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提信息茧房？赶快来好好了解一下过滤气泡和回声室吧

文 | 凉介(王伟鲜)

文章来源 | 羊村传播

字数 | 5970

从尼葛洛庞帝的“我的日报(Daily Me)”，到桑斯坦的“回声室(Echo Chamber)”和“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再到帕里泽的“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

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关于个性化定制网络社会的研究从未停下脚步。

在国内，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信息茧房”这个概念都被广泛提及，而关于“过滤气泡”和“回声室效应”的研究则相形见绌，但在国外，情况就完全倒转了过来。

依据「肖一数说」统计的数据，从1990年至今，国内外关于这三个概念的研究文献数量排序完全相反。

这三个名词可以说都是“舶来词”，并非中国本土学界提出的。

为了更准确地厘清它们，尤其是“过滤气泡”和“回声室”，我们主要从国外学界摘录多篇相关论文进行组合编译，以飨读者。

密室、茧房与泡泡
回声室 / Echo Chamber

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那时候的人们倾向于避免不和谐，并倾向于达成一致(Festinger, 1957)。

但随着媒介的不断迭代更新，到了2000年，社交网站Google率先开发了一种读取我们想法的功能，来可视化我们脑海中想要的搜索结果(Google.com, 2012)。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一个高选择的媒体环境，个人不仅可以简单地从各种媒体和来源获取新闻和政治信息(Van Aelst et al, 2017)，这种简单的获取也在逐渐变得更加私人化。

个人可以从社交媒体、搜索引擎、纸质和网络报纸、电视、广播等获取各种各样的定制信息。

这种多元化的媒体环境导致了两种可能的结果：个人可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和观点，但他们也可能会因为这些多元化媒介而受到“回声室效应”的影响(Elizabeth Duboisa & Grant Blank, 2018)。

回声室效应指，当有相同兴趣或观点的人在他们的群体中初次互动时，就会产生回声室。他们寻求和分享既符合团队标准又倾向于强化现有观念的信息(Jamieson & Cappella, 2008; Sunstein, 2009)。

社交媒体是最能印证回音室的存在的，因为大多数人实际都会从社交媒体中接触到各种观点和政治信息来源(Messing & Westwood, 2014)。

尽管受众是分散的，但他们仍然依赖一些更普遍的新闻和政治信息来源，例如无党派报纸或电视广播(Newman et al, 2017)。另一方面，在选择媒体时，个人可能会更频繁地访问符合自己信仰的信息，但同时也不太可能主动回避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Garrett, 2009)。

因此，回声室效应现在已成为描述“碎片化”和“两极分化”的一种流行表达。

信息茧房 / Information Cocoons

尼葛洛庞帝在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讨论了“我的日报”的概念。

他说，人们很快就可以拥有自己的个性化媒介体验：“想象一下未来，您的界面代理可以阅读每个新闻通讯社和报纸，并收听地球上的每个电视和广播，然后构建个性化的摘要(Negroponte, 1995)。

这种“个人日报”式的信息选择行为引发了桑斯坦的担忧，尽管在20世纪初还没有完全实现这样一种预想。

他认为，当个人长期处于过度的自主选择，沉浸在个人日报的满足中，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不知不觉间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信息茧房(Sunstein, 2006)。

在这个茧中，信息被过滤并根据我们的口味和流行的观点进行调整(Cédric Gossart, 2014)。

过滤气泡 / Filter Bubble

在数字媒体出现之前，新闻媒体通常为所有用户提供完全相同的内容，而现在，理论上讲，同一个新闻网站完全可以向每个访问者显示个性化内容(Frederik et al, 2016)。

我们现在对网络个性化机制的担忧是前所未有的，手机里各式各样的App无一不在通过获取更多的权限来学习我们的使用习惯，进而实现定制“个人日报”的可能(Negroponte, 1995)。

但是，个性化的内容和服务可能会限制人们所接触的媒体内容的多样性，从而对民主话语，思想开放和健康的公共领域产生不利影响，这种个性化导致人们担心“过滤气泡”的产生(Pariser, 2011; Sunstein, 2002)。

