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聚焦 | 潘文国：徜徉在中外古今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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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入研究视野，似乎处处都是花好月圆；一进入研究视野，则处处都是荆棘。
——潘文国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周五好~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篇长文
一起阅读华东师范大学潘文国教授对自己40年学术研究经历的叙述
其中的时代印记和个体奋进过程都让人感慨
相信可以给身处科研前沿的青年学者们带来启发
[本文选自庄智象主编的《往事历历 40年回眸：知名外语学者与改革开放》（三卷本）第一卷，2018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第207—221页。]
（点击封面图片，查看详情页，下同）
潘文国
浙江宁海人，1944年9月生于上海，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1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史专业，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外汉语专业创始人和学科带头人，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前会长。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香港浸会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校兼职教授或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英对比研究、汉语字本位理论、汉语等韵理论、汉语构词法史、中外命名艺术、西方翻译理论、哲学语言学、对外汉语研究等。出版有《韵图考》、《汉语的构词法研究》、《汉英语对比纲要》、《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危机下的中文》、《中外命名艺术》、《潘文国学术研究文集》、“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翻译专业用）中文读写教程》、《朱熹的自然哲学》、《赫兹列散文精选》、Contrastive Linguist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Methodology､Philosophical Maxims of 2000 Years Ago､Translation and Contrastive Studies､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of Shangha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Complete Works of Zhu Xi and Its Inheritance 等专著13部、译著8部、编著40余部，发表论文280余篇。
第二届许国璋外国语言研究奖、首届英华学术／翻译奖特等奖获得者。
“中、外、古、今”
虽然我是外语出身，但似乎我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外语”学者。改革开放40年，正好是我投身学术研究40年，而我这40年却始终围绕着“中、外、古、今”这四个字在转。有这几个方面经历的人在外语界、中文界都不会太多，这诚然与个人的习性、爱好有关，但更多的是历史和时代赋予的机遇，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在我个人身上留下的烙印。说是博而多能也罢，说是泛而不专也罢，总之，这一个特殊的个体经历似乎还是值得回忆的。为了方便起见，我把这40年分成四个阶段来说，每一阶段正好是10年左右。当然，以某一年为标记，并不是绝对的。
1
1978年
从外语到音韵学
第一个时期当然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也是我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那一年，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届研究生考试并被录取，由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也真正走上了“学术”的道路。
