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直充满争议。传统的基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语言、文化与历史研究，强调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方法则以研究普遍规律为宗旨，试图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分析区域与国别的个案，并从个案研究中找出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两种方法论之间曾有过相互批评的经历。但仔细考察各自的观点会发现两种方法各有其独特的价值。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可以帮助我们融合两种方法论，促进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
01
世界范围内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源起
在世界范围内，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近代具有学科意义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最早出现在欧洲。随着欧洲殖民主义活动的扩展，殖民者希望了解殖民地的风俗、人情、社会、经济与政治，于是出现了对他者的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以及语言学是这一阶段区域国别研究的主要领域。可以说，区域研究乃是“帝国的产儿”。当一个国家处于“帝国”地位或具有“帝国”野心时，对他者的关注便成为必然。不过，尽管有这些早期的先行者，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或系统的学问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最早制度化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出现在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解体和俄罗斯帝国的动荡与变化，一批新型的民族国家诞生。这些国家有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认识到理解这些新兴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对于英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区域与国别研究便应运而生。作为制度化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先驱，英国于1915年建立了斯拉夫学院（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1916年建立了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并于1920年建立了英国国际事务研究院（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Affairs），即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镇转移到美国，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知识支持。在二战之前，美国只有少数学者从事欧洲以外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这些研究者大都是传教士、前外交官或外国移民。二战之后，随着美国跃升为超级大国，出于对外政策的需要，美国政府开始大力支持对世界各国的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在美国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据有关研究显示，到1990年左右，即美国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的高峰时期，全美国大学中有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或机构约600个，其中80多个高水平区域与国别研究机构得到美国政府的资助。冷战结束后，特别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日益频繁，区域与国别研究逐步带有更强的全球化色彩。一方面，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机构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另一方面，区域与国别研究愈来愈关注诸多全球化的议题，如全球性金融危机、恐怖主义和全球气候变化等。02
人文与社会科学之争
伴随着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发展，方法论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二战之前传统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文学科方法的研究。这种方法的显著特征是：以对象区域与国别的语言训练为基础；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高度重视对象区域或国别的历史，重视本土资料的收集与解释；采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至今仍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基础。不过，二战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区域与国别研究愈来愈倾向于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试图以理论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甚至量化的方法构建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分析框架。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区域与国别的研究方法，即人文的方法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以西方的中国研究为例，以人文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通常被称为“汉学家”（Sinologist）。所谓“汉学家”大多受过中国语言的训练，或者在语言的基础上有较好的中国文学及历史知识。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一般不愿意被称为“汉学家”，甚至颇为鄙视“汉学家”这个称谓。他们是某一学科的专家，只是碰巧在比较研究中选择中国作为对象而已。这类学者具有良好的某一学科的知识背景，但对中国实际情形的了解比汉学家逊色许多。他们中不少人不能阅读中文，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二手材料研究中国。在很长时期，这两种研究方法并非十分和谐，而且不乏相互批评。在相互批评中，社会科学对区域研究的批评声音最为响亮。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便以所谓“研究普遍规律”为宗旨。它假定存在制约人类社会行为的一般法则，并试图通过严格的科学方法尤其是系统的方法，通过个案研究及分类研究，找出这些制约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当然，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中，对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如果我们把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三个核心学科的话，经济学对区域研究的亲和力最差。诚然，在二战后初期，当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经济学颇为流行之时，经济学者曾是区域研究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愈来愈高度依赖量化分析和规范性模式，区域研究在经济学领域日益边缘化。