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 | 汉字为什么是“方块字”？

语言服务 2022-07-0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国家人文历史 Author 郭晔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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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字的历史上，人们通常把秦代之前留传下来的篆体文字和象形文字称为“古文字”，而将隶书和之后出现的字体称为“今文字”。因此，“隶变”就成为汉字由古体（古文字）演变为今体（今文字）的分界线。究根溯源，这样的转变倒是与汉字的书写载体有些关联。

何谓“简牍”

所谓“简牍”是用来书写的竹、木的统称。一般来说，以竹子为载体的称为“简策”；以木头为载体的叫作“版牍”；但也有以木作简称木简的。具体而言，一根竹片叫“简”，把若干竹片编起来叫“策”，又叫“册”。在东汉年间的《说文解字》中，“册”是象形文字，像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一根简容不下许多字，长文章必须用许多简编成策。编简成策的绳子叫作编，一般用麻绳，也有用皮绳或用丝绳来编连单根的简。一块木板叫“版”，写有文字叫“牍”。如果是一尺见方的牍，叫作“方”。一般不到100字的短文可写在版牍上，长文章则用简册。版牍主要用于写录物品名目或登录户口、编制地图和通信等，所以古人常用“版图”代表国家的领土。
从生活常识可以知道，普通的竹子和木头，是不容易写字的，因此“简牍”还有一番加工的过程。东汉王充在其《论衡》一书中介绍：“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这段话的意思是，将竹切截为筒，劈破成竹条；将木锯断，剖析为木板，刮削磨平后，就可以写字了。
另外，西汉晚期的刘向在《别录》里又说：“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皆于火上炙干之。”由于新鲜的竹子含有水分，容易腐朽或生虫，所以以竹制简的工序，就比制木简要复杂一些。首先要选择上等的青竹（称为“青”）削成长方形的竹片，再用火烘烤一片片的青竹防虫。在烘烤之时，本来新鲜湿润的青竹片被烤得冒出水珠，就像出汗一样，这道烘烤青竹的工序也因此得名为“汗青”（或“杀青”）。后来，“汗青”就渐渐成为竹简的代名词，进而又成为竹简所记载的“史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1236-1283）在《过零丁洋》中所作“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出自制作竹简这一典故。
相比之下，甲骨、青铜作为文字载体，或材料稀少不易获得，或材质本身过于笨重，都不具备大量流通的条件；而竹木盛产于中土（全世界竹子种类有500多种，而我国就有250多种），廉价易得，与其他材料相比，易于携带流传，自然成为古人书写时的首选。
竹木何时应用于书写已无从考证，但其时间必然很早。《尚书》有载：“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再加上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中都有“册”字，这就说明最迟在公元前1300年之前简策就已有了。遗憾的是，由于竹木易腐，时代久远，沉埋地下的殷周简策早已腐烂，至今没有发现实物。现存最早的竹简是出土于湖北曾侯乙墓的战国简（前433），共240多件，约 6000余字。
秦汉年间的简牍，留存至今的更多。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地又出土了一批秦简，共达1100多枚，内容包括南郡守腾文书、大事记、为吏之道及律文等。
有人或许要问了，古人究竟是怎么在“简牍”上写字的呢？既然是来自竹木的材料，是不是用刀刻上去的字呢？并非如此。从出土的实物考察，简上的字是用毛笔和黑墨写的。要是写错了字，将墨迹用刀刮削下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字。所以历来把修改文章称作“删削”。从目前出土实物来看，书刀多为铁质，直刃，刀柄成环形。因为书刀用来刊改误字，类似现在橡皮，所以古人写字常常随身带着刀和笔，以便随时修改错误。书刀在简牍时代的书写中与毛笔同等重要，长期的刀笔同置使“刀笔”最终凝聚成了一个词语，并有了专门含义。《战国策·秦策五》有句话：“臣少为秦刀笔，以官长而守小官，未尝为兵首。”《汉书·张汤传》也说：“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位三公，无以塞责。”其中都是将“刀笔（吏）”作为处理文书纪要的小吏代称。自宋元后，人们更是特将讼师幕僚称作“刀笔吏”，顾名思义，就是谓其深谙法律之规则，文笔犀利，用笔如刀。

