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张磊子.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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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

张磊子

（西北大学 陕西中医药大学）

文献来源：张磊子.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国文化形象研究[J].小说评论,2021(03):173-178.

Luc Van Doorslaer指出：“形象学，研究产生于文本话语中的国家形象（national image）和文化形象（cultural image），对于翻译研究这种涉及文本变化的学科而言，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形象学与翻译研究均扩展了自身的研究领域，从而使得两者具有了诸多共性”。形象学的目的是描述民族刻板认知以及偏见的功能，程序和起源，并且使他们浮于表面，分析它们，并且使人们理性地意识到它们。在近几十年，翻译研究在民族特性、文化特性、民族刻板认知以及文化刻板认知方面，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包括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和潜在的操纵——该学科的其他重要方面。

本文从形象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将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具有典型特征的中医文化、佛教文化以及侠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形象研究的三个方面，通过分析译者对于不同中国文化的英译策略，从而发现译语文本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刻板认知（stereotypes）以及中国文化形象的变异问题。

一、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医文化形象

中医学文化容纳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道家、佛家思想都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和阴阳平衡的治疗思想，来源于儒学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中庸等思想和古代的阴阳学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些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通过对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医文化术语进行数据统计，以穴位术语、经络术语、中药术语为数据统计的三个变量，以中医叙事的出现频次为单位计数，从而分析译者对于中医文化的翻译方法以及翻译策略。

通过对于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医文化术语翻译方法统计发现，译语文本中的中医文化术语出现频次总计为181处。从翻译方法角度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意译占比48%，省译占比26.2%，直译占比24.5%。由此可知，译者对于中医文化的翻译策略以归化翻译为主。施莱尔马赫指出：“翻译永远也无法完全传达原文，他允许译者在两种翻译方法中做出选择：一种是归化法，即从民族中心主义出发，是原文屈从于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将作者带回本国”5。

表1 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中医文化术语翻译方法统计     

对于人体穴位术语的翻译，译者以直译为主，例如将“血海穴”译为“sea of blood point”，将箕门穴翻译为“basket door point”。中医穴位的命名，以示直观；有以天象命名，以表曲折漫回；有以山川走势命名，以喻主治；有以沟壑谷渎命名，以明形位；有以道路冲市命名，以命出入；有以宫府殿堂命名，各有所喻；有以庭廊房屋命名，寓意别异；有以户口牖窗命名，类比形象等等。以“血海穴”为例，海，水之所归也。本穴在膝上内侧，按之凹深处。治崩漏经带，以及其他血分诸病。尤言治血症之渊海，故名“血海”。因此，译者将“血海穴”直译为sea of blood point较为形象地阐释了“血海穴”的文化内涵。

在人体经络系统的翻译中，译者采取意译的翻译方法。例如，译者将“足太阴脾经”翻译为“Greater Yin of blood”。在不同语境之下，将“足阳明胃经”译为“The meridian connects Great Yang of the foot to the stomach”。足阳明胃经的循行规律为起于鼻而止于足。而译者由于对中医文化观念的误读，将“足阳明胃经”的循行规律误译为由足至胃。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发现，闵福德对于穴位的翻译以直译为主，尽量再现穴位的文化内涵。然而由于译者对于人体经络观念的误读，从而产生了误译的现象，最终导致了中医文化形象的变异现象。

二、英译《鹿鼎记》中的佛教文化形象

《鹿鼎记》中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从中国佛教宗派角度分析，源语文本中涉及禅宗、净土宗以及藏传佛教格鲁派等。从佛经典籍角度分析，包含了《金刚经》《大宝积经》《四十二章经》等佛教典籍。除此之外还涉及佛教文化的基本教义，佛教仪轨等。本文通过分析译者对于佛教圣者术语以及佛教修行术语的翻译，从而探究译者对于中国佛教文化形象的刻板认知。