在此之前，我1962年入学，1967年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因“文革”延期分配，1968年被分到江西省波阳县一所公社中学。说是教书，其实无书可教。因为其时“文革”还在进行，所谓“上课”，也无非是读报纸、学两报一刊社论而已。后来渐渐正常上课了，但因为农村中学不需要也没必要开设外语课，由于我的文笔还可以，我被安排做了语文老师。因此作为外语专业的毕业生，我的职业生涯却是从教语文开始的，这也开始了我在两种语言间徜徉的不解之缘。1973年我被调到南昌师范学校，开始了我的外语教学生涯。可惜好景不长，不久全国震惊的“马振扶事件”爆发，在“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懂ABC，也当接班人”的口号下，懂外语、学外语成了原罪。南师外语科不再招生，我在教了不到两年英文后，被调到学校函授部负责语文课函授。算起来，毕业10年，我多数时间从事的不是外语教学而是语文教学。因此到1978年考研的时候我便面临着两种选择：中文还是外语。经过一番思考，我选择了前者。原因是，第一，考外语面临着“同室操戈”。因为是“文革”后第一次招研究生，集中了十年中大学毕业的人才，尤其我自己前后几届的同学中，不乏有人跃跃欲试，其中有的还是“文革”前的老研究生。同步竞争，我并无必胜的把握。第二，我的语文底子不错，在复旦读书时与中文系同学一起上过课，对中文系并不陌生。加之我想报考的音韵学专业即使在中文系也是个没有多少人懂的“冷门”。第三，不考外语专业，则我的外语水平能成为另一个助力，相信在中文系所向无敌。结果不出所料，我以全校最高分考取了华东师大音韵学专业史存直先生的研究生。除专业88分外，其余的政治、外语、写作等均在90分以上甚至几近满分，惊动了时任华东师大校长的刘佛年先生亲自来聆听我的面试。
但是读研与读本科是完全不同的训练，读中文与读外语也是完全不同的经历。三年读研，所获甚多，主要有三条。一是培养了问题意识，考研前指定和能找到的专业参考书只有两本，就是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和《汉语音韵学》。凭借我以前的基础，我轻松地读完并轻松地考过以后，心想音韵问题王先生都已经讲得这么清楚，入学以后还有什么可学的？看来本科及以前的教育都有这样的特点，认为学习就是接受知识，读完了一本本教材，“知识”就掌握了。从来没有想过教材其实只是个入门的向导，其中仿佛言之凿凿的结论未必就是正确的，甚至未必就是人人都接受的。入学后，经史先生一开讲，我发现王先生的书，乃至在音韵研究几乎所有问题上，都还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未进入研究视野，似乎处处都花好月圆；一进入研究视野，则处处都是荆棘。这对我的触动非常之大，也养成了我此后爱在无疑处生疑的习惯，从不轻易相信某种结论。二是乾嘉朴学的治学态度。中国历史上学术研究成就最高的时期是清代，清代最高的是乾嘉时期。由于选择了这个专业，我在大量学习和阅读过程中不得不接触到一个以前学外语时（甚至作为爱好者，大量阅读中国古典文学时）从来不曾想到的领域、读一些从来不曾想到的书。例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程瑶田的《果臝转语记》等。一读之下，眼界大开。这种抓住一字一句不放，然后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彻底考证功夫不由人不佩服，方知什么叫“做学问”？这才是做学问。这跟我以前认为的做学问就是写文章，就是论点、论据、论证等那一套大相径庭。第三是独立自主的学术风骨。史先生是中国学界少有的“硬汉”，他的不屈不挠、坚持己见的战斗精神是出了名的。他在语言研究上的两个著名观点，“《切韵》为综合体系说”和“汉语语法的句本位说”在学界都是少数派，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汉语析句方法之争中，他甚至是孤军奋战。但他不怕孤立，从不气馁，利用各种场合据理力争。拜这么一位耿直的先生为师，对我们有时似不利，就是发文章难。因为甚至连老师自己的文章都不受待见，当然更无法为学生引荐，我们要发文章就全得靠自己硬拼。但无可取代之处是学得了先生的铮铮硬骨。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少不了的。后来我的有些学术观点，比如“字本位”，至今在学界还是少数派，但我从不在意。这是受到了老师的精神鼓舞。
就是凭着这三条我从一个外语系毕业生转成了一名中文学者。在其后的几年里，我在音韵学和古汉语领域越来越得心应手。特别是在先生提携下加入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之后，不仅有幸拜谒学界前辈王力、周祖谟等，也得以结识当时的中青年才俊唐作藩、鲁国尧等（现在都是泰斗级人物），成了很好的朋友。由于我对先生等韵理论的研究与阐发，也使我在音韵学界小有名气。我的硕士论文、长达17万字的专著《韵图考》于1981年答辩后即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接受准备出版（后因各种原因到1997年才面世）。1983年我应邀担任上海电视大学“古代汉语”课电视主讲，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1986年，我被任命为古代汉语教研室副主任。正当我准备组织全组老师，在古汉语教学和研究上大干一场①时，命运让我走上了第二次转向。
①我提出的计划是每人深研一本专书经典，如《说文》、《广韵》、《诗经》、《尚书》等，我自己认领的是《诗经》，因为这与音韵最相关，又是我喜爱的中国诗歌之源。
2
1988年
从古汉语到汉外对比
改革开放的发展扩大了中外交流，来华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外汉语教师的培养也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1984年底，时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宣布对外汉语教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教育部确定将“对外汉语”列入本科培养目录，于1985年起在北语、北外、上外和华东师大四所学校开始招生试点。与其他三家将此专业放在外语系的做法不同，华师大将之放在中文系。我这个身处中文系却是外文背景的教师自然受到了关照。专业筹备组负责人范开泰老师找到我，希望我为这个专业开一门高年级专业课——汉英语言对比。这勾起了我埋藏心底多年的外语情结，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开始积极地备课。1987年范老师出国进修，系里指定我为这个专业的负责人。1987年我为对外汉语三年级学生正式开设了“汉英语言对比”课，这大概是继吕叔湘先生1978年招收汉英语法对比方向研究生之后，在国内最早开设这门课的。为了探索办好这个专业的路子，我也于1988年被公派到了英国。
