要呵护弱小，保护生命。当个体生命不受到尊重，只被当作工具来使的时候，不管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人都生活中恐惧中。从二战至今的中国历史，是平民在文明和野蛮的底线上，进进退退，捍卫人文和民主。仗打过了，命也革了，房地产的快钱也发达过了。对付老问题，在种种法子试过之后，为什么不能给和平一个机会？

　　当社会制度走向保护正常的平民利益，不再按军队的非正常结构制定，而是按共同法行事。这是旨在不用暴力解决权力和利益之争，是现代人的文明和进步。倘若不能把一些基本权利像呼吸的权利一样让个人所有，那还没有从战争状态下回到正常。战争与和平是两站路。和平的道路不是可走可不走，而是如果不走，前辈们在战乱中付出的牺牲就全白费了。

　　任何暴力都是人类悲剧。二战的意义在于平民保住了人性。而走上法制的道路，是人能保住和平的希望。法，是针对人性的动物性条件（人性恶）定的。想到我们身上的黑猩猩基因（97%与黑猩猩相同），再看看我们与野兽差不多的施暴历史，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是天地之精英。让法管着所有人是好的。

　　我最后的“寻找”是：去了衡阳。第14航空军当年的旧空军基地成了现代人的练车场。人们不再生活在山村了，开车跑了。红灯停，绿灯行，是过新生活的基本训练。

　　作为一个作家，我能做的一点事儿，就是“寻找”。找到一个问题，找到很多故事，找不找得到答案，我不知道。我最多只能把问题讲清楚。文学对与我，是寻找真理的一种方式。

2015年11月5日

专题策划徐则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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