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年 段宛云 吴悠也 王钰茹：战略传播学视阈下特朗普涉华新冠肺炎污名化推特分析
战略传播学视阈下特朗普涉华新冠肺炎污名化推特分析
张伟年 段宛云 吴悠也 王钰茹
0．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是争夺‘制脑权’的没有硝烟的战场。”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仅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也让中国的国际话语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尽管中国在抗疫工作上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依旧面临部分国家政客的不实指控，成为他们转移国内矛盾的污名化对象。尤其2020年恰逢美国总统大选，现任总统特朗普频频通过否认我国抗疫成就，散播无端猜测，以“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中国病毒论”、“中国赔偿论”等荒谬言论严重损害我国形象，让理性寻求合作共赢的我国陷入了被动的国际话语处境当中。
面对美国政府的话语霸权，我们必须赢得国际话语场的主导权，这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要求。美国语言学家豪根很早就提出“语言安全”的概念（Haugen 1962）。英国阿斯顿大学的阿格教授也认为，语言安全是语言规划的重要目标和价值取向（Ager 2001），语言安全问题会促使社会或国家从语言规划角度消除语言不安全带来的恐惧和担忧（Ager 1999）。因此，中国需要采取更加主动的话语对策应对污名化，营造安全稳定的国际话语环境。
1．美国涉华污名化——以特朗普推特为例
特朗普自执政以来，一直将社交媒体“推特”作为构建自我形象、宣传政治方针、制造舆论、抨击政治对手的主要平台，因而被戏称为“推特治国”。这反映出特朗普打造另类总统形象的政治意图及其颠覆借助传统媒体等第三方机构塑造政治形象的“特朗普式”宣传策略(栾瑞英 2020)。推特也是特朗普借新冠疫情散播对华污名化言论的主要阵地。下文将基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Lasswell 1948），选取特朗普2020年有关疫情的部分推特内容进行分析。
1.1 主体（Who）
与传统传媒不同的是，推特具有“人人皆记者”的特点，传播主体可以是个人、企业、媒体、或其它社会组织。而特朗普在推特发表言论，其传播主体又具有了多重性：既代表特朗普个人，又代表了他背后的社交媒体运营团队，还因为其美国总统的特殊身份，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基本态度。这也反映出特朗普企图弱化官方色彩，实现其以平民总统的姿态深入人心的潜在意图(栾瑞英 2020)。
1.2 传播内容（What）
由于140 个字符的限制，每条推特所传播的信息有限，具有碎片化特征；并且出于 “人人皆记者”的特点，尽管推特传播信息广泛，用户发表的信息却常常充满主观色彩，缺少客观性，且监管困难，容易成为虚假信息的集散地。特朗普利用这点漏洞，肆意发布阴谋论和极端主义内容进行自我营销。例如下面这条推特：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将新冠病毒命名为“COVID-19”，以防止人们使用其它国家、群体等污名化名称。但推文中，特朗普公然挑战这一规定，将“ChinaVirus”进行首字母大写，伪装成一个“专有名词”，强行将病毒与中国相联系，进行污名化指控。除了将“ChinaVirus”大写，特朗普还在推文的最后使用全大写和感叹号来攻击敌对党，这也是他很多推文都有的统一结束语。特朗普使用这样的元语言手段，将支持者的目光吸引到语码层次上，从而表达言语以外隐含的政治意义（杨艳玲，胡华涛 2020）。
此外，与他的很多其它推文一样，特朗普用“I am ready to”这样的字眼暗示自己不断努力为美国人民谋求福利，为自己伪造出一种光辉、亲民的总统形象，同时又利用价值趋近化策略，用“hurt”、“hold up”这样的词来描述中国和民主党。根据趋近化理论（廖根福, 吴梦 2019），这样具有侵犯性的词汇能够营造出一种冲突感，将特朗普的政治对手们置于美国人民的对立面，激起国民的危机感，让他们将特朗普看做真正的“救世主”，以此掩饰他抗疫不力的事实，提高自己的支持度。
再看下面这篇推文：
除了继续对病毒污名化并攻击敌对党派之外，这篇推文也是特朗普攻击美国主流左派媒体的例子之一。据统计他平均每日都有3条以上的推文用“Fake News”等词汇将反对自己的媒体描述为“人民公敌”，从而为自己辩护（胡文涛,吴茜 2019）。
不仅如此，他常在推文中使用“Corrupt”这样的辱骂字眼来打击对手，故意违背交际中的礼貌原则。例如下面这篇推文：
文中他使用“Sleepy Joe”来戏称自己的竞选对手拜登，并用虚假的事实对拜登的指责进行回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卡尔佩伯教授认为，不礼貌是一种传播策略，是“为了攻击对手的面子从而引起社会不和谐的负面影响”（Culpeper 1996）。德国中央兰开夏大学鲍斯菲尔德教授也指出，不礼貌可能是“交际者故意实施的威胁面子行为”（Bousfield 2008）。特朗普公然使用政治禁忌语攻击对手，这与他打着“美国优先”旗号，却频频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多边协议的行为不谋而合，都体现了他对文化世界和人性的偏离（杨艳玲，胡华涛 2020）。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指出，特朗普过度关注狭义经济利益的外交政策源于他扭曲的美国国家安全框架(Haass 2020)，在他看来，外交政策是成本高昂的负面行为，过多关注只会对国内发展带来不利。
