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我没找到工作
2018年，梅拉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一年里她不断投递简历，回应她的却是一封又一封的拒信。在入学之初，哥大确乎为她描绘了一幅成功的蓝图，但现在，她倍感挫败。
同样哥大毕业的阿德尔森表示，新闻教育几十年如一日地在灌输的是：如何成为别人公司的一份子，仅此而已。斯坦福大学的莱拉入职不到一年即被解雇，她开始想到，斯坦福的研究生课程没有提供一种指导——关于如何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作为记者工作。保罗毕业于纽约大学，一毕业就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为了在裁员浪潮中就业，她转向社交媒体寻求信息和帮助，而非她的教授。长期以来，新闻毕业生在专业媒体机构找到一份全职工作似乎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这种认知被书写进招生简章，被投射进学生想象，被嵌刻进社会时钟。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新闻毕业生在入海之后，面对职业生涯一筹莫展，高校的招生宣讲和职业规划课程里所列举的就业神话，开始跌下神坛。对于毕业没能进入社会时钟，转而在自由职业里寻得自由与满足，梅拉写下了她的心路历程，英文原文发表在Business Insider上，我们编译了全文。以下是她的自述。
Meira Gebel｜文
Business Insider｜来源
4789｜字数
我没能进入社会时钟
2018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我按部就班地进入社会时钟。
我选择了美国中部的一家日报实习。晨起5点赶班车，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周末也得工作。三个月，我编发了150多则报道，时薪只有不到15美元。
但当实习结束，我并没有得到转正机会。焦虑顿时袭来：我，该怎么办？
其实对于这份工作，我本身也并未报太大期望，因为这家出版社正处于裁员之中。然而，常春藤盟校的教育理念已经嵌入我的大脑，它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只要你付出努力，一份全职工作就在眼前。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实习经验丰富，超过六次，所以不想再申请一份实习，而我又无法胜任行政工作。在哪里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毕业后的一年里，我申请了所有能找到的新闻工作。
现实太过骨感，扎心的拒信一个接着一个，但只需要一会儿，我就又开始期待好消息的来临。
我的几位同学也是如此境地。许多人在实习后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们或转业，或继续深造。
为了谋生，我在曼哈顿找了一份咖啡师的工作，也正是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考虑做自由职业者。
但对于自由职业，我的了解十分有限。有谁做过？如何开始？我都不得而知。通常来说，自由职业者会向编辑发送推销自己及作品的电子邮件，但我对此一头雾水。
哥大新闻学院教会我理想化的新闻工作，却没能教会我这个行业的现实。
多年来，新闻业一直处于裁员的寒冬，名校宣扬的传统成功之路似乎也烟消云散。为什么新闻学院一直以来都忽视自由职业这个选择呢？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我做了近三年的自由撰稿人，我所知道的关于我职业生涯的一切，都是自学或是从其他自由撰稿人那里学来的。巨大的沮丧感如影随形，我花了数万美元在精英教育上，学到的却是一个数年来如空中楼阁般的新闻理念。
我并非孤例。
两个多月来，我与30多名自由记者和全国各地新闻学院的毕业生进行了交谈。许多人说，他们不仅充满了同样的遗憾，而且也必须学习如何成为自由职业者才能完全生存。
“新闻学院没有意识到自由职业更多的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佛罗里达大学新闻学兼职教授埃里克说，“自由职业是新的入门级工作。”
对于一个每五分钟更新一次的行业来说，许多高校的课程已经非常过时了。新闻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从事自由职业，但却对此一无所知。这个问题在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因为自由职业在研究生课程中几乎被无视。
学校所教授的内容应该反映新闻业不断变化的本质——包括裁员、合并、薪酬差距、税收、网络、求职和职业倦怠等，并告知学生直接的现状：当前许多记者都是自由职业者。
任何不这样做的新闻学院，都会使学生因在职业生涯预备阶段没有做好准备而面临失败的高风险。
精英主义的神话
如果我说我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时完全没有抱着精英主义的想法，那我就是在撒谎。
