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美国东北部抗疫日记（18）：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菊子东北部疫情日记持续更新中。
1. 何以解忧，唯有读书
4月23日是莎士比亚的生日和卒日，是世界读书日。
少年时代读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十九本吧，图书馆里那满满的一排，每次只能借一本，好在莎翁全集不像侦探小说那样有连续性，读完一本，再接着读下一本，读不完的书，荒废不完的青春岁月。
读书，读的是书中的人，书中的人性，过往的人的生活、情感、思考和畅想。书把你带到未知的世界，未知的年代，让你的心和他们一起跳动。
然后，你知道，你在世界上并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书中有古人，也有来者，而且你可以随意选择哪一位古人，哪一位来者。你实在想“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也可以，你甚至可以发现，某个时代，某个地方，有某一个人，也曾经在那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你想孤独便孤独，想共鸣，便与另一位孤独的人有了共鸣。
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从书中，找到的是和这个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通过书，找到人与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2020年4月，最坚强的乐观主义者，最盲目的鸵鸟，都会承认，这次瘟疫过去之后，很多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事情都已成过眼烟云，一去不复返。或者即使回来，从此也与我们无关。
譬如坐游轮……我是个超级晕船人士，游轮在公海的大浪上航行那一天，我在船舱里昏晕得死去活来，每晚坐在餐桌前等候龙虾大餐时，总是在一阵恶心之后离座而去。为了陪伴家人，我硬着头皮坐了两趟游轮，下半辈子，就算小的们还愿意赏光和我们一起度假，游轮恐怕不会是首选，甚至也不会是头十名选择了。
你不会忘记公主号，也不会忘记美军航母罗斯福号。那些纷纷染病的游轮乘客和航母水兵。
武汉街头那无数的摊头，无数的小餐馆、小店铺，油条摊、馄饨摊，就算继续开放，恐怕也不会轻易光顾了。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一年逢病毒，此生惧万事。
但有一样是会继续下去。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书，我的生命将何以为继。无论病毒肆虐多久，我想，我还是会读书写字。就像我还会吃饭睡觉。
我们有个读书小群，去年九月，一位群友客串书贩，从国内背来了一堆书。都是群友们写的、译的、编的、评的。
我们约好了在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红龙虾见面。还没有落座，书箱先打开了，说话间，劈里啪啦，桌子上先摆满了书。书贩先从国内飞到西海岸，然后从西海岸飞到东海岸，波士顿是第三站，沿路拖着这一只书箱。
看着这几个忘乎所以的书呆，旁边桌上的客人们忍不住露出了微笑。
波士顿好赖也算是个历史名城，很多电影电视都以它为背景，八九十年代曾经有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欢乐酒店》（Cheers），就是在波士顿拍的。我们读书小群几位朋友约好，这一次聚会就去Cheers，大家喝那里的招牌啤酒，顺便交换我们手里的书。然后，我们都说好了，下次等《小猎犬》出来，我们再聚。
那时候哪里想得到，盼星星盼月亮等了好几年的《小猎犬》终于出了，我们却无法碰头。
国内疫情转缓，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具体的细节我都已经开始忘却，但其中一个很大的里程碑我却记得很清楚：北京的万圣书园开门了。那一天是3月3日，万圣老板刘苏里贴出了一个小读者光顾万圣的照片。照片上的小读者还不到两岁，而且她还带着时代的印记：口罩。
书店老板心情激动、眼眶发红：“欢迎所有万圣的读者，让我们回归正常的读书生活。”
“正常的读书生活”是什么，我几乎都已经忘记了——一月份以来，我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读科普、新闻，和国内的家人联络、聊天，为这里的家人煎炸烹炒、煮炖闷烤胡乱填饱肚子，已经无暇读书了。三月中旬却收到了编辑的来信，谈及《陨落与飞升：9·11实录》的编辑校对，我翻译时拿不准的一些专业名词，她都认真查对了，并且建议统一用最常用、最简练的说法。我大为惊喜，先前担忧的正好就是她悉心查对的细节，顿时如释重负，全盘接受。
无独有偶，我的文集正在编辑之中，又收到了另外一位书友张洪凌的书评。我们俩的文章还出现在按期发行的同一期《书城》上，她谈的是她去纽约与经纪人的“极速约会”，小说作者们与经纪人“极速约会”，就像婚恋市场上男女之间的极速约会。祝她早日找到她的心仪经纪人和“婆家”！
一天， 家人又告诉我，另外一笔稿费来，上面标注着“翻译费”。问了编辑何家炜，果然又是《瓦尔登湖》。今年的梭罗年会取消了，但是，这本书仍然有读者，蓦然让人在隔离和孤单中，感觉到了梭罗故意贬低、实际上他从来也不缺少的社会联系（society）。
