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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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察哈尔学会网站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20日
摘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很少；60年代中期，党中央决定加强对外国的研究，并在全国布局了一批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国别与区域研究日渐重视，新机构不断出现，国家的投入逐渐增大。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教育部在高校系统大力发展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周边外交的实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研究成果“井喷式”爆发。2019年4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了“面向21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7月，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组织举办了“2019年清华地区论坛：开创应对亚非拉共同挑战的新路径”。随着这两次规模宏大的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不少中国学者认为，该是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时候了。但在笔者看来，虽然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确实迎来了创建新范式的历史机遇，并且已有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但是在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提范式革命尚为时过早。
一、名称的规范化
虽然国别与区域研究在中国已成为显学，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目前常见的有：地区研究、区域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国际区域学，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周边学、全球学等。其中地区研究、区域研究顾名思义，就是从英语“Area Studies”直接翻译过来的，但是在中文语境中，“地区”和“区域”可大可小，地区研究和区域研究有多重含义，并不是特指对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都使用“区域研究”这个概念，美国汉学界一度盛行的区域研究范式中的“区域研究”则有另外的含义。区域国别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比如复旦大学的任晓2019年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发表的文章中就使用了这一名称，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云南大学2019年的博士招生简章中出现了“区域国别研究”专业。国别与区域研究是教育部采用的称呼，翻译成英文为“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中英文看起来不完全对应，但符合国际惯例。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北京大学的选择，北京大学2018年4月12日正式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英文名称是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翻译比较规范，没有歧义。但是“区域”与“国别”到底应该哪个在前面，目前似乎没有明确的学理性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换，是一种使用习惯的问题。“国际区域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委员张蕴岭提出的，起因是觉得“区域国别研究”不像是学科名称，为了能使区域国别研究成为一级学科，他力主使用这个带有“学”后缀的名称，希望区域国别研究能像政治学、理论经济学一样，是一个被认可的学科。其实不是每个带有“学”的专业都能成为一级学科或二级学科，也有一些不带“学”的专业是一级学科，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世界史等都是被国务院学位办认可的一级学科。不过“国际区域学”刚提出不久，能否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还有待观察。“中国周边学”是复旦大学的石源华提出的，目前有较大争议，它和国别与区域研究并不等同。暨南大学的庄礼伟曾力主使用全球学（Global Studies）来指代国别与区域研究，理由是这样可以无所不包，符合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特征。但Global Studies是一个有特殊含义的概念，是一个以全球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与国别与区域研究有本质差别。清华大学2017年在原发展中国家博士生培养项目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际与地区研究院，采用的英文名称是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鉴于上述不同的表述，笔者认为中国学术界宜统一使用“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围由小及大，表述虽然啰嗦一点，但是不会产生歧义；英文对应为“Area Studies”或“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有些专家翻译成“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则不合适再用。
二、研究内容的界定
国内外学术界都认为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关于世界某个地区或国家的综合研究，但在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上确实有较大分歧，需要我们进一步厘清。
第一，是否应该包括自然科学的内容。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研究内容有两种不同观点。多数机构只研究具体国别与区域的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内容，也有部分机构的研究内容无所不包。如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不仅研究东南亚地区和各个国家的历史、民族、宗教、政治、经济与外交，也研究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农业、土壤等内容。根据中国目前的学科分类以及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实际情况，很难建设一批类似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综合性研究机构，宜把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范围限定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但是应提倡文理交叉、协同攻关。
第二，是否应该包括外国语言文学的研究。由于外国语言文学本身就是一级学科，所以目前多数学者在界定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内容时，往往把语言、文学排除在外。严格说来，对特定国家的语言、文学以及翻译研究都应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内容。与此同时，外国语言文学近年来已将国别与区域研究设定为二级学科，但是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与政治学、历史学等一级学科之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应有明显差别，前者必须是基于对象国语言的拓展性研究。目前有些高校的外国语学院调入了一批没有能力从事外语教学的国际问题研究人员，然后以他们的研究成果来支撑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这应该是一种误区，不可提倡，否则外国语学院与一般的国际关系学院或国际问题研究院就没有差别了。
第三，区域性国际组织是否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内容。以区域和次区域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如东盟、南盟、欧盟、非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以及更小一些的湄公河委员会、澜湄合作、环孟加拉湾多层次经济技术合作等理应在研究范围之内。
