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法学】郑志峰：网络社会的被遗忘权研究

B D A I L C 

 欢 迎 关 注 

在数字技术和网络全球化的帮助下，记忆成为常态，遗忘却成为例外，互联网“永久记忆”的时代已经到来。此种背景下，欧盟提出被遗忘权显得务实而又必要。被遗忘权根植于欧盟现有的数据保护框架，又融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但本质上并非一项新的权利。美国在被遗忘权问题上与欧盟分歧巨大，认为欧盟被遗忘权与美国言论自由的基本价值格格不入，其背后反应的是两者对待个人隐私保护的差异。实践中，被遗忘权也面临诸多难题，包括被遗忘权的效力内容和范围的界定、公共人物等特殊主体的考量、申请审查制度的构建、通知义务的配置等。网络全球化让被遗忘权超越地理界限，成为各国都需应对的难题。我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互联网发展大国，应积极予以回应，在借鉴欧盟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合理界定其法律定位和具体构造。

Kiki Slaughter

网络社会的被遗忘权研究

文 / 人工智能法律研究院自动驾驶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讲师 郑志峰

一、问题的提出：遗忘与记忆的反转

有史以来，对于我们人类而言，遗忘一直是常态，记忆才是例外。然而，由于数字技术与全球网络的发展，这种平衡已经被改变了。今天，在广泛流行的技术的帮助下，遗忘已经变成为了例外，而记忆却成了常态。[1]完善的数字记忆，在带给人们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困扰。过去，人们犯错不用担心未来会受此羁绊，因为尴尬的信息通常只存在特定的社区，并随着时间的经过而被遗忘。[2]但现在，互联网记住了你的一切，我们的过去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皮肤”上，[3]遗忘成为了奢侈品，一个“永久记忆”的时代已经到来。[4]

为应对这一问题，2012年初，欧盟在新的个人数据保护草案中提出了一项新的权利——被遗忘权（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5]意图赋予人们删除那些不充分、不相关或过时不再相关的数字信息的权利，帮助人们摆脱尴尬的过去。2014年5月13日，“谷歌西班牙案”[6]尘埃落定，被遗忘权正式接受欧盟司法实践检验。案件的大体情况是：西班牙公民马里奥·格斯蒂亚·冈萨雷斯先生，1998年因为断供而被迫拍卖房屋，巴塞罗那《先锋报》对此进行了报道。2009年，当冈萨雷斯先生用谷歌搜索自己名字时，发现《先锋报》的有关报道依旧存在。冈萨雷斯先生认为，自己的债务问题早已解决，这些信息是完全过时的，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困扰。随后，他向谷歌和《先锋报》提出了删除请求，但遭到了拒绝。2010年3月，冈萨雷斯先生向西班牙数据保护局投诉，要求《先锋报》删除报道，谷歌西班牙公司删除报道的搜索链接。2010年9月，西班牙数据保护局裁定，《先锋报》的报道取得了社会事务劳动部的同意，是完全合法的，因而无须删除，但谷歌西班牙公司必须要移除相关搜索链接。谷歌方面表示不服，向西班牙高级法院提起诉讼。西班牙高级法院对此拿捏不准，将该案件提交给欧盟司法法院。2014年5月13日，欧盟司法法院最终裁定，谷歌西班牙公司败诉，必须要移除相关搜索链接。随后，谷歌方面执行了判决，并出台了在线申请程序，正式接受欧盟用户的被遗忘权申请。

一石激起千层浪，欧盟司法法院判决后，被遗忘权迅速成为网络最热门的话题，各国学者对之展开激烈辩论。几个月下来，对该案判决的评论数已经超过欧盟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生效以来任何一个案件。[7]一方面，有学者纵情欢呼，称该判决是拓展欧盟基本权利的极具意义的“宪法性时刻”，[8]被遗忘权是前所未有的“最重要的权利”；[9]另一方面，有学者则认为所谓的被遗忘权是对“言论自由基本原则的违反”，是“荒谬的”[10]和“极度不道德的”。[11]这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在欧盟与美国之间尤其明显。[12]2016年4月，欧盟最终通过新草案，被遗忘权正式纳入法律框架，有关争议将进一步加剧。面对这些争议，我们不禁要追问：究竟被遗忘权在互联网时代应该有着怎样的法律定位？美国与欧盟为何分歧如此之大？被遗忘权究竟是赋予人们重新开始机会的“最重要的权利”，还是言论自由的“潘多拉盒子”？被遗忘权在实践中又将遭遇怎样的难题？我国又该如何应对被遗忘权？

二、被遗忘权的缘起：旧酒与新瓶的结合

最早基于数字技术和网络全球化的背景，提出被遗忘权概念的是被誉为“大数据时代预言家”的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教授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先生。2007年2月，他的记者朋友肯尼思·库克耶打电话咨询其关于无处不在的计算机技术与隐私的新视点时，维克托教授给他说讲述了关于遗忘的重要性。随后，记者朋友将他的观点写进报道中，迅速被媒体和学者们获知，并得到来自各方的支持。[13]

欧盟一向注重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在认识到数字技术“永久记忆”的种种威胁后，被遗忘权的概念很快进入欧盟官员的视野。2010年6月，在美国的一次商会会议上，时任欧盟信息社会和媒体委员会专员的薇薇安·雷丁女士就表示，她职位的“最高目标”就是确保人们对个人信息有一个高水平的保护和控制，并强调“用户必须能有效地控制他们的网络信息，并且能随时更正、撤销或删除它们”，这项权利就是后来的“被遗忘权”。[14]2010年12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将更新1995年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并有意在新草案中引入被遗忘权。[15]2012年1月，欧盟发布新的《一般数据保护法》草案，其中第17条明确提出了被遗忘权，并用9个条款详细阐释了被遗忘权的适用情形、例外限制、数据控制者的义务等。[16]2016年4月，欧盟最终通过了这一草案（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6，以下简称新法案），其中第17条正式确立了被遗忘权。[17]

尽管被遗忘权是一个与网络有关的新名词，但它根源于现有的隐私概念。[18]从词源上看，其概念雏形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遗忘权（le droit à l’oubli），即罪犯在服刑之后，有权要求淡出公众视野，新闻媒体不得再对其过往犯罪或服刑事实进行报道。[19]从权利内容看，被遗忘权强调赋予主体删除那些不充分、不相关或过时不再相关的个人数据的权利，与欧盟现有数据保护框架中的删除权（right to erasure）、更正权（right to correction）、反对权（the right to object）等都有着密切联系，本质上是“新瓶装旧酒”，[20]并非一项新的权利。正如雷丁女士所说：“被遗忘权将建立在已有的规则之上，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网络隐私风险”。[21]因而，我们在理解被遗忘权时，必须将其与欧盟已有的数据保护规则联系在一起。