经济学家往往倾向于将特定区域与国别的经济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用统一的方法论分析不同的个案。社会学的情形较为复杂。在社会学领域中，传统的基于理论和历史分析的方法与目前颇为时髦的量化分析方法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态度明显不同。基于量化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倾向于用一套分析模式去观察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价值充其量不过是将特定的分析模式运用于不同的地域或国家而已。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是和区域与国别研究交织最多的社会科学学科。以美国为例，在比较政治领域有众多以区域或国别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论之争最为激烈，其中诸多理论或观点对我们今天思考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具有借鉴意义。在相当长时间内，政治学界的主流学者对区域与国别研究不时发出轻蔑与批评之声。其中最典型的批评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者不愿或无法将其研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高度，而且一般缺乏量化研究的方法。曾任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的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贝茨作为政治学科学化的虔诚信奉者，致力于在政治学研究中推行当时盛行的“理性选择”方法。正因为如此，他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提出强烈批评。贝茨在1996年写给美国政治学会的一封信（“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中写道：“学术界已经形成的共识是，区域研究无法产生科学的知识。我们看到，区域研究的专家背离了社会科学，投入了人文学科的阵营。……他们在统计知识和数学方法领域、在理论追求方面落后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尤其令贝茨不满的是，区域研究学者大多拒绝接受理性选择这样具有学科前沿的方法论。贝茨的结论是，区域研究不仅不是对政治学研究的贡献，而且是政治学研究的包袱。对于贝茨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区域研究本身不具有社会科学价值，它的价值充其量在于“收集一些素材，社会科学家或许可以利用这些素材做出有价值的研究”。贝茨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原教旨主义社会科学家的理性主义傲慢。在政治科学发展的历史中，自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以来，就有一种理性主义的追求，期望政治科学能够揭示一些像物理学那样清晰而确定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将良善的制度传播到整个世界。当然，威尔逊的乐观主义并未成为现实。这种理性主义傲慢导源于西方近代兴起的“科学主义”。根据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的分析，“科学主义”智识运动兴起于16世纪下半叶并在19世纪开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场运动伴随着现代数学和物理学的兴起。”这些新兴科学的伟大成就激发了人们巨大的热情。人们开始狂热地追求新的科学方法，并坚信新科学可以创造一种新的世界观，取代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主义的基本信条包括：“（1）认定将自然现象数学化的科学是所有其他科学应该遵循的范式科学；（2）所有存在领域都可以通过现象科学的方法加以理解；（3）所有无法通过现象科学的方法加以理解的实在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用更极端的教条来表述，都是虚幻的。”哈耶克曾对“科学主义”做过专门研究并提出强烈批评。他认为，尽管现代科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但将科学的方法等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并致力于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却是19世纪出现的现象。19世纪实证主义的兴起是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里程碑。“既是现代实证主义也是现代社会主义开端”的圣西门首创“物理学主义”的理念，追捧“物理学的语言”，试图构建“统一的科学”，并将其作为道德学说的基础。受圣西门的影响，孔德提出“社会物理学”的概念。“社会物理学的目的是找出文明进步像万有引力一样必然而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后来，他将自己的学说称作“实证主义，并将人类对社会知识的探索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或幻觉状态；形而上学或抽象状态；科学或实证状态，即一切知识的确定状态”。从圣西门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学说在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科学主义方法论对政治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在美国尤为明显。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梅理姆（CharlesMerriam）与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便倡导一种经验的、实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以区别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与历史的方法。50年代后，经过“行为主义”革命的冲击，实证政治科学方法逐步成为美国政治科学的主流。这种方法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模式来发展政治科学。区域研究学者大多拒绝社会科学家对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批评，并对其理性的傲慢持强烈的拒斥态度。这些学者认为，对区域研究的责难反映了政治社会研究中一种狭隘的科学主义方法。这种方法预设在任何地区，人们的行为动机与方式都是相同的，社会科学家可以基于这种相同的动机和行为模式构建适用于一切地区的普遍主义理论。社会科学家全然忘记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国家和区域的人们，其政治行为的动机和行为模式可能全然不同。对特定区域的分析必须建立在对区域与国别文化与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之上。离开这种了解，就不可能深刻理解该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与社会政治变迁。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的是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观点。史华慈在1980年以亚洲学会会长的身份发表了“区域研究作为一个关键学科”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集中批评了社会科学学科对区域研究的偏见。史华慈敏锐地分析道：社会科学批评区域研究缺乏严格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基础，其实质是一种试图将社会科学科学化的狭隘见解。他指出，自启蒙运动以来，社会科学便企图模仿自然科学，探求某种具有确定性的原则，以便像自然科学那样将原则普遍应用于所有现象。这种努力在最近几十年愈演愈烈，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企图构建一系列理论、模式、阐释框架与研究方法，使自己的学科科学化。以政治学为例，政治学家从世界各地找出一些政治数据，似乎并不需要了解这些数据是否可以脱离不同地区的文化与历史环境而被孤立地考察。在史华慈看来，这种研究方法貌似注重科学，实质上是将研究者自己的经验视作普遍经验，将自己社会的行为预设为其他社会的行为。史华慈尽管并不认为区域研究可以解释所有问题，但他坚持认为，区域研究是将人类的所有经验纳入关注视野的重要努力，它代表了试图对其他社会、文化和历史经验做出全面而深刻理解的努力。区域研究专家有资格积极参与所有比较研究事业并对那些受特定文化局限和束缚的理论做出批评。