翻译是对源语文本的一种改写。所有的改写，无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同样地，操控着文学在特定的社会以特定的方式去运行7。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将“施主”一词译为《圣经》术语“my son”。将“方丈”一词翻译为“father”，而“father”一词在基督教文化中指涉的是“神父”抑或“上帝/天父”，将“经忏法事”译为“masses”。“masses”从词源学上为基督教圣餐术语，与佛教文化中的经忏法事意义不符。与此同时，译者对于源语文本中“普济寺”“大佛寺”“延庆寺”等文化意象进行删减，弱化了佛教文化内涵。

一些改写受到意识形态的激发或者改写作品的生产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这主要取决于改写者自身是否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一致。意识形态成分扮演着形式与主题发展与选择的制约因素。毋庸多言，“意识形态”在这里不仅仅指政治层面，也可以被视为形式、习俗、宗教信仰等这些控制我们行动的架构。译者在佛教术语翻译过程中，采取以归化翻译为主，异化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由于受到目的语宗教文化的影响，译者对于源语文本中的佛教文化意象进行了删减，并且用《圣经》术语来阐释佛教文化，从而赋予佛教文化形象以基督教的文化内涵。

三、英译《鹿鼎记》中的侠文化形象

根据金庸小说中不同侠士所体现的精神内涵，可以将其分为有儒侠、墨侠、道侠等。本文以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具有典型人格特征的儒侠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儒侠“为国为民”典型叙事的分析以及侠义精神关键词的分析，从而探究译者对于侠文化形象的刻板认知。

（一）儒侠“为国为民”典型叙事的英译

风雨声中，忽听吴六奇放开喉咙唱起曲来：“走江边，满腔愤恨向谁言？老泪风吹，孤城一片，望救目穿，使尽残兵血战。跳出重围，故国悲恋，谁知歌罢剩空筵。长江一线，吴头楚尾路三千，尽归别姓，雨翻云变。”

Suddenly,in the midst of this howling tempest,old Wu’s voice could be heard,singing for all he was worth:

Wandering by the riverside,

To whom could he his deepest grief confide?

The wind blew the tears,

On his face;

From the forsaken city,

No matter how he strained his eyes,

No help could he espy,

His love for the ancient dynasty.

Was nought but,

A cause of bitterness;

The song was ended,

The banquet hall empty;

A myriad miles of river

Stretched from the realm of Wu,

Down to the hills ofChu.

All gone.

All taken!9

吴六奇前四句选自《桃花扇》第三十八回《沉江》，通过赞扬史可法拼死守扬州，以身殉国的爱国精神，来表达儒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精神特征。从诗歌形式分析，源语文本为散曲，曲牌为走轮台，全曲共有17句81个字，每句字数为：三、七、四、四、四、六、四、四、七、四、七、四、四、四、五、五、五。格式为，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译语文本共计23行127个音节，每行的音节数为：八、十、五、三、七、七、六、九、三、六、五、六、六、六、六、二、三、三、三、六、六、五、六。音步（meter）与格（rhythm）均不固定，汉语诗歌通过平仄和押韵给读者带来一种音韵美，而英诗则通过固定的行数、音步与格再现音乐般的美感。而译语文本在形式上的不对等性，失却了源语文本自身的音韵美与典雅性。从内容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直译的翻译方法为主，将“走江边”译为“wandering by the riverside”，“孤城”译为“forsaken city”。将文本中“吴”“楚”等意象，音译为“Wu”和“Chu”。对“大招”，“残兵”等意象进行删减。综上所述，从诗歌形式角度分析，译者采取自由诗体译诗。从诗歌内容角度分析，译者以直译为主，没有添加意象，然而对于源语文本的部分意象进行了删减，最终弱化了儒侠“为国为民”的文化内涵。