镇里的女士们还在继续缝制布口罩，送完医院、老人院之后，她们又在为警察、超市和所有需要口罩的邻居、朋友们继续缝制。每天，她们都在交流购买原料、裁剪、设计、甚至修理缝纫机的心得。一位女士贴出了这样一张照片，她用家里的一件夏威夷衬衣，裁剪后缝出了几只口罩，然后用口罩摆出一株棕榈树，树旁边是一只粉色的帽子，供女医护人员戴上拢住头发。
粉色的帽子摆在树前，看着像一只沙滩包。我敢说，海滩包里，一定放着一本好看的闲书。别出心裁的照片，让人向往夏天，向往海滩，向往健康快乐、无忧无虑、安心读书的日子。
图四. 照片由菊子朋友提供。
2. 哈佛讲座
4月21日，星期二中午，我听了一场讲座，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共同举办的，主题简单直接：“COVID-19：我们往何处去“。听这样的讲座，我总觉得有点悲哀。太平盛世，这样的事情自然有专家操心，哪里用得着我参加。现在兵荒马乱，连我也要学科学了，于是乎“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瘟疫年代文科生听科普”。更让我觉得悲哀的是，我全听懂了，几个月耳濡目染，科学、医学都认真关注，这些诚实的科学家们，并没有随手扔给我一颗定心丸。
讲座是中午12点的，我公司里正好也有会，于是左右开弓，左边开公司的会，右边听哈佛的讲座。
图五. 哈佛讲座《COVID-19：我们往何处去》。菊子实时截屏。
讲座成员头衔复杂，拣出几样，要么是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要么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要么横跨两样。
致欢迎辞的是哈佛大学陈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米歇尔·A.·威廉姆斯(Michelle A. Williams)；主持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首席医学记者、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教授乔纳森·拉普克（Jonathan LaPook）。
发言的主要有哈佛大学陈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副教授兼传染病动态中心副主任卡罗琳·巴基（Caroline Buckee）、《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哈维·范伯格（Harvey V. Fineberg）；哈佛大学陈公共卫生学院前院长、《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埃里克·鲁宾（Eric Rubin）。
闭幕致辞的是阿诺德·爱泼斯坦（Arnold Epstein），哈佛大学陈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主任，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兼副主编。
1. 没有灵丹妙药
这些科学家们讨论的并不是深奥的科研话题，而是我们都在关注的问题：怎么办？埃里克·鲁宾一上来，说的话居然和我昨天说过的话差不多：他自己是传染病学家，自从这次疫情爆发，世界各地这么多地方都在承受病毒袭击，也有很多人在做各种试验和药物，但是，究竟哪些药物或手段有效，我们还是一无所知。还没有哪一个试验证明，哪一种办法或者药物确实有效。
后来，阿诺德·爱泼斯坦作总结的时候，也重复了这个主题：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严峻的时刻。人类可以登上月球，还把人造的机器送上了火星，但我们目前还不能找到一项能够治好这个病的良方。碰上COVID-19，我们还是回到了十六世纪的老办法：隔离。怎么办？
主持人拉普克还是做实习医生的时候，目睹并参加了HIV最初的反应过程。HIV感染病人很严重，但传染性没有这么厉害。后来又是Ebola，医学界也试用了很多药，后来证明很多药有害无益。
2. 测试，测试！
卡罗琳发言比较多，讲得也非常详细易懂。她说，这次瘟疫从城市开始，世界都是互相关联的，一下子就传到了全世界，而流行病学家也有机会仔细观察这次流行病的时间表：从没有症状——5天之后显示症状——一个星期以后发病，恶化——一个星期以后死亡。
她认为，所有的资料和报道都集中显示了最大的问题：缺乏足够的测试。这个病毒很诡异，它涉及到极宽的临床范围，从重症到轻症到无症状，测试应当包括两种：
1. 是否染上病毒
2. 是否产生了抗体
没有这两项测试结果，谈论重开经济很危险，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在曲线上的哪个点上。
另外，现在有各种测试，很多测试不准确，而且很多人将病毒和抗体两种测试混为一谈。最好是将各种测试放在一起，让它们互相确认、论证。
3. 科学家 v. 决策人
哈维·范伯格着重谈到了科学家对于政府和决策者的责任。他说，根据抗体测试，人群中感染人数，要远远超过统计数字所显示的人数。
科学家和整个社会都面临两个任务，其一是恢复生产，挽救经济，其二是增进我们对这个病毒的理解，了解我们如何用抗体增强我们对这个病毒的抵抗力。我们面临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不能选择是要经济还是要对付流行病，我们必须两者兼顾。