主簿图，东汉，1952 年河北省望都县一号墓出土
为了在简牍上写字，古代人们一般是跪坐在地上，左手负责持简，右手负责握笔书写。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有对坐书写的“主记史”与“主簿”，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书写方式。图中主簿坐在枰（或榻）上左手持简，右手持笔，在做记录。
简牍都是细长条形，书写时本来可以有横向与竖向两种选择，但古人觉得取竖向更为得当：竹简竖放时，左手握简时以手掌为依托，用五指持简，竹简稳定，便于书写；而将竹简横放时，左手只能握住竹简的左端，书写时易于晃动。书写完一简后，左手再取下一支简，为了避免打乱书写完毕简的顺序，通常将待写的空白简放在左手边，写好的简依次从右向左边排列，最先写的那一支排列在最右边。书写完毕编简成册以后，第一简必定写这篇书的题目。有时为了保护书简在开头加两根不写字的简称为“赘筒”，这也是后世书籍“护封”之源。当一部书写好以后，以尾简为中轴卷一卷，以便保存。为了避免错乱，同一书的策，常用“帙”或“襄”盛起来。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汉字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书写习惯，一直延续到纸张代替简牍之后很久。今天出版的一些古籍，行文仍有竖排的情况，便是沿袭了这一历史“惯性”。
一根简牍上能够写多少字呢？根据大量出土简牍实物分析，简的长短并不是绝对的，一般规律是简书长短大小与书写的内容有密切关系，凡重要的书籍或记重要事情，必用最长的简来书写。每一简上所写字数多少是不相同的，少的只有一二字，多则几字、十几字，甚至几十字。每根简只写一列（比较宽的木简可写两列或多列）。编撰一部完整的书通常要耗费大量的简牍，还要避免流传过程中简册损坏后造成内容遗失和顺序颠倒。一本书的页和行发生错乱，校勘者称之为“错简”，指明是各支简的次序错乱了。

战国竹简，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由于简牍这种纵势狭长的书写载体在先秦时期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致使书写者在控制毛笔时无法展开大幅度的动作，而只能拘束于狭窄的空间。简牍尺寸与文字书写的信息量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矛盾，迫使人们在书写时尽可能用简练的语言表达，并努力在狭小的空间中书写较多的文字。
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将字形压扁以节省纵向空间。为保证文字的清晰可见，就要充分利用简面有限的宽度，使文字尽量往左右两侧舒展，在纵向压缩与横向伸展的共同作用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单字呈扁势，而上下两字间间距被拉大的独特章法形式，也就是所谓的“隶书”。

“隶变”由来

“隶书”的兴起，大抵在战国晚期到秦汉之际。这一时期也正是简牍发展最迅速、应用最广泛的时期。当时的秦国崇尚法家，法度齐备。比如睡虎地出土秦简就包括了“秦律十八种”，其内容涉及了农业、仓库、货币、贸易、徭役、置吏、军爵、手工业等多方面。律法体系如此庞杂，文书工作自然变得十分繁忙。因此，战国时的秦系文字在书写过程中，社会上已经形成了大量的俗体字。近几十年发现的大量秦简上许多文字显然不是正规的篆文（《青川郝家坪木牍》《天水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
秦并天下之后，以小篆为通行文字。可惜这种圆润俊秀的文字虽比它以前的文字简易，但它那粗细一样、弯曲圆转的长线条，还是很难书写的。由于政务繁忙，官府里经办普通文书的“徒隶”们应急求快，便采用民间的手头字体，自行将篆文潦草简化了，为“徒隶”们所用，“隶书”的名称大概就是这样来的。《晋书·卫恒传》有句话，“隶书者篆之捷也”，指出了隶书的特点：篆书快写即成隶书。
关于“隶书”的面世，还有说法将其归功于程邈。据说此人原本也在秦廷做官，后来因故得罪了秦始皇，秦始皇把他关进监狱，一关就是十年，他在监狱里闲着没事就收集整理当时在隶人中流行的草写篆书，并将此3000字献于秦始皇，嬴政看了以后很高兴，就将程邈放出了监狱。但这个说法早在15个世纪之前就已经遭到质疑。北魏时期（386—535）的郦道元《水经注》就引孙畅之所言，指出山东临淄人发掘古冢，得到称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铜棺，而上面只有三个是古字，其余都同于隶书，以此可证隶书非始于秦朝。或许，像李斯整理小篆文字一样，在秦官府正式使用隶书文字时，类似程邈这样的官府书吏曾做过系统的整理工作，对隶书的形成有过重要的作用。

