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影评大赛精选 |《将来的事》

首届深焦DeepFocus影评人大赛已经公布最终获奖名单，在350余篇投稿中，总共有27篇稿件晋级复选，这27篇稿件又经由专业评委打分遴选，排名前8的进入终选，一、二、三等奖也在此8人中应运而生。

今日发表的影评为此次大赛三等奖获得者马鹏程的初选投稿。

在这篇对《将来的事》的评论中，作者敏锐指出，《将来的事》中探讨的哲学命题不在其答案本身，而是在于哲学如何作为一项“工具”，拓展了影片人物关系与自我反思的可能性。同时，作者不拘泥于对片中人物与情节的分析，转而将目光投射于米娅·汉森-洛夫作为一个作者导演的整个创作生涯。作者将片中考究的对白和恰到好处的悬疑感归结于导演对侯麦与希区柯克影像风格的继承，不失为本文的颇具观点的点睛之笔。

文 | 马鹏程

年仅35岁的法国女导演米娅·汉森-洛夫（Mia Hansen-Løve）凭借《将来的事》（L’avenir）摘得了去年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她在2001年到2003年就读于法国国立高等戏剧学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supérieur d'art dramatique），随后在2003年到2005年的两年间为电影手册撰写影评，2007年27岁的她，凭借第一部长片《宽恕与原谅》（Tout est pardonné，2007）入围了戛纳影展的导演双周单元。《将来的事》讲述了一名年至中年的女高中哲学教师娜塔莉，在面对学生罢课、丈夫出轨、母亲过世以及孙子出生这一系列生活变故中，重新思考哲学与人生关系的故事。米娅·汉森-洛夫出生于哲学世家，她的父母都是哲学教师，这使得她从小开始接触哲学，也使得这位女性导演的作品充满了知性的哲学气息。

 

哲学家

在米娅·汉森-洛夫的电影中，每一部影片都可以体现出电影中的人物对于自我的探索，这种探索在她的前三部影片中，主要体现在“我是谁”或是“我要做什么”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命题中，而接下来的《将来的事》则是试图用哲学的思辨来解释这些理想化的命题。

《宽恕与原谅》中，妻子和女儿的背叛使得吸毒的Victor开始重新思考自我，从事写作；《我孩子的父亲》（Le père de mes enfants，2009）中的作为制片人的贵格瓦不留余力的去支持一部不卖座的商业片，而原因仅仅是对于这位导演的欣赏；《再见初恋》（Un amour de jeunesse，2011）中，年仅15岁的苏利文更是离开家人和初恋的女友独自前往南美洲，去寻找远离喧嚣的乌托邦。影片中的主人公们有着强烈的个人特征，他们充满着知性的气质，无论是作家、制片人甚至于正在读高中青少年。同时米娅·汉森-洛夫也是一个彻底的作者电影导演，她的电影如同她自身生活的写照，如同她出生于的那个哲学家家庭，如同将她的记忆带入到了电影的故事、人物以及对白中。心理学家荣格将哲学家归结为彻底的理想主义者，如果说前三部电影表达的是一种主人公们的理想主义情怀，那么《将来的事》则是将这种理想主义上升到了对于自我的思辨。

这种思辨首先是意识和行动的思辨。一个人行为是被意识支配的吗？一个人的行为是与其的意识相匹配的吗？娜塔莉将自己称之为“过气的”激进派，作为经历过六八革命，法国历史上最浪漫的一代人，她研究叔本华、卢梭和霍克海默，曾经加入过共产党。通常意义上，作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左派哲学家，站在抗争的立场上去反对延迟退休法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娜塔莉则是选择了站在罢课学生对立面，冲破掉学生们的封锁线，和喜欢上课的同学站到了一起。这里，我们可以说，娜塔莉有着激进派的思想和意识，但在生活中，她的行为却是右派的、保守的。

其次，是关于哲学与生活的思辨，娜塔莉以她的知性生活感到荣幸，甚至将其当作对抗失去丈夫的武器。她生活在自己的哲学世界里，对于生活多少有些神经质，她缺少对于生活的关注，在影片里我们甚至很少看到她的情感。法比安是她骄傲的门生，这似乎是因为法比安是她内心中另一个理想自己，住在乡下的房子，看书、写书和去大学教课，他的书既保留了自己的思想，又适当的迎合读者的胃口。哲学家是重视心灵的动物，而法比安则成为了与她心灵相通的动物。然而，一个世界的强大意味者另一个世界的衰弱，哲学家讨厌生活的细枝末节，她在两个世界中不断的寻找平衡，在丈夫和母亲相继离开之后，摆脱了生活的琐事，使得娜塔莉感受到，很久没有的自由的感觉。

 

