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辉 张艳敏 | 批评认知语言学：理论源流、认知基础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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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认知语言学：理论源流、认知基础与研究方法

张辉 张艳敏

南京师范大学 东南大学成贤学院

本文来源：现代外语微信公众号、中国知网

应用语言学研习公众号经张辉教授同意发布，

仅供学术交流。图文编辑：梁国杰

摘    要：

近年来,批评话语研究与认知语言学呈现融合态势,两个领域的交叉研究悄然兴起,形成了批评认知语言学,并在国际学术界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反观国内,相关研究却刚刚起步。基于此,本文从理论源流、认知基础、研究方法及研究展望等方面对批评认知语言学进行介绍和评价,以期推动国内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与发展。

关键词：

批评认知语言学; 理论源流; 认知基础; 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张辉,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课题“多模态视域下美国智库话语的江苏形象构建研究”(2017SJB2051)的阶段性成果。

1. 引言

本文探讨批评话语研究(简称CDS)与认知语言学的交叉研究领域——批评认知语言学(简称CCL)，批评认知语言学是批评话语研究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本文的目的是探讨其理论源流、认知基础与研究方法。既然话语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我们就先界定一下话语。话语是指在特定语境下的语言使用，即特定语境下的语篇(施旭2017:2)。话语研究指对特定语境下语言使用的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思潮、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话语研究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施旭(2017:63)在Jaworski&Coupland(1999:135-136)研究的基础上总结道，“西方话语研究中，各种方法论根据不同的哲学传统(实证主义、阐释主义、现实主义)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描写型方法论(如会话分析)、解释型方法论(如交际民族志)和批判型方法论(如批评话语分析)”。

CDS是20世纪90年代在欧洲首先出现的一种话语研究的路向。其研究的主线是身份、权力和意识形态，力图揭示话语使用背后隐藏的不平等、不公平与歧视等隐性内容和问题。批评话语研究的核心要素是互文性、互语性(interdiscursivity)和语境重构。互文性主要基于文本的词汇语法特征，而互语性指话语之间的联系。互语性中又包括语境重构与解构过程(Johnson 2013:159)。

CDS是一个对语言和社会采取以话语为基础的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其研究不只局限于某一方法、理论或分析领域，而是一个多方面和多视角的研究项目，可以处理不同类型的语料，其理论和方法来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认知科学(Hart&Cap 2014:6)。就像其它话语分析的理论一样，学者们把CDS中的各种方法和理论结合进来，考察真实世界中语言使用的社会问题，他们把语言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形式，其研究的焦点在于语言使用的语境，包括局部的语言语境和更广泛的社会语境(Flowerdew&Richardson 2017)。

CDS常常表现为由问题驱动和由理论驱动两个方面，通常以某一问题为研究内容，运用某一语言学理论分析与解构语言，以揭示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偏见和歧视等。同时，它又参照相应的社会语境进行分析，发现语言使用的隐含特征。因此，通过这一方式，CDS试图把语言理论与社会理论相互关联起来。CDS的专家通过话语研究社会，又通过分析话语的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基础使话语置于一定的语境中，从而理解话语的本质。

2. 批评认知语言学在批评话语研究中的位置

从第一节前言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CDS涉及许多研究的理论与方法，CCL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最近几年有些学者已经开始讨论这一问题。Wodak&Meyer (2009)指出了几种主要的CDS研究方法，包括Reisigl&Wodak (2001)的话语-历史方法、van Dijk (2008,2014)的社会认知方法、Fairclough (1995,2001)的辩证-关系方法以及van Leeuwen (1996)的社会实践方法等方法，但没有提及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话语研究，即批评认知语言学。Hart (2015,2017)和Cap(2017)分别综述了CCL的研究现状和主要理论框架，CCL由此开始显露头角。

为了更好地理解CCL在CDS中的位置，我们首先来梳理其理论渊源。CDS的理论来源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微观的”，批评话语分析需要一种语言学理论来解构语言，以便揭示语言背后所隐藏的立场、观点、歧视与偏见等，发现权势关系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另一类是“宏观的”，运用某一批评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或新马克思批评理论等)关注引起某一话语事件的宏观社会结构与环境。微观与宏观间并无明显界限，也并非相互排斥，只是侧重点不同。CCL更侧重微观层面的话语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不同理论，如隐喻、转喻、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以及话语空间等，对所收集的语料进行较为详细的微观层面的分析。