肩水金关签牌，东汉。甘肃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肩水金关”四个字为东汉官文书中的隶书字体
不论起源如何，隶书显然是下层书吏使用的一种俗字。尽管秦朝的统治者允许官府用隶书来处理日常事务——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七十号秦墓里发现两颗同文玉印：一是正规篆文；另一与秦简的隶书风格相吻合——但比较庄重的场合一般还是使用“小篆”，而不用“隶书”。秦始皇周游天下四处刻石，用的都是小篆字体，就是证明。秦代创造了小篆，同时也发展了隶书。大约是小篆和隶书比较，实用性不强，书写困难，远不如同时发展的隶书。故小篆成了一个短命的书种，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汉代，隶书终于取代小篆而成为正式的书写字体。

两枚“冷贤”方形铜印章，秦代，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印上的“冷贤”二字分别用小篆（右）和隶书（左）

汉字字体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叫作“隶变”。从篆书到隶书的变化，是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古今汉字的一个分水岭。东汉年间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就说：“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他的这番话显然是站在维护古文字立场上讲的。
隶书之于之前的篆文，一个显著特征是“破圆为方”：变小篆的曲线条为直笔，变小篆的圆转笔画为方折，这样的变化与书写载体似乎也不无干系。小篆通常以刀施于石上，所以小篆在书写时，所有笔画皆以圆笔书写，几乎没有毛笔书写的提按动作，力求笔画平直等粗；而隶书以毛笔书于简牍之上，书写时可以展现毛笔运笔多变的笔法，笔画中方笔圆笔兼备并且富于粗细变化。
在隶书的笔法里，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头雁尾”。所谓“起笔蚕头”，即在起笔藏锋的用笔过程中，同时将起笔过程所形成的笔画外形写成一种近似蚕头的形状。“收笔雁尾”，即在收笔处按笔后向右上方斜向挑笔出锋。
这样的笔法来由，或许与简牍的质地有关。竹简的表面即使平整，其纹路仍呈纵势均匀排列，且带有凹槽。因此，毛笔在书写横向笔画和纵向笔画所受到的阻力是不同的。当毛笔在简上书写从上至下的竖直笔画时，受到的阻力较为均匀，而书写从左至右的横向笔画时，就要将笔势进行调整，当遇到阻力时就有意识地施力将笔尖下压，通过后再将笔尖提起，从而形成上扬之势。如此“蚕头雁尾”的横向笔画往往在每个字中只出现一笔，即使是横笔画很多的字，也只在其主笔画中出现一处，其余笔画中皆不出现，这就是所谓的“蚕无二至，雁不双飞”。这种夸张的主笔增强视觉冲击力，清晰易识，字与字之间因此便有了泾渭分明的界限，这对于书写相对随意、字形大小不均间距不显的简牍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字间标识手段。“蚕头雁尾”也成为成熟“隶书”最显著的特征。