类似的推文还有：
可以看出，特朗普试图反复使用“China Virus”、“Fake News”等词汇。所谓“谎言说了一百遍就成了真理”，特朗普利用戈培尔效应，不断给支持者灌输虚假信息，以此构建自我形象，满足政治需求。
在这篇推文中，他还用“have done a great job”这样带有肯定色彩的描述来形容其它被新冠肺炎波及的国家，企图以趋近化策略将世界各国归入自己的“阵营”当中，营造出中国是“世界公敌”的假象。
综上所述，特朗普正是利用了推特内容监管困难的弱点，以及民众对传统政治精英、传统媒体逐渐失去信任的趋势，以虚假信息和传播策略操纵人们的判断力，进而实现他的政治意图(栾瑞英 2020)。
1.3 受众（To Whom）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认为个人人际关系网络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Granovetter 1973）。据此理论，推特用户属于弱人际关系，即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弱，关系较为疏远。比起关注熟人，用户倾向于关注感兴趣的名人、媒体账号等，而对方大概率不会回关，形成一种单方面的发布信息——浏览信息的关系。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具有极高的个人影响力，其推特的信息受众涵盖了全美乃至全球的推特用户，包括他的支持者、反对者、政治对手等。与传统传媒不同，推特用户可以同时拥有传播受众、传播主体的双重身份。特朗普的言论会被各大账号以及全球媒体广泛转载，因此他的信息受众不局限于他的推特关注者，甚至还包含了全球的非推特用户。
1.4 传播媒介（Which Channel）
推特呈现的是一种自主、互动、简洁、快速的信息传播方式，任何用户向推特上传每条140字以内的消息，该用户的关注者就能及时查看该信息并发表评论(刘晖 2009)。推特具备Anytime、Anywhere、Anyone、Anything 4A元素的特征（赵战花,来向武2010），“一部手机就是一个媒体”，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电脑、IM等多种客户端向平台发送信息，且信息20秒更新一次，传播速度极快。这也是特朗普选择用推特进行政治宣传和形象建构的原因之一。
1.5 传播效果（What effect）
推特独特的传播方式带来的是裂变式的传播效果。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可以选择继续转发，依此循环，使得传播速度呈几何级增长。由于特朗普拥有极高知名度，他的介入使得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更广更快。这样带来的是两面性的效果：一方面，推特的政治化提供了新的外交沟通方式，强化了特朗普个人的舆论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在推特上的反复无常也给其形象塑造和统一舆情带来了困局(胡文涛，吴茜 2019)。
特朗普在推特上借疫情对中国的污名化指控令我国面临国际传播能力的巨大挑战。疫情已经成为当前影响中美关系以及塑造其未来走向的重要变量（赵明昊 2020）。如果不妥善应对，中国就会陷入西方话语陷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不良影响。
2. 我国污名化应对的基本方式
目前的国际舆论格局依旧维持西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西方四大通讯社占据世界新闻发稿量的绝大部分（江涌 2017），再加上中国外交整体态势还是以解释和防守为主，面对美国的话语进攻常常显得很被动，因此我国仍需要坚持长期舆论斗争来赢得国际话语权。目前我国针对特朗普借疫情污名化的反击可分为以下几种：
2.1 外交部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是我国反击污名化的重要方式。其主要方法包括：
（1）罗列事实数据，阐明中国的抗疫成就，澄清涉华谎言。
例如，8月20日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针对特朗普称“中国处理疫情的方式不可想象”的说法进行驳斥，解释中国以往为抗疫做出的种种成绩，表示“中国为全球抗疫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作出的重大贡献有目共睹”。又例如，同一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评价八月武汉水上电音节活动，让外国媒体真实感受到武汉和中国政府抗击疫情已经获得了战略性胜利。
另一重要例子是5月9日外交部官方网站刊发的题为《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华谎言与事实真相》的文章，文中用事实真相对美方24个涉华谎言进行一一反驳，还原了事实真相。
（2）宣传国际抗疫援助。
例如，9月1日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向记者介绍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南苏丹和几内亚的交流访问，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明了我国积极对外援助、开展国际合作的决心，展现了我国的大国担当，侧面驳斥了“中国责任论”等无端猜测。
（3）通过引用美方数据进行主动反击。