在英国三年，是我人生也是学术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我的收益主要也是三条。首先当然是开拓了新的方向，从“中、古”转到了“外、今”。我出国的目标是“对外汉语教学”，但国外不可能有这个现成的专业（当时甚至还没有现在的“二语教学”），利兹大学于是安排海外教育学院的David Taylor和中文系的P. C. Yip（叶步青）两位博士组成联合指导小组，指导我的进修，一面学习“对外英语教学”，一面共同合作，进行现代汉语的研究。我深入地学习了英语及英语教学的历史，同时对现代汉语及其教学历史也进行了反思。其次，是呼吸了新鲜的学术空气，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西方语言学。接触西方语言学是从在国内就已熟知的Quirk、Leech等的英语语法开始的，但我更偏爱Henry Sweet的A New English Grammar和Otto Jespersen的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由语法而进一步看应用语言学的书，更由应用语言学上溯到理论语言学。那时翻译研究还不成气候，至少还没反映到图书馆藏书上。虽然我对之颇有兴趣，但在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只找到几本，而且都很陈旧。当时应用语言学最有名的学者是Pit Corder，最有影响的则是爱丁堡大学的那套应用语言学丛书。语言教学法上我最欣赏Henry Sweet的The Practical Study of Languages和Harold Palmer的The Scientific Study and Teaching of Languages。我甚至觉得前者的深刻性至今无人超越。语言学印象最深的是伦敦学派的John Firth、M.A.K. Halliday等人，美国语言学家中我偏爱谈文化的，如Edward Sapir和在中国饱受争议的Benjamin Lee Wharf。后来我读到了英文翻译的Wilhelm Humboldt的书，更是如获至宝。以上这些学者和著作都对我后来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至于美国结构主义的Bloomfield和生成语言学的Chomsky，虽然我也看，但没受太大影响。第三则是学到了新的研究方法。在赴英前试讲的“汉英对比语法”课上，我走的还是结构主义路线，从构词法开始，对词、短语、句子、语篇的结构逐一进行对比，在备课同时，完成了我的第一篇对比研究论文——《汉英构词法对比》（因故推迟至1990 年才面世）。出国后我发现中外对构词法问题都特别重视。德国学者Gabriele Stein 在他编写的English Word-formation over Two Centuries (1973）的前言里说：“构词法比句法更容易看出语言的创造性，更适宜观察语言的语义特点和选择性限制。”而中国学者郭绍虞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1979）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只有第一步从构词法学起，才能切合汉语的语法研究。”为了更好地解决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问题，我表露想从构词法着手做一番彻底的研究。两位合作导师对此非常赞成。Taylor博士更建议在研究之前先做一个彻底的文献梳理，并向我展示了他自己在写作两篇论文过程中所做的文献梳理。论文本身并不长，但引用的文献竟有上百条。这使我十分震惊，也使我下了决心，在正式研究之前，先对近百年来从《马氏文通》开始的汉语构词法文献做一番认真梳理。不想这一搞就是两年，不仅原先计划的“正产品”《汉语构词法研究》没有完成，“副产品”《汉语构词法史》的书稿也在写了三章后由英文改成了中文，以加快进度。但通过这一实践我在研究方法上收获极其巨大。两年中我通读了近百年来有关汉语构词法研究的700多种中外文献，熟悉了近百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史，对一些新名词、新提法的出现情况，历历如数家珍。以至后来我指导研究生时，学生向我问起语法史上的什么概念，我常能脱口而出：这是什么人最早提出来的，后来又如何演变。同时，在海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我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与众不同的汉语构词法研究的新体系：用WF＝WA＋WB＋WC＋WD＋WE 这个公式表示的“五合一”体系[WF（Word Formation 构词法）＝ WA（Word Analysis 析词法）＋ WB（Word Borrowing 借词法）＋ WC（Word Coinage 造词法）＋WD（Word Differentiation 分词法）＋WE（Word Employment 用词法）]。