个性推荐系统利用关联规则、聚类等技术来分析用户的使用习惯，这些推荐系统实际上将用户置于一个自我循环中，这样他就只能看到他喜欢的信息或是同一观点的信息。这种自我循环被称为过滤气泡(Sneha Prakash, 2016)。

帕里泽举了个例子来阐述什么是“过滤气泡”。他让两个朋友在谷歌上搜索“埃及”，但他们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丹尼尔的谷歌搜索结果首页里没有涉及任何埃及的抗议活动，尽管这在当时是一个大新闻，然而，斯科特的搜索结果却充满了这些信息(Pariser, 2011)。

由于国外学界并不常用“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我们从检索到的关于“信息茧房”的资料也并没有对这一概念做出过多阐释，所以在概念比对上，我们仅讨论“过滤气泡”和“回声室效应”。

“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

阮氏(C. Thi Nguyen, 2018)批评最近的一些研究混淆了“过滤气泡”和“回声室效应”的区别，这是严重的错误，必须将二者区分开来。

“过滤气泡”和“回声室”都被认为是基于个人选择的行为。个人选择要访问的新闻来源或要关注的社交媒体帐户，而新闻门户，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平台则在塑造着这样的选择。

但二者的区别则很明显：回声室是通过让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从而使这个群体里的成员强化着同样一种观点；而过滤气泡则是防止成员遇到相反的观点。

简言之，回声室是与另类观点的“脱节”，而“过滤气泡”则仅仅是“无知” (Axel Bruns, 2017)。

不过，它们也存在密切的联系，过滤气泡其实是导致回声室发生的一种方式。

算法所引发的这种气泡，加上个人为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作出强化偏好的选择，就能产生回声室效应(Elizabeth Dubois & Grant Blank, 2018)。

与仅仅针对“过滤气泡”和“回声室”进行辨析的学者不同，阮氏觉得“过滤气泡”的概念比较狭窄。为了将讨论范围扩大，他介绍了“认知气泡（epistemic bubble）”的概念。

他指出，帕里泽的“过滤气泡”专门指技术中介过滤，尤其是通过算法匹配。而认知气泡则指那些以任何方式包括技术上，或其他方式来忽略相关声音的结构。

认知气泡不仅包括过滤气泡，也包括非技术性的选择过程，例如主动将自己划分进志同道合的群体里(Bishop 2009)。

认知气泡是一个通过省略排除而没有充分覆盖信息的认知结构。这种信息遗漏不必是恶意的，甚至不必是有意的，但该社区的成员将不会收到所有相关信息，也不会收到一套平衡的论据。

回音室则是一种通过操纵信任而产生的认知结构。它在成员和非成员之间树立起显著的信任差异，这种差异是通过认知怀疑排除非成员，同时扩大内部成员的认知信任造成的。

也就是说，两者都是有问题的社会结构，会导致其成员误入歧途；两者都强化了意识形态的分离，但它们的起源、运作机制和解决途径各不相同；两者都是排斥结构，但认知泡沫通过省略信息排除，而回声室则通过操纵信任来排除(C. Thi Nguyen, 2018)。

此外，在影响上，认知气泡相对来说是脆弱的。因为相关的信息来源只是被简单地省略了，它们没有失去成员的信任。一个成员如果接触到他们错过的相关信息或观点，就有可能击破一个认知气泡。

但另一方面，回音室则要强大得多。回音室的工作方式是先发制人地诋毁任何外部来源，这与邪教灌输中典型的洗脑方式惊人的相似。

从传统上讲，邪教的洗脑方式是将邪教成员与所有非邪教成员之间进行积极的情感隔离，这加剧了被洗脑成员对邪教的依赖性(Singer 1979; Langone 1994; Lifton 1991)。

为了能让人从回声室中摆脱出来，你必须修复已经破碎的信任，而这个目标远比仅仅戳破一个认知气泡要难得多。

随着各种各样的新技术逐渐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关“回声室”、“过滤气泡”的研究也在变得更加的频繁，但同时带来的还有激烈的争执和辩论。

现实之隐喻还是技术替罪羊

部分学者明确表示，回声室这些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在现在的媒体环境下还被极大程度地放大。

