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的人生（作者：钱平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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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上海老底子情
作者按语：
这原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幸福永伴你我他》中的一篇文章。原来估计要写到2016年4月，在我70周岁生日的前夕出版，没想到提前在2015年9月就完成了。不过当时我已经度过了70虚岁的生日，按照中国的习俗，如果要庆贺一下也是在理的。于是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自己觉得这辈子的经历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因此写了一篇名叫《多彩的人生》的散文。今天当我打算将其贡献给《上海老底子》公众号平台登载时，发现这五年中，我的经历中又有不少内容值得补充一下，于是对该文又作了一些修改。
多彩的人生
钱平雷
从我撰写的两套散文集“幸福三部曲”和“上海维度三部曲”中，人们除了发现我的记忆力很强外，还会感觉到我无论兴趣爱好、涉及领域、所见所闻，还是亲朋好友、社会交往、专业知识都可以用“广泛”二字来形容。于是不少人就对我产生了好奇，很想知道怎么样的经历导致我会成为说得难听一点叫做“万金油”，说得文雅一点叫做“通才”那样的人物？从我自己的观点来说，就是我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让我有机会学习了各种知识和技能，参加了文艺和体育的社团，加入了不同的政治组织，参与了难得的社会实践，投入了宝贵的学术活动等等因素，尤其是遇到了不少帮助教诲我的师长，才使我能够曾经跨越学界、政界、商界，同时在音乐、体育、书画、文学等业余爱好方面达到一定水准。今天当人们不再像当年特别强调“专业”对口，越来越认识到“真正的功夫在专业之外”的道理时，我在这里把我的经历与大家一起分享，可能更有现实的意义。
我在大学学习的是桥梁与隧道，当时属于同济大学铁路公路桥隧系的一个专业。本来路桥不分家，但在当时学习苏联的背景下，学生的专业分得过细。因此，毕业后只有从事桥梁技术工作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由于绘图的水平较好，所以当铁路局开展养路机械化攻关时，就将我调去帮助描图。养路机械化需要铁道建筑和机械两门专业的知识交叉才能胜任。于是我开始接触机械知识，第一次跨了专业，那时我自学了大量机械方面的知识，同时第一次学习两门以上专业知识如何交叉的原理。在哈尔滨和上海两个铁路局，我在桥梁和养路机械两个行当因工作需要来回调动了数次。以后，组织上调我去上海市铁道学会担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由于铁道科技涉及的面太广，迫使我去学习机车车辆、线路桥隧、通信信号、运输调度等相关知识外，还有医学、财务、信息等其他通用知识。尤其是期间，铁路局推行现代化管理，让我去担任讲师，讲授诸如网络技术、决策技术、行为科学、系统工程等课程，让我通过自学掌握了上述理论知识。随后又在上海市科协的领导下，与航海、交通工程、公路、航空等学会一起，共同研究上海市对外交通的发展战略，又使我了解不少其他交通方式以及如何交叉成为综合交通运输的原理。在改革开放时代，我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的外经处长，是从事国际运输和对外贸易的负责人，为此我参加了外经贸课程的函授学习，还获得了证书。以后我调入上海中星集团这家当时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负责一项旅游房地产项目中，以我为主，将旅游、体育、医学、园林、交通等等专业的专家与房地产专家组织在一起，共同创建了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旅游房地产学。近年来，我作为上海市楼宇科技研究会秘书长，领衔在将IT技术、环保、建筑、消防、能源等专业整合在一起，为研究“智慧楼宇”包括现代物业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陆续制定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从1.0到3.0的《智慧楼宇评价指标体系》。在2017年我作为主编之一，出版了《CCHC（持续照料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服务管理标准1.0》，同时为了配合该书读者的理解，还撰写出版了科普小说《居家养老解困记》。2020年疫情期间，以我为主撰写了题为《养老科学概论》的教科书，涉及到医学、心理、护理、建筑、IT等更多的专业知识。到此为止，你能说清楚我是从事何种专业的专家？土木建筑？交通运输？系统工程？管理科学？对外经贸？房地产？智慧楼宇？养老科学？恐怕都能算是，因为当我去参与上述专业的学术交流时，人们都承认我的学术水平到达一定高度，有论文、专著为证。但如果按照传统“专业对口”的要求，我哪个专业的专家都不能算，因为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究竟从事的何种专业。因为我的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还是我在担任铁道学会副秘书长时，作为科技管理专家的身份获得的呢！也由于我的专业界限不清，又长期专职或兼职担任科技社团的负责人，所以我的科技界的朋友特别多，他们涉及的专业面又特别广，我多多少少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他们专业的科普知识。
