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间,英语专业一直面对来自学科内外的种种批评,这种批评始终存在,此起彼伏,交替出现,从未停止。一方面,这种批评对于英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一部分批评逐渐剑走偏锋,进入了一种指责模式,有学者甚至认为英语专业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提出要停办英语专业等建议。本文主要针对近年来对当下英语专业的不当批评提出反驳,认为不能将英语专业视为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要分清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之间的区别,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将英语专业关停并转并非正确的发展道路;应将正常的学术交流限定在学术范围之内,而不是借助媒体对英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横加指责。
关键词：英语专业 ; 大学英语 ; 新时代 ; 批评
DOI：10.12002/j.bisu.279
引言
如果稍加回顾我们不难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英语专业建设一直面对来自学科内外的种种批评,这种批评始终存在,此起彼伏,交替出现,从未停止。平心而论,这种批评对于英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两三年以来,对英语专业的批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批评,而是剑走偏锋,进入了一种指责模式,有学者甚至认为英语专业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并提出要停办英语专业等建议。我主要针对近年来对当下英语专业的不当批评提出反驳,认为不能将英语专业视为对不起良心的专业;要分清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教学之间的区别,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将英语专业关停并转并非正确的发展道路,不应借助媒体对英语专业的建设与发展横加指责。
一、英语专业：该不该面对这样的批评
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语专业就开始面临质疑、批评与苛责,几乎从未停止过。批评乃正常现象,也是件好事,正因为有了这种持续不断的批评,才使得英语专业的改革一直在路上。然而,近几年,这种批评的声音已经由学术界蔓延至社会,既有学者借助媒体发声,也有媒体人主动介入,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在这股批评的浪潮中,有一种批评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它偏离了既有的学术讨论的轨道,大有剑走偏锋之意;同时,这些批评大多混淆了英语专业与大学英语在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课程设置等方面的不同,将两者混为一谈。这种批评在2018年达到了高潮。当年,因为教育部领导在一次论坛上的讲话中提到了“对不起良心的专业”（郑雪靖,2018）,该短语迅速成为网络热搜词。其后,复旦大学蔡基刚教授的文章《大学英语：如何避免“水课”成就“金课”》（2018）、《文汇报》的报道《部分院校英语专业被撤、院系“关停并转”,大学英语缘何上了专业“红牌榜”?》（樊丽萍,2018）以及网传的一系列文章与报道对英语专业与大学英语进行反思、批评与责难,可谓“几石激起万层浪”,他们在文章和报道中提出的英语专业属于“对不起良心”的专业的说法,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郭英剑,2019a：241）。如果稍作总结,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文章或报道大体上持有如下观点：第一,它们大都认为,英语专业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有趣的是,全国总计12个学科门类超过500家本科专业,未见有其他一家站出来承认自己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唯独有我们英语专业的学者站出来“认领”这个“罪名”,并且随后被媒体追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似乎英语专业的这个罪名被坐实了。 第二,批评者之所以认为英语专业是“对不起良心的专业”,主要原因是认为该专业符合四项“标准”：（1）培养规格并不是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2）教学内容不能满足大学生的需求;（3）专业之所以存在无非是为了满足自身学科得以继续保留的需要;（4）该专业之所以不顾需求继续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原因是这些学生是教授能成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基本条件（蔡基刚,2018）。第三,其核心观点是,英语专业人士必须放弃“英语教育本质上是人文教育”的片面观点,接受英语就是一门汲取和交流专业领域国际前沿信息的工具的观点。而他们为英语专业发展所指明的道路是：想要成为对得起良心的专业,要么停办,要么转型到专门用途英语方向,培养新工科的国际复合型人才——没有其他路可走（蔡基刚,2018）。在媒体的报道中,诸如《英语专业：昔日风光今不再》《从2010年开始——英语专业进入衰退,连续多年被红牌警告》《在人人都懂一点英语的年代,不跨界的英语专业势必衰亡》这样的大标题、小标题格外醒目,给人以触目惊心的感觉。
如果排除这样博人眼球的字眼,单单看上述观点,我倒更愿意将其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去加以探讨,而不是就事论事。为此本文将简要回顾一下20年来英语专业的发展历史,以及在这20年间它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质疑与挑战。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上述对于英语专业及其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的批评实际上并不新鲜,不过是历史上曾出现的批评的一种延续,或者说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二、英语专业：波澜起伏20年
