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30天津图书馆胡艳杰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30天津图书馆胡艳杰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是不一样的，有的规划目标明确，有的则是顺水行舟，随遇而安。我的求学道路，以及遇上文献学也是如此。本科在锦州师范学院（今渤海大学）中文系学习，专业是汉语言文学（文秘）专业，除了中文系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美学、文学概论等中文专业课程，还有公关、礼仪、档案、文秘、成功学的课程，除此之外当时老师还说，要想去上海工作，要有计算机全国二级等级证书、英语四级、汽车驾驶证。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三证在手的我，只等毕业去上海找工作了。然而，当时锦州师范学院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联合办学，叫做联读，就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可以到这些国内名校读一年。正是这样一种办学模式，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道路。2002年同寝室的姐妹，有去复旦，有去北大，我在锦师继续学习。2003年毕业在即，她们选择考研，跟随着她们考研的节奏，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后调剂到古典文献学专业。从此开始了文献学的学习。
初到师大读书，恰逢导师郭英德教授日本访学未归，我们同门三人便由李山老师代为培养管理。在校期间学习的专业课，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共有10门，包括过常宝老师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李壮鹰老师的《中国美学史专题》，李山老师的《中国文化概论》，张海明老师的《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康震老师的《唐宋文学史研究》，郭英德老师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元明清文学史研究》，王一川老师的《文艺学专题》，李真瑜老师的《元明清戏曲研究》，刘宁老师《古代文学名著研究》。当时，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专业课基本相同。与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关系最直接的，只有郭老师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及刘宁老师的《杜诗详注》解读。刘老师以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2004年第6次印刷的清仇兆鳌注本为教材，要求：“一个字，一个字，读”，这几个字我是用橙色笔，写在卷端。2005教学实践课，在师大图书馆杨健老师的指导下，开始馆藏目录卡片录入，撰写提要，也是这段实践经历，使我走上了图书馆的职业道路。毕业论文题目《明代中期传记文研究》，现在看来这是一篇偏于文学研究的论文。三年的研究生专业教育，虽然没有代表性的论文发表，但经过课堂作业训练，在论文写作、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方面打下一定的基础。
对于文献学的最初印象——难！因为本科阶段基本没有接触过文献学，准确的说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与规范的训练。所以研究生阶段是从零开始的。读研期间，还去旁听了训诂、音韵等课程。文献学的难，是指它不是短时间、专项训练后，立杆见影的专业，在踏上文献学研究道路之前所落下的专业知识，需要一点一滴的慢慢积累，没有取巧之法。现在看来，文献学的学习与工作依然不易，好在勤能补拙，只要保持对文献学的兴趣与热爱，它是可学、可懂、可做的。这一点，在最近整理信札时，感觉尤其强烈。信札作为文献、档案，具有唯一性（虽然，有人习惯书信前写草稿，但最终原件只有一个），能反应当时的社会面貌，具有重要价值，又极易失传。而古人及近代学人信札，字体变化多样，遇到行书、草书，辨识一字，则需数日，得之喜形于色，“囗”之愁云满天，心有不甘。同时，我们这代人可以为前人整理信札，我们这代学人的交友、往来，已经没有信札可整理，文献学是否会缺失一项资料来源？我们的电子文稿、邮件、微信等即时通讯记录，是否能成为文献学研究的新领域？
2. 毕业后又从事古籍工作，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从我自身学习经历来讲，涉古专业本科生在本科四年期间，能对文献学专业涉及的目录、版本、校勘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与了解，完成文献学的“启蒙教育”，那么在研究生阶段，就可以向深、专业方向延展，研究生阶段，可以选一小题目，做一下专题研究，将本科阶段掌握的文献学方法与理论，在小课题研究上进一步尝试；到博士研究生阶段，可选一个略微大的题目或将小题目向纵深发展，增加研究深度与广度。这样，在知识储备、研究方法、研究能力以及研究方向的确立等方面，在学期间即可完成。在时间衔接上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理论上的实践与积累，对日后工作及研究都大有益处。