▼居家养老标准及其配套的科普小说
▼智慧楼宇评价指标体系3.0
当年在上海铁路局工务处，我就是一个工作认真但对政治敬而远之的人，尤其是经过“文革”更是如此。另外，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共产党员就应该像黄继光、刘胡兰那样抛头颅、洒鲜血那样的英雄，我觉得我做不到，所以也就不去争取入党了。我把我的想法也告诉过担任支部书记的处长，他也表示理解，也没有动员我入党。当时像我这样的想法，在科技人员中很普遍。以后当我在铁道学会担任副秘书长的期间，一位叫赵美珍的会员，来找我，她是九三学社社员，动员我申请加入九三学社。对于民主党派，我对他们概念模糊，只知道我在同济大学读书时的系主任童大埙教授是一位民盟的老盟员，他当时正好是铁道学会的常务理事，一次开常务理事会之余，我问他民主党派的事情，他说，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友党，你可以参加。我说，在铁路这样的半军事化单位，如果要加入政党，还是参加共产党更合适。他进一步说，参加了民主党派不影响你加入共产党，当年李国豪校长不是先入民盟后入党的吗？如果民主党派成员又被共产党吸收入党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如果你要加入民主党派，就加入民盟。以后民盟市委的一位组织部的工作人员董平女士就上门找了我，她大概也与铁路局的党组织作了沟通。铁路局机关党委的一位负责人找我谈了话，让我加入民盟。就这样我在对民盟还不很了解的情况下，就成为一名民盟盟员，编入民盟上海市委直属科技总支。从此与民盟组织结下不解之缘。它让我长了许多见识，也获得了不少荣誉，更是认识了众多加入民盟的各行各业的精英盟友。我逐渐明白了作为一位参政党成员的职责和义务，尤其是理解了反映社情民意是参政议政最普通但也最为直接的形式和途径。可以让我更加广泛地观察各类人和事，通过思考成为相关建议和意见发表或上报。这不仅大大地扩展了我的视野，也客观地培养了我口头和笔头的表达能力，尤其是参政的能力。我在民盟组织中也因此“官运亨通”，从一名普通的盟员逐渐成为民盟上海市委直属科技总支主任委员、市委委员、常委等那样层次的领导干部。
当我担任上海铁路局对外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同时兼任两个带“中国”头衔上海公司的总经理，也就是说我成为华东五省一市铁路对外系统的第一把手。在当时的情况下，涉外的部门负责人不是共产党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连我自己也觉得应该申请入党了。机关党委也是如此认识的，他们让我参加了入党前的学习班。当他们正要给我办理入党事宜时，遭到了铁路局党委统战部的强烈反对，说他们统战部“统来统去”只有联系一些党外的普通科技人员，像我那样的正处级在位的党外领导干部几乎没有，如果我一旦入了党，他们又少了一位重要的统战对象。我的入党事情在铁路局因此搁浅。后来我调入一家叫做中星集团的大型的国有企业，开始在总部当副总工程师，是否党员问题还不大，后来准备将我调去一家子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领导看来，不是党员就难以工作了。于是集团党委在请示了上级党委后，让我参加了党组织，然后再将我派往子公司工作。按照惯例，在转正后，我又担任了公司党组织的副书记一职。从此，我成为一名又是共产党员又是民盟盟员身份的人。当时去系统党校学习的机会很多，党员干部学习班有我，党外统战对象学习班也有我。估计如今这样的情况不多了，人们往往感到很奇怪。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同时做好两个党派的成员，还是需要把握好分寸的，是一门艺术，对我也是一种历练。
我曾经担任上海市长宁区两届十年的人大代表，第二届我还被选为代表团的副团长。民盟市委和市委统战部还推荐我担任了两届也是十年的上海市政风行风监督员。这两个职务不仅责任重大，而且要做好还真不容易。当好人大代表，要拿出有说服力的议案和书面意见，把老百姓的诉求反映给政府，为选民说话。当好监督员，要面对政策和业务水平很高的部门和行业，你必须具备认真的态度加上一定的知识水准，否则是难以胜任的。这两个职务让我认识了更多高水平的人士，同时有机会接触到最基层的老百姓。
由于参加了两个政党，担任了上述的职务，也让我更深入地见识了政治的复杂性。尤其是到了一定的级别的“官场”，还是有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因为各类干部的素质是参差不齐的。大多数的干部是克己奉公，顾全大局的，更有相当数量的干部器宇不凡，大气大度。但确实有一些干部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为了表明他的高明，把下属贬得统统无能。有些人身居高位，但内心自卑，就怕下属超过他，更有少数干部利益熏心，忘记了自己的权力代表了谁。因此一般普通百姓以为只要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就可以了，在他们那里就不一定行得通。尤其是“官本位”，是当前官场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人们最忌讳也需要最小心，说不定何时自己犯了错误。它是人人反对，但一旦自己有了级别，也往往演变成为最衷心的维护者。
