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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需一场理性的“洗礼”

槛外记 2023-11-30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千字文华 Author 先知书店

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却仍然能保持行动能力。

——菲茨杰拉德


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能“从古代进入现代”,源自一场重大的观念转变。

古人相信“万物有灵”,认为构成宇宙、主宰世界的,都是一些不可探究、不可抗拒的神秘事物。他们被各种禁忌权威所束缚,在恐惧、匮乏、封闭中挣扎求生。

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人们开始“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Rationality)”,从前的神秘事物、禁忌权威,都变成了可质疑、可观察、可研究的对象。
一个有理性的人,才是真正的现代人。他能运用逻辑推理、质疑批判、科学分析等方法,来认识世界、解决问题。
500年来的人类进步史,就是释放人类理性天赋的历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理性启蒙运动,都起源于西方,最终惠及全人类,构成了现代世界的秩序。

没有理性,就没有现代文明。理性强调个人的思辨和探索,倡导知识、真理和自由,反对迷信、教条和专制。由此出发,科学精神、专业分工、自由法治等现代价值带来了知识、财富的大爆炸,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安全和幸福。
我们仍处于非理性的时代
时至今日,很多人以为理性已经大获全胜。但事实恰恰相反,各种反理性的力量不仅没有退场,反而比古代来得更隐蔽、更舒适、更有市场。

在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思想自由、个人发展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但常识、道德却正在崩解。
西方文人鼓吹的种族特权、娱乐至死、极端动物保护主义……变成了不可置疑、不容证伪的“新宗教”,比传统宗教更反智、更霸道,还主导了现实政治。
而在剧变的中国,“理性”面临的挑战更是前所未有:

理性的本意被歪曲

很多人把“理性中立客观”挂在嘴边,但他们既不追求独立思考、逻辑自洽,也不敢质疑现实、批判错谬,而是自欺欺人地首鼠两端、拒绝价值判断。

理性与野蛮一直在缠斗

历经四十年的对外开放,中国受外部世界影响巨大。国人对科学理性的态度,也天差地别,甚至极端化:有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人主张“全面抵制西方价值”;有人希望回到“阶J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有人甚至希望回到更久远的汉唐盛世……

反智主义卷土重来

无神论者占绝对优势,多数人自称“信仰科学”,但其中不乏既不懂信仰为何物,也与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理性相距甚远者。
有神论者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据统计,中国的道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信徒共约2亿人,且逐年增长,但其中多数人都不认可科学理性。
反智、功利的“信仰”,导致整个社会价值颠倒、道德崩塌。一些有良知的知识精英将目光转向了宗教,却难免急功近利、叶公好龙。
某些“宗教爱好者”趁机打着“寻回信仰”、“先进宗教”的旗号,推销“宗教救国”等激进主张。
▲“黑命贵”运动

启蒙的“新”阻力:陷入错觉的有神论者

黑格尔说,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的高贵和尊严,就在于人有神的形象,能够运用理性思考,去追求幸福、真理和自由。
诚然,理性也走过很多弯路。如法国大革命、计划经济乌托邦,都曾因为滥用、夸大“理性”,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然而,这不是抛弃理性的借口,而是我们深究理性的理由。
依据复杂程度,理性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初阶理性:情感本能。如自私、恐惧、同理心、神圣崇拜,是人类生存、繁衍、合作的基础;

·中阶理性:数理科学。理解客观事实,运用数据分析、逻辑推理和批判性思维,纠正认知偏差;

·高阶理性:演化理性。分散的、非计划的、不可言说的、个体层面的理性,如市场分工等复杂知识。
很多知识分子的理解,通常都止步于中阶理性,因此他们只能看见前两者的冲突,不能理解两者的共通。

▲哈耶克去世30年,世界却更需要他

思想大师 F · A 哈耶克对乌托邦的反思,正是高阶理性的巅峰:乌托邦的问题不在于“理性过度”,而是狭隘地将理性限定为“数理科学”。例如乌托邦坚持中央计划,以外行指导内行,以至于草菅人命,这就是最大的反理性。