上世纪互联网技术兴起，欧盟各国就意识到了数据保护的重要性。1995年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出台前，法国、德国、荷兰、英国等就各自陆续颁布了《数据保护法》，其中许多条款都与被遗忘权有关。如德国1977年《数据保护法》中的删除权，规定当数据收集的目的不再、数据的储存没有获得主体同意或主体希望数据被删除时，控制者必须将数据删除。[22]这里的删除权与被遗忘权就非常相似。又如法国1978年《数据保护法》第36条中的更正权，当数据是不准确、不完整、含混不清或存储期限届满等情形时，主体享有修改、补充、澄清、更新以及毁损的权利，也与被遗忘权有相通之处。另外，第38条还规定“数据控制者必须要通知第三方，数据已经被更正或毁损”，这与新法案中数据控制者的通知义务一样。[23]此外，英国1984年《数据保护法》第24条的修改和删除权（a right to rectification and erasure），[24]荷兰1989年《数据保护法》第33条的删除权，[25]都构成被遗忘权的制度基础。

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出台，欧盟在个人数据保护方面步入新的阶段，其中许多条款都可被看着是“弱化版的被遗忘权条款”。[26] 如第6条第(1)款第(e)项的目的限制原则，即个人数据的处理不得超越数据收集的目的；[27]第7条中的同意规则，规定数据的收集处理必须经主体同意，并且主体总是应被容许撤回他们的同意，[28]这都构成被遗忘权适用的具体情形。[29]此外，与被遗忘权最为相关的条款，是第12条（b）款中的删除权和第14条中的反对权，前者规定当数据的收集不符合指令时，特别是在数据不完整、不准确的情形下，主体享有更正、删除或屏蔽的权利，后者规定主体在特定情形下有反对数据收集的权利，这构成被遗忘权的直接制度来源。[30]

显然，被遗忘权根植于欧盟现有数据保护框架内，核心精神是增强个人数据保护，但又融入数字时代的背景。下面，我们就对2016年欧盟新法案中的“被遗忘权”条款进行具体分析：[31]

1.权利主体。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指向任何自然人，不包括公司等法人或其他组织。此外，新法案特别提及了未成年人，认为未成年人在同意个人数据收集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数据收集的危险性，对于他们要求删除数据的申请，应重点给予保护。

2.适用情形。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相关数据并阻止数据的进一步传播，其情形包括五种：（1）目的不再，当个人数据收集或处理的目的已经不再必要时；（2）撤回同意和期限届满，即数据主体根据第6条第（1）款第（a）项撤回同意的，或者数据储存期限届满，没有任何法律基础支持数据继续处理的；（3）法庭或有关机构做出删除的最终裁定或决定；（4）反对，即数据主体根据第19条反对数据的处理，除非数据的处理对保护主体的根本利益至关重要，或是为了公共利益等原因；（5）数据违法收集的情形。

3.被遗忘权的限制。被遗忘权并非绝对的权利，新法案也详细规定了限制情形：（1）言论自由的行使；（2）符合欧盟或成员国保留数据的义务；（3）公共卫生目的；（4）出于历史、统计和科学研究的目的；（5）数据控制者无需删除，但需以一种不能被任何人通常获取、收集和改变的方式来限制数据处理的情形，具体又包括五种：主体对数据的准确性提出质疑，但控制者在特定时间内能够更正的；数据控制者不再需要保留个人数据去完成特定目的，但需要保留它们作为证据的；数据的收集不合规范，但主体反对删除，仅要求限制它们的使用；法庭或有关机构做出限制数据处理的最终裁定或决定；主体要求把数据转移到另一个系统的；本法生效前就已经安装，不容许删除的特定储存技术的情形。

4.数据控制者的义务。当主体行使被遗忘权时，数据控制者应该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去删除数据。如果数据没有正当理由被公开或传送给第三方，原始数据控制者还应通知第三方，确保数据被删除。控制者应该告知主体，相关第三方可能采取的措施。

5.法律责任。为了更好地保障被遗忘权得到执行，新法案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律责任。任何人不遵守被遗忘权的规定，或没有落实机制保证时限，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通知第三方的话，监管机构可以处以最高2000万欧元或者企业全球年营业额的4%的罚款。这对于谷歌或脸谱这样的全球性互联网巨头来说，是十分高昂的。

三、被遗忘权的价值争议：隐私与自由的冲突

自欧盟2012年在新草案中提出被遗忘权以来，各方争议不断。这种分歧在欧盟与美国之间尤为明显。总的来说，欧盟对待被遗忘权更为积极。欧盟官方明确将被遗忘权纳入新草案，并于2016年正式通过该草案。“谷歌西班牙案”也证实了欧盟的这一立场，时任欧盟司法专员的雷丁女士更是称该判决是“欧洲个人数据保护的一次显著胜利”。[32]欧盟成员国也多持肯定态度。[33]早在2012年新草案出台前，一些成员国已经在尝试确立被遗忘权。如法国，2010年10月13日，在国务秘书的召集下，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一些互联网企业一起签署了一项关于被遗忘权方面的宣言。[34]尽管此宣言还不是法律，但已经彰显法国政府确立被遗忘权的决心。而欧盟民众，对被遗忘权更是热情高涨。2012年新草案出台前，据民调显示，欧盟有75%的民众希望享有被遗忘权，以便能按照自己意愿删除网络个人信息。[35]“谷歌西班牙案”后，谷歌出台了在线申请程序，欧盟每天都有上千人申请行使被遗忘权。[36]

与此不同的是，美国对待被遗忘权的态度并不那么友好。华盛顿方面早前就对被遗忘权表示强烈批评，认为其可能会伤害经济，影响犯罪活动的打击。[37]谷歌首席隐私法律顾问也明确表示，被遗忘权是欧盟官员们的“胡思乱想”，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言论自由冲突。[38]著名学者杰弗里·罗森教授更是直言，“被遗忘权是互联网言论自由接下来十年最大的威胁”。[39]在美国看来，被遗忘权赋予主体删除网络数据的权利，其对象不仅包括自己公开的数据，还指向第三方发表的言论，这自然与言论自由冲突。实践中，被遗忘权的具体执行，主要是由用户直接向网络服务商提出申请，网络服务商承担审查义务，这让谷歌等互联网公司从中立服务方变成了审查者。可预见的结果是，谷歌等互联网公司为避免高额罚款必定会宽泛对待用户的删除申请，最终对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减少“意见市场”。[40]尽管欧盟2016年新法案对被遗忘权设置了言论自由的例外，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标准，究竟例外的范围是宽是窄还不明朗。[41]此外，美国学者还担心，欧盟法院在处理个人数据保护和言论自由时，会偏向前者。[42]