韦瑟斯认为，回音室的概念不只存在于政治背景下，也不只存在于一种压迫性的背景，它还可能存在于被压迫者中间，而且肯定存在于与政治无关的环境中。

他坚信他已经亲眼目睹了围绕反疫苗接种、多层次营销计划、特定饮食、运动计划、自由主义、治疗方法、育儿哲学、特定学科和综合健身等话题形成的回音室(Weathers 2014)。

在2016年美国选举期间以及之后，人们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真相时代”。

不仅一些政治人物似乎公然无视事实，而且他们的支持者似乎不受理性或相反证据的影响。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有很大一部分选民对事实或证据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这可以解释为后真相现象下的“完全非理性”。

阮氏强调，仅凭认知气泡无法解释后真相现象，因为它只是排除信息，这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当一个人确实遇到了明确的证据时，他会拒绝接受。但对于明显的“后真相”态度，我们至少可以部分地将之解释为回音室操纵信任的结果(C. Thi Nguyen, 2018)。

然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对这种修辞，认为这是盲目的悲观主义，并试图将技术作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羊。

弗雷德里克等人在对现有文献的主要综述中，得出结论：“目前几乎没有实证证据支持对过滤气泡的担忧” (Zuiderveen et al, 2016)。

但这些概念仍然出现在主流话语中，甚至出现在总统的告别演说中 ，并从这些平台继续对大众理解当代数字媒体平台产生重大影响。

注：2017年，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告别演说中提到, “ For too many of us, it's become safer to retreat into our own bubbles（对于很多人来说,躲进我们自己的圈子是更安全的）”。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一种更大的道德恐慌的症状，这种恐慌是受这一新的传播技术对社会、政治和民主的影响的表现(Axel Bruns, 2017)。

韦恩伯格早在2004年就说回音室“是一个有待具体化为常识的神话” (Weinberger, 2004)。

回音室和过滤气泡的隐喻，至少代表着一个技术决定论者的谬论，梅内克 ( Meineck, 2018)将过滤气泡称为“互联网上最愚蠢的比喻”。

他认为，这些隐喻是完全地试图使技术为社会问题负责，提出过滤气泡的人，显然是看到了算法平台中的激进用户或以卑鄙方式将无助的访问者推入意见气泡的庞大网络平台的原因。

梅内克指出，这是一种不可接受的过度简化，从根本上，讽刺性地剥夺了用户的个人身份和代理( Meineck, 2018)。

阿克塞尔(Axel Bruns, 2017)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回音室”和“过滤泡沫”的比喻，都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所关注的特定技术上：个性化的内容门户、搜索引擎，以及最近也是最有力的——社交媒体平台。

他们将他们所谴责的现象的出现与大量用户广泛使用这些工具联系起来，并进一步表明，在这些工具出现之前，类似的趋同性和恐异性症模式并不存在。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比喻里对于社会分裂和信息贫乏的说法的真实性，现在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当然，我们的确也并不能免除那些平台运营商的所有罪责(Axel Bruns, 2017)。

关于“过滤气泡”、“回声室”等概念的讨论近来变得愈加频繁，在争论其到底是“现实隐喻”还是“技术谬论”之外，依然有研究者持中立态度，他们既承认存在，但也批判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指出如何应对这种现象的关键措施。

伊丽莎白等人(Elizabeth Dubois & Grant Blank, 2018)认为：首先，到目前为止，关于“回音室”的定义和测量过于狭窄，这种狭隘性对政治传播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潜在的挑战；其次，单一的媒体研究并不适用于更广泛的媒体环境。

“作为研究人员，我们有时并不认为互联网和相关技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扩展交流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就该研究个人以及他们在多重媒体环境下的选择”。

他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提高媒介素养可以帮助人们学会避免回声室(Elizabeth Dubois & Grant Blank, 2018)。

在媒介素养运动中，经常有人建议“个人不应该只依赖社交媒体”。这种说法在他们看来是正确的，选择更多样化媒体的人的确更善于避免回音室。

尽管学者们莫衷一是，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社会的确在被新技术带来的变革所深刻地影响着，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应该不断修正改进。

写在最后

时代的嬗变，技术的迭代，让我们在享受福利的同时也开始忧思。

我们害怕技术让我们陷入信息闭环，但这种惶恐也许又让这个闭环始终有个缺口。

日日新，事事新，我们总在这个浪潮汹涌的时代反复挣扎于“惊奇”和“恐慌”，然而经验告诉我们最终都会落脚到“接受”。

无论是信息茧房，还是过滤气泡，抑或回声室，都是迅猛发展的社会的映射，我们理应看到并重视，但也不能局限于担忧，探索应对之道才最该成为生动的注脚。

END

参考资料 <<

Aelst, P., Strömbäck, J., Aalberg, T., Esser, F., de Vreese, C., Matthes, J.,...Stanyer, J. (2017).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41(1), 3–27.

