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guistics Then and Now: Some Personal Reflections.这篇文章中，乔姆斯基回顾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历史和生成语言学的兴起，并介绍了自己不同寻常的语言学求学和研究历程，以及从「描写」到「解释」的历史性转变。以下是翻译机器本器wug bot对原文全文的编译，部分内容做了不改变原意的修改。
（文章于2020年10月21日在线发表在Annual Review of Linguistics，将于2021年1月正式见刊）
二十世纪中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语言学界达成了一个共识。共时语言学已经被确立为一门科学，一门“分类学”的科学，它有着复杂的数据分析程序。但分类的科学有其限制，它不会问“为什么”。利用计算理论和对解释的深度研究所提供的洞见，寻求解释性理论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一努力便是生物语言学框架下的生成语法事业。矛盾很快就出现了：解释性理论（生成语法）的元素远远超出了分类学程序的范围。结构主义的原则（即语言是一个训练和习惯的问题，语言通过类推进行扩展）难以再维持下去。更普遍地是，“几乎一切皆知”变成了“几乎什么都不懂”，这是科学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这为一门繁荣的学科开启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时代。我被邀请回顾自己在语言学领域的个人经历，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故事。我在75年前发现了这个专业领域。它很快就成了我生活的一个中心部分，并一直保持至今。借用40年前Henk van Riemsdijk 和 Riny Huybregts 提出的术语，大约70年来，我自己的大部分工作都致力于“生成语法的事业（the generative enterprise）”。试图回顾这一记录将是一项重大任务，可能比我现在所能想象的还要繁多，这很有挑战性。我不会很全面地去回顾，而是尽量从文件和记忆中对“当时”和“现在”进行快照，重新构建“当时”，添加一些关于主题的想法，对于我们眼前的“现在”只做一个简短的评论。我将试着从这种比较中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经验。世界范围内的研究单位、研究者以及最关键的研究范围和深度的巨大扩张是众所周知的。今天的大学生在入门课程中学习的东西在那时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研究边界的问题。那时候，为数不多的专业语言学家组成了一个相当紧密的团体。每个人在该领域的几乎每个方向都有相当程度的能力。今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在我看来，更引人注目的是前景和抱负的不同。在那个时候，这个领域似乎走到了一个端点。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似乎第一次得到确立。仔细而复杂的语言分析方法已经发展起来，最多可能需要一些修补。语言学所剩下的主要任务是将这些方法应用于新材料，这在很大程度上被接受了。从霍凯特（Charles Hockett，1968)的一项重要的回顾性研究中，我们对这个领域的本质有了深刻的了解——不管它的价值如何，这与我的记忆一致。霍凯特不仅是美国后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中心人物，而且对该学科的一般特征、假设和目标的细节关注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大西洋西部”这个限定是可以理解的。在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战时破坏的蹂躏下，欧洲悠久而丰富的传统几乎没有保留下来。在其他地方也只有一些碎片，正如霍克特所阐述的和乔斯的Joos的文本中所表明的那样，他的工作共识是基于两个主要原则，大部分但不完全一致：第一条原则涵盖大量的理论工作，是进行描写实践的基础。第二条原则只得到了短暂的关注，它一般采用布龙菲尔德的语言概念，即“训练和习惯的问题”，并延伸到“类比”的创新方法。语言哲学也类似。为数不多的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之一奎因（W.V.O.Quine，1960）基于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将语言描述为“对言语行为的当前倾向的综合，在这种情况下，同一种语言的说话人表现出彼此之间的相似性”。从这个角度看，如果认为可能有类似生成语法这样的东西被编码在大脑中，并决定一种语言的结构、声音和句子意义，一种可以确定如像这段话中的句子的地位与其镜像句不同的系统，那就一种“胡说”(Hockett 1968)。同样地，对于如何描写语言的性质，提出关于选择的正确或错误的判断是“愚蠢的”（奎因）。个体的语言是一系列持续变化的习惯。和其他倾向相比，对这一系列的倾向性的特定描写并没有什么优先地位。或者，如果我们把一种语言看作是一组无限的合语法的/有意义的句子集，就像奎因有时所做的那样，那么认为「枚举集合的一个递归过程可能是正确的而其他的则不是」则是“愚蠢的”。而且, 语言的习得只是习惯形成的一般过程的一个特例（对于奎因来说，是条件反射）。像习惯一样，类比的机制被认为是无需分析就可以得到的，被认为是一般动物行为的延伸。由霍克特、奎因和其他人发展起来的布龙菲尔德式概念，是一种“实在论（realist）”，因为它假定一个人的语言确实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内在状态而存在。