03
理想类型：人文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结合
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关于演绎和归纳逻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今天，我们有必要超越这些争论，探索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人文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的路径。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讨论韦伯著名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概念。韦伯是典型的社会科学家，他对我们今天诸多社会科学的概念，诸如现代国家、官僚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都有过奠基性贡献。但是，韦伯并未展示出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傲慢。他提出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很好地回应了当时德国思想界关于历史与社会研究是否可能成为科学的问题。作为新康德主义者，韦伯拒绝接受那种以为可以从社会现象中探究出规律的理论，但他也不认为客观社会现象是全然随机、毫无联系、无法通过理论来认识的现象。韦伯运用理想类型方法提出一系列抽象的概念，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家产制、现代国家、官僚制和新教伦理等概念，力图在概念和范畴层面构建因果联系，譬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但韦伯深知，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在完全意义上符合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或家产制，但这些关于理想类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在理想类型的层面构建因果联系，并借助这些因果联系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分析具体社会现象时挑战、矫正甚至推翻原有的关于理想类型之间因果联系的理论。人类对社会的认知就是在这种不断从理论到具体现实再到理论的过程中获得进步。韦伯这种方法深受当代一些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者的认同。已故著名政治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政治研究专家邹谠先生曾对这种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个案研究的路径做过十分精彩的概括：“具有理论背景及理论相关性的个案研究”（“theoreticallyinformed and theoretically relevant case study”）。“称其‘具有理论背景’，是因为它们在构建分析框架、提出预设、论证主题、选择数据、解释经验的或历史的发现时，都有意识地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概念。称其具有‘理论相关性’是因为这些发现与解释对他们在研究之初构建的或在研究过程中引入的理论与概念形成反馈———这种反馈意味着证实或证伪（falsify）原来的理论，展示概念的重要性或不相关性，扩大或缩小这些理论与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展或限定理论预设的重要性或含义，修正或扩充理论架构与概念体系，重构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甚至在将来促进‘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对于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而言，邹谠教授的概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对于具体区域与国别的研究，尤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贡献。第一，社会科学长期发展出一些概念、框架，可以用来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描述、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制度、传统、文化甚至心态。譬如，政治学家在分析一国的政治治理状况时常常会考察对象国的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状况、民主状况、法治与宪政状况。这些基本概念为区域与国别政治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分析框架。离开社会科学长期发展出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很难设想如何描述、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状况。第二，社会科学在长期发展中揭示出一些社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可以为区域与国别研究者探究特定问题的因果联系提供可资参考的框架。第三，值得提及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新的理论探索、理论突破可以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提供研究启迪，帮助区域研究专家凝练问题意识，设定研究议题和研究路径。譬如，冷战结束后，社会科学家关注到世界范围内从意识形态冲突到文明冲突的转变，关注到从阶级利益政治到认同政治的转变，关注到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些新的理论观察对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显然具有启迪意义。如果我们考察今天世界的政治发展态势，就会发现在全球范围内，自启蒙运动开始的世俗化、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和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经济理念到处受到挑战。无论是美国和欧洲右翼思潮和右翼政治势力的兴起、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崛起、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迅速传播，以及印度、土耳其等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兴起，都指向一个极为重要的全球性现象，即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现代性在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夹击下正处于衰退之势。如果不理解这种全球性趋势，就很难对一个地区或国家出现的政治变化有深刻的理解。第四，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论可以帮助区域与国别研究进行更为细化的研究。