三年留学的成果是明显的。副产品以《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为题，于1993年由中国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作为“现代语言学论丛”的一种。这是大陆语言学者在台湾地区出版的第一部著作，随即在海外引起了反响。而此书的写作过程，又奠定了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即万事从源头寻起，探源溯流。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朴学方法和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一个嫁接。后来我搞对比语言学研究，搞翻译理论史研究都走的是这条路。还有一个成果是与海外学者建立了友谊。回国前我与叶步青博士商定，在英国出版中英双语版的期刊Macrolinguistics（《宏观语言学》），由他与我分别担任主编和常务副主编。在此过程中我们联络了国内外许多著名学者，请他们担任学术顾问。其中不少学界前辈现在已经作古，如冰心、曹禺、陈原、胡明扬、吕必松、施蛰存、王元化、王宗炎、王佐良、伍铁平、杨宪益、张志公、赵世开、周有光、周祖谟等。回忆起当年一一登门拜访的情景，还是有点黯然神伤。名单中还有依然健在的许嘉璐、徐中玉、王希杰等。海外学者则有John DeFrancis、David Pollard、Don Rimmington、James H.Y. Tai、Shou-hsin Teng、William S-Y Wang、Bonnie McDougall、Keith Pratt 等。应邀担任副主编的是陈建民、游汝杰、申小龙、史有为和邵敬敏。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期刊只坚持出了七期就停了，这是很可惜的。
中外思想、语言、文化的冲撞，开拓了我的视野，也提升了我治学的境界。回国后我重新修订我的课程计划，并且决定把我的对比研究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个是哲学，一个是历史。1995年我发表了《语言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一文，1996年发表了《比较汉英语语法研究史的启示》一文，就是在这两方面做的初步尝试。1996年我还发表了《关于对比语言学理论建设和学科体系的几点意见》一文，根据我创办《宏观语言学》的设想，提出了我对对比语言学学科体系的意见。1997年初，我发表了《换一种眼光何如？——关于汉英对比研究的宏观思考》一文，提出要转换对比研究的角度，变从英语出发为从汉语出发。同年5月，全面体现我的对比语言学思想的著作《汉英语对比纲要》出版，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该书迄今已重印15次，不仅被许多学校用作教材，也是考研的重要参考书。
其后，我的对比研究仍在继续，比如2002年发表了长文《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2006年、2007年先后在国内和英国出版了与新加坡谭慧敏教授合作的专著《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对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对比语言学研究进行了总结，并且以英文专著形式第一次在国外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十年后的今天，这两本书的双语合并修订本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但由于1998年，或者更精确地说，1999年，我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进入了我学术研究的第三次转向。
3
1998年
从汉外对比到汉语语言学
1998年，按原来计划，我准备出访美国或英国，继续我的海外游历。但临时接到国家汉办通知，希望我到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教育部担任汉语教学顾问。中国居然要向国外派遣语言顾问，这绝对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事物，也是一种新的生活体验。因此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于是，1999年农历除夕，我踏上了远赴南半球的行程。在澳洲我待了整整两年，由于工作性质是政府雇员，白天必须正常上班（甚至连工作日出外演讲的收入都须如数上交），研究工作只有利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好在我办了几张借书证，在各大高校和州府图书馆畅通无阻。国内不易见到的海量英文原著给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养料，使我的研究得以在新的条件下展开。这两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汉语研究，一个是翻译研究。翻译研究由于在后一阶段更是重点，我到后面一起讲，这里先讲汉语研究。