尽管程序的研究通常尊重这一概念，但它在分析程序或一般原则的发展中起不到任何作用。然而，有时布龙菲尔德的概念被明确地反对。这一立场的最明确的支持者是哈里斯（Zellig Harris）。他关于分析程序的经典著作的开篇就把这项研究描述为“对语言学家在调查过程中可能进行的操作的讨论，而不是由这些调查产生的结构主义分析理论。研究方法在这里是以语言学家对其数据所施加的连续分析的形式安排的（Harris，1951）。不同的程序可能是相当合理的，会对分析材料产生不同的分析。回顾过去，哈里斯（1965）的立场更为坚定：没有“相互竞争的理论”，“一种语言工具与另一种语言工具的较量”是毫无意义的，是一种社会学根基的“失常”。不同的分析程序可以作为描写整个语言的基础，“以不同但不是竞争的方式展示其各种特性。哈里斯（1951）的Structural Linguistics（以下简称Methods）是一部真正的经典著作，是程序性研究的最高点和事实上的高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任何能与之比较的尝试。事实上，我在这之前对语言的学习有一点了解。我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希伯来语学者。在我的青少年时期，我读了他的博士论文草稿，是对中世纪希伯来语语法学家David Kimhi的主要著作的学术编辑，我们对它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部作品的很大一部分都致力于闪米特语的历史语言学研究。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解释力，几年之后，这成为了我自己语言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1946年年中，我完成了大学的第一年。除了和伟大学者Giorgio Levi della Vida 一起学习阿拉伯语以外，大学生活是让人失望的，我当时正认真考虑退学的事。我通过独立的关系网认识了哈里斯，我们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有共同的兴趣。许多年轻人的思想和生活历程都受到哈里斯对这些领域的深度参与的影响，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哈里斯对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有着深刻而锐利的理解，而且远远超出了我的兴趣范围。他非常慷慨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并提出了新的方向。我提到我正在考虑离开大学，他表明我或许有兴趣参加他的语言学研究生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语言学。这听起来令人兴奋，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因为我没有受过研究生培训，所以他建议我阅读他的Methods的草稿，然后再进入最后的准备阶段。同时我做了校对。回想起来，我想哈里斯是在间接暗示我继续上大学会非常有价值。结果证明，认真阅读Methods对于研究生的准备工作来说已经非常足够了。我注册了语言学专业，修了几门本科课程。与此同时，在与della Vida的个人讨论和哈里斯1939年的专著Development of the CanaaniteDialects中，我重新恢复了我以前对历史语言学（同样是闪米特语族）解释力的兴趣。这些兴趣促使我和另一位伟大学者E.A.. Speiser一起研究一些乌加里特语。我对喉音假设理论（the laryngeal hypothesis）的研究特别感兴趣，这种假设建立在假设的实体基础上，这些实体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现有的语言中，但可以解释它们奇怪的特性。我从E.H.Sturtevant的一本书中了解到了这一点，我不记得是哪本了。我在专注于关于闪米特语言的想法。但哈里斯的创新思考更具说服力。哈里斯的课程很独特。它们真的很吸引人。这些课程不是关于语言学的，除了将已知的思想应用于新语言之外，语言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完成的项目。而哈里斯正在探索新的方向，即在话语分析中运用语言学方法，主要是在社会政治领域。只有另外两个人经常参与这些讨论：语言学研究生Fred Lukoff 和 A.F. Brown。“班会”是非正式的，通常在校外，讨论的范围广泛，涉及许多领域。而且很吸引人。正是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哈里斯发展了他的转换概念，即两种结构之间的共存关系。其目的是通过使用这种方法来将将文本简化为可以应用结构主义方法的更简单的标准形式。哈里斯还建议我和学校的一些优秀教员一起学习研究生课程——当时的教员一般都不是特别杰出，但真正杰出的人物很少。在数学和哲学方面，我确实做到了，Nelson Goodman允许我参加他的研究生研讨会，尽管我除了一些阅读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背景。那是另一次改变我人生的经历。Goodman的课程主要致力于他正在进行的研究：The Structure of Appearance (Goodman1951)和Fact, Fiction, and Forecast (Goodman 1955)，这两部作品都是经典之作。哈里斯建议我对现代希伯来语进行结构分析，这是一种我从小就说得相当流利的语言。我找到了一个以色列语母语者，并运用了标准的田野调查方法，但很快就发现这没什么意义。我不太关心语音学，而在其他领域——形态音位学、句法学、语义学——我几乎都知道答案，所以没有必要引出它们。我把它放在一边，然后转向另一个东西：后来被称为生成语法的系统，它提供“无数句子集的递归性说明”，最终以语音形式呈现，并赋予它们正确的结构[Chomsky 1979（1951）]。