美国与欧盟在被遗忘权问题上的巨大分歧，背后体现的是两者对待个人隐私保护的差异。总的来说，欧盟国家更注重个人隐私保护，认为隐私权关系人格尊严，是一项“基本权利”，政府应给予高度重视；而美国通常认为隐私是一项“基本价值”，相比较隐私，他们更倾向于保护言论自由。[43] 惠特曼教授就曾经指出，欧洲国家与美国对待隐私的差异，体现了西方关于隐私的两种文化，即尊严（dignity）与自由（liberty）。一方面，欧洲国家更多地将隐私理解为人格尊严，认为其主要的危险在于大众传媒；另一方面，美国则倾向于将隐私与言论自由联系在一起，认为其最大的威胁来自政府。[44]有学者认为，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欧洲国家经历了“盖世太保”和“东德秘密警察”事件，这两者都是借助个人信息来维系他们的控制，因而欧盟人民非常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而美国并没有经历此类事件，相反，他们是在反对英国政府的浪潮中独立的，他们更加看重言论自由。[45]欧盟重视隐私保护，将隐私权写入《欧盟基本权利宪章》，而美国则用《宪法》第一修正案重申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差异，让欧盟与美国在被遗忘权问题上态度截然对立，具体又体现在以下方面：

1.罪犯的隐私保护。欧盟和美国在罪犯的隐私保护上非常不同。德国、法国、西班牙等欧盟国家更重视罪犯的隐私保护，服刑完毕的罪犯，有权淡出公众视野，媒体不得再旧事重提。如德国，2009年，一对德国兄弟沃尔夫冈·沃勒和曼弗莱德·劳勃针对维基百科提起诉讼，原因是维基百科词条中提到了两人1990年杀害著名演员沃尔特·赛德马耶的犯罪记录，德国法院最后支持了他们的删除请求。[46]在西班牙，数据保护局也曾多次命令谷歌删除一些过时的新闻搜索链接，因为后者披露了当事人以往的犯罪记录，侵犯了他们的隐私。甚至，西班牙还设有一个专门的司法档案中心，负责保证所有司法判决在公开前，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姓名。[47]此外，英国、法国、意大利等都有类似规定和判例。[48]

而在美国，通过“考克斯广播公司诉科恩案”等案件，联邦法院确立一项规则，即新闻媒体有责任报道政府的活动（包括司法程序），披露真实犯罪记录的行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除非原告能证明存在比言论自由更高的利益。[49]在“盖茨诉探索通信公司案”中，原告曾因帮助谋杀而被定罪。出狱多年后，被告的一家电视台播出了有关原告谋杀犯罪的纪录片，原告主张隐私受到侵犯，于2004年提起诉讼。在庭审中，原告要求法庭考虑其犯罪行为已时隔多年，但法庭拒绝采纳，认为联邦法院此前的规则是建立在公共记录本身的性质上，而不是记录的新旧。[50]换言之，在美国，媒体真实合法地披露他人犯罪记录的行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即使犯罪记录是非常古老的或者被提及的人物并非案件的主要当事人也是如此。[51]

2.时间因素。在美国，公共利益（如新闻价值）通常并不会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减弱，这与被遗忘权存在根本矛盾。[52]事实上，美国也很少有成功的例子证明，一项报道随着长时间的过去而被认为是侵犯隐私。如2010年末，原告哈维·普利茨针对《加利福利亚日报》的主编拉杰什·斯里尼瓦萨提起诉讼，原因是后者拒绝删除关于他儿子的报道，造成他和他妻子精神痛苦。这篇报道已经超过四年了，主要是讲述原告儿子查尔斯在旧金山一家脱衣舞俱乐部喝的烂醉的事情。后来，原告儿子被所在足球俱乐部停职，不久因为私人原因离开，最后于2010年6月去世。死后一个月，原告联系了被告，要求后者删除网站上关于他儿子的报道，但遭到了拒绝。诉讼中，法官对原告表示同情，但认为其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起诉被告。[53]此外，在“西迪斯案”[54]中，一名男子儿童时期曾因智力超群而受到媒体大量关注，20年过去，法院裁定该事情仍具有新闻价值。

然而，欧盟的态度很不一样，长时间的流逝会让个人信息变得过时而不再相关，主体因而可以主张删除。“谷歌西班牙案”中，冈萨雷斯先生正是基于此点赢得了诉讼。此外，欧盟还存在许多类似例子。如在西班牙，1991年，一名叫吉多蒂·胡果的整容医生，与他的病人发生一起纠纷，病人指责胡果医生整容技术低劣，这件事情被登上了报纸。21年过去，当胡果医生用谷歌搜索自己名字时，这篇报道仍然出现在搜索结果的第一页。胡果医生认为这些报道是过时的，造成了他名誉和经济损失。最后，西班牙数据保护局支持了他的删除请求。[55]

3.网络服务商的法律定位。在欧盟，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在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方面承担较重的法律义务。实践中，谷歌等互联网公司经常被判定为侵犯隐私权。如在“谷歌西班牙案”之前，西班牙数据保护局就已经受理了80多件要求谷歌删除相关数据搜索链接的请求。[56]而在意大利，谷歌三名高管甚至因为容许一份虐待残疾儿童的视频放置在YouTube上而被判刑。[57]显然，欧盟把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的重点义务对象对准了网络服务商。此次，在被遗忘权问题上，新法案为谷歌等网络服务商设置了过重的审查义务，并规定了严苛的法律责任，延续了欧盟的一贯立场。

而在美国，搜索引擎等网络服务商是中立的第三方，并不承担对网络内容进行主动审查的义务。1996年的《通讯正当行为法案》第230条规定，任何网络服务商都无需为公开、传播第三方发布的言论负责，只要他们没有对言论的创造和发展提供帮助。[58]依据该法案，美国基本免除了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对用户发表的言论所引起的侵权责任，在数字时代有效地贯彻了言论自由的精神。欧盟被遗忘权迫使谷歌等互联网公司去主动审查网络言论的内容，势必对言论自由产生寒蝉效应。有学者认为，欧盟之所以力推被遗忘权，对谷歌等公司设置严苛的法律责任，主要是欧盟没有像谷歌、脸谱这样的本土性网络巨头，通过被遗忘权，既可以合法手段和形式达到牵制美国网络巨头信息控制能力的目的，顺便还能满足欧盟民众对被遗忘权的呼声，可谓一箭双雕。[59]