哥大的声誉和地位令我向往。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当我毕业时，我的简历会放在编辑办公桌上的最顶端，而不是被埋没在垃圾邮箱中。
我的同学伊泽贝尔也是个自由职业者，她和我感受一致。
精英主义的吸引力在哥大校园文化中根深蒂固。“哥大的部分魅力在于历史和遗产，无论是否实用。”她说，“我认为如果人们要学习如何纳税，他们就不会被哥大吸引。”
哥大新闻学院由著名的普利策奖创立者约瑟夫·普利策于1912年创立。学校位于国际媒体中心纽约市，其教授有传统媒体高层工作经历、与全国各地有影响力的报业领袖建立了良好的联系。
在哥大，我们上的不仅是新闻学院，更是“新闻的学院”。我们一直被灌输的“神话”是：在我们之前有几代毕业生已是世界各地新闻编辑室的领导者，而我们很快也会成为领导者。
在大学生职前教育的第一周，辅导员播放了一个长长的PPT，其中展示了毕业生最终所入职的媒体情况，学院还邀请了他们宣讲哥大是如何让他们“功成名就”的。
当半岛电视台、华盛顿邮报、BuzzFeed、纽约杂志、今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在大屏幕上闪现时，我们安静端坐，很容易开始把自我想象投射到这些优秀毕业生身上，幻想那个未来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自己。
但现实是：精英教育并不会让你成为精英——无论如何，至少今天不会。从新闻学院直达专业记者的通道已经关闭，那些精英教育千百年来种下的神话开始跌下神坛。
哥大确乎描绘了一幅成功的蓝图，但作为毕业生之一的我，却因找不到专职工作而不得不转向自由职业。我承认，我倍感挫败。
伊泽贝尔认为自由职业者的处境与新闻行业目前苦苦挣扎的现实相得益彰，但哥大却希望呈现一幅美化、理想化的图景。
与哥大相呼应的是，全国许多新闻学院都在推广精英教育。29岁的莱拉选择了斯坦福大学的新闻专业，不仅因为它提供的教育，还因为她深谙：简历上出现斯坦福的名字将意味着什么。
“我知道进入这个行业会遇到困难，但我没有‘正确’的血统、名字甚至是实习经历，我选择斯坦福就是因为学校的声名价值。”莱拉直言。
被教授遮蔽的现实
32岁的布里塔妮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就读期间，质疑她所听的一节讲座是否与社会现实相关。
布里塔妮现在是旧金山湾区的一名自由摄影记者，她记得教授在讲座上讨论新闻摄影的伦理问题——即拍摄什么、不拍摄什么。
“虽然在道德上我同意教授的说法，但作为一名自由摄影记者，没有编辑会支持我，如果不把照片带回办公桌，我就会失业。”她说。
与自由职业者相比，专职记者有着更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如果一名自由摄影记者选择退出一项任务，他们不仅会丧失收入，还会危及与编辑的关系以及新的任务派遣。布里塔妮认为这个简单的事实在她教授的讲座中不曾提及。
“如果你已经离开这个行业五年了，我不能保证你的很多信息会多有效，教授与他们所教的行业现实之间的脱节可能是学界的一个固有问题。”
布里塔妮补充到：“在高校中，有些教师从事了新闻工作20多年，他们的信息确实有效和重要，但如果我们要了解新闻业现在在哪里，我认为他们不会有很好的答案。”
22岁的保罗毕业于纽约大学，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专长是撰写音乐和流行文化相关文章。
纽约大学阿瑟·卡特新闻研究所
在她的大学期间，当被教授们批评没有写足够多的以新闻为重点的文章时，她坚持“捍卫”她的作业和想法。
她毕业那年，疫情的大流行已经剥夺了大量工作机会。为了知道如何在没有全职工作的情况就业，她转向社交媒体寻求帮助，而非她的教授。
“我必须开始拼凑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信息，比如招聘启事、如何获得采访以及与编辑建立关系。”保罗说，“大多数教授认为当你申请一份工作时，你就会得到这份工作。我并没有看到这些教授如何将他们的经验应用到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身上。”
学校的就业骗局
22岁的阿纳斯塔西娅于2020年从哥大毕业，当她的暑期实习因疫情告吹后，她开始思考教育和研究生经历之间的鸿沟。
她决定尝试自我推进一些独立项目，但很快意识到不知如何下手。
“在硕士阶段快结束时，我们开有一两节课，用于构想并讨论一个好的提案。”阿纳斯塔西娅强调，“太赶了，我觉得理应有一个为期数周的研讨会，因为我们都有很多想法，但很难理解，我们的教授从未考虑过这些都可以作为推销提案发给编辑。”
但事实是，她在读研之前就已经做过四份实习了，她认为学院想要维护这样一种错觉，即新闻学生都可以成功在新闻行业找到专职工作。
二十多年来，这种教育理念都没有太大变化。
佛罗里达大学兼职教授阿德尔森回忆，他1997年从哥大毕业时，被告知的事情几乎相同。
“要么工作、要么破产——这是我在学校时被一只灌输的观点。”他说，“我没有上过关于如何成为自由职业者的课程，创立一个个人品牌和公司是我在学校从未想过的事情，相反，我总是被教授如何成为别人公司的一份子。”
什么样的课程要被看见
莱拉在密歇根大学本科期间没有主修新闻学，于是她决定攻读新闻学的硕士。
她最终选择了斯坦福大学，部分原因是它的声望，令她倍感欣慰的是，她发现斯坦福的教师比她的第二选择——哥伦比亚大学更加多样化。