世代

“年轻人变穷了”是西方国家近年来不停的争议的话题。一方面，父母一辈正直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另一方面，少子化、低生育率和福利社会也在减弱新生世代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影片以2007年，学生抗议萨科齐执政时期的推迟退休法案开始，实际上，学生的抗议所表达的是一个对于自身前景的焦虑，对于高失业率的不满。不同于社会中世代之间的两极对立，影片的巧妙之处在于，米娅·汉森-洛夫构建出了一道世代之间的桥梁：哲学。娜塔莉的学生基于哲学的兴趣，在公园的草坪上与她一起上哲学课，课下请求娜塔莉从哲学的角度为他们自己的网站撰稿。基于哲学，更使得她与法比安的关系有了很多可以想象的空间。

然而现实却不是如哲学一般的和谐，虽然学生们走上街头，但是显然已经对娜塔莉那本最富盛名的哲学教材失去了兴趣，出版社要求用一本充满配图和现代元素的新版的教材的取代。她的“随笔”系列也被出版社拒绝出版，并开始反思一直出版法兰克福学派的是否值得。有意思的是，在中学门口参加罢课的中学生一直以新六八学运自居，可是他们却忘记了那些积淀起五月革命的精华。而丈夫和母亲的相继离去，进一步的推进了娜塔莉的“过气”的中年女人形象，此时的她如同一个四处不被待见的老女人，甚至连在医院抱着自己的亲生孙子，开始享受成为祖母的喜悦的之时，都被自己的女儿将正在抱在怀中的小孩要走。从此，娜塔莉开始将哲学当作捍卫孤独的武器，将两个人的离去当作自由新生活的开始。

从医院看望完刚刚生产的女儿后，下一场戏回到了娜塔莉在课堂教书的画面。她给学生们朗读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的片段，朱莉执着于用想象来追求对于圣普乐的爱，她认为想象是最永久的，可以填补现实，而肉体的快乐只是短暂的，随时都可能消逝。而此时的娜塔莉就如同书中的朱莉，哲学对于她而言是永久的，足以代替现实。影片的最后，娜塔莉坐在法比安乡下的别墅中，看着Jankélévitch Vladimir的《死亡》（La mort），此时的娜塔莉不再是那个研究列维纳斯、齐泽克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派了，连“过气”的激进派都算不上了。成为祖母的她，开始了她理想中的自由，去探索生命中更永久、更永恒的意义。

 

侯麦与希区柯克

去年的四月六日，影片在法国首映时，米娅·汉森-洛夫接受法国电影网站Allociné的专访，她讲述了侯麦的《绿光》和《在路德家的一夜》对她的影响。侯麦认为语言对电影和生命都很重要，语言、声音对电影而言，和影像同等重要，而对白（不论庸俗、复杂、虚伪）显现了角色的内心，和演员的眼神、动作、目光不分轩轾。他说：“如果有声电影是艺术，语言必须和角色融而为一，不只是声音而已，而且至今它都被看得没有视觉重要。”

在《路德家的一夜》中，片中主角和慕德以及作为哲学教授的慕德的好友争论不休，而争论的内容有都是类似于天主教信仰、戒律、教条以及帕斯卡、卢梭一类的哲学议题。而《绿光》则讲述了刚刚和男友分手的巴黎女子戴尔芬，在马赛火车站被一名正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的男子所吸引的故事。米娅·汉森-洛夫同样十分重视电影中的语言，人物的对白在她的每一部电影中都是塑造人物形象和构建空间气氛的重要环节。

《将来的事》中，娜塔莉以及法比安对于哲学话题不停的争讨，更是宛如《路德家的一夜》中三个人的对话。同时米娅·汉森-洛夫也继承了侯麦电影中现代人对于道德、知识和爱情的焦虑，通过看似平常的情节去描绘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电影角色都是酷爱自我分析的当代都市人，都有着相当的知识和见解，他们常常长篇累牍的交谈、倾诉或争辩心中的想法。

但是，在米娅·汉森-洛夫的电影中，这些看似平常故事却常常悬着观众的心。她通过情节的设置和每场戏之间的排序来使得影片充满悬疑感。这种悬疑感是希区柯克式的，希区柯克的悬疑理论认为，悬疑必须是假设以观众群为主线，透过提供观众剧中角色陷入危机的情节来发展，但是观众却无法得知这些角色与危险是谁而造成、或是会再造成什么样的危险的这种紧张气氛。

这种悬疑感从她的第一部电影《原谅与宽恕》中就充分的体现到，拥有着幸福家庭的Victor瞒着自己美丽的妻子和女儿吸毒，而观众却一直在为Victor捏着一把汗，担心着他吸毒的恶习如果被妻子发现后该怎么办。同样，在《我孩子的父亲》里，米娅·汉森-洛夫极力地渲染贵格瓦的月亮电影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务窘境，但是身为老板的贵格瓦却对此漠不关心，继续大摇大摆的去为他喜欢的导演投钱拍电影，这也使得观众的心一直悬在极点。而在《将来的事》里，观众一方面期待着娜塔莉和法比安的关系可以进一步突破，而另一方面，分居之后的娜塔丽仍然与前夫的互动不断，这也给了观众一丝他们之间可以复合的希望。可是最后，娜塔莉将哲学当作了她的终身伴侣，米娅·汉森-洛夫可谓是完美的捉弄了一番观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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