作为汉语顾问，研究汉语理论和汉语教学理论自是题中之义。但是我的研究恐怕超越了一般教学所需要的理论研究。与其说是汉语作为语言的研究，不如说是汉语的语言学研究，而这是我的汉英对比研究深入导致的结果。在第二阶段，我已确立了自己的对比语言学研究体系。如果说这个体系与别家有什么不同的话，可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哲学基础，二是历史积累，这两点前面已经说过。第三个不同是研究的终极目标。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谓对比研究的目标就是眼前的外语或二语教学，国内在90年代以前也大多如此。而我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发现对比语言学的真正先驱，其主张与之完全不同。国外的对比语言学先驱，从Homboldt到Jespersen到Wharf，都强调对比研究的真正目标是探索语言背后的人类精神和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而国内的对比研究先驱王力、吕叔湘、张志公等则主张通过对比发掘汉语特点，并建立汉语自身的语法体系。继承中外大师的观点，我为对比研究设立的终极目标一是主张对比语言学就是普通语言学，对比研究就是语言学的本体研究，而不是语言学的什么分支学科或附庸；二是对中国的研究者来说，对比研究最终应该解决中国的问题、汉语的问题。沿着这个思路和逻辑，我的对比研究发展到此时集中体现为对汉语本质的探索可说是顺理成章的事。
早在英国的时候，在我与叶步青博士为拟议中的杂志起名的时候，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宏观语言学”，认为这比当时国内如火如荼的“文化语言学”范围更广而且名称更国际化。后来在向我的学生介绍宏观语言学或者我的语言学研究主张时，我把“宏观”的意思归结为三句话：古今打通，中外打通，语言与文学（文化）打通。而我为什么更愿意把我的研究称作“汉语语言学”而不是“汉语研究”，因为这是“三个打通”指导下或者“三条线交叉”下的研究。其中的“中外打通”意味着这是普通语言学观照下的汉语研究，是从世界看汉语；“古今打通”既反对严格划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又努力发掘古代学术资源，是古今的对话；“语言文学打通”一是把语言放在文化背景中，强调各民族之异；二是重视书面语的重要性，强调文学对语言的影响。“三个打通”研究的结果就是我在2002年出版的《字本位与汉语研究》这部书。
同音韵研究一样，我的字本位研究走的是“先破后立、破中有立”的路子。在音韵研究上，我首先完成并于1986 年发表的是《评高本汉为〈广韵〉拟音的基础——“四等洪细说”》一文，这篇文章采取“驳论”的形式，彻底否定了20世纪以来在“现代音韵学”占主导地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等韵理论。“破”了之后，我才正面推出并论证了我自己的等韵理论——“齿音枢纽说”，建立了《韵图考》一书的架构。字本位研究走的是相似的路子。“字本位”的想法其实我在写作《汉语的构词法研究》一书时已经有了，就是前面说到的未及写出来的“正产品”：构词法研究的“论”的部分（已出版的只是副产品：“史”的部分）。因此徐通锵先生一提出这三个字，我马上心领神会，可说是最早响应的一个。但我具体从事研究时最先想到的还是“破”，因为不把现存理论的问题说清楚，就不能证明提出新理论的必要性和针对性。1998年，正好在我赴澳洲之前，《语言研究》杂志主编汪平教授约我写一篇文章，迎接新千年，我答应他到澳洲后认真写一篇。到澳洲日常工作走上正轨后，我静下心来认真回顾一个世纪来的汉语研究，思绪万千，几乎文不加点，很快就完成了一篇近四万字的长文《汉语研究——世纪之交的思考》，尖锐地批评了20世纪汉语研究之失误，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立足20世纪汉语研究的成绩和失误，立足继承中华民族两千年汉语研究的传统，立足全面借鉴和引进国外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从汉语、汉字的特点出发，重新思考语言学的各种问题，这将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尝试，是一种综合性、立体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我们不妨叫它‘以汉字为本位的汉语研究’，或者简称为‘字本位的汉语研究’。”实际上是为我的正面立论做预告。文章寄给杂志之后，汪平兄在2000年第1 期以28页的篇幅全文刊出，旋即在海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赞同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这促使我在“破”之后，加快了正面的“立”，于是在2002 年出版了《字本位与汉语研究》一书，徐通锵先生为之写了序。
从1992年徐通锵先生最早提出字本位观点，到我的这本字本位专著出版，十年间这一理论的影响逐渐扩大。徐先生觉得是时候整合团结这支队伍了，于是由他和杨自俭先生发起，2004年12月在中国海洋大学召开了首届汉语字本位理论全国研讨会，会上决定组织出版一套“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由徐先生和我分任正副主编。2008年丛书首批五种正式出版，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于主张汉语语言学是世界语言学的一部分，对汉语认识和研究的深入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因此在这一阶段，我更由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上推到一般语言研究的方法论，更由方法论上升到哲学语言学，即以哲学的怀疑和反思精神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有关语言的种种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语言的定义》（2001）、《论中国语言学的“落后”》（2001）、《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2004）、《谈语法研究的几个问题》（2005）、《语言研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2005）、《语言学是人学》（2006）、《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方向》（2007）、《关于外国语言学研究的几点思考》（2007）、《中国语言学的未来在哪里？》