尽管美国对被遗忘权存有诸多异议，但绝非全然不可接受。一方面，美国人民有“被遗忘”的需求，[60]且也存在支持的案例。如在1931年“梅尔文诉里德案”[61]中，原告是一名家庭主妇，曾经当过妓女，被错误地指控谋杀，后来在审判中被无罪释放。7年后，她的故事被拍成电影《红色和服》。尽管法庭没有具体提及被遗忘权，但支持了原告的请求，认为被告使用原告真实姓名不当地侵害了原告回归社会的权利。[62]另一方面，美国已经在践行被遗忘权。如2012年3月29日，联邦贸易委员会发布《快速变革时代消费者隐私保护：针对企业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建议》，其中就提出要给予消费者“被遗忘权”的建议。[63]2013年，加利福尼亚州更是首推“橡皮擦”法案，要求脸谱、推特、谷歌等社交媒体巨头允许未成年人擦除自己的上网痕迹，以避免因年少不慎而引发的后续性问题。[64]此外，宽恕和遗忘作为人类的基本价值，也已经深入到美国法律制度当中，包括破产制度、征信、刑法在内，都体现了被遗忘权的精神。[65]正因如此，美国许多学者都在尝试性地提出解决或妥协的办法，[66]相信欧盟与美国不久会达成某种折衷协议。

四、被遗忘权的现实难题：规范和实践的审视

被遗忘权除遭遇损害言论自由的质疑外，还存在诸多实践难题。特别是“谷歌西班牙案”后，被遗忘权如何执行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一）被遗忘权的效力问题

1.被遗忘权的内容效力。被遗忘权意图赋予主体权利去删除那些过时、不相关或不再相关的数据，进而实现“被遗忘”的目的。然而，这个目标可能并不现实。一方面，实践中，主体行使被遗忘权主要针对的是谷歌等搜索引擎，要求删除的只是基于特定名字的搜索链接。如“谷歌西班牙案”，冈萨雷斯先生仅能要求谷歌删除基于其名字的搜索链接，文章本身并没有被删除。当人们用其他关键词进行搜索或直接进入《先锋报》网站进行搜索时，依旧可以找到那篇文章。而主体要删除原始网站上的文章，特别是新闻报道性质的数据，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另一方面，退一步说，就算原始网站同意删除相关数据，但依然没有完事。因为其他用户在之前的浏览过程中很可能已经复制或下载了这些数据，之后会发生什么就很难预测了。欧洲网络信息安全局就曾表示，被遗忘权在理论上可能是合理的，但其执行充满技术困难，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不可能阻止网络用户未经授权地复制数据。[67]换言之，在互联网时代，数据一旦上网，永远都不可能删除。[68]从这个角度看，被遗忘权至多是一种淡化记忆的措施，是一项“抑制和删除信息获取渠道的权利”，[69]而不能真正彻底地删除数据，实现“被遗忘”的目的。

2.被遗忘权的范围效力。“谷歌西班牙案”后，谷歌出台了在线申请程序，正式接受欧盟用户的删除申请，但其删除效力的范围仅限于欧盟境内。具言之，谷歌只是删除了欧盟境内的搜索链接，当用户用美国站点的谷歌搜索时，相关的搜索链接依旧存在。实践中，人们也总能通过切换搜索站点的方式找到自己想要的数据。英国东英格利亚大学法学讲师保罗·伯纳尔就说道：“谷歌西班牙案”后，人们使用谷歌更为灵活了，如果你在谷歌英国站点（Google.co.uk）上搜索不到需要的资料时，就可以使用美国站点（Google.com）搜索。[70]在网络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无疑让被遗忘权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近日，欧盟第29条数据保护工作组就欧盟司法法院在“谷歌西班牙案”中所立规则的适用出台了“指导意见”，要求谷歌将被遗忘权的执行效力范围扩至全球，而不是仅限于欧盟，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被遗忘权的目的。[71]然而，尽管一个全球性的适用可能更加符合被遗忘权的精神，但实践中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其他国家基于独立主权不会同意。此外，单个国家做出的删除链接的决定，如若能够施加给其他国家，那将是十分危险的。故此，一个仅仅适用于欧盟的态度可能更为可行。[72]

（二）被遗忘权的权利主体层面

1.公共人物。欧盟新法案规定被遗忘权适用于所有自然人。实践中遭遇的问题是，公司高管、政府官员等公共人物是否也享有被遗忘权？他们行使被遗忘权有没有特别限制？被遗忘权提出时，人们就担心其可能成为某些有劣迹的公共人物用来抹去过往不光彩历史的工具。“谷歌西班牙案”后，谷歌也确实收到了一些公共人物要求删除过往不光彩历史的申请，并有支持的例子。如近日，BBC记者罗伯特·派斯顿发现，其在2007年发表的关于美林证券公司CEO斯坦·奥尼尔因深陷次贷危机而被免职的文章被谷歌从搜索结果中删除；英国《卫报》记者也发现其六篇报道被谷歌从搜索结果中删除，其中三篇是关于英格兰足球联赛裁判沃克尔操作比赛的报道。随后，英国BBC、《卫报》、《每日邮报》等都对谷歌的删除行为表示强烈不满。[73]显然，公共人物在被遗忘权问题上需要谨慎对待。“指导意见”认为，被遗忘权的主体包括公共人物，当他们要求删除的数据涉及个人健康、家庭成员等私人性质的信息时，毫无疑问，他们也能通过被遗忘权寻求保护。但最为一般的规则是，如果申请者是公共人物，他们申请删除的信息通常不被视为私人信息，除非有强烈的证据证明这些信息是私人的。[74]

2.罪犯与恐怖分子。实践中，公众不仅担心政府官员等公共人物会滥用被遗忘权，也害怕罪犯和恐怖分子会滥用被遗忘权。近日，英国文化部长萨吉德·贾维德先生就警告说，罪犯们正在利用被遗忘权来删除他们过往的犯罪历史记录，即使他们当中许多人之后还犯有其他罪行或是累犯，恐怖分子也在要求谷歌删除那些报道他们行动的文章。[75]这不禁让人深思，罪犯和犯罪分子能否享有被遗忘权？有人主张，被判刑的罪犯有权回归社会，被遗忘权理应适用于他们，并且无需考虑犯罪的严重性，只要其犯罪记录不涉及公共利益。但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被遗忘权的适用应考虑具体情形。对于恋童癖者或性犯罪的罪犯，被遗忘权不应该适用，因为受害的女孩或未成年人的利益高于这些罪犯的权利。[76]也许较为妥当的办法是，与公共人物一样，恐怖分子和罪犯除非能证明其要求删除的是私人性质的数据，否则不能主张被遗忘权。至于贾维德先生警告说罪犯和恐怖分子正在大肆滥用被遗忘权的糟糕局面，目前还没有证据支持此种说法。具体理由有：（1）“谷歌西班牙案”本身并没有涉及罪犯和恐怖分子，冈萨雷斯先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欧盟司法法院的规则也清晰地表明，只有那些过时或不再相关的信息才能删除，并且不能涉及公共利益。（2）依据欧盟司法法院的判决，主体申请删除的并不是故事本身，只是基于特定名字的搜索链接，因而罪犯和恐怖分子通过被遗忘权“漂白过去”的可能性不大。[77]（3）谷歌在审查被遗忘权申请时有一定判断标准，从谷歌最近的透明度报告看，被删除的主要是社交媒体的网页，很少涉及新闻报道。而示例中有关犯罪分子的删除申请，谷歌也没有同意。[78]