我在1949年毕业时提交了我的论文：Morphophonemics of Modern Hebrew (MMH)（《现代希伯来语形态音位学》）；后来，1951年修订版出版[Chomsky 1979（1951）]。修订版基于以色列的逻辑学家Yehoshua Bar Hillel的一个建议，即分析可以通过采用更接近原始闪族语的形式作为基础而得到简化——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进化中的高度保守性。这与我早先对历史语言学解释力的兴趣产生了共鸣，并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建议（例如Chomsky& Halle1968）。Goodman（1951）的Structure of Appearance和他同年对简化和解释——密切相关的概念——的研究，为这项工作提出了部分建议，正如他所讨论的那样：简化理论提供了其解释成功的一个尺度。在MMH的结尾中这样写道，“经济需求背后的动机在很多方面都与要求建立一个体系的动机是一样的”[乔姆斯基1979（1951）]。Goodman正在研究结构性系统。他关心的是基础的简化，这由基元的数量和复杂性所决定。我认为从同样的角度来看一个更复杂的系统可能会很有趣。MMH首先对有序规则系统的简化进行了一般性的讨论，设计了一些符号程序用来获得有效的语言学归纳，这是通过将表达这些归纳的规则系统映射到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符号的数量能够评估语法——实际上，这为一系列规则分配了一个数字，用以衡量它们的简化性/解释深度。这为语法提供了一种评估方法，它基于可检验的关于什么是有效归纳的经验假设。后来的研究中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尤其是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Chomsky &Halle 1968)。而这些符号通常是在没有明确考虑或动机的情况下使用的。MMH中的语法包括一种基础语法（重写规则，涉及哈里斯的长成分(long components)）和一种相当复杂的形态音位学的偏序规则的详细系统，然后部分论证了该序列是最简的。这种论证只能是部分的，因为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不可能完成所有可能的排序；它仅限于表明邻接规则的任何倒置都会增加了复杂性。虽然这篇论文是在语言学系毕业时提交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是真正属于那里的。根据上文提及的原则1或原则2，它并不属于我和其他人所理解的语言学领域。我把它理解为研究解释和简化的一种操练。我认为语言学和哲学系的老师也有同样的理解。这似乎是Goodman推荐我加入哈佛大学研究员协会的一个很好的动机，Quine是那里的高级研究员，从1951年起，这里给了我非常宝贵的四年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当时，我并不知道有一种语言学传统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它可以追溯到古印度，并在仅仅十年前布龙菲尔德的“梅诺米尼语形态音位学”（MM）（Bloomfield 1939）中得到例证。没有人向我指出这一点，尽管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我在几年后才发现。我怀疑这是因为这一传统离达成共识还太遥远，无论是程序原则还是概念原则（即原则1和原则2）。据布龙菲尔德的学生霍凯特说，布龙菲尔德曾对梅诺米尼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且该语言说得很流利。他的语法至关重要地使用了规则序列，这与他的著作《语言论》（1933年，美国结构主义的奠基之作）大相径庭。在《语言论》中，布龙菲尔德摒弃规则序列，认为它是一种神秘主义，违反了行为主义假设和逻辑实证主义的解释，而逻辑实证主义为他的研究提供了背景框架。在共识性原则1和原则2中，对于规则序列的反对是很明显的。特别是，程序方法要求严格的层次划分，从狭义的语音到句子。还有进一步的矛盾存在：布龙菲尔德对元素的假设违反了结构语言学的基本原则。这纯粹是猜测，但我常常想知道，这些不一致是否就是布龙菲尔德决定在布拉格出版MM的原因，因为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虽然我不了解MM或更早期的传统，但我也为类似的矛盾性而烦恼。生成语法MMH中构建的实体不可能通过分析程序来建立，并且从根本上违反了作为共识的结构主义这个条件。看来，无论是程序性方法还是寻求解释都是错误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内化的生成语法既不能用习惯和类比来描述，也不可能通过假设的手段来获得。更重要的是，对于正常语言使用中最基本的元素来说，情况显然也是如此。这种解释似乎并不在共识性框架之内。这些问题引发了一种“精神分裂症”：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哈里斯在其程序性研究中的成就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确实在修补漏洞和问题上付出了一些努力。但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我个人的爱好：生成语法和它对认知的一般启示。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我开始更加专注地追求这个爱好，并达到一定程度的解释力，这种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我记忆犹新的是，1953年的某一天，事情到了紧要的时刻，我认定那种共识是错误的，我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爱好上。