Hart&Cap (2014:3-5)梳理了纷繁复杂、看似杂乱无章的CDS。他们首先肯定了Wodak&Meyer (2009:20)的分类，同时也指出了这一分类的缺陷。他们认为，Wodak&Meyer (2009)的分类没有认识到各种不同方法间的相互联系，例如话语-历史和社会认知方法在关注论证上是相互关联的，但前者则更加注重论证，并对论证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主要依靠社会行动者模式(social actor model)分析话语的“指称策略”。另外，在CDS中，不同的方法由不同的社会批评理论与不同的语言学理论组成，形成了不同的微观与宏观层面相结合的方法(Hart&Cap 2014:3)。

Hart&Cap (2014:5-6)指出，Wodak&Meyer (2009)描写的CDS的全景无法涵盖其全貌，甚至没有涉及最近十年的新发展。他们指出，至少有四个最新发展的CDS方法没有提到，它们是批评隐喻分析、话语空间理论、趋近化理论和批评认知语用学。在本文中，我们把Hart等学者提到的这些CDS新方法归纳于一个统一的名称：批评认知语言学。

各种研究方法之间都不是泾渭分明的，其中几个方法的结合形成一个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项目，而每个研究项目都为CDS在揭示话语的意识形态或说服性潜能上提供了新的工具。例如批评隐喻研究表明，隐喻在理解社会政治话语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中的隐喻表达不是孤立的，而是说话人或写作者通过有意或无意地操纵语言，聚焦或隐藏相关的知识网络，从而操纵人们的思维，语言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意识形态的痕迹(Koller 2004:32;Goatly 2007:287;Hart&Cap 2014:6)。以Chilton和Hart为首的一批学者推动认知语言学各种理论在CDS上的应用，指出语言中词汇-语法结构通过其引起的认知过程表达意识形态、立场、观点、偏见和歧视(Chilton 2004:291;Hart 2014a:42)。他们提出了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话语空间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的批评话语研究。Cap在话语空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趋近化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话语空间理论，提高了其解释力(张辉、杨艳琴2019)。

这些理论共同认为，语言是可以人为操纵的，通过语言操纵影响人的思维和决策，因为人们都是几乎不可救药的认知乐观主义者(Sperber 1995:11)，把语言引起的认知过程当成想当然、可信的东西，极少怀疑其可靠性和真实性。另外，这些新近提出的CDS的研究方法都不把话语的说服性或操纵性作为语言本身的特征，而把话语看作为能够组织和调动话语消费者的认知过程。

Hart&Cap (2014:9)还指出，CDS是一个“流动的”研究范式。所谓“流动的”意思是，不同的方法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有效的协同。在CDS的研究中，没有一种方法单独应用于话语的CCL。例如在Musolff (2016)的研究中，作者把话语-历史方法、语料库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共同探讨隐喻在表达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3. 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关联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认知语言学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综合和全面的语言学理论(张辉、杨艳琴2019)。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以使用和体验经验为基础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语言系统本身，关注语言系统中的词汇和语法现象，而不是语言系统在话语与语篇中的实现(Hart 2019:1)。CCL的提出拓展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目标。

语言是以使用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构成说话人语言知识的结构和组织原则是通过语言使用涌现出来的，语言结构是以完成说话人的交际目的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反映了他们的交际目的(Evans&Green 2006:108)。

语言是以体验经验为基础的，同时又与社会文化相关联(Hart 2019:1)。与语言形式相关联的许多意义在形成概念前从我们的经验中发展出来，与我们的身体相互作用。我们观察物理环境并与其相互作用得出的经验是最基本的经验，并在后来由语言所吸纳(Johnson 1987:206)。其它的与语言形式相关的意义是百科全书式的，来自我们作为一个文化团体的成员所拥有的经验(Fillmore1982;Lakoff 1987:113)。

