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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友义:疫情之后看外语和翻译的多与少 |《中国外语》2020年第6期

中国外语编辑部 应用语言学研习 202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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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高教社外语微信公众号


中国外语2020年第6期(总第98期)









(点开可看本期目录)


学论经纬


疫情之后看外语和翻译的多与少


黄友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国际舆论争议的升级。一些国家从政客到媒体开足马力,充分运用它们以国际通用语言——英语——为母语的优势,施展先说、早说、多说的本领,轻则对中国质疑、批评,重则造谣污蔑、竭力污化。

中国人则要么主动介绍、耐心解释,要么严正反击。从形势发展看,语言战已经成为新常态。

疫情初期,武汉医疗设备不足,给疫情防控带来极大困难。好在我们有制度优势。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我们加强联防联控,医护物资供给实施全国统一调度,不仅迅速扭转了疫情局势,而且在国际疫情暴发之后,有能力向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他们抗疫急需。

在医疗战线,中国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舆论战线,情况如何?有无明显短板?如何弥补?这自然成为外语界和翻译界关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外语是多了还是少了?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绵数千年没有间断的文明,中文是唯一一个连续使用了数千年的语言,中文作为14亿中国人的语言,还是世界第一大语言。中华文明有许多优良传统,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特别是对外从不侵略,没有殖民史。这对各国人民来说是好事。然而,一个从来没有对外殖民的国家自然不可能像一些世界传统殖民国家那样把自己的语言变成外国人的语言,再通过语言,把当地人的思维习惯也改变过来。所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不会讲中文的外部世界,中文虽然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但使用范围却很有限。

今天,生存和发展需要中国构建一个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这意味着需要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要讲述中国故事,必须了解外国故事,了解外国人的思维和阅读习惯,掌握他们喜闻乐见的语言及其表达方式。

答案是清楚的,在中文没有成为世界通用语言之前,中国人必须学好外语,运用好外语。从舆论战的需求看,中国人学的外语不是多了,而是需要更多、更好,需要运用得更加自如。没有扎实熟练的外国语言技巧,被迫参与舆论战无异于没有穿好防护服就进入传染病病房。

据统计,全球互联网上80%以上的网页使用英文。全世界半数以上的科技书刊和译著都使用英语,全球开设的国际广播电台也大都有英语广播。可见要想向世界广大受众介绍中国,最方便的语言是英文。

中国是网民最多的国家,已经超过9亿人。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世界80%的网页中,9亿中国网民贡献了多少内容?在英文社交媒体上中国网民发布了多少条消息、评论?目前没有准确数字,但各种猜测令人沮丧。疫情发生以来,面对国外媒体上对中国的污化,众多中国网民气愤填膺。不是不想打好舆论主动仗,而是生气之余深感能力不足,说明白一点儿就是没有全面有效地用英文回击对手的能力。

如果说过去40年中国人迅速提升的外语能力帮助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迅速发展,今天中国人则需要利用外语乘胜而进,广交朋友,扩大发展。显然,外语能力直接影响着今后中国的前进步伐。展望未来,中国人掌握的外语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的确不需要任何行业的任何人都会使用外语,但是涉及外事外交外宣外贸,事关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国人不掌握外语,中国就很难全面发挥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



第二个问题,翻译是多了还是少了?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翻译量在增加,尤其是中译外在整个翻译量中的占比超过外译中。按照翻译的传统逻辑,中译外应该是外国人把中文这门外语翻译成他们的母语,但是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导致至今没有足够的外国人能够担此重任。从现有专业队伍的状况看,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译外还会是以中国人为主。

尽管疫情发生后,国际会议减少,出、来访活动几乎停滞,口译特别是同传业务急速减少,但是笔译的工作量不减反增,尤其是中译外压力甚大,有些情况下,中译外力量不足甚至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瓶颈。由于外国人不懂中文,我们被迫从事中译外;中译外翻译力量跟不上,导致贻误战机,有理说不出、说不够、说不透;说了,外国人未必听得明白。

这种中译外的困境不只涉及主要外语,如英语,几乎是门门都缺。

高层级对外翻译人才不足的问题因为疫情再次显现出来。随着复工复产,打破人为和疫情形成的物流封锁,开拓国际市场,扩大经济活动范畴,构建有利于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国际化市场和产业链,同样离不开良好的对外翻译水平。

不说远的,仅近期的两个例子就十分能说明问题。去年有一本介绍雄安建设的学术著作,封面上竟然把雄安这个地名翻译成“Male Safety”。今年4月份某地制作的口罩的英文说明,把“一次性”翻译得不堪入目。这些不仅成为国际笑话,更是提醒我们建设一支职业化的中译外队伍是多么迫不及待。由此可见中国的翻译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