当我1951年进入哈佛时，我的经历加速了这种转变。剑桥大学（以及常春藤盟校）普遍缺乏美国结构主义共识。哈佛大学的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代表了欧洲结构主义传统，除此之外，结构语言学几乎不存在。然而，也有其他活跃且有影响力的流派有他们自己关于语言的观念。行为主义在斯金纳发展起来的激进形式下得到蓬勃发展。1947年的威廉·詹姆斯讲座（这是他后来出版的Verbal Behavior（Skinner 1957）的来源）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奎因的倡议，当时奎因正在讲授后来面世的Word and Object(1960)，采用了斯金纳的范式。另一个流派是基于工程学和数学：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和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提供了一个框架将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更广泛地结合起来。总的来说，在以前被认为是关于心智的研究中，人们有感到欣喜和对重大成就的期待。1965年，Bar-Hillel（1971）在一次批判性的回顾讨论中很好地捕捉到了当时的普遍态度：“当时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势不可挡的感受。随着控制论的新见解和信息论新技术的发展，最终实现了对“动物和机器”通信复杂性的全面理解的突破。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为电气工程师和概率数学家进入通信领域而欢呼”——通信领域涵盖广泛，正如所提到的各种专业所表明的那样。当时有一些怀疑论者，Bar-Hillel在1965年发表评论时也持怀疑态度。这些人包括三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他们在1951年秋天相遇，很快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后来成为合作者：Morris Halle，Eric Lenneberg和我。在我们看来，那种兴奋似乎是放错地方了。我们开始阅读比较心理学和欧洲动物行为学的著作（Konrad Lorenz, Nikolaas Tinbergen等）。艺术史学家（兼博学家）Meyer Schapiro提请我注意到一篇由著名的神经科学家karlashley撰写的重要论文，该论文完全颠覆了剑桥大学的主流学说：新传播科学的斯金纳主义行为主义、马尔可夫过程和统计近似方法。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联合与分野的工作已经转向了与这些潮流和结构主义共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一点在当时和后来的出版物中都有体现[其中有乔姆斯基1955，1975a（1956）；Halle1971；Lenneberg1967]。到那时，其他人开始加入进来，其中包括语言学家G.H. Matthews，RobertLees, Edward Klima 和 Robert Stockwell；心理学家George Miller; 以及数学家 M.-P.(Marco) Schützenberger.在此，一个新的篇章开始了，这一部分太复杂了，难以在这里进行回顾。随着研究和理论建构的行为主义约束被抛弃，生成语法的事业可以采用Massimo Piattelli Palmarini后来称之为“生物语言学工程”的术语来描述：寻找编码在大脑中的构成语言能力的内在机制，而且该内在机制根据经验数据（我们现在从儿童语言研究和仔细的统计调查中知道的非常有限），产生了内部语言（I-language）。所获得的内部语言产生了无限的层次结构的表达，这些表达构成了思维的语言形式，并且可以（但不必）在某些感官形态中得以具体化，通常是声音的产出和理解。这项事业随后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在语言学的范围内，其目的是为语言现象找到真正的解释。在生物语言工程中，一个真正的解释必须满足可学习性和可进化性的条件。前者在最初时候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后者也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但在其未成熟阶段被搁置了；接近描写充分性的机制对于任何看似合理的进化论解释来说都过于复杂。Lenneberg在1967年的创新性和全面性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突破，但这项任务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以被真正地承担起来。那时，简化理论的进展（UG，在当前的术语学中）已经达到了可以对“最简方案”（MP）中语言的关键属性提供真正解释的地步（Berwick&Chomsky 2016，第3章；Chomsky2016，第1章；Chomsky 2019）。我们当然不知道这项计划能走到哪一步，但在我看来，其前景比几年前想象的要光明得多。最简方案的研究还发现了早期研究中隐藏的假设，这些假设揭示了所提出的解释尽管对于推进对大量语言类型范围内的复杂现象的理解方面极有价值，但缺乏真正的解释——而这是所要探索的主要目标。即使是研究过的最简单的例子也是如此：比如对what will John read这样的句子的分析。标准分析运用了中心语移位的规则（head movement），它违反了转换语法和这里所讨论的任何解释系统的基本原则。此外，实体成分（what，John，read）只是无界非结构化序列的最小限制极限情况（例如John，Mary，住在一楼的男人等等）。