▼参加民盟上海市委代表大会与副主任委员谢遐龄教授合影留念。
▼参加民盟上海市委常委会会议合影
▼参加长宁区人大会议的代表证
▼与区人大常委会杜锡全代表成了朋友，向他赠送我的书法作品。
▼曾担任上海市政风行风监督员。
我大学毕业数十年的工作都在企业，铁路局早年属于政企合一的单位，最终还是回归企业。中星集团前身是上海市住宅办，在改制中也变成了企业。我在上述两个系统里，开始还是以科技人员的身份工作着的。在改革开放人人经商的大潮中，我也演变成为董事长、总经理那样头衔的“企业家”。我之所以给企业家三个字上面打上“”，是因为我认为我骨子里还是以一个科技人员的思维方式在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这个企业是国家所有或者控股的，我所代表的利益也是国家的。我在担任这些商界的职务期间，有的很成功，但也有的很一般，原因也很复杂，有来自“政治斗争”的阻扰，也来自我不能适应“潜在规则”。
我最早的总经理的角色是上海铁路局对外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兼任中国铁路对外服务上海公司和中国土木工程公司上海公司两个公司的总经理，那两个总公司都在铁道部。我到了这个岗位以后运用系统方法把上海铁路局的外经业务开辟成为：国际运输、对外贸易、中外合资（作）、海外合作四大部分。在张龙局长等领导的支持下，我把上述业务扩展到五省一市全局范围内，那时候真可谓风生水起，营业收入呈几何级数增长，不少经营理念或科技超前项目正在积极筹划，但由于局领导的职务变动，“一朝天子一朝臣”，我的外经贸办被撤销，上海铁路局对外经济发展势头戛然而止。
当我到了当时中国最大的被称为“房地产开发的航空母舰”的上海中星集团不久，因为参与一个叫做“清水湾中星康乐城”的旅游房地产项目而被命名为子公司的总经理。由于一名从政府部门空降的干部担任了集团的总经理，他把计划经济的理念和管理政府部门的方法用来经营企业，使集团的发展势头受到抑制。“清水湾中星康乐城”项目也中途而废。不过我将该项目开发过程中与各路专家合作的体会，与同仁丁名申先生一起撰写成《旅游房地产学》一书，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从房地产开发理论方面作了创新。
当我退休后，被上海城市房地产公司聘为副总经理，该公司的主要物业就是上海首批5A级商务办公楼——智慧广场。我去后，发现商务楼宇还没有一套管理的标准，因此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没有互相评判的依据。我运用系统方法，带领公司的员工，编写出《物业管理标准》在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受到社会业界的广泛欢迎。
至今老朋友无论尊称还是戏称，都叫我“钱总”，这个“总”不是来自“总工程师”，而是来自“总经理”。因此总经理成为社会对我承认的最终角色，尽管我认为自己真正的身份是一名科技人员。不管怎样，它让我有过进入商海的经历。
▼第一部5A级商务办公楼的物业管理标准
▼《旅游房地产学》教材
我们小时候老师经常会让我们撰写有关理想志愿的作文，由于当时人生阅历很浅，比较天真，所以往往会写上一些等到长大时发现根本难以实现的理想。除了想当解放军外，当医生、工程师、运动健将、演员、画家、作家、教授、翻译等职业的学生也不在少数。在我年龄到达古稀的时刻，工程师我是当上了，但不经意中，因为兴趣爱好，也让我对演员、运动员、书画家、作家乃至教授、翻译的身份都体验了一下，也都过了一把瘾。
由于我小学里，被音乐老师何畏看中，参加了上海市提篮桥区中心小学合唱团——上海最优秀的小学合唱团之一，使我一辈子喜欢音乐，尤其是唱歌。在变声以后，自学美声唱法，导致在大学期间成为一次学校大型演出合唱队男低声部的中坚力量并担任领唱。使我大约领略了文艺团体运作的过程，以及作为一名演员的经历。
我在中学时，是一名跳高爱好者。到了大学，曾经是同济大学田径队中长跑运动员，1965年寒假学校模仿专业运动队三从一大（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和大运动量）的冬训使我领教了当一名运动员的不易，从早晨起身开始晨练，到整个上午和午睡后下午的集中大运动量训练，非常艰苦，但又不愿意舍弃，结果是开春后运动水平也确实较大幅度提高。学校一度还让我们享受了一番运动员灶的待遇，后因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持久，反正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当专业运动员的滋味。