从这两个认识论的承诺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观点。一是语言并非由专门的语言模式所表征，而是分布于并利用多种现存的认知系统；二是语言理解与产出中的认知过程并非语言所独有，而是语言使用者利用了一些内在的认知过程，如记忆、感知和思维，这些过程在其它领域也起作用。许多这些过程在本质上是概念的。语言的结构和过程在形式上并非纯粹是命题的和计算的，而是概念的和想象的(Hart 2019:2)。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发现了许多与语言相关的概念过程，包括范畴化、隐喻、转喻、概念整合、图式化、选择性注意、图形-背景分离、视角与指示(deixis)等。这些概念过程建构与语言表达相关的意义，当在话语中选择了不同的语言表达，我们就以某一方式识解这一指定的情景。这些概念过程一旦用于语言描写，我们称之为“识解操作”(Croft&Cruse 2004:59;Langacker 2008:4;Hart 2014a:20,2019:2)。

识解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基石，这使得认知语言学特别适用于CDS，阐明篇章选择对读者或听者的影响。不管是形态屈折变化还是词汇与句法结构，句子的每个方面都包含了识解，当说出一个句子，我们潜意识地组织要表达经验的每个方面。从这一角度看，我们把语言看作一组用于意义建构的提示。通过不同识解的塑造，我们在交际中共同关注和处理意义建构。语言使用引起的概念化是在语义丰富、动态和主体间共享的表征中向读者或听者传达写作者或说话人想要表达的目标情景(Hart 2019:3)。

尽管认知语言学家承诺其研究都是以使用为基础的，但多数研究均使用作者自己编写的例句，这些例句都是句子层面的，脱离具体的使用语境。这些语料无法反映真实的语言，真实的语言在话语中，作为语篇的一部分出现。话语与语篇处于空间-时间中，但也同时处于社会-文化中，话语发生的语境超出“这里”与“现在”即时的情景坐标(situational coordinate)，吸纳更广泛的体制场境，包含话语背后的知识、信念、价值、规范、常规和期待(Hart 2019:4)。话语与语篇反映了人们真实的语言活动，话语中产生的语篇例示了不同的语体或体裁。语篇由社会语境与其产生的交际体裁所构成，同时后者又构成了前者。认知语言学应该使用以上提到的真实和自然话语与语篇作为语料，从而使认知语言学真正做到“基于语言使用的”。CCL一旦使用真实与自然的语料，可以证明认知语言学中某一理论框架的适用性，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细化理论和创新方法(Hart 2019:5)。

认知语言学中许多理论框架不断拓展到不同社会语境和交际体裁的话语与语篇分析(Hart 2013a,b,2014a,b;Dancygier 2015,2017;Musolff 2016;Zhang&Di 2016；张辉、江龙2008；张天伟2016；颜冰、张辉2018；张辉、罗一丽2018；张辉、颜冰2019；张辉、杨艳琴2019)，有一些理论框架专门探究思维中的语篇分析，这些理论大多运用在语体学(Stockwell 2002,2007;Harrison 2017)与批评话语研究(Chilton 2004;Koller 2004;Hart 2014a;Musolff 2016)之中，业已成为认知语言学应用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

4. 批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CDS以问题研究为导向，主要有定性和定量两种研究方法。定性方法的目的是认识事物的性质、人物的感受、社会的特征，并对其做出解释性或评价性的描述。定性研究关注整个研究过程，如研究者、研究伦理、研究设计、材料编码、材料解析、现象评判和结论表述等(施旭2017:64)。如前所述，批评话语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包括辩证-关系分析法、社会认知方法、话语-历史分析法等。辩证-关系分析法认为话语分析分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三个层次，分别对应话语的生成过程，阐释过程，和情景、机构及社会等不同维度的话语过程。辩证-关系分析法认为话语是符号形态中的一种，也是社会过程中的一个意义制造要素，这个要素跟其他社会要素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其核心分析类别包括：符号、话语、文本、话语交织分析、语境重构和实施(Fairclough 1995:212,2001:19)。社会认知方法注重话语生成和理解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活动，强调话语、认知与社会的三角关系。认为语境具有认知和主观建构属性；认知是话语和社会的媒介，并且，社会知识是一切认知的基础，一个社会群体只有拥有整个社会共享的一般社会文化知识，才能发展出具体的态度、观念和意识形态(van Dijk 2008:xi,2014:95)。话语-历史分析法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确定话语的具体内容和标题，二是研究话语策略，三是分析实现话语策略的语言具体表现形式。话语策略是话语-历史研究方法的重点，具体包括名词化、述谓、论证、视角化或缓和等(Reisigl&Wodak 2001:45)。我们认为，认知机制与话语策略既涉及语篇制造者，也事关语篇消费者，而话语策略也因应用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类别。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通过案例分析，另文探讨。