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收藏着大量的历史文献，包括古籍及1949年以前的文献。整理、揭示馆藏，是图书馆古籍工作者的最基本的业务工作。从这一角度讲，在文献学目录、版本、校雠三个方面，更偏重于目录、版本。随着古籍保护事业的发展，推进古籍保护学的建立与发展，也是涉古专业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图书馆里的文献学，首先是业务工作，其次是专业研究。准确的说，下面要谈的不是治学心得而是图书馆涉古工作心得。一是要积极参与馆藏目录的整理与编制，熟悉馆藏，熟悉各种类型目录使用与编制。如：通过参与《天津图书馆善本书目》（2008）的编制，熟悉书名，熟悉四部分类法；通过《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图录（鉴赏图录）》（2009）的制作，熟悉书影的选择，图像的整理、类目的编排、图录的图像文字编辑整理等；通过《天津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2014）熟悉古籍编目新规则即古籍普查的著录要求，这是一次难得的翻阅原版古籍，进行版本鉴定实践过程；通过参与《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天津卷》（2018）方志部分编制，掌握版本目录的编制方法，五部类目的分类方法及组织原则；通过《天津图书馆新编历史文献书目五种》（2020），我将馆藏全部地方志目录整理出来，掌握专题目录的编制方法。目录的编制，一段时间训练可掌握其门径，但若要精深，则需细究其内在。一定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认真比对，查阅原书及文献，尽量完善相关信息，体现当代人编目水平、目录学的观念。
二是以开放的态度去开发利用馆藏，为保护研究利用提供便利。这里涉及对待古籍的态度，对待古籍的价值的思考与认识。作为图书馆古籍工作者，古籍的保护一定是第一位的，但在强调保护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发挥古籍的价值与作用，不枉其千回百转留存至今的生命意义。（一）积极参与出版行业的影印出版，研究者的整理出版。尽管有学者认为影印本有重复、版本参差不齐、质量不高等不足，但影印出版，尤其是珍贵孤本秘籍的出版，是目前解决文献传播、文献阅读，以及学者利用与古籍保护之间的不大不小的矛盾与隔阂的一项有效、便捷、快速的方法。（二）主动推进数字资源建设。2011年，准备中华字库项目投标工作，开始学习古籍数字化方面相关知识。在与中华字库项目专家进行三轮商务谈判时候，从文献学知识、数字化设备、再到人员管理、财务预算、工程管控，每一轮谈判，专家都会有一个新的问题提出。我们不断调整，第一是改变最初古籍使用要收底本费的观念；第二是工程总量由最初设想的300万拍，调整到最终的800万拍；第三是项目经费预算，直接经费、间接经费、设备费、管理费、劳务费占比，要符合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及标准。对于一个古典文献学专业毕业生，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研究范围。但是，要申报、中标、完成这样的国家重大课题项目这只是第一步。2012年天津图书馆启动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重大科技项目“中华字库工程（13包）明清图书用字搜集与整理之一·底本选择与图像制作”研发工作。作为字库项目13包办公室负责人，负责工程管控，从项目启动大会流程制定，到项目研发计划编制，再到每个课题组的工作管控，每一处都需仔细考虑、协调。在具体研发工作上，把控底本选择质量，制定底本选择标准。以天图馆藏明清古籍为中心，满足字库项目取字需求，以小说、宝卷、地方志、明清别集为主，兼顾经史子集四部，同时避免与医学、字书类等专题包的重复。在技术标准方面，根据工程标准，制定项目包技术标准及规范，同时，考虑古籍资源再次利用及深度开发问题。如在图像命名面，在字库流水号、页数、册数的基本要求上，增加了本包的特殊字符卷号，卷号分卷前内容、卷次、卷末内容，为进一步标引做准备。仅仅完成中华字库项目需求，大批明清古籍图像资源在硬盘柜中静静的躺着，并未发挥其全部价值。要思考，怎样才能更好的、合理利用古籍数字化成果，要为其发挥作用，寻找理想的途径与方法。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筹建国家数字资源库，在全国图书馆界购买古籍数字化资源，采购的古籍数字资源在国家图书馆局域网安装和使用及在互联网发布。当时，国内有300万古籍数字资源的单位并不多，天津图书馆是一家。通过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最终顺利完成天津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古籍数字资源采购项目。这批资源，经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质检，添加“古籍保护中心”水印，于2017年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与读者见面。今日惊喜，打开“中华古籍资源库”界面“热门推荐”之书，即是天津图书馆藏书。八年的工作成果，可为读者所用，自是喜上眉头。虽然这只是古籍载体、介质的简单的转换——由纸质到数字，数字到缩微胶片，却也是我们给古籍文献上的双重保险。这项合作，我参加了应标，专家评审，谈判，数据提交、数据验收的全过程。之所以积极参与这样的数字化合作项目，一是古籍再生性保护需要及发展趋势；二是专业职责让数字化研究成果，以快速、便捷的方式为研究者所用；三是从数据安全角度讲，实现资源的异地存储、备份，甚至是灾备。如果前两个项目，有为他人作嫁衣的感觉，那么加强自身资源建设与管理则是硬道理。与字库项目启动相伴的是“天津图书馆古籍数字化资源发布系统”的研发工作，基本每一年都有一版系统设计方案。最终，平台设计方面：确定发布平台上的类目设置，使用古籍普查使用的经史子集类丛五部类的分类方法。读者利用方面：使用注册账号登记，只要能上网，就可以看到天津图书馆古籍资源。数据发布平台的名称方面：“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数字资源库”，除发布古籍数字资源外，将来也会发布民国文献数字资源、天津地方文献资源，为数据库的兼容、发展留下空间。资源储备方面：古籍图像资源积累了400多万拍，图像数据规模、图像数据类型、图像质量已经趋于稳定，并在行业内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元数据方面：文献著录信息完整、规范。万事俱备，只等待一个合适的上线时机。201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之际，应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邀请，与国内多家图书馆，第一次同时向社会发布部分馆藏古籍全文影像数据，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目前平台有近2000种天津图书馆藏古籍图像资源，涵盖经、史、子、集四大部类。除批量上传数据，平台还根据读者提出的阅读需求，随时发布相关文献。平台目前仅有图像资源，但后台设计具有全文检索、批注等功能，只是尚未启用。在未来的研发计划中，会选择嵌入一些数字化辅助工具，实现图像数据的全文检索功能，甚至是结构化的分析功能。