（三）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方面

1.义务主体的范围。“谷歌西班牙案”中，冈萨雷斯先生原本要求删除的对象包括《先锋报》和谷歌，最后只有谷歌承担了删除义务，《先锋报》不在其列。我们不禁要追问：（1）被遗忘权是否仅适用于搜索引擎公司，其他类型的网络服务商能否适用？从欧盟新法案第17条来看，被遗忘权的义务对象是所有的数据控制者，包括搜索引擎和其他互联网公司。“谷歌西班牙案”中，西班牙数据保护局之所以没有要求《先锋报》删除报道，是基于言论自由的例外，而非否定其适用被遗忘权的可能。故而，当条件满足时，其他类型的网络服务商也能成为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2）搜索引擎有内部与外部之分，被遗忘权对于网站内部的搜索引擎是否也适用呢？如微博，它并非专门的搜索引擎，但有自己内部的搜索功能，被遗忘权是否也能适用？对此，“指导意见”认为，网站内部的搜索引擎并不产生与外部搜索引擎相同的效果。一方面，用户通过网站内部搜索引擎只能搜索特定网站内的消息；另一方面，内部网站的搜索结果并不能建立一个“完整的形象”，不会对主体产生严重影响。因而，被遗忘权并不适用内部搜索引擎，特别是新闻网站的内部搜索工具。[79]

2.审查义务的配置。被遗忘权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应该由谁来审查主体的删除申请。有学者认为，被遗忘权涉及七类主体，分别是信息指向的主体（冈萨雷斯先生）、出版者（《先锋报》）、搜索引擎（谷歌西班牙）、搜索引擎使用者（公众）、国家数据保护机构（西班牙数据保护局）、国家司法机关（西班牙高级法院）以及欧盟司法法院。其中，最有资格去管理或屏蔽信息的应该是出版者，他们若参与删除信息，可以更为高效，并且不会创造任何“史翠珊效应”。[80]然而，实践中，欧盟将审查被遗忘权申请的重担几乎全部放在搜索引擎身上，出版者仅仅是被告知搜索链接被删除了，甚至这种通知义务都在被讨论中，这让各界多有质疑。因为，对被遗忘权申请的审查涉及各种基本权利的平衡，包括言论自由和隐私等重要权利，这个任务对法院、数据保护机构以及研究机构来说都是极具艰难的，显然不适合由私人性质的搜索引擎公司来完成。判决把搜索引擎变成了法官，让其负责去衡量一个主体的隐私权是否高于另一个主体的言论自由权，这个任务过于沉重了。[81]退一步说，就算谷歌具备了相应的审查能力，我们也不应完全信任，否则可能会出现谷歌操纵被遗忘权的危险。如近来有情况显示，谷歌在处理被遗忘权申请时存在“过度阐释”的问题。[82]在最近的伦敦会议中，[83]来自牛津大学互联网学院的卢西亚诺·弗洛里迪教授主张，主体必须首先向出版者提起申请，只有申请失败了才能向搜索引擎提请删除链接；若仍然失败了，才能向国家数据保护局或司法机关请求帮助；最后才可以向欧盟司法法院请求。[84]这一观点，颇值得赞同。

3.通知义务。主体向数据控制者主张被遗忘权时，数据控制者承担通知义务，包括第三方和公众两方面。根据欧盟新法案的规定，数据控制者在同意主体删除申请后，应该通知所有的第三方。但民主与技术中心认为，在开放的互联网场域，要数据控制者去确定并通知所有的第三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85]另外，通知原始网站还可能会引起二次曝光的问题。即在某些案件中，通知会让主体申请移除的内容重新公开，产生的不利影响甚至会超过信息本身。[86]“指导意见”认为，欧盟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中并没有条款规定搜索引擎必须要通知原始网站，因而谷歌并非一定要履行通知义务。但当搜索引擎需要充分了解申请的具体情况时，在采取所有必要的措施保护主体权利的前提下，可以联系原始网站。[87]而在通知公众层面上，实践中也有争议。“谷歌西班牙案”后，人们用谷歌搜索“马里奥·格斯蒂亚·冈萨雷斯”，会被通知“一些结果可能在欧盟数据保护法下已经被移除了”。这个通知看上去并无多大问题，与处理版权侵权时发出的通知相似。然而，公开某人的某些信息已经被删除链接的事实可能会制造麻烦。因为，其潜台词是某人通过努力要求谷歌删除了一些私人信息，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最终对个体造成伤害。[88]而如果不通知，虽然更符合欧盟司法法院的判决精神，但会让公众陷入一无所知的状态，即不仅你无法得到你想要的信息，甚至你都没有被告知你不能得到这些信息。结果是，你可能认为这些信息并不存在，就像一个渔夫没有钓到鱼，就认为河里没有鱼一样。[89]这显然存在巨大风险。

五、被遗忘权的中国应对：借鉴与本土化并重

（一）基本立场：积极对待被遗忘权

1.数字化技术和网络全球化让被遗忘权成为各国都需应对的难题。维克托教授在《删除：数字时代遗忘的美德》一书的中文版序中说道：互联网的全球化意味着，完整的数字化记忆以及“记忆成为常态”所带来的诸多挑战，不仅存在于伦敦和旧金山，在北京和上海也同样令人关注。跨越了地理上的界限，完整的数字化记忆正在挑战着我们所有人。[90]维克托教授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被遗忘权绝不仅仅是欧盟与美国需要讨论的话题。实践中，阿根廷、日本、俄罗斯等都在积极应对被遗忘权问题。[91]我国已经进行互联网时代，根据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此种背景下，数字化永久记忆带来的遗忘难题将不可避免。事实上，2016年6月，北京海淀区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被遗忘权案件”。[92]此外，欧盟将被遗忘权规则适用于所有在欧盟境内经营的自然人和企业，这意味着任何想要进入欧盟市场的企业都需要应对被遗忘权问题。“谷歌西班牙案”后，谷歌、雅虎、微软等美国互联网巨头都在积极出台相关在线申请程序，以便应对欧盟被遗忘权问题。[93]我国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头要想实现“走出去战略”，进入欧盟等实施被遗忘权的国际市场，必须要积极回应。