然而，CDS的定性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批评和质疑(Widdowson 2004)，集中在语料选取和解释的主观性问题上，包括有偏见的解释以及过度解释或解释不足等。因此，CCL把“三角测量”作为其主要的方法论原则。三角测量指的是在分析中使用多种手段，以便通过证据的汇聚线索多方验证结果，其中涉及到多种语料、多位研究者、多个理论和研究方法(Hart 2016:2)。为了维护三角测量的承诺，CCL经常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把细致的语篇分析与历史、哲学、政治理论、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结合起来。

CCL与其它CDS分支一样，也是人文性的研究，其分析必须依靠研究者本人与语料的接触及其对语料背后语境知识的理解，其分析所处理的效应通常是主观的，难以描述的，只有通过内省才能通达。因此批评语言学通常都把“客观的”的实证研究(如语料库或实验)与主观的内省法结合起来(Stockwell 2015:441)，开始利用实证的方法，探寻语言理解和产出中的语言接受和语言实施。从方法论上讲，CCL的特点是把显性、严格、详细的语言分析与对语言理解和产出所引起的认知结构与过程的系统考察结合在一起。CCL的科学性在于，系统探究可量化和可测量的文本性对读者或听者认知的影响。它遵守一般的科学方法原则，包括1)研究的目标(如语篇特点或效应)必须存在或可能存在；2)分析必须是有理据的，也就是说，依据某一理论背景；3)分析必须系统、严格，并需忠实、一贯地利用理论框架；4)分析必须得到证据的支持；5)分析必须是透明的，以便可以重复或反驳(Hart 2019:8)。

因此，在“三角测量”原则和跨学科研究指引下，批评认知话语分析不再局限于单一、孤立的语篇，而是通过语料库、民族志和心理实验等方法探讨语篇中语言选择所引发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符号学功能。语料库方法通常探究语言产出规律，洞察语言使用模式；实验和民族志方法通常收集“实验室内”读者的反应，或从讨论小组或因特网小组中获得更自然的反应，突破过度主观的阈限，以增加话语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下面我们将从这三种实证研究方法出发，梳理目前CCL领域的研究现状，以期析出该领域在方法论上的发展空间。

首先来看CCL中的语料库研究。语料库语言学家和批评认知语言学家一致认为，驱动语料库语言学研究的假设是，研究大型语料库中的词频和搭配能揭示通过其他方法难以意识到的语言的真相(Stubbs 1996:82,2001:62;Channell2000;Hunston&Thompson 2000;Charteris-Black 2004)。较早引入语料库的CCL研究领域是批评隐喻分析(Charteris-Black 2004,2011;Musolff 2006,2016)。Charteris-Black (2004)详细分析了政治话语、新闻话语和宗教话语三个语类下的多种隐喻。Musolff (2006,2016)基于二十年间建成的一百多万词的语料库进行批评隐喻研究，创立了“五步隐喻识别程序”，提出隐喻的情景分析，识别出政治话语中的四种主要源域：战争、家庭、身体和人，阐明隐喻如何成为政治语境下从语言到行动的媒介。这对于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辨识、解读某些常用的隐喻发挥了重要作用。

趋近化理论是将语料库计量方法引入话语空间理论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语用-认知批评范式。趋近化被定义为一种抽象的识解操作，是说话人把话语空间中的外围实体侵犯话语空间中心实体概念化的过程(Cap 2013:3,2015)。该理论基于具体词汇-语法统计提出了空间-时间-价值趋近模型，分析这种概念化如何实现。尽管Cap (2013)对语料库分析工具的实际操作缺少相应的论述，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语料库定量方法解构话语空间，使其不失成为一个前所未有、非常精细的模型(Macdonald 2014)。该理论已经被印证对战争话语(Cap2006,2013;张辉、颜冰2019)、移民话语(Hart 2010)、国安话语(Dunmire 2011)、医疗话语(Cap 2017)、网络话语(Cap 2017)、贸易战话语(颜冰、张辉2018)等话语类型具有阐释力。