第四，国别与区域研究和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国际问题研究的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是一个内涵、外延都比国别与区域研究大得多的概念，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研究与国别和区域研究有交叉，但是也有明显的差别，前者着重研究带有全球性特点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比较宏观，而后者相对微观。
第五，如何处理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虽然为国家战略提供智力支撑是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重要动力，但是没有基础研究的决策咨询研究犹如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很有可能引导国家和企业走入误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功能除了决策咨询之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构建关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体系”。而且我们不能只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外交、军事、安全等问题的现状，一定要首先懂得这个地区或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宗教，然后才能发现这个地区或国家当下政治、外交行为背后的规律性和深层次原因。因此，国别与区域研究中的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相辅相成，彼此促进，不可偏废，在实践中我们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智库功能只是基于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
三、发展动力的挖掘
国别与区域研究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全球各个地区的殖民活动而兴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别与区域研究在美国的兴盛也与美国发动冷战的需求不无关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强对亚非拉的研究主要是为了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支持力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和公民日益走向全世界，需要保护我在海外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主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所以，有学者称国别与区域研究是大国特有的研究体系，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中国发展国别与区域研究与此前的大国有本质的差别，我们虽然强调国别与区域研究要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和对全球治理的参与，但并不是要称霸全球或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而是致力于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这个角度看，各个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目前可以把服务国家战略作为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主要发展动力，但从长远看，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仍存在严重的动力不足问题，需要综合利用国家需求、地方需求、社会需求和高校自身的发展需求。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经历了冷战期间的辉煌和冷战后的衰落，九一一事件之后又有所复苏，但总体不再景气。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一落千丈。中国目前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虽然很红火，但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得到教育部认可或备案的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已有400多个，但绝大多数研究中心或基地没有实体化，只有寥寥无几的专职科研人员，甚至长期是一个空架子，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很少。此外，中央政府近年来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财政支持虽不断增长，但显然不能满足众多研究机构的强劲需求，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还需要多方筹集资源。
中国有14个接壤的陆地邻国和众多隔海相望的邻国，出于维护边境稳定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沿边省份有强大的发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动力，需要充分挖掘。此外，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越来越国际化，发展城市外交的动力很足；江苏、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省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国家也不完全一样，各自需要加强对不同国家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引导北京、上海、广州的学术机构主要从事全球性大国、国际战略、国际关系理论和对外政策的研究，沿边省份重点开展对接壤或毗邻国家的研究，经济发达省份可加强对经济往来密切的地区或国家的研究。如黑龙江大学从事对俄罗斯的研究，山东大学从事东北亚的研究，广西大学从事东盟研究，云南大学从事缅甸、澜湄合作和南亚的研究，海南省从事南海问题的研究，就能得到本省的大力支持。浙江与非洲经济交往密切，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同样可以得到浙江省的全力支持。
根据国际经验以及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社会需求应是推动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社会需求具体包括企业、媒体和基金会等多个方面。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了一系列挑战，迫切需要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和学者的智力支持。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与“走出去”企业的合作可以说是双赢，一方面，企业可以规避投资经营中的风险，更好地解决遇到的各类问题，还可以依托学术机构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学术机构可以依托企业开展深入的调研，部分解决经费来源的问题。当然，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不能把服务企业作为主业，沉迷于完成企业委托的课题，而是要用从企业获得的资源去支撑学术研究。与此同时，“走出去”企业应主动加大对研究机构的资助力度，以便两者形成良性互动。21世纪初以来，国内民众对国际问题的兴趣大增催生了一批闻名于网络和电视的国别与区域问题专家。虽然这个群体中的多数人并不是对所有谈论的话题都很熟悉，但是社会有需求，真正的专家就应该主动多发声，满足大众对国际问题的兴趣，同时传播正确的知识，引导大众科学理性看待当前的国际环境，准确解读当前的国际热点问题。不过专家要加强对自己的约束，尽量不要频繁越界发言；媒体同样要加强职业道德修养，不要为了吸引眼球而变成“标题党”，应力求报道的准确和客观。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加强国别与区域研究学会的发展，充分发挥这些国别或区域研究学会的积极性和组织作用。
高校是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主力军，能否调动高校的积极性非常重要。高校主动发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第一动力是学科建设与评估的需要。因此，凡是要参加政治学、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等一级学科评估的高校，势必重视国别与区域研究；那些没有政治学、世界史、外国语言文学等学科的高校，则不太可能长期采取倾斜政策来支持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高校的第二个动力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双一流”建设成效的重要评价标准。第三个动力是非通用语专业和孔子学院（学堂）的建设，因为非通用语和孔子学院可以很好地支撑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对于没有非通用语专业的高校，很难建成一流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但是近年来高校系统把很多外语院系直接转过来做国别与区域研究，其实并不合适，因为多数外语教师没有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经验，没有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在语言、文学以外的领域很难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四、学科化与研究方向的确定