2.被遗忘权面临的利益冲突并非不可调和。自欧盟提出被遗忘权之日起，各方就担心其与言论自由、公众知情权、公共安全等公共利益冲突。其中，尤其担心被遗忘权会给言论自由制造寒蝉效应。然而，被遗忘权面临的此种利益冲突并不可怕，也不陌生，在过往名誉权、隐私权等传统人格权的保护过程中，我们就一直在处理类似的利益冲突问题，这也为实现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等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衡量提供了宝贵经验。被遗忘权从来都不是一项任意、绝对的权利，一方面，其行使有着各种限制条件，在主体上严格区分公共人物和一般公民，严防政府官员等公共人物利用被遗忘权来抹去过往不光彩历史，侵害公众知情权，在客体上也仅限于那些过时不再相关的个人信息，不会出现蓄意“改写历史”的窘境；另一方面，法律还为被遗忘权设置了各种例外，言论自由、公共卫生、科学研究等都是限制被遗忘权的重要事项。此外，被遗忘权的合理行使，不仅不会伤害公共利益，反而有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如维克托教授就认为，被遗忘权的行使有利于言论自由的实现。因为在一个言行被永久记录的数字时代，人们不得不时刻担忧和检讨过往的举动，这种对过去的恐惧必然导致主体“谨言慎行”，这才是言论自由的最大威胁。如果我们不得不担心，关于我们的所有信息，将会被保留的比我们的寿命更长，我们还会对琐碎的流言蜚语发表我们的观点吗？我们还会轻松地分享个人的经历吗？我们还敢做出各种政治评论吗？显然，未来可能遭遇到的悲剧会对我们现在的行为产生寒蝉效应。[94]而被遗忘权赋予人们删除那些过时不相关信息的权利，将人们从过去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增强了言论自由的能力。再比如，被遗忘权也有助于公众知情权的行使。在信息海量的大数据时代，公众知情权不仅体现在信息的数量上，更要关注信息本身的质量，即信息的准确性问题。被遗忘权帮助主体删除那些过时不相关、无涉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使得留存下来的资讯更符合主体现有的状态，减少了误导性信息，提高了信息的准确度，有利于公众知情权的维护。简言之，被遗忘权可能遭遇的各种利益冲突并不可怕，通过法律、政策、技术等手段完全可以控制和调和。

3.被遗忘权在我国存在直接的法律基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保护网络个人数据安全的呼声日益强烈。目前，我国有近40部法律、30余部法规，以及近200部规章涉及个人信息保护，其中不乏类似被遗忘权的条文。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36条就规定，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商采取删除、屏蔽、断开连接等必要措施，其中就有被遗忘权的影子。2012年12月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其中第8条规定，个人在网络信息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网络服务商采取删除等其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也同样与被遗忘权有所关联。2013年2月1日，工信部颁布的《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开始实施。《指南》将个人信息的处理过程分为收集、加工、转移、删除4个主要环节，其中，在删除阶段，主体有权要求删除其个人信息，情形包括具有正当理由、收集目的不再、期限届满、数据控制者破产或解散时无法履行个人信息处理目的等，并规定若删除措施会影响执法机构调查取证时，可采取适当的存储和屏蔽措施，这与欧盟被遗忘权已然十分相似。此外，被遗忘权根植于现有的隐私概念，而我国对于隐私权的保护已经较为成熟，被遗忘权有其存在的土壤。总言之，被遗忘权在我国是有直接法律基础的。

（二）被遗忘权的具体构造

1.从概念上看，被遗忘权应改为删除权。被遗忘权本身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法律概念，其英文表述为“right to be forgotten”，学者们常常将其与“right to oblivion”、“right to delete”、“right to erasure”、甚至是“right to forget”混用。[95]笔者认为，“被遗忘权”的概念并不能反映该权利的本质，改为删除权更为妥当。理由有：（1）被遗忘权的重点不在于“遗忘”，而在于“删除”，删除权更贴合权利实质；[96]（2）欧盟2012年新草案第17条使用的概念也并非“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被遗忘权），而是“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nd erasure”（被遗忘和删除权）。2013年，欧盟对新草案进行一读后，已将其改为“the right to erasure”（删除权）。而在2016年最终通过的版本中，欧盟虽然将“right to forgotten”（被遗忘权）增加进来，但放在“the right to erasure”（删除权）旁边括号内；（3）被遗忘权概念本身充满感性色彩，容易让人将其与“改写历史”、“审查”、“限制言论自由”等联系在一起。[97]有学者就指出，“被遗忘权”是一个不幸的极端标语化的名字，不足以反应它的法律渊源和实践影响。[98]因此，笔者建议将之改为删除权。

2.在法律性质上，被遗忘权应属于个人信息权的范畴，并非独立的新型具体人格权。对于被遗忘权的性质界定，学者们认识也不一致。意大利学者把其归入人格身份权（the right to personal identity），[99]瑞士则将之视为人格权的一种，[100]美国有的学者认为其是一项财产权，[101]有的学者则认为是隐私权。[102]笔者认为，被遗忘权涉及对象主要为个人信息，保护的是主体的人格尊严，因而具有人格权的属性，但不宜界定为独立的新型具体人格权。一则我国尚无这方面的司法和理论准备，二则被遗忘权主要是个人信息保护的一种手段，将其归入个人信息权的范畴更为合适。[103]个人信息权实质就是个人对自身信息资料的一种控制权或自决权（inform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right），具体又体现为自我决定和排除干涉两个方面，前者指权利人对于个人信息进行积极主动的商品化利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表现为主动利用型权利；后者则指在他人未经许可收集、利用其个人信息时，权利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更改或者删除其个人信息，以排除他人的非法利用行为或者使个人信息恢复到正确的状态，是一种被动防御型权利。换言之，个人信息权主体除了被动防御第三人的侵害之外，还可以对其进行积极利用。[104]被遗忘权赋予主体请求数据控制者删除网络社会中过时不相关信息的权利，以维护个人信息安全，属于个人信息权中消极防御权的一种。[105]此外，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被遗忘权常常被用来保护个体的名誉和隐私，但三者并非一回事。一方面，被遗忘权与名誉权不同，名誉权针对的通常是不真实的信息，而被遗忘权针对的可以是真实但可能不再相关或过时的信息；另一方面，被遗忘权与隐私权也有差异，隐私权涉及的往往是没有公开的私人的真实信息，而被遗忘权一般针对的是已经在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