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是英语专业由20世纪末期发展到顶点之后开始下行的开端,其间充满了各种困境、挑战,同时也面临绝佳的发展机遇。我在《新中国英语专业教育七十年：历史考察与反思》一文中,将从2000年开始迄今为止的2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0—2012年,第二个阶段为2013—2019年。这20年是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注重内涵式建设与发展的阶段,是国家大力发展非通用语种的时期,也是英语专业影响力下降、遭遇专业危机的时期。2013年被誉为中国走向新时代的开始,新时代对外语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快的要求,英语教育也面临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郭英剑,2019b：12~14）。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开始逐步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外语专业教育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非通用语专业数量大幅度增加。得益于高校公共英语教学的多年大力发展,凡是受过高等教育者大都达到了一定的英语交流水平,且自改革开放之后全民学英语的浪潮始终未退,因而英语一直是高校第一外语,但英语专业在高校中的重要性和社会对其毕业生需求的迫切性却连年下降。从1949年以来的发展轨迹看,英语专业在高校中与社会上受欢迎的热度长期处于稳步上升的状态,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顶峰,进入21世纪以后处于迅速下行的局面。因此,英语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讨论英语专业所面临的危机问题。现今人们所讨论的英语专业的危机,其实都可以追溯到进入21世纪以来英语专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郭英剑,2019b：12）。这一时期发生了英语专业的“第三次裂变”,衍生出了“商务英语”与“翻译”两个本科专业（郭英剑,2019b：13）。更关键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了深刻反思。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对人才的需求也更趋多样化、多元化,人们认为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技能型的工具性人才,而且要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将“成人”与“成才”并举,重视人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时代要求的指引下,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育从人才培养理念、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入手,实现了人才培养的关键性转变（戴炜栋,2008：24）。然而,这一时期英语专业影响力严重下降,在其发展历史上第一次遭遇专业危机。原因总结如下：第一,英语学科内部的危机。众多外语类院校在原有的外语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之外,增加了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和新闻等专业。而在这些学科与专业的学生培养目标中,很重要的一项指标是要求他们的外语（一般首选是英语）必须要达到英语专业的基本要求。这对英语专业形成了巨大冲击。第二,英语学科外部的冲击。改革开放以后,高等院校极其重视公共英语教学;进入21世纪后,高校不断推出更为贴近时代需求和学生实际需要的改革,对学生的英语水平提出了具体要求。在中国优秀的大学中,学生们的英语水平普遍很高。这就从英语学科外部对英语专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第三,社会发展的国际化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强劲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元化的局面,经济、商学、金融、法律等社会科学成为新时代热门的学科增长点。21世纪高校的国际交流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很多高校不同专业的优秀大学生在校期间都有机会到国外去学习,毕业之后,也有很多学生选择到国外继续深造。因此,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一度发展到单个学院可以招生上千人的热门专业,英语专业一步步受到冷落,第一志愿上线率也在逐年下降（郭英剑,2019b：13~14）。以上原因使得英语专业师生普遍感到困惑：英语专业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如何适应时代的需求?同时,“英语复合型人才”的理念、提法与培养目标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学界对此展开了诸多学术讨论。大家质疑的焦点是：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往往把英语当作工具,只注重技能训练,人文知识与素养缺失,丢弃了语言文学/文化的传统特色;过分关注市场需求,忽略了人才整体素质的培养;新专业的课程设置过多,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生的语言水平（戴炜栋,2008：70）。正是在这个时候,学术界开始了关于英语专业究竟应该培养工具性人才还是应该坚持人文特点、培养具有人文知识与素养的通用人才的观念之争。虽然这样的争论尚没有明确的结论,但这种针锋相对的思考与讨论深化了新世纪与新时期的英语专业教育改革,对于解答如何定位英语专业、如何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使英语专业适应时代的需要与发展等问题具有积极的作用,对后来的改革也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郭英剑,2019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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