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这里通往天堂，这里连接地狱。”这段引用自狄更斯《双城记》中的文字，被《中国人的病与药》作者王一方用以比喻如今的中国医院。
王一方，1958年生人，北大医学部教授，国内知名医学人文学者，著有《敬畏生命》《医学人文十五讲》等书。在2013年8月的《中国人的病与药》新书推介活动上，记者见到了王一方。戴着一副眼镜的他很是精神，看到讲座现场坐满的年轻人，他显得兴致很高。
早年的医学教育背景，使他聚焦于病与药、生与死的哲思，他的文字犀利而温暖，通透且雅致。在《中国人的病与药》中，王一方试图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在深刻而不乏温情的剖析中，力图帮助国人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体，懂得爱护并且知道如何爱护自己，让国人真正掌控自己的身体、命运和生活的方向，不再受到无谓的伤害。
而在王一方看来，病与药在国人心中，始终徘徊于经验、情感与理性的纠葛之中。
医生来自土星，患者来自火星
2012年初，哈尔滨市曾发生过一起血案，一名男子冲进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医生办公室，当场刺死一名医生。
这在王一方看来，这样的暴力事件，或者说相当一部分的医患纠纷，与国人对现代医学理念、生与死观念理解的偏差有关，也与医生医学人文精神的欠缺有关。
一方面，人们一生病总是希望做“三好病人”：看好医生，住好医院，吃好药。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的病不需要那么好的医疗条件，甚至不需要吃药。
同时，人们也难免陷入“用力过猛”的困局：一旦生病就希望多让医生使点劲，把自己所有的爱和财富献给病人。“就像我们都喜欢对医生说："你不要考虑钱的问题，请用最好的药。”
另一方面，医生和病患对“病痛”理解存在偏差。“病痛在病人眼中是"疾苦"的概念，病人带着感受来到医院，首先希望在精神层面上得到理解、同情，而医生眼中的病痛则转化成了"疾痛"，是一个被客观化、对象化、非情感化了的对象。”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社会和心理医学教授阿瑟·克莱曼曾出版过一本名为《疾痛的故事》的书，其中就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阿瑟·克莱曼给出的结论是：医生来自土星，患者来自火星。
叙事医学
“今天专门化、精细化的技术医学完全脱离通识轨道，还建构了一道"技术方言"体系，演绎出一种排斥、轻慢日常疾苦叙事的价值观。”而医患关系只是国人对待健康态度所产生之问题的冰山一角。
王一方认为，《中国人的病与药》主要希望探讨两个方向的问题——我们应如何应对医学？如何认识生命的价值？
在他看来，医学是我们一生当中无法摆脱、必须面对的事物，“我们要么在医院，要么在去医院的路上”。
近些年，王一方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叙事医学”的研究，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消化科医师Rita Charon于2001年提出。
王一方希望能够通过叙事医学，利用医学人文精神在病患与医生的理解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医生只有真正进入病人的世界，才能产生信任和爱，建立起医患之间的情感共同体。但如今中国的医患关系，严格意义上说是利益共同体，比如今天我值班，你挂号，我就是你的负责人。”
“会沟通的医生一定有着特殊的人格魅力。”王一方常说沟通不是纯粹的技巧，“如果嘴是热的，心是冷的，这样沟通就是无效的。”
思考医学人文，对王一方来说由来已久。1978年考入湖南中医学院医疗专业并随后在这里取得温病专业研究生学位的他，有过一段时期的临床经历，1987年，王一方又进入出版界，先后供职于湖南科技出版社、青岛出版社、《中国图书商报》，出版过一批医学人文著作，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游走于科普与学术之间，近年授课于北大医学部的他，也不时在全国各地作讲座。
这些丰富的经历，让王一方从多个视角看到了叙事医学和医学人文的重要性。“两者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医学人文走向临床，进一步弥合技术与人性的鸿沟，丰富人类对生死、疾苦的理解和认知，将生物医学提升到有情、有趣、有灵的层面，为紧张的医患关系"松绑"，并推动社会大众生死观、疾苦观、健康观、医疗观的转变。”
而这已迫在眉睫，在王一方看来，对紧张的医患关系不管不顾，很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我曾听过一种描述医疗体系黑暗前景的说法，分为三部曲：爆发医患冲突，发生医生叛逃，产生医疗难民。要是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我们的医疗体系就完了。”阻止这样的黑暗前景，正需要我们有着更多医疗人文精神。
“我们自己有多光明，这个世界就有多光明；我们有多黑暗，这个世界就有多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