3.具体构造的设想。被遗忘权的具体构造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包括权利主体、义务主体以及信息客体的界定。概言之，即解决究竟谁能就何种信息对谁主张权利的问题。[106]（1）在权利主体上，应区分三个层次：一是区分自然人与公司等法人组织，被遗忘权应只适用于自然人，不包括后者；二是区分公共人物与一般主体，对于前者应该持更为严格的标准，防止公共人物利用被遗忘权抹去过往不光彩记录；三是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应重点保护。（2）义务主体，被遗忘权的义务主体应为所有数据控制者，既包括谷歌、雅虎、百度等搜索引擎，也包括脸谱、微博、亚马逊、阿里巴巴等其他类型的互联网公司。但对于搜索引擎和原始网站应做区分，前者要求删除的仅仅是搜索链接，而后者则是内容本身。（3）适用客体，被遗忘权适用客体应为任何可以设别主体的个人信息，包括隐性数据和显性数据，前者主要是文字、照片等，后者则是通过“小甜饼”（Cookies）等技术储存的信息，包括用户的浏览器记录、输入法记录、网购行为、网络交易记录、视频观看记录、即时聊天信息、网络游戏记录等。[107]同时，应区分敏感数据和一般数据，对于前者保护应该更强。当然，这只是被遗忘权的初步设想，诸如被遗忘权的审查、例外、执行等还需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三）进一步的思考

被遗忘权只是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小插曲，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对信息的控制。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个人信息保护势必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对此，我们应以被遗忘权为契机，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制。

1.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当前我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虽然众多，但仍缺乏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种立法上的缺失，不利于国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影响我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也让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被动。当前国际贸易中，欧盟和美国在个人信息保护上常年处于主导地位，惯于以自己的标准来影响国际贸易，这种人为的贸易壁垒，对我们显然不利。[108]为此，我们应在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指导精神下，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以期维护我国信息安全。

2.成立专门的数据保护机构。专门的数据保护机构在保护个人信息方面作用巨大，欧盟各国都有自己专门的数据保护机构。一则可以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实施制定细则，二则可以监督数据控制者的行为，接受数据主体的申诉与仲裁救济。此外，在对外方面，还可以代表我国参与国际双边或多边有关个人数据保护的谈判。

3.加强数字技术建设。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件综合性工程，不仅涉及法律政策，还包括技术层面。如面对数字化永久记忆的种种挑战，为保障人们享有遗忘的权利，维克托教授就尝试性地提出定义数据储存的期限，一旦储存期限届满，数据将自动删除。[109]显然，这一对策就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撑。总之，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技术建设与法律政策同样重要，以技术对抗技术将成为今后个人信息保护的方向。

向上滑动阅览

参考文献：

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Laura Lagon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dham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Dec.7, 2012

3.Steven C. Bennet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econciling EU and US Perspectives,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0, Iss.1,2012.

4.Emily Shoor, Narrow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Why The European Union Needs To Amend The Proposed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9, No.1,2014.

5.Jeanne Hauch, Protecting Private Facts in France: The Warren & Brandeis Tort Is Alive and Well and Flourishing in Paris, Tul. L. Rev.,Vol.68,1994.

6.Gabriela Zanfir, Trac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short history of data protection law:The “new clothes” of an old right, the Computers,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conference, Brussels,Jan.22-24,2014.

7.Meg Leta Ambrose and Jef Ausloos,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cross the pond,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Vol.3, 2013.

8.Jeffrey Rosen,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64 Stan. L.Rev.Online,Vol.61,Feb.13, 2012,p.

9.Ashley Messenger, What Would A “Right to Be Forgotten” Mean for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 Law, Vol.29, 2012.

10.Jasmine E. McNealy, The Emerging Conflict Between Newsworthiness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N.Ky.L.Rev.,Vol.39,2012.

10. James Q. Whitman,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Dignity versus Liberty,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113, 2004.

11.Pere Simón Castellano,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under European Law: a Constitutional debate, Lex Electronica, Vol.16,No.1, 2012.

12.Ashley Messenger, What Would A “Right to Be Forgotten” Mean for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 Law, Vol.29, 2012.

13.Steven C. Bennet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econciling EU and US Perspectives, Berkeley J. Int’l Law, Vol.30, 2012.

14.Robert Kirk Walke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Hastings Law Journal, Vol. 64, 2012.

15.Edward L. Carter, Argentina’s Right To Be Forgotten,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27,Iss.1,2013.

16.杉谷眞：忘れてもらう権利―人間の「愚かさ」の上に築く権利, Law&Practice No.7,2013.

17.曲颂：《俄罗斯重视保护公民互联网隐私》，《人民日报》2016年1月8日。

18.李源：《全国首例“被遗忘权”案审结》，《中国妇女报》2016年6月3日。

19.郑文明：《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遗忘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5期。

20.Paul A. Bernal, A Right to Delete?,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Vol.2, No.2, 2011.

22.Napoleon Xanthoulis,The Right To Oblivion In The Informationage: A Human-Rights Based Approach, Us-China Law Review,Vol.10,2013.

23.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

24.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

25.朱巍：《大数据时代，被遗忘的“被遗忘权”》，《法治周末》2014年11月25日。

注释

[1] 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2] See Laura Lagon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dham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Dec.7, 2012, p.1

[3] See J.D. Lasica, The Net never forgets, Salon, Nov.26,1998. 

[4] See Jeffrey Rosen, The Web Means the End of Forgetting, N.Y.Times Mag, July 25,2010.

[5] 欧盟2012年提出了新的个人数据保护法草案，试图取代1995年施行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2016年4月，欧盟最终通过了这一草案，预期2018年对各成员国正式生效。See Article 17,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2；Article 17,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6。

[6] See Case C-131/12, Google Spain SL and Google Inc. v. Agencia Españ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nd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7] See Christopher Kuner,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 Judgment on Data Protection and Internet Search Engines: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Challenges, Studies of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Luxembourg for International, European and Regulatory Procedural Law, Nomos/Brill 2015, September 15,2014,p1.

[8] See Indra Spieker genannt Döhmann and M. Steinbels, Der EuGH erfindet sich geradeneu, Verfassungsblog, May 14,2014.

[9] See Eric Posner, We all hav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Slate, May 14, 2014.

[10] See Stewart Baker, Contest! Hack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7,2014.

[11] See Sophie Curtis and Alice Philipson, Wikipedia founder: EU’s right to be forgotten is “deeply immoral”, The Telegraph, Aug.6,2014.