正如哈耶克指出的,最高层次的理性,是一种“介于理性与本能之间”的智慧。不仅要认识理性的极限,还必须洞察人的观念,顺应人的本能——尤其是人的宗教本能。

以往在理性启蒙问题上,人们关注最多的,是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无神论者。但事实上,一个社会中的有神论者,是否拥抱科学理性,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要让无神论者包容宗教,其实相对简单,只需学会尊重信仰自由。但要让有神论者理解科学理性,才是最困难的,因为他们需要走出茧房、放下戒惧。

另一方面,有神论者对科学理性的抵触,导致他们丧失了对“现代文明”的话语权。例如一些宗教徒在抵挡无神论的攻击时,采取了非理性的方式:敌视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和商业文明……
为什么理性有着如此多的好处,有神论者仍在顽强地抵抗?对有神论者而言,理性只是改善物质条件的工具吗?理性应该成为宗教的俘虏,还是不可替代的“救赎”?
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每个人所处的现实、道德环境,也关乎文明的命运、人生的意义等终极问题。要思考、解答这些问题,必须借助智者的洞见和梳理,特别是对理性、宗教都有着专门研究的经典。
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也是当今世界最坚定、最博学、最雄辩的启蒙思想家,其笔调睿智、深刻且幽默,备受东西方知识界的推崇。其代表作《上帝的错觉》,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回答了以上这些问题,也针对“理性对有神论者的意义”,做出了清晰且温和的辨析:
当有神论者面对最有分量、最具说服力的事实证据,以及最符合道德的严谨说理,能否谦卑地自查自省,不再错误地代表上帝,并且从中获得文明的启示、信仰的印证?

▲我最憎恶的有两件事:没有信仰的博才多学,充满信仰的愚昧无知。——爱默生

理性对有神论者的五个意义

1.打破唯我独尊,认识世界和自己
在生活中,很多宗教徒无法多角度地认识外界,而是孤芳自赏、唯我独尊、痴迷整齐划一。他们一开口就是传教,拒绝平等对话,对不同信仰者充满偏见。为此,他们常常招致强烈的反感。

人们常说,信仰让人谦卑、悲悯。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信仰宗教后,反而变得如此自负、霸道?这其中既有宗教固有的原因,也有宗教徒自身的问题。
几乎所有宗教都把自己的典籍视为最高真理、全部真理。如基督徒相信“圣经无误”,穆斯林坚持“古兰经一字不可更改”……

至于教义,几乎所有宗教都是排他的。即便信奉同一本圣经,一万种解经就有一万个宗派,且都以正统自居,都倾向于攻击他人。

强词夺理者不是神的好仆人,凶狠霸道更会失去见证。有神论者若想普及自己的信仰,就应该以谦卑、温和的爱心吸引人,以知识、逻辑和诚实说服人——而这就是理性独有的功能。
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指出的,试图用《新约》说服犹太教徒是无效的,试图用《圣经》说服穆斯林也是徒劳的。一个有神论者如果只读宗教典籍,他就不可能读懂宗教。一个人若只定睛于自己的世界,他就不可能理解世界。
只有理性才是一切人的交集。因为只有理性,才能提供事实证据、批判性思维,鼓励自我反省、自由批评,推动知识普及、平等对话、消除误解。
理性不是不做价值判断,而是让价值判断更有依据。在理性主义者眼中,一个人不是“集体的一份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既能分清“霸道的有神论者、温和的有神论者”,又能揭破“反智、虚伪的反宗教人士”。
道金斯在《上帝的错觉》中以“个人权利”为同性恋辩护,触怒了很多有神论者。但是他宁愿被剥夺奖项,也绝不收回他对“变性人”参加体育比赛的抨击。
另外在该书一开篇,道金斯就热情洋溢地赞美自己中学的牧师,“一位飞行员、一位圣公会的牧师,他启发了我对文学、科学、艺术的兴趣,却从未给我灌输宗教”。
可见,理性对有神论者最大的意义,就是“走下神坛”,更好地了解世界、尊重他人:现实世界是参差多态的,人的认识是千差万别的,世俗生活必须是多元的、包容的、竞争的……