学科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和根本路径，也是目前大学资源配置的核心依据。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思考，在笔者看来，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化确实势在必行，但是路径需要进一步调整。
具体说来，国别与区域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是要统筹运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理论来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身并没有独立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其内容过于庞杂，所以无法将其确定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在过去的几年内，为了推动国别与区域研究成为一级学科，相当多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者有意无意地回避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特性，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鸵鸟政策”。尽管单独成为一级学科不太现实，但在当下的“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不与学科挂钩，无法解决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动力与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学者们建议在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政治学等一级学科下设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
目前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已正式把国别与区域研究设定为二级学科，并将其界定为“借助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讨语言对象国家和区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和中外关系，注重全球发展进程的理论与实践”。世界地区与国别史已是世界史一级学科下设的5个二级学科之一，该二级学科“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特别关注不同地区和国家历史的特点与不同发展道路，探讨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按照地区和国别进行研究，研究方向以国家和地区设立”。迄今为止只有政治学未将国别与区域研究正式设为二级学科，不过已有上海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等少数高校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自主设立了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并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已经将比较政治列为新的学科方向。比较政治主要是对不同国家、不同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过程、政治参与等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可以说涵盖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比较政治研究并不能取代国别与区域研究。
根据前述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内容，似乎还有更多的一级学科应下设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比如哲学、法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等，但这些一级学科原来已分配设置了外国哲学、国际法、世界经济、国际贸易、西方经济学等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相关的二级学科，无须再单独设置。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等一级学科以及军事学、艺术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研究都会涉及到国别与区域的问题，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术界重视这几个学科中有关国别与区域的研究，但是没有必要将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泛化，在这些一级学科之下都增设与国别与区域研究相关的二级学科，重点应强化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和世界史之下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建设。
在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和世界史之下设立国别与区域研究二级学科后，有必要进一步细化研究方向，这是深入推动国别与区域研究发展的必然步骤，可以从国别与区域、学科领域两个维度设计。从国别与区域的维度，可以设立美国研究、日本研究、欧盟研究、东南亚研究、南亚研究、中东研究等方向；从学科领域的维度，可以设立美国政治、日本经济、中东国际关系、东南亚政治等研究方向，还可以考虑设立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等方向。但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研究方向不必全国统一，而是要充分发挥各个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区位优势与研究特色。比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可以重点研究中东地区，山东大学可以重点研究东北亚，云南大学可以重点研究东南亚与南亚，四川大学可以重点研究南亚等。
五、研究机构的实体化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国别与区域研究要真正发展壮大，必须推动设立实体性研究机构，否则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美国大学普遍通过设立区域研究系（中心、所）或研究计划推动区域研究的发展，但这些系、所、中心都是实体性的；欧洲的英国、法国和亚洲的日本、新加坡也采取同样的方式推动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从国内经验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无不依赖于实体性研究机构的成立与建设，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拉美、俄罗斯东欧中亚、欧洲、亚太、西亚非洲以及美国、日本等研究所对推动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这些机构的刊物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着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21世纪初教育部在高校设立的美国、东南亚、东北亚、俄罗斯、中东、欧洲、南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以及华侨华人等9个与国别和区域研究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高校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发展中发挥了教育系统国家队的示范作用。对于那些没有进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高校而言，凡是发展态势良好、成果斐然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都是实体性的，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等。教育部2015年1月颁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和2017年下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都要求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建立实体化组织架构，但是教育部首批设立的37个培育基地和2017年批准的395个备案研究中心，真正成为实体化研究机构的并不多，从长远看这是发展的一大隐患。