隶书的黄金时代

实际上，隶书之于古文字的变化还不止于此。有人总结了这样几条变化规律：一、形变。形变是指字体的形状结构保持原有状态基本稳定，只把篆书的曲线改为平直方折的笔划，使字体的形象发生改变；二、省变。省变是指在发生形变的同时，将繁体字进行简化，省去部分偏首。如“秦、春、奉”等字，在篆书中上部都不相同，隶变后被同一个新构件取代；三、讹变。讹变是指在发生形变的同时，改变笔画方向和下笔顺序等，让文字的形体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重新组织字形。比如“黑”字下面的两个“火”字分化成“土”和“四点”，“光”字将上面的“火”字变作“小”字等等。
通过这样的变化，绝大多数汉字变成了完全丧失象形意味的，由点、画、撇、捺等笔画组成的符号，无规则的线条变成了有规则的笔画。从字形上看，通过合并、省略、省并等方式，汉字形体大大简化了，变成了完全符号化的文字。无怪乎《汉字学概要》如此总结：“从篆书到隶书的转变，是汉字史上的一大飞跃，从此，汉字完全失去了古文字阶段的象形意味，摆脱了古文字蜿曲线条的束缚，开始步入今文字阶段。”
在汉代，除了符玺（符信、符契和印章）、幡信（题官号职衔的旗帜）和有些碑额、砖瓦还采用篆书外，其他场合都普遍使用隶书书写。当时，写隶书已经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写好隶书是入仕的手段。社会上曾有这样的谚语：“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意思是何必讲究“礼义”呢？能写好隶书（汉代人称为“史书”）就可以为官做宦了。这当然大大推进了隶书的发展。到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蔡邕（蔡文姬之父）建议正定经本文字写定《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礼仪》《论语》等七经文字，共刻46块石碑立于太学门前，世称“熹平石经”，熹平石经上的字书体一致均形体方正，笔画匀称，波挑工整，庄平典雅，在东汉晚期被作为标准书体的隶书，世称“八分”体。至此，“隶书”的演变也宣告基本完成。
由于东汉树碑风气兴盛，优秀的汉代隶书也因此得以流传到了今天。在大量的汉碑当中，《乙瑛碑》算较早的作品。它的全称名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或称做《孔庙置守庙百石孔龢碑》《汉孔子庙置卒史碑》等。乙瑛其人为鲁相，他在汉桓帝元嘉（151—152）时奏请在孔庙设置百石卒史，碑以此而取名。此碑高260厘米，宽128厘米，18行，每行40字，刻有公牍和对乙瑛的赞辞。此碑的出现，标志着汉碑标准隶法的完全成熟，因此《乙瑛碑》曾受到历代书家的高度评价，无不视为汉碑中的典范作品。如清人郭宗昌说：“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神助，弗由人造。”

《乙瑛碑》明代拓本（局部），现藏故宫博物院
之后的《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称《曹景完碑》，刻制完成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十月丙辰（185年11月30日），碑阳20行，每行45字，碑阴题名33行，分5横列，内容为记述曹全（字景完）的功业。其字法遒秀，逸致翩翩，结字匀整，方圆兼备。清代的书法家万经评价，“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距离《曹全碑》只差一年，另一块汉末名碑《张迁碑》（全称《谷城长荡阴令张迁颂》）刻于东汉中平三年（186）。
此碑书风与《曹全碑》不同，其用笔以方为主，棱角分明。在名碑林立的汉碑群中，《张迁碑》可说是“最后的辉煌”。不久之后，天下大乱，朝廷无暇顾及树碑立传之事。后来曹操又颁发禁碑令，桓帝、灵帝以来盛极一时的建碑之风，便随之步入低潮了。而在同一时期迎来相似命运的，还有刻于石碑之上的隶书字体：“隶书的体态，很大程度维系在特定的书写材料——简的书写要求之上，因而呈横展之势。而横展的体态特征，却不符合一般书写场合的高效要求。因此，一旦离开简这种书写材料，隶书的体态便没有维持不变的理由。事实的发展变化，正依从了这种逻辑的规定。”

《张迁碑》明代拓本（局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参考文献：朱仁夫：《中国书法史》，吴玲芳，钱万里：《中国图书史话》，谌方怡：《善其事，利其器书写工具的演进对字体发展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