例如9月3日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为反驳美方指责我国“掩盖疫情”，引用美国会众议院新冠病毒特别调查委员会披露的调查报告，暗示美国才是在掩盖国内应对疫情不力，并提醒美国政客为国民负责。据此，外交部不仅通过事实依据客观反击污名化，且引用了对方的数据来指责对方，是我们改变过去单纯的辟谣，开始主动回击的重要尝试。
2.2 媒体
《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解放军报》等我国重要媒体也为反击污名化作出重要贡献。除了上述引用事实数据、宣传国际抗疫援助等方式之外，各媒体也常常引用外媒报道和国外专家的评论文章，侧面进行污名化反击。
例如，8月15日央视新闻客户端转发了美国沃克斯新闻（vox.com）的新闻。文中表示，特朗普一直误导公众，让他们相信美国的抗疫表现与德国、日本等国家一样，但实际差得非常远（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0）。
《人民日报》9月1日刊登了世界多国政党政要和知名人士的发言（人民日报 2020）。例如，南非共产党第一副总书记马派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不断对华进行挑衅，南非共产党及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此强烈反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表示，美国试图以侵略性外交政策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但这种企图接连遭遇失败。类似引用外国媒体和知名人士言论的形式，能够从旁佐证美国散布虚假消息是为了推卸责任、转嫁矛盾，侧面对美国的污名化指控进行回击。
2.3 社会团体
部分社会团体也参与到污名化反击当中，以王盖盖2017年创办成立的大外交·青年智库为例，其旗下权威媒体平台“风云大外交”微信公众号现已是中国最大的大外交青年原创学术交流与实践服务平台。疫情期间，“风云大外交”平台针对污名化应对策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战略竞争等话题发表大量原创文章或论文推荐，为广大学者不断提供新的研究素材和研究视角。
2.4 个人
除了外交部官方发言和主流媒体，个人的发声也是污名化反击的重要形式。钟南山院士作为我国重要的呼吸病学专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敢医敢言，领导撰写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为我国新冠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他常常发声，就疫情趋势、药物研发等问题答疑解惑，在美国对我国频频进行污名化指控时，指出“吵架没用，用事实说明”。在他发表的文章《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中，他表示：“为挽救每一个生命倾尽全力，这是我们抗击疫情的普遍共识。”（钟南山 2020） 这无疑对枉顾国民生命健康、坚持将疫情政治化的美国政府是一个侧面的回击。
除了钟南山院士这样的疾病专家，社会评论家司马南、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等学者也常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揭露美方的虚假话语，为维护中国国家形象做出贡献。
3．针对特朗普涉华污名化的话语对策
尽管目前中国在话语处境上仍较为被动，但中国在抗疫防疫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且我国坚持对外抗疫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得到许多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肯定，这些都为我国提升对外影响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以特朗普为首的部分美国政客的舆论攻击，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采取对策进行有力反击。
3.1 从传播学角度提升公共外交能力
3.1.1 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四全媒体”的概念，即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要求媒体在播报事件当中能够全程跟进，使用音视频等多种形式对新闻信息进行立体的展现；而受众对信息能做到各取所需，并且都能参与到新闻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王绍忠，谢文博 2019)。当今世界信息无所不及，传播方式出现深刻变化，为此需要推进媒体转型融合，打造四全媒体，以提高我们的公共外交话语能力，特别是公共应急话语能力。（张伟年等，2020a）
3.1.2 传播内容
（1）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
疫情期间，我国的官方和媒体一直用完整真实的事实和数据向世界汇报我们的抗疫防疫成果，传播抗疫经验。今后我们不仅要继续讲好中国故事，还要注意增加正面发挥作用的报道，并且最大限度传达必要信息。我国媒体八月报道武汉水上电音节时，没有给图片注明拍摄时间，结果被部分外媒质疑照片是疫情前拍摄的。因此媒体需要更加注意细节，例如给新闻照片标明拍摄时间，避免外媒利用漏洞质疑信息真实性。
（2）恰当的隐喻
