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洪灾背后的水利集权政治——方法的博弈也是权力的博弈

王笛：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本文节选自作者《碌碌有为》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面对此种行径，地方政府是软弱无力的，即使了解其中的危机，大多数官员也不愿下令平毁那些违法的堤坝，甚至还保护它们。这是因为忌惮地方势力的强大，一旦引起他们的不满，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持有不同立场的各方提出的治水方法也不同，治水方法之间的博弈其实也是不同权力方的博弈。

清朝时期，政府对长江流域湖北地区的水利修建和维修，在提出的治水策略上无法达成共识，在“筑堤”派和“疏导”派之间无法做出抉择。

代表中央政府权力的御史秉持“疏导”的方式，建议全面疏浚，并且把弃用的分水道重新疏通。但湖广总督直接提出此法不通，应该加固筑堤。而这种方式正是与上文提到的私人堤坝过多相联系的，加固堤坝可以防止水患冲毁由私人堤坝圈起来的土地。

虽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争论点，但依然可以看到，至少在明清时期，国家水利的修建和维护并没有完全反映出所谓的水利集权政治，在地方水利官员的选择以及地方士绅所展现的势力来看，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处在不停的变动之中，既有矛盾也有平衡。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最基层的水利职务中看到民间力量。

明清时期，山西晋水流域的当地水利组织，对于包括渠长、渠甲或水老人等的挑选，以及分定水程的水册、渠册的编制等重大事项，官府并不参与，由民间自己解决。这样的自主性，似乎与所谓治水而形成的国家集权主义政治的结论相矛盾。

水利建设中的非政府参与，在长江流域的湖北地区更明显。为了维护堤坝、水渠等水利设施，政府和官员会设置地方组织或个人承担起维修的责任，比如以维护与监管为任务的“里甲”是摊派的，加上大量的地主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居住，只留下佃农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维护和维修责任。

从大禹治水的神话到由于修建水利而形成政治结构及其在历代的变迁，都显示出了水利建设中涉及的国家政权与民众的关系。我们既可以自上而下看到，国家通过权力的实施产生了对普通民众的强制和威权，也可以从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抗争中看到，不断形成的矛盾和平衡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水利制度的特征。

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宏大叙事，几乎不了解微观史，以至于只会从国家、民族等大视角去看问题，似乎只要集体强大，个体付出怎样的牺牲都是可以接受的。而事实上，微观史才可以帮助我们去关注到占社会大多数的普通人，也只有如此，才能对政治和日常生活有更深刻的理解。

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王笛作品集”，这些书从微观史的角度，层层拨开历史的细节，展现小人物的历史与生活，让我们摆脱历史窠臼的层层遮蔽，洞见真实却不为人知的历史。

王笛老师的作品给人的最大感受，是既有无数妙趣横生让人忍俊不禁之处，又给人发人深省，心有戚戚之叹。人们能在其中感受到古代百姓的“真实气息”，更能在“权力干涉人们的日常生活后，人们予以回应”等历史细节中，找到自身的存在感，反思如何在“被碌碌无为“的当下，展现出“碌碌有为”的尊严和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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