之所以要推进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的实体化，最主要的目的是解决资源配置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高校的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有两方面依据：一是学科，二是校内设立的实体机构。所以，在国别与区域研究不能成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只有成为高校内的实体性二级单位，才有可能长期获得稳定的经费预算和人员编制，才能按照既定的发展规划进行建设。虚体性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在设置之初可能得到学校的启动经费支持，但经费支持不可持续；如果没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校内兼职研究人员也不可能把主要精力放到虚体性研究机构的工作上。
高校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的实体化有两条路径：一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模式。这三个大学分别成立了实体性的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组建了独立的领导班子，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主要研究人员分散在其他学院/研究院，总体上是一个协调机构，负责组织全校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这种模式需要学校的高位推动和学校主要领导的重视。与此同时，国别与区域研究院要有充足的经费支持，才可以通过比较灵活的机制调动校内其他单位教师的积极性。
二是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云南大学缅甸研究院和印度研究院、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研究中心等完全独立的国别或区域研究机构，这些正处级的实体机构有充分的人事权和财权。总体而言，完全实体化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的发展比较快，而且前景看好。当然，也不是建立了实体化的研究机构，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发展就快，因为还需要有优秀的学者以及灵活的管理机制。
六、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
目前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队伍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化现象：部分专家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分析能力，但不懂对象国语言，长期依赖带有严重偏见的二手英文资料或者三手中文资料，而且去对象国的调研不多；另一类专家掌握了对象国语言，有在对象国长期生活或开展经常性调研的优势，但科学研究训练相对不足，运用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学理性分析的意识和能力较弱。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修正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既精通对象国语言和一门通用语、又掌握一个或多个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复合型专家。
在本科阶段，学习通用语和一般专业的学生不太会考虑今后要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所以在课程设置上不必做出特殊安排，但是在云南大学、广西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等这些沿边省份的高校，应该允许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等专业的本科生可以选择将毗邻国家的语言作为二外。对于学习非通用语的本科学生，笔者有三点建议：一是实行双语制（非通用语+英语等通用语），学制延长到5年，实现精通两门语言的目标；二是必须到对象国学习和生活一年以上；三是适当增加通识课程，加强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理论素养。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各个专业的国别与区域研究方向硕士生的培养必须专业化。对于没有学过非通用语的硕士生，必须选修一个国家的语言；对于本科专业是非通用语的硕士生，必须加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对于这两类学生，硕士阶段要利用假期，到对象国实习3—6个月；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在分析框架与理论、概念的运用上要有明确的要求。
博士生是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最重要的阶段。总体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成熟，中国尚处于探索阶段，其中清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等都做了比较有益的尝试。清华大学从2011年开始设立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学制4—6年，其中第一年在清华大学进行基本课程的学习，然后去发达国家学习不少于半年，接着去对象国学习不少于两年，最后至少半年回到清华大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清华大学的这种培养模式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质量优先，不求数量，每年招生人数最多在10人左右。第二，对外语的要求很高，绝大部分方向要求精通对象国语言，在培养过程中对英语的要求也很高。第三，学科性很强，入校前就规定了招生的学科，入校后学籍虽在国际与地区研究院，但更多是在该学科所属学院学习，可以全面地接受学科训练。第四，提供全额奖学金，包括国内外学习以及学术活动的全额资助。随着清华大学这个项目的博士生不断毕业并进入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将对促进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清华大学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模式虽然值得国内高校借鉴和学习，但是要全面铺开还有困难，原因有两点：一是缺乏可持续的经费支持，二是难以平衡其他学科的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2019年首次招收了8名博士生，但培养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培养效果暂时无法评价。
此外，未来可以考虑借鉴新加坡等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在部分大学设立东南亚研究项目、南亚研究项目、中东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可以直接培养本科、硕士、博士人才。不过在当前中国如火如荼开展“双一流建设”和定期进行学科评估的背景下，将国别与区域研究项目化的可能性不大，至少短期内难以实施。
无论采用何种模式培养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有四个要素必须强调：一是语言的训练。不精通对象国语言，就难以真正深度了解对象国。英语水平不高，就吸收不了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二是学习期间到对象国的田野调查必须在1年以上，而且学习结束后要能持续到对象国开展经常性调研。三是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训练，而且必须是跨学科的。因为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综合性研究，只了解一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往往是不够的。四是有关国别与区域的课程设置覆盖面要广。对于不同地区和国家研究的专业课，都要设立关于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和安全等方面的课程，否则学生无法全面建立对某个地区或国家全面系统的知识框架。目前有一个困惑是，对于不同专业和方向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博士生而言，如何设置2—3门共同的专业课，需要学术界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七、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运用
国别与区域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很难产生一个涵盖国别与区域研究所有方向和所有国别与区域的单一理论或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别与区域研究就不需要理论指导了，相反，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同时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基本要求。