（2008）、《从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到语言研究的哲学转向》（2008），等等。有的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对理论的关注进而到对实践的关注，主要是两个方面：翻译和教学。翻译到下面再谈，对教学的关注发轫于《南方周末》记者张英对我的一篇采访，该篇报道刊登于2007年5月24日，标题比较吸引眼球，是“100年来，我们用教外语的方式教母语”，我是想用这样的题目引起人们对国内语文教育的关注。由于这篇文章与对徐中玉先生和钱理群先生的采访同时发表，借他们两位的大名，影响也走得更远。后来，辽宁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天恒辗转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兴趣就社会上关心的汉语危机问题写一本书，而这正是我多年来在思考的问题，因此一拍即合。2008年，《危机下的中文》一书出版，我在书中刻意强调我谈的是“中文”的危机，而不是“汉语”的危机。这两者的区别其实具有普通语言学的意义。因为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种语言，其书面语与口语间的距离如此之大，以至被索绪尔称作“第二语言”。对这个事实的认识不足会极大地影响对之的研究和教学。
4
2008年
从语言到中国文化对外传译
我把第四次转向的起始年放在2008年，除了以十年为一个周期，叙述较方便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把上一阶段的重点放在语言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上。这个领域我在2008年正好收获颇丰。我担任会长的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组织的总结30年改革开放成就的“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系列丛书的第一本，由我和杨自俭主编的《共性·个性·视角：英汉对比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于这一年出版，我俩在“综述”中对这30年的对比语言学研究做了系统总结。我与徐通锵先生主编的“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也于该年出版，是字本位理论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此外，我的《危机下的中文》也在这一年出版，这是一个语言理论研究者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反馈和汇报，体现了理论研究者的社会责任心。2008年之后，我在语言研究方面虽然仍有著述，但是这样集中的爆发好像不多了。第二个原因是我准备在第四个阶段集中谈翻译，其实我的翻译研究，尤其是翻译实践几乎贯穿了整个这几十年，由于前面没有机会插入，放到这里。不过放到这里也要有个作为起始点的理由。正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委托我主编的翻译专业本科用教材《中文读写教程》一套四册于是年交稿，并从2009年起陆续出版。虽然从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套中文教材，却是我对翻译的总体思考的一部分，即翻译专业对母语要求的重要性以及提高母语水平的途径。有这两个理由，把2008年作为第四次转向，即从比较单纯的语言和语言学研究转向翻译，特别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一个重要年头就能成立了。
（《中文读写教程教师手册》（第1册），潘文国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我研究和从事翻译开始很早，而且是从翻译界很少有人从事的“语内翻译”开始的。早在我1983 年担任上海电大“古代汉语”课主讲时，“古文今译”就是我讲授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写过关于古文今译技巧的系列文章，编过辅导材料。由于我在念大学时上过英汉翻译课，因而在研究古文今译时常会不自觉地将二者加以比较，会提出一些单纯在中文系搞古文今译者讲不出的东西。实践上，1986 年，华东师大中文系一些青年教师为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编了一本其后影响很大的辅导书：《大学语文指要》，其中所有古文的白话文今译由我担任，正好作为我的主张的实践。由于译文流畅又有文采，有几篇后来被选入了几种版本的《古文观止今译》。由于我既教诗词格律，又写作诗词多年，因此对古诗英译也特别关注。