（二）侠义精神关键词的英译

侠义精神是侠士的本质所在，也是侠行于江湖的道德准则。在金庸小说中，“义”不仅有大小之别，还有公私之判。为祖国，为人民才是大义与公义，是“义”的最高境界。在英雄人物身上，往往是“小义”与“大义”的和谐统一，“私义”与“公义”的自然结合。本文选取“侠义”，“行侠仗义”，“义气”三个关键词，通过对于《鹿鼎记》英译本中侠义精神关键词的翻译方法分析，从而探究译者对于侠义精神的认知。

表2为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侠义精神关键词的翻译。译者将“侠义”意译为“the brother of river and lake,or the‘kungfu’fraternity”，即江湖兄弟或者功夫同好。将“行侠仗义”译为“honour and justice”，即荣誉和正义。韩云波在谈论侠义时指出：“在侠义理想中儒、墨两家都有重要的影响，形成侠义之爱的复杂格局。他们即以‘仁’为爱的内在动力，又以‘义’为爱的行为规范；既强调人格的天然平等而实现爱的无限性，又强调现实的善恶对立而实现爱的等差性”11。因此将行侠仗义翻译为“honour and justice”还原了侠士主持正义的文化内涵。

而对于“义气”观念的翻译，译者在不同的语境之下采取了不同的翻译方法。例如，“code of honor”，“honour and chivalry”等。闵福德在副文本中对于“义气”（honour）解释为：“该词总结了中国之侠（Chinese knight errant），或者侠（swordsman）长久的道德规范”。英国的骑士精神（Chivalry）一词来源于法语词Chevalie（骑马的人或骑士），而这个法语词则来自拉丁文Caballus（马）。所以，它最初是指“马”进而指“骑马的人”，特别是那些全副武装的骑士，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骑士制度”和包括忠诚、勇敢、慷慨、荣誉感、高强武艺和优雅举止等“美德”的所谓“骑士精神”。“chivalry”一词指“（中世纪的）骑士制度，或者（尤指男人对女人的）彬彬有礼”。而“义气”强调的是侠士对于帮派或者朋友的责任和义务，将武侠行于江湖的“义气”翻译为“honour and chivalry”，实际是赋予了侠义精神以骑士精神的文化内涵。

表2 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侠义精神关键词的翻译方法统计

四、闵福德英译《鹿鼎记》中的

           中国文化形象变异

巴柔指出：“形象是一个文化事实，是一种人类学的实践，它即表达出同一性，又表达出相异性（而服饰、饮食是其他的象征语言）。以此特性，形象在我们称之为‘想象物’的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而由于‘想象物’与一个社会组织、一种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被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意识形态形象（或描写）的特点是对群体（或社会、文化）起整合作用。它按照群体对自身起源、特性及其在历史中所占地位的主导性阐释来将异国置于舞台上。这些形象将群体基本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调节现实以适应群体中通行的象征性模式的方法，取消或改造他者，从而消解了他者。译者在英译《鹿鼎记》的过程中，通过赋予中医文化、佛教文化、侠文化以目的语文化内涵，从而建构起了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化形象。

埃文·佐哈尔指出：“翻译文学可能处于边缘位置，就意味着它在多元系统中组成了一个边缘系统，一般来说，它采用次要的文学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它对重要的文学进程不产生影响，它所模仿的是译语文学中的主导类型早已确定的传统规范。这样，翻译文学就成为传统的重要部分。……当翻译取得中心地位的时候，翻译行为参与创造新的重要模式，译者主要关注的也不仅是寻找本国文学中现存的文学模式以翻译原文文本。相反，他在这种情况下很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在这一条件下，翻译成为接近原文的充分翻译（也即复刻原文主要文本关系）的可能性就比在其他情况下大”15。闵福德英译本《鹿鼎记》于1997年出版发行，由于武侠小说在西方世界的文类缺类原因，因此在早期金庸小说英译过程中，译者倾向于用目的语文化来言说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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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宋凯歌 吉林大学

本文审核：王峰 吉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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