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 | 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
福泽谕吉一生没有进政府任职，但是其作用却超过许多权倾一时的政治家。他被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日本的托尔斯泰”，其文章和著作对推动日本走向近代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日本，福泽渝吉的名字家喻户晓。面额最大的一万日元上就印着他的头像，有时候人们也将一万日元直接叫作“福泽谕吉”或者“谕吉”。
福泽谕吉早年受聘于幕府的外交部，主要负责翻译往来外交公文。当时他是一个主张对外开放的“体制内改革派”，希望幕府能够推动日本走向文明开化，成为与欧美国家比肩的文明国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福泽谕吉越来越失望。到明治维新前夕，他不再对幕府抱有任何幻想。
1867年他随幕府代表团去美国，途中他对好友说：“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打倒幕府………这个政府已经腐败到极点。这件事姑且不说，就拿‘攘夷’一事来说，因为身为政府当局，所以不得已勉强提倡开国论，但其实幕府才是‘攘夷’论的大本营。我们看品川港的炮台，幕府认为炮台太小，现在正在改建……这不是用来‘攘夷’的吗?这种政府垮掉算了。”
朋友赞成他的观点，但是也提出了质疑，“你说得没错。可是我们能搭船来美国，也是用幕府的经费。你所吃所穿的不都是幕府的东西吗?我们吃它穿它，却要打倒它，那岂不会感到问心有愧吗?”一句话，你福泽渝吉这样做不是“吃饭砸锅”吗?
“无所谓。你我受聘于幕府，并不是因为我们伟大，而是我们能看懂洋文，”福泽谕吉回答道，“就如同皮革业者只因为他的职业而被列为贱民一样，而你我就如同修理皮靴的人。幕府的大官不想做这种脏事（皮革业），幸好有个皮革业者，于是叫他修理皮拖鞋。我们受聘于幕府，就如同修理皮拖鞋的人进出幕府衙门一样。我们根本不需要客气，尽管把它打倒。”
可见，福泽谕吉对于所谓“吃饭砸锅论”的指责毫不在意。他很清楚，他吃的是自己的饭，而不是政府的恩赐。他特别强调每个公民的独立，反对个人依附于政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19世纪中叶的日本知识分子已经吸收了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提出要使国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对均衡，为此就要培养自由独立的公民。他在著作《劝学篇》中强调，“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八十年后，中国的胡适也说过类似的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庆应义塾校区内的福泽谕吉像
福泽谕吉把政府与国家清晰地区别开。他说，“就人民的职责来说，是没有理由只把国事交给政府而袖手旁观的。只要具有一国国籍的人，就有在那个国家里面自由自在地饮食起居的权利；既有他的权利，也就不能不有他的义务”。
尽管赞成打倒当时的政府，但是福泽谕吉本人不是一个革命家。在明治维新前，福泽谕吉没有参与推翻幕府的运动，而是安心翻译著述，培养人才。幕府被推翻后，维新政府邀请福泽谕吉出任政府官职，也被他拒绝了。前来劝导的官员说：“政府不会让你白白工作的，你为国家效力，政府会好好表扬你。”福泽谕吉回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表扬。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不是很正常吗？车夫拉车，豆腐店卖豆腐，书生读书，这都是尽他们的本分。如果说做自己本分的事，政府还要表扬，那么就应该先从隔壁的豆腐店开始表扬。”
当时许多读书人以进政府为荣，以为当官才是正途。福泽谕吉非常不满这种社会风气，认为这是奴隶性的表现。他说，“让全国人民了解诸国独立自主的精神，我认为必须有人以身作则成为人民的楷模。一国的独立自主来自国民的自立之心，若举国皆带着古来的奴隶劣根性，那么国家如何维持?我认为不能再犹豫了，自己要以身作则，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因此，福泽拒绝当官，以身心完全独立，自尊自爱，不侮辱自己作为终身的追求。到晚年，福泽谕吉欣喜地看到，通过对外开放，对内改革，日本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政府权力受到宪法约束，公民与政府、政府与国家的关系得到宪法的保障。虽然仍有很多不足，但是福泽谕吉梦想的“国家之自由独立”逐渐成
为现实。
中津市的福泽谕吉故居
在他写回忆录的那一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这些激情的“爱国者”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仇视外国人，把怒火撒向本国同胞。这些都是清朝政府煽动、纵容的结果。或许正是有鉴于此，福泽谕吉在自传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纵观今日中国的情势，我认为只要清朝政府存在一天，中国就无法迈向文明开化的大道。换言之，必须彻底推翻这个老朽的政府，重新建立新的国家，人心才能焕然一新。不管清朝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清朝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那么，一旦推翻清朝政府，中国是否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清朝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也很清楚”。在福泽谕吉逝世十年之后，清朝政府终于被推翻。可是，他提出的问题中国人并没有解决。
这真是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问题。“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这难道不是中国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吗?可是，面对这个发人深省的“福泽之问”，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想明白了呢?
本文选自马国川所著《国家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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