我大概是当今名满天下的许渊冲先生的唐诗英译的最早读者之一，他1984年出版的《唐诗一百五十首》和《翻译的艺术》我当年就读到了，对他的“三美”理论和韵译主张也颇赞同。而我自己正式发表的最早译论和译著竟然也都是诗歌翻译。我的第一部译作是1995年在英国出版的Selected Masterpiec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alligraphers（《当代中国书法家书选》），这是我在主编《宏观语言学》时所设的专栏“Classical Poetry”所选唐诗的白话和英文翻译，唐诗原文由一位书坛老友张永正约请了一些书法名家钱君匋、谢稚柳、陈佩秋、胡问遂、任政等写成并拍成照片，合成后在英国出版。我的第一篇有关翻译的论文是1993年刊载于《文艺理论研究》杂志的《英译中诗鉴赏论略》。其后我写了《单数乎？复数乎？——唐诗英译二十四品之一》，作为提交给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成立大会的论文。原来我的计划是继唐代司空图《诗品》论风格、清代袁枚《续诗品》论创作之后，写一部《唐诗英译二十四品》，专门论翻译。可惜后来忙于其他工作，未能继续下去。
在赴澳大利亚之前的1998年，我完成了三本书，一本是中译英《二千年前的哲言》，原文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赵昌平组织编写的先秦哲人语录。第二本是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洪本健组织的中国古典文学精粹“三百丛书”，我牵头完成了第一部《文三百篇》，原来还准备编《诗三百篇》、《词三百篇》等，因出国未能编下去。第三本是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赫兹列散文精选》。除第一本在我出国前面世外，另两本是我出国后才出版的。三本书中有两本是翻译。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适逢严复《天演论》出版一百周年，我结合这本书的翻译，写了文章《古籍英译当求明白、通畅、简洁——纪念信达雅提出一百周年》，这也是我关于典籍翻译的第一篇文章。另两本书一是翻译，一是文选，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散文，一是英国名散文家作品的中译，一是中国历代美文的集萃。同时从事这两件工作，很难不使人把它联系起来。其结果则是形成了我的“美文需美译”的翻译主张：对美文的标准体现在我在编选中国古代散文后写的前言里，而“美译”的实践则体现在我的赫兹列的散文翻译里。加之我对许渊冲“三美”的肯定和对严复“雅”的特别重视，我对翻译的具体实践正在逐渐形成自己的想法。
也是从澳大利亚开始，我正式进入了翻译理论研究的领域。2000年，远在国内的杨自俭先生来信，说2001年要在他们学校召开翻译学学科建设全国研讨会，问我能不能趁在国外的机会了解一下国外翻译研究的情况，到会上给大家讲讲。接到这个任务后我到墨尔本大学图书馆转了转，发现与十年前在英国时相比，国外翻译研究这些年简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在英国大学的图书馆里讲翻译理论的书寥寥无几，现在竟然看到有几乎整整一书架！如何着手了解？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不懂历史，就不懂当代，不懂当代，就不知道问题所在，更提不出自己的意见。因此我还是拿出了当初研究音韵学和构词法从外行到内行的老办法，顺着历史从头看起。好在海外资料充足，读起来也非常有兴味。这样我花了大约四个月时间，把几家大学图书馆里能找到的翻译学著作，除了占相当篇幅讲机器翻译的之外（因为实在无暇顾及），全部通读了一遍。在此基础上，我写出了近三万字的长文《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等于把近30年的西方翻译史梳理了一遍。由于当时在国内还不容易看到第一手资料，因而我的文章在2001年的全国研讨会上宣读后引起了关注，《中国翻译》执行主编杨平女士当即拍板全文刊登，并于次年分三期连载。文章发表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多年以后，一些年轻朋友还会说起当年是看了这篇文章，“按图索骥”，从而进入翻译研究领域的。
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在翻译界，以往外译中一枝独秀的状况正在转变，中译外以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直接导致了我个人研究方向的转变，21世纪初，特别是2008年前后开始，我的研究逐渐集中在以下这些方面：一是强调中国学者从事典籍外译的时代性意义，发表了《译入与译出：谈中国学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2004）、《中籍外译，此其时也——关于中译外问题的宏观思考》（2007）、《认清现状，树立中国本位的对外译介观》（2017）、《从“格义”到“正名”——翻译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一环》（2017）等论文；二是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发表的主要论文有：《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2009）、《典籍英译心里要有读者》（2012）、《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2012）、《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是否必要？