▲著名佛教徒乔布斯


2.纠正错误的真理观,使信仰更稳固

表面上看,科学和宗教的真理观是尖锐冲突的。科学必须打破权威、锐意进取,但宗教必须“绝对遵奉”真理权威。
于是,科学家总在强调质疑批判、逻辑推理和事实证据,而神学家总在强调绝对相信、超验启示和神迹奥秘。
所以,科学和宗教所追求的真理,真的是完全相反的吗?有神论者的世界,真的容不下质疑和进取么?当然不是。
事实上,科学和宗教对真理的看法,只是定义、概念的冲突。两者都相信独一的真相,但两者都坚持自己才是真理。
科学真理是唯一的。否则,物理事件、事实真相就不再唯一,科学就不复存在。
道德真理也是唯一的。多元、流变的道德标准,就等于没有标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也将崩溃。例如,希特勒的罪行不会因为时代、国别的差异,就变成了善行。

另外从逻辑上说,“世间没有独一真理”这个观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因为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一个绝对判断,具有唯一性。

因此,对“真理”的准确定义,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统领科学和宗教:真理必须是高于人的,是一元的、绝对的、客观的、永恒的、普遍的、外在的、超验的存在。
真理必然涉及价值判断——是与非,真和假,善与恶。人们或许一时不能达到或者分辨其标准,但是标准一直都在那里。
真理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只有真理才能检验真理。宗教礼仪、科学实验都不等于真理本身,因为实践都是低于人的,没有资格检验真理。一种宗教教义、一种理论假说,倘若不能经受真理的检验,那它一定不是真理,而是人发明的歪理。

坚守道德真理,是有神论者天然的义务:真理是属于神的、举世皆准的,任何人都不能僭越;人全、限正、法治的政治原则,必须立足于唯一的真理观;否定唯一的真理,看似每个人都成为“真理的主人”,其实是让骗术最高、暴力最强的法老垄断真理。

但是有神论者还必须看到,人类认识真理的路径,一定是千变万化的、见仁见智的;应用真理的方法,也必然是百花齐放的、自由竞争的。这绝不是背叛、拆毁真理,而是服务真理、荣耀真神。
真正的理性不会排斥情感,而是带来探索的激情、情感的满足。在《上帝的错觉》中,道金斯替那些“为了维护宗教教条、甘愿抛弃科学理想”的天才们感到“痛心、悲哀和可鄙”,也因为那些追求真理、直面挑战的故事“钦佩、喜悦以至于流泪”。

孟德斯鸠说,“如果世间只有一种美,那一定是丑”。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人类永远处于“相对无知”的状态。真理倘若没有遭受谬误的挑战,人们就无法知道“真理为何是真理,谬误为何是谬误”。
一个社会无论信仰什么,只有允许人们在“观念市场”上自由地竞争、试错,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趋近真理,规避错误(尤其是现实中的大错)。
有神论者只有依靠理性,才可能掌握“真理和应用”的张力和平衡。例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是绝对真理,实践无法证明或证伪,如果不照做就是错;但如果只是观念上的恶,任何人都只能驳斥、抵制、揭露、鄙视,绝不能诉诸强制或暴力。

▲莱布尼茨和牛顿,从不同角度发现了微积分


3.克服蒙昧和盲从,减少现实的风险

蒙昧(Unmündigkeit)的本意是原始、未成年。康德在《论人的蒙昧》中阐释,蒙昧是一种无知和懒惰,是对个人自主性的放弃,依赖于外部权威和传统的支配,而不愿意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和判断。