Axel Bruns. (2019). It’s Not the Technology, Stupid: How the ‘Echo Chamber’ and ‘Filter Bubble’ Metaphors Have Failed Us. 

http://snurb.info/node/2526

Bishop, Bill. (2009). The Big Sort: Why the Clustering of Like-minded America Is Tearing Us Apart.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Borgesius, F. J. Z., Trilling, D., Mller, J. , Balázs Bodó, & Review, I. P. . (2016). Should we worry about filter bubbles?. Interent Policy Review, 5(1), 1-16.

Cédric Gossart. (2014). Can digital technologies threaten democracy by creating information cocoons?. Transforming Politics and Policy in the Digital Age.

Elizabeth Dubois, & Grant Blank. (2018). The echo chamber is overstated: the moderatingeffect of political interest and diverse media.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1(5), 729-745.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New York, NY: Row, Peterson. 

Garrett, R. K. (2009). Echo chambers online?: Politically motivated selective exposure among inter-net news user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4(2), 265–285.

Google.com. (2012, 03-02). Site Info, Alexa Internet.

Jamieson, K., & Cappella, J. (2008).Echo Chamber: Rush Limbaugh and the Conservative Media establishment. London: Oxford UP. 

Meineck, Sebastian. (2018). “Deshalb ist ‘Filterblase’ die blödeste Metapher des Internets.” Motherboard. 

https://motherboard.vice.com/de/article/pam5nz/deshalb-ist-filterblase-die-blodeste-metapher-des-internets.

Messing, S., & Westwood, S. J. (2014). Selective exposure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Endorsements trump partisan source affiliation when selecting news online.Communication Research,41(8),1042–1063.

Newman, N., Fletcher, R., Kalogeropoulos, A., Levy, D., & Kleis Nielsen, R. (2017). Reuters DigitalNews Report 2017. Oxford: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Retrieved from.

http://www.digitalnewsreport.org/

Pariser, Eli. (2011). Beware online filter bubbles. TED talk.

http://www.ted.com/talks/eli_pariser_beware_online filter bubbles.html.  

Sneha Prakash. (2016). Filter Bubble: How to burst your filter bubb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5(1), 18321-18325 

Sunstein, C. R. (2002). Republic.c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unstein, C. R. (2006). 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unstein, C. R. (2009). Republic. Com 2.0. New York, NY: Princeton UP.

Pariser, E.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NY: Penguin.  

Thi, N. C. (2018). Echo chambers and epistemic bubbles. Episteme, 17(2). 141-161. 

Weathers, Cliff. (2014). CrossFit Is a Cult: Why So Many of Its Defenders Are So Defensive.Salon. 

https://www.salon.com/2014/10/22/crossfit_is_a_cult_why_so_many_of_its_defenders_are_so_defensive_partner/ 

Weinberger, David. (2004). “Is There an Echo in Here?” Salon,  21 Feb. 2004. 

https://www.salon.com/2004/02/21/echo_chamber/. 

Zuiderveen Borgesius, Frederik J., Damian Trilling, Judith Möller, Balázs Bodó, Claes H. de Vreese, and Natali Helberger. (2016). “Should We Worry about Filter Bubbles?” Internet Policy Review 5 (1).

—福利时间—

该文章所列参考文献共28篇，我们精心为您挑选了其中最新的「15篇英文论文」。

为了便于大家保存和下载，我们已经把所有论文分类上传到了百度网盘，免解压，即点即看。

❗️论文包获取方式：将此文转发到朋友圈并保留2小时以上，然后在后台发送：朋友圈截图+关键词「过滤气泡」，即可获得论文包。

---

—添加星标—

—往期精选—

杂谈

干货

数说

策划

寻真

喜欢就点个在看吧，现在还可以点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