他说，目前科学界还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包括抗体本身是否能够使我们免疫，连这个我们目前都不能确认。由于这个病毒是呼吸系统的病毒，我们能做的就是将人分开，隔离，而且，从现在开始，就要考虑找到复工之后的新常态，在新环境中如何保护自己。
另外就是如何跟踪病人，包括出院以后的病人，不能臆想、假设，必须具体跟踪。
卡罗琳插话说，必须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寻找病人，一个是跟踪。（case finding and contact tracing）；鲁宾也说，还需要有大范围的监测系统和监控系统，并且能够通知全国。
哈维·范伯格又把话题拉回到了决策层面：我们不是一言堂，政府有各级部门，专业部门也有各种机构，声音太多，这种情况下，必须保证两点：一个是明确，一个是诚实，快速反应。
加州的反应就很快，出现了没有旅行史就检测阳性的病人，很多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也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应当采取行动，于是，加州州长决定关门，他们采取的快速行动中有coherence, coordination, and clarity (一致性，合作和明确性)。
这几位科学家都承认科学和决策之间互相依存又互不相同的性质：决策部门必须明确、果断，而科学家们则必须诚实，但是，科学本身，又常常不能提供完全准确的答案。
卡罗琳是做模型的，她说，流行病的模型和天气的模型还不一样，天气模型还可以调整、改善，流行病模型却不一定能够改善，因为它跟踪的是人，模型是否准确，完全有赖于人的行为方式，模型可以这样预测，但人如果改变他们的行为，又会导致模型结果偏离模型的预测。
科学家必须面对不确定性，也知道很多情况下是不确定的，他们很习惯这些不确定性。但是，决策者在面对这种大型流行病，面对公众的时候，又必须淡化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得果断。
哈维说，目前纽约的病人在减少，人们有压力，要回归正常。但是，从政治、公共卫生和经济等各种角度，都必须诚实对待，并且预先考虑到所有行动的后果。其他科学家也同意，要给决策人提供前后一致的信息，帮助他们提供强有力的领导。
4. 全球合作
卡罗琳和几位科学家都强调合作，这个合作是多层面的：
a. 跨学科的合作。传统的学科分界根本没有意义，这次病毒完全改变了人们对传统专业分工的看法，大家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而且，科学家发表文章以后，两天之后就有人在此基础上发布新的文章，来不及经过同行评审，这是为了加速交流，并不意味着不讲究科学了。
b. 政府尊重科学、依赖科学，科学也需要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决策者。
科学成了世界通用的语言，全球通过科学来互相合作，这一点，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作的范围包括：公共卫生；医疗保护；经济；应对社会危机等等。
c. 在互相隔离中发现人际关系和交流的重要性。我们都是人，我们从根本上是相通的，但我们还是会经历偏见，周围仍然有种族主义。
d. 保持社会距离，养成良好习惯。新冠出现后，流感和因流感引起的死亡相应减少。这次医疗危机让我们懂得我们人类自己的脆弱，下一次会应对得更好。
e. 这个问题虽然是全球性的，但应对的时候必须是地方的。因为疾病流行的时间表不同，必须根据本地的资源作出反应。卡罗琳再次强调测试的重要性，一是测病毒，二是测抗体。
f. 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病毒没有结束，那么，这个病毒就没有结束。全世界必须团结合作，这种合作，是前所未有的。
5. 结语
阿诺德·爱泼斯坦没有太多参与讨论，但在闭幕致辞中作出了四条观察：
a. 这场瘟疫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发生的。社会活动完全停顿，很多人失业、没有保险，无法维持生活。
b. 医疗卫生系统见证了最好的时刻，也见证了最坏的时刻。那么多优秀的医护人员，表现出他们精湛的医术和牺牲精神，这是最好的时刻；但是，他们没有手套，没有口罩，整个系统完全崩溃，社会最脆弱的阶层受到的打击最大，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挑战。
c. 决策多元性和破碎性。政府有不同的分工，中央、地方、职能部门，人民也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决策？
d. 抗疫会是一场持久战。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大概是15-18个月，不幸运的话就不知道需要多久了。飞行时有空中管制员提供飞行指导，但我们在抗疫的时候，没有导航员指导。
【作者简介】菊子：武汉人，燕园学子，北美码农，个人微信公号“菊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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