也有学者尝试把语料库与语义学和批评话语分析融合起来，多角度聚焦某个话语现象。比如Stefanowitsch (2019)聚焦德国“难民危机”语境下的语言问题之一——德语Flüchtling(难民)一词的语义，通过大型语料库分析，将该词的三层含义及关于难民的隐喻进行比对，探讨少数公众人物感知的和凝固化了的语义之间的差异。这样的多方验证为深入考察公共话语中某个词的社会认知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其次来看CCL中的民族志研究。民族志方法源于人类学，旨在对非西方、小规模社会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到二十世纪中期被社会学家发展成为一种对西方社会少数族裔亚文化和地方社区生活进行大规模研究的方法(Atkinson et al.2011)。该方法使用参与者观察、访谈和档案收集等程序，并对结果进行三角验证，被认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可靠性(Lincoln&Guba 1985)。随着CDS寻求更真实的研究语料和更广泛的研究领域，民族志的方法越来越凸显其在CDS方法创新中的作用；同时，在愈发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语境下进行的话语分析研究也更凸显二者的互补和融合(Krzyżanowski 2011;吴宗杰、余华2013；杨熊端、丁建新2016)。

最后，让我们来看CCL领域的新方法——心理实验法。Hart (2016,2018)认为，虽然CDS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已经整合其他学科方法，包括历史学、社会学、语料库语言学等，但是还缺少通过实验方法进行“三角测量”。因此他将心理实验引入CCL，进行了三项开创性的研究，即激活事件框架的语法构式对责任归咎与攻击性感知的影响(Hart 2016)；火的隐喻的框架效应(Hart 2018)和信任建立策略对企业形象感知的影响(Fuoli&Hart 2018)。第一项实验发现，对同一件暴力冲突采用的不同的语法构式表达，即转移构式(transactive)和交互构式(reciprocal)激活不同的事件框架，导致读者对同一事件的解读产生显著差异。第二项实验表明，骚乱话语中文本和/或图片中包含火的隐喻，读者均支持警察使用高压水枪，说明媒体通过语言和图片表征均能影响公众舆论。第三项实验表明，建立信任的话语策略对企业慈善和诚信感知，进而对企业否认其污点行为的可信度均产生显著的影响。

基于本节对CCL研究方法的梳理和综合分析我们发现，CCL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认知语言学研究中的实证趋势(Gonzalez-Marquez et al.2007:XXII;张辉、杨艳琴2018,2019)，且显示出“流动的”研究范式势头，正在不断形成新的、有效的协同。具体说来，语料库与CCL结合的研究方兴未艾，国内外采用大型和自建语料库的CCL研究呈现出繁茂的态势；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在国外已经如火如荼，而在国内却屈指可数；采用心理实验的方法探索CDS的文献最少，据我们了解，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发表的文献一共只有三篇。总体说来，综合多学科、多种方法进行的“三角测量”研究是CCL必须亟待加强的(Hart 2016,2019;Fuoli&Hart 2018)。

5. 结语与展望

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可以称之为应用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萌芽形式之一(Hart 2019:9)，其发展也不过十多年的时间，理论和应用分析有待进一步的发展。不过，综观已有的讨论和研究不难看出，CCL不仅可以丰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对认知语言学做出重要的贡献，而且也为批评话语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新的强劲动力。

通过对CCL的理论源流、认知基础与研究方法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新兴的CCL因其交叉学科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而颇具生命力，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拓展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1)语料库与批评认知语言学领域融合的效度需要不断提升。尽管二者的融合已协助创立了数个理论方向，如批评隐喻理论、趋近化理论等，但仍需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同时，需提升对语料库分析工具的精确了解或详细描述，以增加量化研究的可重复性，并增加历时维度的研究。2)民族志视角的批评认知语言学分析亟需国内学者的关注和投入。目前，国内外在民族志方法论上的研究呈现巨大的不对称性，我们应该开展多语种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开创批评认知语言学人类学视角的研究。3)我们还应该重视以我国汉语社区为研究对象的批评认知语言学研究，进一步推动汉语话语空间与话语体系构建规律的研究以及中国在世界上话语权的建设。4)批评认知语言学的心理实验范式研究目前才刚刚起步，且主要由英国学者Christopher Hart开创，被试全部是西方/欧美的英语母语者，其研究结果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验证，且该研究方法还亟待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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