道金斯在《上帝的错觉》中,表达了和康德一样的洞见:宗教徒喜欢把所有复杂事物都诉诸神秘主义,其实是不敢认识复杂的事物,甘愿接受现实的风险(不确定性),这是一种智识上的懒惰。
众所周知,宗教的力量在于“绝对相信”。相信的原因,可能是理性思辨,但更多是渴求“神灵庇佑”,以及“宁可信其有”的赌注或恐惧。
例如古代宗教常把生病的原因归结为“中邪”,因为这最符合直觉和情感。但是长期依赖直觉和情感,导致他们排斥理性和逻辑,迷信权威和传统。

道金斯还提到,很多有神论者接受宗教,只是服从族群、家庭、传统的安排,其实从未理解其信仰内涵。遇到过于复杂或尖锐的问题,他们就会下意识地排斥或暴怒。更讽刺的是,更多的宗教徒“无知却自以为有知”。

在今天,部分有神论者基于科学证据,已经接受了“微进化”(即不跨物种的进化),如A毒株变异成B毒株、甲社群演化成乙社群。但是,更多的宗教徒根本不屑于了解进化论,而是不加分辨地否定、攻击,结果是他们既不能保护自己,也无法消除恐惧。

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你越是想要攻击它,你的攻击就愈加充实了和证明了它。——伽利略

黑格尔说,一个无知的人是最不自由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有神论者要想减少不确定性、提升个人智识、获得世俗幸福,就必须拥抱理性,习得批判性思维。

有神论者运用理性改善处境,不是背叛宗教,而是回归宗教的本意——庇护人、造福人。基督教甚至告诉我们,连耶稣也是被造的人,也是用理性来思考。思考不是罪,思考作恶才是罪。

4.脱离落后和封闭,拥抱现代科技、商业分工

在多数历史时期,人们被迫活在艰苦、不公、无盼望的现实中。宗教为了促进和谐,就必须教化民众:克制物质欲望,对苦难和不公逆来顺受,寄望于彼岸世界……

几百年来,城市化、限政法治、现代医疗……大大改善了人类的处境。但是,很多有神论者顽固地抵制现代文明,尤其鄙视科技和商业,于是他们承受了更多的苦难,也导致了宗教的衰败。道金斯在《上帝的错觉》中指出了近500年来的事实:

·有神论者对科学发现、企业创新的贡献越来越小。例如从牛顿、爱因斯坦再到马斯克,相信上帝的科学家、企业家越来越少。

·多数有神论者不能效法古圣先贤,以经验、逻辑、意志等理性工具促成科学发现,更不能说服大众支持和尊敬宗教。

·有神论者对自己所信的“真理”缺少传承和信心,总想放弃观念辩驳,诉诸政治强权。

在当代,科学创新似乎成了无神论的专利。但是在历史上,宗教曾经是科学的良师益友。很多著名的护教士,如基督教的奥古斯丁、伊斯兰的阿布·拉齐、犹太教的迈蒙尼德,都是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其学习、创新能力令人仰视。

修道士孟德尔:现代遗传学奠基人
新教改革最早实现了“信仰与理性的和解”,所以现代文明最早出现在新教社会。
例如,所有传统宗教都认为“放贷取利”是一种剥削、不劳而获。马丁·路德是第一个为金融业辩护的神学家。而约翰·加尔文为金融业提出的伦理依据,至今无人超越:既然租房租地要付租金,租钱当然也应该付租金。

科学理性是开放的、竞争的,真理一直就在那里,等着人们来发现和应用。科学发展到今天,社会问题空前复杂,人类的“无知边界”越来越大。有神论者倘若仍对科学和商业采取逃避态度,必然会葬送自己的前途。

真理的障碍从来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假托真理、敌对真理”的反智。如今,有牧者面对患抑郁症的信徒,竟然仍在教导:“灵魂的病,医药无效,只需祷告”。即便已经有牧师自杀的先例,即便信众正在遭受折磨和冲击。
一个宗教倘若不能容忍人们自由地取用科技成果、拥抱商业文明,首先是证明其造物主的无能、宇宙的匮乏。其次是妄自菲薄、因噎废食,必然导致固步自封、四面树敌——他们不能使用理性思辨回击质疑、说服大众,只能眼睁睁看着论敌垄断了“科学真理”“现代文明”的解释权。