三是工作与研究相结合，业务工作很重要，研究工作不可丢。如我的金钺研究，是由2007年接收捐赠文献开始的，包括整理清点，阅读内容，课题申请，资料搜集、整理、撰写论文、结项，完善出版，即《屏庐铅椠：藏书家刻书家金钺研究》。而温忠翰研究，则是从读者服务开始，读者研究徐士銮，查阅《味秋信札》中徐士銮跋。恰好《历史文献》为原始文献资料整理提供了一个平台。此后，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发现稿本《红叶盦题跋》《红叶盦文稿》《红叶盦奏稿》等，暇时整理，集腋成裘。图书馆业务性工作非常多，但工作人员数量很少，要完成涉古的全部工作，包括典藏、编目、阅览、开发、宣传、展览、修复、数字化、研究与保护等所有工作。在完成工作同时，一定要注意研究。
总结，学校中习得的文献学理论，在图书馆工作中得到实践。而图书馆实践工作中摸索出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古籍数字化的相关实践，又将促进对文献学、古籍保护学相关问题及人才培养方面的思考。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文献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又与其他学科有交叉。学、学科体系建设与认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研究，需要由大量实践到理论总结与升华。“文献学”是具有学术传统的、基础学科，侧重于理论上、学术上的、具体文献的研究。目前，古籍保护学科正在兴起，它与文献学有着密切关系。我们正亲身经历见证“古籍保护学科体系”的研究与创建过程。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经过7年的摸索实践工作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分别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艺术学院、天津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签署联合办学协议，共同推进中华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其中，复旦大学成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复旦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成立古籍保护研究院（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6年，第一届“全国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 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2017在中山，2018在天津，目前已召开三届。2018年，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举办“新时代的古籍保护研究与新技术应用高级研修班”，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姚伯岳教授做了《古籍保护学科建设规划与统筹》的报告，对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思路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分析介绍。这是我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接触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2019年，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姚伯岳教授、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张靖教授共同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基础理论研究”。我参加了天津师范大学项目古籍管理研究课题组成员，主要负责“古籍典藏”这一题目的研究。研究工作刚刚开始，还在资料搜集与调研阶段。个人认为古籍典藏应重在管理、规范、标准的建构与研究上，使得我们的古籍典藏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科学化，即可按章办事、有章可循。未来五年，两家高校、两大项目组的研究成果，或将推动“文献学”与“古籍保护学”的发展。
5. 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和工作，“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对有志于从事古籍编目和保护工作的研究生，您有什么建议？
“文献学”与“古籍保护学”两个学科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前者应注重学术研究能力的培养，后者则侧重在操作能力，解决保护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在问题基础上建立确立研究对象、范围、内容。
对于文献学专业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最好能进行以下相关专业技能训练与实践。一编目实践：熟练获取古籍基本信息，能够独立完成一部古籍的著录。二撰写提要：掌握古籍提要撰写基本要求，熟练运用各种工作书，撰写提要、书志。三手稿释读：信札、题跋、日记稿抄本的整理，具有原始资料整理的能力。四完成一个小课题研究：建议以人物为切入点。文献学的基本功，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锻炼。或是名家大家研究，锻炼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分类、概括能力，这类研究，研究广度、深度更宽、更广，可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甚至是专业研究奠定基础；或是小人物研究：这里的小人物，指在历史上留下痕迹，但又不是尽人皆知。这样的人物研究优点是一个立体的、多维度的研究，研究过程中容易发现创新点，可以是穷尽式的研究；不足之处，在研究领域共鸣不多，研究完成，即完成一项课题。