譬如，社会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尽管我们不应过分迷信量化分析方法，忽视传统研究方法以及定性研究方法，但也必须看到，当研究某一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时，基础数据的收集和基于数据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区域与国别问题不可能代替传统的人文式研究。第一，区域或国别研究本身具有独特的知识价值，它提供关于某一区域及国别的制度、人民和观念的系统知识，是了解对象区域及国家独特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发展进程的必备路径。这些知识本身构成人类知识宝库中弥足珍贵的财富，是一个国家从事对外经济、文化与政治交往中不可或缺的知识。罔顾这些知识，机械地迷信社会科学理论会造成颇为严重的后果。以美国在本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政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自由民主乃是人性之普遍追求。这种理念在当时占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中更为盛行。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是典型的暴政。用武力将伊拉克人民从暴政下解放出来，伊拉克人民会箪食壶浆迎接王师，并很快建立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但令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是，伊拉克复杂的宗教与民族情势使得推翻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不仅未成为自由主义民主的样板，反而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泛滥的温床。第二，区域和国别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构建和验证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科学的理论，如民族主义、国家理论、民主理论、革命理论以及关于认同的理论都会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经验中得到检验、矫正甚至证伪。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可以拓展现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地域性，增强其包容性。只有借助区域研究，社会科学才能真正成为普遍主义的，才能消除社会科学理论的狭隘地域特征。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大多建基于学术界对此前社会政治经验的分析之上。而且，就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社会政治理论而言，更多的是以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现有社会科学理论具有颇强的地域性特征。将这些理论应用到非西方国家时，研究者必须考察这种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研究对象的独特情形，在多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研究对象的实际。这样一种个案研究的结果反过来又可以修正原有理论的内涵，使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第四，区域与国别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各学科克服学科的狭隘性。在通常情况下，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会关注并研究自己领域的现实，区域研究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跨越自身领域的机会。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曾敏锐地注意到，只有跨学科的研究才可能构建“科学知识的整体结构”（total structureof scientific knowledge）。帕森斯指出，区域研究颇似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体恰似人体的整体。理解人的整体健康问题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如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甚至心理学和某些社会科学。同理，区域研究也会为社会科学诸学科以及相关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提供一个具体的聚焦点，从而促进整体性科学知识的形成。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参与全球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的活动日益频繁，对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和学术成果有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多年的学科建设积淀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在语言与人文学科尤为突出。中国在外国语言、文学、历史领域的学科基础、队伍建设以及人才培养规模在国际上也可以说处于前列。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区域与国别人才培养质量和研究水平与国家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就方法论而言，最明显的短板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运用相当不足。中国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取得长足进展，尤其表现在：第一，介绍、引进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框架；第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并根据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充实、矫正、批评乃至推翻社会科学中现有的理论。然而，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类似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研究的努力尚不多见。除了在少数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子外，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中，社会科学家的参与以及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颇为有限。正如本文力图展示的那样，人文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都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缺乏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与方法论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可能行稳致远。只有发扬并提升既有的人文学科优势，尽快加强社会科学方法在教学和研究中的运用，实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才可能实现学科的健康发展。
本文原载于《欧洲研究》2020年第5期，转载自“PKURCCP”公众号（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