历史上很多宗教盛极而衰,都是源于这种自卑、自欺的鸵鸟心态。例如当穆斯林遭遇经院哲学,当天主教徒遭遇资本主义,都采取了禁毁书籍、限制商业、暴力清洗等野蛮行径。

▲阿克顿:科学真理只能维护真正的信仰
5.抵制政教合一,促进和平秩序

时至今日,很多神学家仍在做“宗教乌托邦”的迷梦。他们认为,只要依靠某种“先进宗教”的教化,就可以“迅速西化”:建立起良善的秩序、先进的文化、繁荣的经济……

但事实正如道金斯在《上帝的错觉》中所揭露的——宗教与政权结合,一定带来专制暴力。而政教合一对于神学家,其实是最危险的。因为相比普通百姓,他们成为“异端”的概率大得多。

因教义争端导致的思想迫害、宗教战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其本质都是假借神的名义、滥施强制和暴力。当阿拉伯军在欧洲、西班牙人在美洲,“征服异教徒”都成为高尚的侵略理由;同一宗教内部的教义分裂,其暴力程度往往更激烈。

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虽然阻止了很多冤假错案,但仍然要为钳制思想负责。“十字军东征”虽有抵抗侵略的成分,但不能掩盖其残暴血腥,如第四次东征就是在兄弟之邦君士坦丁堡抢劫、强奸、屠城。

一些声名显赫的宗教领袖,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他们表面高抬神,暗地高抬自己。约翰·加尔文是新教改革的关键人物,他提倡的“宗教自由与宗教道德合一”被后世称颂。但是在他统治下的日内瓦,处决了大量异端,实行出版审查,还严厉地限制私人自由。

思想家托克维尔曾多次指出,要想消除宗教的暴力,要想宗教免受政权的污染,就必须施行政教分立:政府不定国教,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神职人员不参与政权,不掌握国家暴力;政府在台上打击刑事犯罪,宗教在民间负责教化、慈善……

信仰必须出于良心自由,任何强迫来的信仰都是虚假的。一个由凡夫俗子组成的社会,才是正常、幸福的社会。将“至善”的宗教诫命上升为国家法律,得到的绝不是“遍地圣人”,而是一座监狱、一座火山。

▲史料记载:当异端被烧死时,加尔文会躲在屋里祷告。


理性的“洗礼”,从告别上帝的错觉开始

一个清醒的现代人,无论他是否信仰宗教,都必须认识到,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是现代文明的根问题。
现代文明秩序的发端、扩散和维系,几乎全赖于“宗教&理性”之间的紧张平衡。西方的兴起和衰败,正是前车之鉴:当理性与信仰相得益彰,就有文明和进步。当一方试图消灭另一方,就必然走向反智,甚至是邪恶。
在当今世界,“理性启蒙”已经很难有新话题,至于专精于宗教论辩,既能和有神论者对话、又能深入科学前沿的著作,更是少之又少,而能够引发世界震动的大师之作,则是凤毛麟角。但是,启蒙思想家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的错觉》,正是这样一本经典名作。

▲理查德·道金斯,动物行为学家、演化生物学家、启蒙思想家、英国皇家学会成员……


很多人常谈科学理性,但不知其所以然。道金斯是当今最雄辩的启蒙思想家,更难得的是,其科学素养远超同侪。人们熟知他的《自私的基因》,但《上帝的错觉》(The God Delusion)才是其代表作——让无神论者读懂真正的理性,有神论者检视真正的信仰,不可知论者磨练真正的质疑。

本书文笔流畅幽默,非常适合案头、枕边常读。先知书店独家销售,点击下图链接,一键购买收藏,(还可一并收藏《自私的基因》等“科学人文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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