有无可能？》（2013）、《翻译史三题：读陈寅恪〈金明馆丛稿〉札记》（2015）、《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2016）、《文化自信与学术范式转型》（2016）、《翻译研究的“中国学派”：现状、理据和践行》（2017）、《典籍翻译与中国的版本之学》（2017）等；三是着手建立“文章学翻译学”的体系，作为我主张的“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的一次实践，发表的论文有《严复及其翻译理论》（2004）、《从“文章正轨”看中西译论的不同传统》（2008）、《文章学翻译学刍议》（2011）、《寻找自己家里的“竹夫人”——论中西语言学接轨的另一条路径兼谈文章学》（2012）、《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2014）、《文章学翻译学的可操作性研究》（2017）等。其中第三方面也是我以往学术研究中“破”“立”并重，尤其注重“立”的主张的体现。
与此同时，由于我一向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对于翻译这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尤其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的主张，而要拿出实际东西来。总结前二三十年国内的中国经典外译，我有两点基本批评：1. “文学情结”，重文学轻文化；2. 重两头轻中间，对中国历史的中段部分关注不够。为此，我筹划十多年，于2017年编辑出版了“汉英对照近世经典与传统文化系列”丛书，以“大家写小书”的方式，介绍了宋明时代中国几部最重要的文化著作：《朱子全书》、《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传习录》、《大藏经》等。而且我自己动手，注释翻译了其中最主要的一部：《〈朱子全书〉及其传承》。
（《〈朱子全书〉及其传承》，潘文国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年）
5
2018年
新起点：文化再思与翻译
回顾40年的历程，我的学习研究生涯几乎全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我在“古今中外”之间的穿插虽有个体的特殊性，但步步都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势。上面我粗略地把这40年分成四段，大致正好对应“古今中外”四字，也反映出改革开放对我个人命运的影响。1978年是改革开放第一年，国家首次招收研究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命运，这十年我从事的研究与教学主要是个“古”字，一头钻进了故纸堆，从一个学外文的学生成了古汉语和文化专家。1988年开始的我的第二阶段，起因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专业，时代把我召唤到了新专业的第一线，我的研究方向也从“古”转到了“今”，即现代汉语的研究与教学。199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外交流的发展使我得以在时隔十年后又一次得到长期出国机会，之后几年里我出国更加频繁，先后比较深入地访问了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美国、韩国等。与国外高校及学界的广泛接触，使我的翻译研究、语言学研究都基本做到了与国外同步，在对比语言学领域，甚至还在某些方面领先。这一阶段可说主要是“外”。主要从2008年开始，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中译外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研究，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字。但这个“中”，不像第一阶段那样完全沉浸在线装书里，而是经过前几十年洗礼后，站在新的立场上的“中”。这个立场，简而言之，一是由外观中，不只是站在中国看中国，而且是站在世界看中国；不是就今天的中国看中国，而是站在中国的历史上看中国。同样，这个立场还包括努力站在中国看世界，站在今天看古代和传统。在“新时代”、“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召下，我自觉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比以往更深刻了，对当今中国人，特别是外语学者的使命也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2018年以后的道路怎么走？我已年七十又五，再奢谈什么远大抱负恐怕也不现实。但如果天假以年，我想集中精力做一点小事，即对几十年来在中外古今之间徜徉基础上的积累进行总结，形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再思考，并把这一思考用英语介绍出去。至于能做到如何，那就交给时间吧。
THE END
部分图片来源：Pixabay
（本文内容来自原书，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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