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维加斯的枪声（总第3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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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的枪声（总第318期）

原创 2017-10-03 杜骏飞、刘忱等 杜课

编前语

2017年10月1日晚上，美国拉斯维加斯城发生了一起美国近代史上最致命的枪击案，杀手从酒店高层向广场进行疯狂扫射，随后饮弹自尽。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59人死亡，527人受伤。

对拉斯维加斯惨案的反思，不应止于对遇难者的悼念，也不应止于对施暴者的谴责。今天，我们一起深思拉斯维加斯惨案。

1、杜骏飞：《拉斯维加斯惨案的五点启示》

2、刘忱：《拉斯维加斯的枪声》

拉斯维加斯惨案的五点启示

杜骏飞

1、拉斯维加斯惨案，看起来又来自一名枪手孤立的反社会行为。不管在任何国家，采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总是一个基本概率事件。根据美国精神病学的调查数据，美国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患病率大约在1.7%，大约每59名美国人就有１人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我相信，这个比例在其他社会里，不会有太大出入。只不过，在美国这个一半家庭持枪的国度，枪击案总是这么触目惊心，导致惨重的人员伤亡。

2、采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的起因，也许是先天的病态人格，也许是后天的情绪失控，也许来自极端教旨的涵化，也许触发于不可控的暴力情境。不管是心理疾病，还是宗教冲突，或是环境压力，都提醒我们，要想一劳永逸地“反恐”，只能先治疗反社会的“病理”。这不是一个反恐部门所能承担的任务，而是需要有医学机构、安保部门、社区工作者、教育者、宗教文化界、福利部门乃至全社会戮力同心才能尽到的责任。简言之，这是一个社会的宏观系统工程，国家和社会精英的主要任务，不是在单一惨案前哀怜和愤怒，而是要努力反思治理责任、探索理想社会。幸福的社会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社会各有各的不幸。

3、如前所述，从死伤规模上看，我们比美国更少这类显著性强的袭击事件，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里，没有心理疾病危机，宗教冲突危机，或是环境压力危机。相反，它们也在我们的身边集聚着，等待着自己的临界点来临。一个良善的社会治理，不仅仅意味着有能力对这些反社会行为严厉制裁和反击，也意味着必须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提前避免它们在人心里面的沉淀，提前化解它们带来的社会怨恨，提前消除它们可能有的暴力动机。

4、犯罪模仿理论的主要阐释者之一、社会学和犯罪学者塔尔德在其《模仿理论》中说到了三种可能导致犯罪的模仿规则：社会个体总是模仿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的行为；模仿是从上到下的，即贫穷的模仿富有的，职位低的模仿职位高的；当两种相互排斥的行为模式相遇时，其中一种行为模式会取代另一种模式。为此，不管是政府、媒体还是公众，要特别注意不对这类罪行作过度渲染，以防范潜在的犯罪分子在特定心理上与前案发生强烈共鸣。

5、发生在美国的一系列的暴恐袭击，很多袭击者的暴恐行动来自互联网环境的诱因，受到“网络亚文化”、“极端宗教宣传”、“暗网社区”的影响。这提醒我们人类，除了追求在现实世界里的公平正义，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有待于我们筚路蓝缕，那是一个秩序初生且广袤幽暗的世界。从理论上说，人们在现实世界里发展进步和文明曾付出多少努力，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的奋斗也将同样艰辛。

拉斯维加斯的枪声

刘忱

正如克莱星顿的人民不会忘记二百四十二年前的那个夜晚一样。拉斯维加斯的人民也不会忘记二百四十二年后的这个夜晚。当暴徒将机枪子弹从32层高的酒店上倾泻而下的时候，狰狞在弹夹里的撒旦面孔，仿佛在嘲笑着这个国家二百多年来赖以立国的根本准则。

2017年10月1日晚十点，赌城。一名枪手从Mandalay Bay饭店32层突然向楼下的露天音乐节场内的观众扫射。当时出席音乐节的观众人数约为22000人。目击者说，凶手射击了几百发子弹，起初他们还以为是广场外的烟花声，随后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倒下，恐怖迅速弥漫了整个广场，音乐的海洋瞬间变成了死亡的地狱。截至目前，这场美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枪击案共造成了59人死亡，527人受伤。这一数字还有可能继续上升。