对于有志于从事古籍相关工作的研究生，有以下建议：一是心理准备：“板凳坐得十年冷”。我初到天津图书馆工作的夏天，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水赉佑先生到馆查阅馆藏。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古典文献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是资深古籍专家。他在编印《续修四库全书》时，即在全国各地征集底本。那时，他正在为《清代诗文集汇编》选择底本。李国庆老师向水先生介绍我师大研究生毕业、科班出身，水先生轻轻的说了一声“好”，然后又慢慢的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啊！”如果说李老师是表扬激励式培养，那么水先生的话则是挫折教育。二是时间准备：涉古工作，绝不是八小时之内的工作。八小时之内事务工作、服务工作为主，而在“图书资料系列”，目前是需要职称评定来考核、确定你的工作岗位。职称评定内容即有业务工作考核，也有研究能力考核。研究能力考核目标，是你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是在八小时之外，别人看电影、喝咖啡、追剧、睡觉的时间里面来完成的。若是组建了家庭，你的时间表：工作日：7:00-18:30（准备早晨、送上学/上班路上、单位、下班路上）；18:30-20:00（晚餐、友朋聚会、陪伴家人、辅导孩子作业）；周末：8:00-20:00（孩子小、中、高各种辅导班及陪伴游玩的时间，一般情况下50岁以后可以重获自由，此处有微笑）；留给自己学习思考的时间：早5:00-7:00；晚10:00-11:00（不要熬夜，身体是革命之本）。在基本时间列表中，见缝插针，化零为整，挤出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三计算机、数字技术知识信息储备，了解数字人文的发展热点与趋势。主动了解、掌握各种新型数据库，以及新型数字技术，将其带进工作与研究之中。还要有体力准备：图书馆古籍部工作，要有一定的体力劳动，如书籍清点，目前，有尝试用RFID技术来进行古籍管理，实验效果值得观望与期待。还有书籍除尘，若有搬迁，还有书籍打包，搬搬扛扛的工作。可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文献学”会以一种稳健的态势发展，同时引入新的技术，增加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在坚持传统与创新中发展。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数字资源、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在古籍数字资源建设方面的应用，必定为文献学带来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增长点。如数字人文基础工具：文字识别工具、文本清洗工具、文本标注工具、句读工具，为文献学研究提供辅助，节省工作时间，提高效率；而文本结构化工具、可视化工具等将扩大我们的研究空间以及增强研究的想象力、表现力。“文献学”与“古籍保护学”的紧密联系，也应引起关注。
7.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文献学必读书目有很多，前面老师推荐的很多，也很好。我来推荐一部工具书吧！李国庆老师的《明代刊工姓名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版，共2册。我们知道，用刻工姓名来鉴定古籍版本是比较科学、可靠、可行的一种方法。1934年9月，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在《图书馆学季刊》发表了《宋元刊本刻工表初稿》，在古籍界产生很大影响。其后，我国一些老前辈，诸如傅增湘、周叔弢及冀淑英等都提倡利用刻工来鉴定古籍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继1990年出版王肇文编《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之后，于1998年又出版李国庆老师编的《明代刊工姓名索引》。至此，为古籍中的宋元明三代刊工，都编制了姓名索引，颇便使用。嗣后，李国庆老师在整理馆藏时，在利用大型古籍书目时，陆续又发现了一些明代刊工，并在《明代刊工姓名索引》的基础上，编制了这部《明代刊工姓名全录》。此书是目前收录明代刊工信息最全的一部。上册为刊工姓名索引，下册为刊本及刊工题名录，附《虬川黄氏宗谱》。此书是明代刻本鉴定的必备工具书。同时，为研究明代刊工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大量资料；对覆刊本与原刊本的鉴定也具有帮助。
对于这部书，除了阅读体会，还有一些编撰体会。这部书是我参加工作后一次比较系统的专业训练。李老师在《前言》中感谢我的帮助，而我在这次训练中更是收获丰厚。首先，是集中时间阅读四种现代目录学成果，包括《（台湾）“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四库存目标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书志善本书志》《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二是此次整理，阅读大量提要时候，对其内容进行整理。注意到毛晋校刻佛经牌记信息，这是《毛晋父子校刻佛典书录》成书的第一个原因。还关注到“纸印”信息，积累了一些纸张、用纸信息。三是在索引编制初期，还曾建议李老师引用三种书目中关于刻工的信息内容，这样做数据量小，即便于操作，也可迅速成书，还可以规避麻烦，减少讹误。但李老师从其多年古籍工作经验出发，以读者使用为出发点，他认为仅仅录入刊工姓名会损失大量的信息，不利于研究者使用，最终决定引用全文。四是全文引用，涉及到版权问题，三部书著者杜泽逊、沈津、陈先行和郭立暄老师慨然应允，他们同行相助的精神，让人敬佩。而李国庆老师，在其前言中一一鸣谢对其成书有帮助之人，这种做法或者说是细节值得我们青年人学习。
写到此处，按顺序回答了访谈中的7个问题。学业不精，文中不当之处请各位同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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