斯坦福的课程基本都是小课，专注于调查技能和数据获取，例如如何找到公开资料和专家信源。莱拉说：“这里的教学重点是成为一个‘万事通’——如何编辑视频、如何写作、如何成为复合型人才。”
由于离硅谷很近，斯坦福还非常注重“创业训练”。他们曾有一堂课还让学生们练习推销“媒体周边产品”以获得种子资金。
2015年毕业后，她入职Vice，担任副制片人，但不到一年即被解雇。就在那时，她意识到斯坦福的研究生课程没有提供一种指导——关于如何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作为记者工作。
“自由职业没有出现在任何课程里。”莱拉直言，“我们真的没有学会如何在一个每年都在变薄的行业中生存。”
在做了五年的自由职业者后，莱拉表示希望斯坦福大学能够更多关注如何评估学生的工作价值，以及如何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生存。
同样的，在哥大，我甚至都不记得曾经学习过新闻业。我记得上过一堂很有帮助的法律课和一堂很乏味的历史课，但没有什么课程解释广告的概念，解释媒体如何赚钱。
35岁的演讲稿撰写人阿曼达200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她提及：“学校不仅没有教给我写故事之类的自由职业技能，还遮蔽了写作职业的广阔天地。有一种声音被放大——如果你接受了任何一份不是记者的工作，你就是一个与企业合谋的骗子。”
高等教育课纲的改革更新确实缓慢，可能因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想象这样一个事实——当你长大后，你会发现你的父母已经尽力了。”阿曼达说，“学校的教育也是如此，他们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也仅此而已。”
有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大学有时会邀请独立记者讲演课程，但这与提供包含自由记者培训的课程截然不同。
新闻行业的不稳定性意味着记者可能随时会在某个阶段失业。只有向学生提前教授必需的知识，才可真正称“为学生职业道路提供稳定性保障”。
其实在美国，尽管尚未普及，但一些大学已经开设了一些不错的自由职业课程——如纽约城市大学、新学院大学和德保罗大学。
德保罗大学的“新闻工作坊”课程强调影响有色人种记者的问题，帮助学生以独立的身份从事这个行业。自由作家和新学院研究生莱西表示，新学院最大的好处之一是就是教师，他们本身就是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多媒体课程还会聘请自由职业者来演讲，列举了如何通过课堂作业获得报酬的例子，并分解了“投机（on spec）”之类的术语的含义。
德雷克大学新闻学副教授杰夫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开设“自由杂志课程（freelance magazine course）”。他教学生学习如何制定宣传方案、与全国各地的编辑建立联系、为特定媒体撰稿，以及训练严格的编辑过程。
“这个行业每五分钟就会发生一次变化，一名记者需要大量的知识，”杰夫教授谈到，“你必须把握你工作的核心，即写作、与人交谈，并想出一个好的选题，但如果你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你必须做得更快，并了解分销渠道、算法、营销内容以及你的读者。”
自由职业并不意味着失败
虽然我很庆幸就读于哥大新闻学院，它给我的机会、人脉都是无价的。但哥大在我的脑海中刻画了一个虚假的成功形象，直至今日我仍在努力抑制它形成的光芒万丈的“自我投射”。
我仍然要把我作为一名自由记者的“成功”与我所学的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相比较。后者强调你进入职场的唯一途径是找到一份专职工作或接受一份薪水较低的工作，只为了最终谋求一个更好的职位。
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喜欢大肆宣扬毕业生最终可以就业于XX知名媒体机构，这确实是一个聪明且无可厚非的策略，毕竟谁会在择校时选择一所宣称“教你如何在失业的时候做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学校呢？
不过有一个逻辑值得注意，在《纽约时报》找到一份工作和做一个成功的自由职业者的难度其实并无二致。
我的未来可能依然不会有一份专职工作，但我已然不在意了。与我的研究生课程相比，我通过自由职业学到了更多关于洽谈、建立人际关系和磨练我作为作家、编辑和研究员的技能。
我享受当下，享受自由职业。
我强烈认为，这些致力于培训未来记者的高校应该承认现实：自由职业不等于失败，是时候更新教学大纲了。
END
原文于2021年5月28日刊载于Business Insider。
编译有删改，阅读原文请访问：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olumbia-journalism-schools-fail-teach-freelancing-land-job-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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