我的国画参加过学习班，拜过老师，那是在铁路局机关工会举办的业余国画班，先学山水、后学花鸟，老师都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画家——汤兆基、张锐。但因为后来担任了领导干部，课后没有时间练习巩固，偶尔画画，也只有自我欣赏的水平，拿不出手。我喜欢书法，但没有刻意学习临摹过哪位书法家的风格，属于无师自通。倒是应用行书中线条粗细、疏密、浓淡等对立统一的书法规律进行书写，写出来的作品还算有点味道，在一次行业系统展览中，还被评为二等奖。应书法家、上海市房地局桑荣林老局长的推荐，让我把我的书法作品送到上海图书馆里举行的一次展览会上展出。那天上午开幕式我因故没到。当下午我冒大雨到达展厅时，发现参观的观众不多，远远看去发现我写的条幅挂在里侧比较居中明显的部位，大概是集中展出的效果，看上去好像比它单独悬挂的要好看。当时我真有点似乎自己真的成为书法家而感到飘飘然。
科普文学创作恐怕是我业余兴趣中还有点成就的爱好。我开始是比较单纯的科普作品创作，也获得了一些评比上海市、国家级的评比奖励，还成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后来科普作家协会提倡科普和文学结合，我也开始尝试，谁知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余秋雨的散文对我启发很大，我也开始散文写作，由于我的知识结构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所以我所写的散文，据其他读者反映，尽管明明是在写人文的事物，但科普写作的痕迹却十分明显，倒也成为我散文的特色。尤其是《幸福相对论》和《幸福就在当下》《幸福永伴你我他》所谓“幸福三部曲”以及《上海高度》《上海广度》《上海力度》所谓“上海维度三部曲”两套散文集的出版，而且是著名作家叶辛、赵丽宏以及著名科学家钱旭红院士、郑惠强教授分别作序，更是拉近了我与文学作家的距离，因此在著名作家王晓玉和达世新的介绍下，我还加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又成了一名文学作家。担任大型科普丛书《原来如此》的评委兼交通分册的主编，还让我感受了一次从作者变成编辑的趣事。
▼我撰诗并书写的书法条幅
▼我用中国山水画法画域外风光。
▼偶然也画一幅花鸟画自娱自乐。
▼参加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台上自右往左是褚君浩、钱旭红、陈积芳三位领导。褚院士担任理事长时，我担任副秘书长，钱院士为拙作《幸福永伴你我他》作序。陈主席多次主持拙作首发式。
▼拙作《幸福相对论》的研讨会和首发式。
▼参加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大会
▼出席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年会
▼第一次担任科普丛书的分册主编，还得到科技进步奖。
▼上海维度三部曲
我其实很喜欢当老师，尤其是当大学教授。除了在铁路局教授现代化管理的课程外，我前后成功地指导好几位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撰写毕业论文，尤其是当我在指导一名上海的一所大学的学生论文时，与她学校指定的导师见了面，那位教授大概很赏识我的学识，所以回校后推荐我当客座教授。因此我可以在我的名片上注上某大学“客座教授”的头衔，别人也有时称我“钱教授”。让我过了一把当“教授”的瘾。上海交通大学也聘我为“兼职研究员”。另外，我屡次在“东方大讲坛”和“科普名家讲坛”做过演讲，还两次应邀到上海图书馆做讲座，在上海图书馆网站上查阅《上海图书馆讲师》的名单上也有我，当我看到上面的名字大多数是各行各业的著名人士时，自己还真有点沾沾自喜的感觉。
改革开放后，出国再也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了。从1988年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到如今，我也记不清自己究竟出了几次国了。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4年去波兰进行公务访问。上海铁路局的友好铁路局——格但斯克铁路局局长以前来过上海，知道我会讲点英语，当我们在进行正式欢迎仪式时，他大概发现我方的波兰语翻译不能胜任铁路专业的翻译，突然把我从队伍中拉了出来，让我与他们局电子中心会讲英语的主任共同担任翻译。当时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充当了正式会谈的翻译。开始确实有点紧张，只能打折扣地进行翻译，但逐渐有了语感，折扣渐渐减少，一两天以后，真的当起翻译来了。让我有了一次正式担任翻译的宝贵经历。
如今到了古稀之年，回顾一下，我这辈子虽然没有达到非常理想的境地，尤其是与许多成功人士相比，差距不小。但谈到曾经担任过的社会角色，我还是属于比较丰富的。这其中包括了我得到了许许多多亲朋好友的帮助和理解，因此我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不是孤立的现象，绝大多数是与他们共处而产生的结果。借此机会再一次感谢曾经给我教育帮助的亲人们！。我虽然受到过不少挫折、委屈和坎坷，但更多的是喜悦、安慰和幸运。它们使我尝遍了人间甜酸苦辣的滋味，成了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成为一名通才的必要前提。
▼上海大学客座教授聘书
▼上海交通大学兼职研究员名牌
▼同济大学校庆活动暨科普名家讲座
▼上海图书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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