从任何意义上讲，高层俯角自动化武器扫射，几百人的伤亡，这一切都可以指向一个词：屠杀。

用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狂欢民众，用子弹射杀沉迷在音乐中的无辜平民，我们实在想不出除了“灭绝人性”之外的词语来形容袭击者。我们固然无法感同身受伤者所忍受的巨大痛苦与所承受的巨大悲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半个地球感同身受那种出离的愤怒。然而愤怒过后我们不禁要想，被写进宪法中的人民持枪权到底是对人民暴政的警惕还是唱给自己的的挽歌？屡屡发生的枪击案件为什么仍然无法让政府对枪支实施有效的管制行为？“持枪权”究竟是天赋还是人授？

难题：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美国的历史，是枪支的历史。

从对抗土著印第安人到克莱星顿的枪声，从独立战争的结束到南北战争胜利，美国的每一次扩张都和枪有关。美国政府深谙苛政与极权的可怕，所以在建国之初就将“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一条写进了宪法之中，在这个国家的缔造者看来，极权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公敌，对于权力的警惕渗透进建国者的血液中。

如果从“天赋人权”（natural rights）的原意来看， “天赋人权”是指那种不由法律、信仰、习俗、文化或政府来赋予或改变的自然界生物普遍固有的权利。“持枪权”当然不能算是天赋权利的一种。但是美国公民的“持枪权”所保护的是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保护的是在遇到国家暴政的时候推翻暴政的权利得以实现，从这个角度上讲，携带武器的权利又是必要的。

正如说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而所谓的“天赋人权”也很难同一而论。枪支，作为美国人对抗土著印第安人、动物、外敌的自我防卫武器，是美国19世纪向西部扩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持枪权”作为“自然权利”写进宪法之中，也就不难理解。

代价：民主的意义

“如果政府沦为压迫者的时候，人民有权以武装自卫的方式，来改变政权。”这是美国价值的传承，而这一价值的实现必然是以人民拥有武装自卫能力作为前提的。当宪法赋予了人们用手中的武器来反抗苛政的时候，也同时意味着赋予了人们合法拥有这些武器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有可能对他人造成极大的危害。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我们不知道身边的人什么时候会将枪口对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交出自己的武器。同理，我们不知道政府什么时候会拿枪口对准我们，所以我们不能交出自己的武器。然而，如果真到了人民需要用自己的武器推翻极权政府，那其实意味着国家的一切权力制衡的都已经沦落到形同虚设的地步了，彼时彼刻，人民企图用手中的枪推翻政府，又怎么可能呢？所以，归根到底，“持枪权”其实是一种美国自由民主精神的象征，他的符号意义已经大于了实际意义。

从现在看来，美国社会枪支泛滥所带来的社会危害要远远大于一个存在在假设中的极权政府所带来的危害。我们固然可以说“枪击案”是美国追求民主所应该承担的必然代价，但是这样的说辞，无疑就已经将那些无辜罹难的平民划作了民主献祭者，而这，也未免太过于残忍。因为无论是什么体制下的国家，最基础的是要保证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如果民众朝不保夕，每天生活在恐慌与死亡的边缘之上，那无论多么民主自由，也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悖论又出现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而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又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分歧。如果我们不能够尊重分歧，就很容易酿成暴力冲突。所以民主社会可能要比极权社会更容易爆发冲突。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民主界限的问题，如何保证不同的声音允许被发出又能得到广泛的尊重，是民主制度之下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政府起码要保证公民的生存权与安全权的实现，才有必要向上继续满足公民的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与自我实现的需要。如果连公民的生命健康都没办法保证，那么，越多的民主可能也就意味着越多的动荡与冲突。

对于平民来说，民主的意义，无非是让我们过得更好。

以上所展示的仅仅是美国枪支文化背后的一角。拉斯维加斯的枪声势必不会是最后一声，尽管我们希望，类似的惨案，这是最后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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