隐喻在疫情公共外交中能起到特别的作用。在我国抗疫防疫媒体报道当中，战争隐喻得到频繁使用，如“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医疗队坚守在抗疫一线”、“疫情防控终将取得胜利”等。恰当地使用战争隐喻，能够唤起民众的紧迫感和集体感，使其认识到采取行动对抗疫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汪少华，张晶 2020)。但需注意不要选用不恰当的隐喻，例如网络上针对其他国家的疫情出现过“抄作业”、“开卷考试”、“反超”等评价，这与我国努力塑造的国际形象不符合。疫情公共外交中需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切不可跟着部分外媒的节奏走。
（3）增加多语种对外传播
为了实现中国的声音传到世界的更多角落，还需要增加对外英语或多语种供稿。2020年9月28日，当代中国特色话语外译传播平台（tppckte.org.cn）正式上线，旨在为新时代对外传播翻译工作提供党政文献文件关键语汇、最新术语、重要文本等多语种翻译一站式服务，同时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思想、中国政策服务（中国外文局 2020）。这无疑将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翻译工作提供新的资源平台。
3.1.3 传播渠道
（1）推广网络外交新形式
2020年的中国抗疫公共外交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在推特持续发文，使用具有个性色彩的语言直面舆论挑战，在中国公共外交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周鑫宇 2020）。在社交媒体全面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接触西方主流媒体、推广网络外交新形式，能够让对外传播方式更加丰富，让世界更容易接受中国声音。
（2）培养国际传播平台
目前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与西方传播媒体占据世界霸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且专属于中国的国际传播平台，才能提高国际话语权，把控世界主流声音。
3.2 从国家安全观角度提升国家应急语言能力
语言是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重要建设内容，而提高国家语言能力是维护语言安全的前提，它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上各国全面博弈的时代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赵世举2015）。目前国内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语言安全和国家语言能力展开研究，但公共卫生安全应急话语还是一个较新的主题，加强这类研究有助于从源头上应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产生的话语危机（李战子，刘博怡 2020）。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面临重大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0)。应对这类紧急事态和突发事件，需要提升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张伟年等 2020a，2020b，2020c）。国家应急语言能力是以国家语言能力为基础的深化研究，分为国家应急语言治理能力、国家应急语言核心能力、国家应急语言战略能力三个维度，而公共外交应急语言能力则是国家应急语言战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特朗普借疫情对我国进行污名化指控，我们正是需要提高公共外交应急语言能力，才能准确、有效地向外发声，占领话语高地，扩大信息传播。
3.3 增强文化自信、语言自信
思想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为我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因此，增强文化自信，是增强语言自信，获取国际话语权的前提。为此我们需要做到：
(1)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召力，提高外界对我国思想文化的情感认同。
(2) 充分发掘中国的文化、历史资源，对外讲好中国文化，让外界塑造正确的中国认知，为理解中国话语打好基础。
(3) 勇于打造原创新理论、新概念，构建独一无二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摆脱过去长期沿用西方理论基础的被动局面，让中国思维自然融入到世界思想的长河中。
4. 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江涌 2017）。面对以美国政府为首的恶意抹黑，如何由“被动”转为“主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提高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构建良好国家形象，营造安全稳定的国际话语环境，是我们面临的重要挑战。病毒无国籍，疫情无国界。我们应当坚决抵制疫情政治化，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展现坚定的大国担当。
编辑：应用语言学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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