人们早就认识到，这些结构的大量存在，不仅是短语结构语法（phrase structure grammar）而且是任何形式的转换语法或其继承理论都无法企及的。这些都是目前正在研究的话题。有一些能够调合两种困境的合理解决方案。它们像过去一样，涉及新的概念，这些概念会要求重新思考那些被证明在揭示语言秘密方面非常有价值的机制，其中大多数在生成语法还处于初始阶段时是未知和难以想象的。回到“当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整个二十世纪都有充分的理由产生成就感。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的分离为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学语言学吸收了大量的与我们所熟悉的非常不同的新材料——事实上，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大多数出版物都刊登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上。虽然音位原理被认为是一个难以维持的主要发现，但它仍然打开了一条道路，使人们对结构和和语音结构的原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精心构建的分析方法为研究设定了新的标准，并揭示了迄今尚未被认识的语言的关键属性。大部分发现在后来的研究中都找到了其位置：比如，Jakobson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和Harris的词素-话语分析程序，都在X-bar理论中以不同的方式得以重建。虽然不是前面讨论的结构主义共识的一部分，由Harris提出并在后面几年潜心钻研的对称共现关系（the symmetrical co-occurrence relations）尽管不是前面所讨论的结构主义共识的一部分，但也在以一个不一样的形式在生成语法中找到了一席之地。总的来说，二十世纪中叶，人们认为语言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种看法有着坚实的基础。然而，一些重要的东西却被遗漏了：对于眼前事物的困惑和质问“why” and “how could it be?”的意愿。这在科学史上并不罕见，尤其是当出现真正的成就并达成一个共识的时候。到二十世纪中叶，怀疑和质疑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我们关于判断句子的合法用法与单词的随机重排有何不同的基本机制的了解很有限时，我们怎么能认为这个领域正接近终点的呢？显然，习惯、类比和言语行为的倾向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为什么我们要被分类学束缚而不是去寻求解释？或是为什么要被行为主义的教条束缚？它阻碍了常规的科学研究方法，包括对决定语音层面的内在结构的猜想。当我们对那些没有理由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感到困惑时，新的前景就打开了。我们可能还记得，现代科学以一种类似的方式出现：对自然界最简单现象的困惑。17世纪的科学家们不再满足于依靠“神秘思想”来解释吸引力和排斥力、视觉感知和其他普通事件，当时需要的是明了、清晰的概念和可信的解释。语言也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伽利略（1632）和皇家修道院的逻辑语言学家对“理性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表达出了敬畏和惊讶：即我们能够表达我们的思维的方法，这一奇迹发明，通过使用25或30种声音，创造出无限多样的表达方式，它与我们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共同之处，却允许我们表达我们所有的秘密，并使我们能够理解意识中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是我们所能想到的一切以及我们的灵魂最多样化的运动”[Arnauld& Lancelot 1803 (1660)]——“伽利略的挑战”生动地捕捉到了语言研究试图探索和解开的谜团。一个“理性和普遍语法”的时代接踵而至，它富有洞察力，“理性”即解释充分性这一目标，“普遍”则在于它寻求发现人类思维及其语言表达的恒常元素。这一传统被二十世纪的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思潮时期被扫地出门，几乎被完全遗忘。而在生成语法的“事业”中，它无意识地复活了，生成语法能够在对语言有更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利用可计算性理论提供的新概念工具来应对挑战。今天，我们可以更精确地描述这一挑战，并能部分地回应它，但仍有许多东西如400年前一样神秘，可能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学会为这一令17世纪思想家们惊叹不已的“奇迹发明”感到迷惑，并与他们一道进入对表面看来显而易见的东西的困惑之中。与其说我们对基本的东西接近了如指掌，倒不如说我们从生成语法的初期就清楚地知道，我们只知道最基本的东西。随着新的经验的发现或深入的概念分析产生新的见解，语言理论也在不断地被修正。除了一般的科学方法外，没有其他的研究方法。没有人能想象到任何可见的终点在眼前。这个领域是开放的。每次的进步都不断提出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新问题。我认为，这一趋势目前仍在继续，这可能会极大地重塑当前的理解。至少在我看来，这就是“当时”和“现在”之间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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