长期以来，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从业者往往满足于把某个具体的问题说清楚，最多进行观点的归纳，总体上缺乏学理性分析，甚至不知道如何运用相关学科的概念进行深入研究。鉴于中国目前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重点是加强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我们尤其要强调学会采用比较政治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合作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某个领域或者主题的研究。在方法上，要继续强调国别与区域研究必须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要大力推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结合，重视采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在研究视角上，要推动从跨文明互动（文化视角）、历史视角、全球视角、区域视角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审视，不能局限于单一视角或者只对某一个国家进行研究。为了提高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理论化水平，首先要强力提高国别与区域研究从业人员的理论素养，培养他们运用理论进行分析以及通过案例研究检验现有理论和发掘新理论的自觉性和能力。其次，国别与区域研究的从业者还要有理论自信，实际上国别与区域研究也贡献了不少有影响的理论，比如基于拉美研究产生的依附论、威权主义等，这说明区域研究同样可以产生科学的知识和理论。
顾名思义，国别与区域研究实际上包括对具体国家的研究以及由若干国家组成的区域的研究。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对特定的单一国家而言，也不存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能型国别专家，更不可能存在一个无所不知的特定区域问题专家。因此，国别与区域研究从业者首先应尝试从语言、历史、文化、文学、政治、经济、社会、宗教、外交的单一角度对某个国家或地区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可以适度扩展研究领域或学科视角。如果要对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等由多个国家组成的区域进行研究，更应重视研究的学科性，而且一般应先从单一学科角度切入，不可盲目追求从多学科进行研究，否则研究难以深入。与此同时，对多个国家组成的区域进行研究，最好有良好的国别研究基础，然后由点到面，才可能致远，研究才可能深入。
此外，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新变化需要国别与区域研究做出新的调整，不能再因袭过去的单一国别或单一区域的研究，研究手段要跟上时代的变化。一是区域内的跨国问题增多。比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之间长期存在的跨境烟雾问题，居住在缅甸境内的罗兴亚人大量逃入孟加拉国以及向区域内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非法移民的问题，恐怖主义在区域内多国之间的蔓延等。二是当前国际社会出现了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强人政治盛行的新态势。三是区域之间的互动增多，如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相互渗透，有必要进行区域比较研究。四是信息的爆炸化需要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加强数据库建设，研究人员要学会运用大数据进行综合研究。
八、中国特色的塑造
现代意义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自从美国诞生以来，就被戴上了服务国家利益的帽子，甚至与“情报分析”和“打击敌人”挂钩。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
第一，目标不一样。不少人认为，近年来中国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大发展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所产生的国家需求。这一点不容否定，但也可以由此看出，中国政府加强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打败对手或称霸全球，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冷战期间发展国别与区域研究有本质的差别。当然，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国别与区域研究不仅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还要助推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推进各国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
第二，领导力量不一样。新中国的国别与区域研究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加强了对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顶层设计，有组织地实施，在财政上给予支持，教育和引导广大研究人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可以确保国别与区域研究的正确方向，不偏离既定目标，也使我们的研究不会陷入急功近利的窘境，推进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均衡发展。比如，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2018年推出的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有利地促进了国别与区域的基础研究。
第三，稳步推进“旋转门”制度。美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包括国别与区域研究）学者可以比较自由地在政府机构与大学、智库之间转换身份，而且这些学者往往代表不同政党进入政府机构，又与政党共进退。美国的“旋转门”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国没有完全照搬美国模式，一方面始终坚持从高校借调业务优秀、政治可靠的学者到我驻外机构工作，另一方面逐步从其他系统选调优秀的官员担任驻外大使和总领事，也派遣外交系统的官员到高校或科研系统短期任职或进修，允许退休的大使等外交官到高校或研究机构担任兼职，发挥余热。预计未来还会有在职的外交官全职调入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国别与区域研究。这种有序的流动既弥补了外交官员数量的不足，提高了对对象国的研究深度，同时有利于保护国家的外事机密。
第四，与学科建设的结合。国别与区域研究既需要学科化，又可以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彰显特色。比如，浙江师范大学设立了专业化的非洲研究院，先期依赖于该校教育学博士点开展对非洲研究人才的培养，与此同时，非洲研究院又通过引导浙江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经济学、世界史、艺术学等学科加强对与非洲相关问题的研究，反过来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云南大学的缅甸研究、广西大学的东盟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结合也比较成功。
结语
总之，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构建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序推进，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服务于“一带一路”和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要科学界定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内涵和边界，强化国别与区域研究的学科定位以及与学科建设的衔接；要持续推动国别与区域研究机构的实体化建设，稳步推进学者与外交官员的角色互换，不断扩大国别与区域研究的队伍；要创新国别与区域研究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造就语言和专业水平都较高的复合型“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要努力提高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科学性，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寻求产出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有重大参考价值的政策研究报告；要在借鉴和参考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努力贡献独创性的新理论、新概念，致力于为社会提供准确的国别与区域知识体系。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作者：李晨阳，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云南大学副校长，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缅甸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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