中国的对外翻译不是字对字的机械转换,而是文化因素的输出。即使是外译中也是如此。疫情发生后,特别是中国控制住境内疫情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输入病例,而且这种危险还将持续存在。我国相关机构发布疫情信息里重要的一条是每日的“输入病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表述,“输入病例”就是“imported cases”。然而,就连英美语言工作者也认为此表述不妥,“import”意味着一种主动行为,所以各国各地都“import”自己所需;而病例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所需,当然也不是中国之所需。我们需要进口先进的技术、急需的能源、改善人民生活所需的物资,我们不需要天天月月进口病例。显然,应该使用一个比“import”更为合适的字词。难道世界卫生组织错了吗?我们只能说,他们都是医学卫生专家,但不一定是语言专家。他们需要找出治病救人的良策,而不需要像语言工作者那样咬文嚼字,但是翻译的本能就是咬文嚼字,咬得越准,嚼得越细,越能精准地把握文化信息的转达。

事实上,面对国际上一些人对中国的污化企图,中国的对外表述必须字斟句酌,才能拿捏准确。自然,这再次说明学好外语、做好翻译的重要性。

是否可以把中译外推给外国译者?按照语言规律,本应如此,但是因为文化和历史诸多原因,真正能够承担此重任的外国译者太少。2013年底一位中文水平甚高的外国学者主动翻译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关于积极稳妥实施大部门制被译者翻译为“积极稳妥扩建各个部委”。党中央改革的方向是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而不是扩大编制,增加队伍。然而,“大部门制”对于一个不是十分了解中国改革方向的外国译者的确很有迷惑性。近期的案例是今年6月6日《华尔街日报》把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杀出一条血路”的话翻译成“surge forward, killing as you go, to blaze us a trail of blood”。把一句表示克服困难的话语翻译成“要大开杀戒,用鲜血铺路”,即使不是有意歪曲任正非的原意,也是对任正非和华为乃至中国的巨大伤害。如果想避免前一个例子造成的误解和后一个例子带来的伤害,关键敏感内容的中译外还得以中国人为主。



第三个问题,如何辩证地看待

外语和翻译的多与少?


在外语能力和翻译能力存在明显短板的情况下,有无过多的现象呢?当然有。在社会需求变化的情况下,传统的外语和翻译研究与实践当然需要与时俱进、适度调整。比如,有位长期从事对外交流的专家就明确指出,古典西班牙语在西班牙乃至整个国际西班牙语区域使用很少,没有必要再列为大学的一门课程。还有专家建议,在我们大力提高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的同时,应该把更充裕的课时用到提高解决当今问题的外语能力上,而不是继续大范围地讲述莎士比亚;需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编写帮助学生学会把中国介绍出去的教材,而不是单纯沿用介绍外国文化的课本。至于翻译,过度翻译的情况很多。比如围绕男厕所一句“往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的种种译法的讨论用处不大。把一个没有外国人参加的会议的工作人员胸卡译为“work permit”(工作许可证、就业许可证),既是一种过度翻译,又是一种人力和时间的浪费。这种需要翻译的内容没有人翻译,不需要翻译的却花费很大的现象应该停止。

抗击疫情以来我们看到,我们对外提供的防疫物资多,但是伴随实物传播出去的外语故事不够多;我们的医疗大军,国家可以随时调动,驰援湖北,战之能胜;面对舆论战线上的挑战,我们的队伍显得薄弱,战斗力不强;我们学习外语的人数不少,但是能用外语讲述中国观点的人不够多;虽然我们是翻译大国,但是能够准确把中国故事地道、及时地翻译给外国受众的人不够多。

疫情告诉我们,面对新的国际舆论斗争,在外语和翻译上我们还是弱势群体,水平不够、能力不强、人手不足是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补足短板是主攻方向和当务之急。无论是外语教育和研究,还是翻译人才培养,都需要不断调整,以更加适应新形势带来的挑战。只做减法明显不能满足国家需求,但是需要压缩调整的也必须果断执行。

要解决多与少的问题,关键还是做好两点:一点是在外语教育领域要做到知己知彼,就不能采取自残的取消主义做法。应该继续调整,补短板,调重点,更好地服务社会需求,传授国家急需的知识,强化国家需要的本领。另一点是在翻译上要更加注重中译外人才的培养,建设适合中译外人才发展和成长的机制,形成人们愿意从事中译外、喜欢中译外的社会环境,增强中译外人员的荣誉感、使命感和幸福感。






作者简介:黄友义,译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翻译研究生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研究方向:翻译、出版、互联网传播、国际交流。



责任编辑|常少华

版式设计|王宇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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