[12] See Rory Cellan-Jones, US v Europe - a cultural gap on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BBC News, May 15,2014;Steven C. Bennet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econciling EU and US Perspectives,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0, Iss.1,2012,p.161-195.

[13] 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页。

[14] See Steven C.Bennet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econciling EU and US Perspectives,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0, Iss.1, 2012,p.162.

[15] Se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on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M(2010) 609 final of November 4,2010, p.8.

[16] Article 17,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2.

[17] Article 17,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6.

[18] See Emily Shoor, Narrow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Why The European Union Needs To Amend The Proposed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39, No.1,2014,p.492.

[19] See Jeanne Hauch, Protecting Private Facts in France: The Warren & Brandeis Tort Is Alive and Well and Flourishing in Paris, Tul. L. Rev.,Vol.68,1994,p.1261.

[20] See Gabriela Zanfir, Trac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the short history of data protection law:The “new clothes” of an old right, the Computers, Privacy and Data Protection conference, Brussels,Jan.22-24,2014, p.1-21.

[21] See Viviane Reding, The EU Data Protection Reform 2012: Making Europe the Standard Setter for Modern Data Protection Rules in the Digital Age, Innovation Conference Digital, Life, Design, Munich, Jan.22,2012.

[22] Section 26, Bundesdatenschutzgesetz 1977.

[23] Article 36-38, Loi relative a l’informatique, aux fichiers et aux libertés 1978.  

[24] Article 24, Data Protection Act 1984.

[25] Section 33, Wet Persoonsregistraties 1989. 

[26] See Meg Leta Ambrose and Jef Ausloos,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cross the pond,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Vol.3, 2013,p.7.

[27] Article 6(1)(e),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1995; Article 17(1)(a),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6.

[28] Articl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Opinion 15/2011 on the Definition of Consent, July 13, 2011.

[29] Article 7,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1995; Article 17(1)(b),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6.

[30] Article 12(b),14, 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 1995.

[31] Article 17,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2016.

[32] See Rory Cellan-Jones, EU court backs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 Google case,BBC News, May 13,2014.

[33] 欧盟成员国对于被遗忘权还是比较积极的，但英国除外。2014年7月23日，英国上议院发布对欧盟被遗忘的评估报告，指出被遗忘权在原则上具有误导性，实践中也不可行。See the House of Lords, EU Data Protection law: a “right to be forgotten”?, July 23, 2014, p.22.

[34] Secrétariat d’Etat chargé de la Prospective et du 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numérique ,Charte du droit à l’oubli dans les sites collaboratifs et les moteurs de recherche,Oct.13, 2010.

[35] See EuropeanCommission, DataProtection:Europeans share data online, but privacy concerns remain,new survey,Brussels, June 16, 2011. 

[36] 从2014年5月29日起，截止到2015年底，谷歌就已收到348085项行使被遗忘权的申请，评估的网址总数高达1234092。其中，同意移除的网址数占42%。

[37] See Ella Ornstein,US Lobbyists Face Off with EU on Data Privacy Proposal, Speigel Online,Oct.17,2012.

[38] See Peter Fleischer, Foggy Thinking About The Right To Oblivion, Blogspot,Mar.9, 2011.

[39] See Jeffrey Rosen,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64 Stan. L.Rev.Online,Vol.61,Feb.13, 2012,p.88.

[40] 意见市场理论（the marketplace of ideas）由霍姆斯1919年首次提出，主张意见也存在市场，容许各种信息在意见市场中竞争，真相自然会慢慢浮现。See Stanley Ingber,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A Legitimizing Myth,Duke.L.J,Vol.1, 1984,p1-91.

[41] See Ashley Messenger, What Would A “Right to Be Forgotten” Mean for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 Law, Vol.29, 2012, p.31.

[42] See Jasmine E. McNealy, The Emerging Conflict Between Newsworthiness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N.Ky.L.Rev.,Vol.39,2012,p.123.

[43] See Laura Lagon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dham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Dec.7, 2012, p.1

[44] See James Q. Whitman, The Two Western Cultures of Privacy: Dignity versus Liberty,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113, 2004,p.1219.

[45] See Adam Liptak, When American and European Ideas of Privacy Collide, N.Y. Times, Feb.28, 2010.

[46] See John Schwartz, Two German Killers Demanding Anonymity Sue Wikipedia’s Parent, N.Y. Times, Nov.13, 2009.

[47] 只有西班牙宪法法院（Tribunal Constitucional）和欧盟司法法院的判决才会以真实的姓名公开。在特定时间过后，犯罪记录将储存在独立的系统，而查询相关犯罪记录也是有权限限制的，只有西班牙法院和警察能够看到。这也充分保障了罪犯的隐私权。See Pere Simón Castellano,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under European Law: a Constitutional debate, Lex Electronica, Vol.16,No.1, 2012, p.15-16.

[48] 如英国的“玛丽·贝尔案”，1965年，年仅11岁的玛丽（Mary）杀害了另外两个孩子。1980年，重获人身自由的她，以一个新的身份重新开始生活，但新闻媒体对此很感兴趣，披露报道其过往的犯罪记录。法庭认为，相比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原告的隐私权利更为重要。意大利也有类似司法实践。See Ashley Messenger, What Would A “Right to Be Forgotten” Mean for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 Law, Vol.29, 2012, p.29-31.

[49] 这些案件包括Cox Broadcasting Corp. v. Cohn 420 U.S. 469 (1975);Oklahoma Publishing Co. v. District Court for Oklahoma County 430 U.S. 308 (1977);Landmark Communications, Inc. v. Virginia. 435 U.S. 829 (1978);Smith v. Daily Mail Publishing Co 443 U.S. 97 (1979) ;Florida Star v. B.J.F., 491 U.S. 524 (1989); Bartnicki v. Vopper 532 U.S. 514 (2001)等。See Jasmine E. McNealy, The Emerging Conflict Between Newsworthiness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Northern Kentucky Law Review, Vol.39,2012,p.123.

[50] See Gates v. Discovery Commc’ns, 101 P.3d 560 (Cal. 2004).

[51] See Ashley Messenger, What Would A “Right to Be Forgotten” Mean for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m. Law, Vol.29, 2012, p.34.

[52] See Jasmine E. McNealy, The Emerging Conflict Between Newsworthiness And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Northern Kentucky Law Review, Vol.39, No.2, 2012, p.128.

[53] See Purtz v. Srinivasan, No. 10CESC02211 (Fresno Co. Small Cl. Ct. Jan.11,2011),

[54] See Sidis v. F-R Publishing Corp113 F. 2d 806 (2d Cir. 1940).

[55] See Greg Sterling, Google Confronting Spain’s “Right To Be Forgotten”, Search Engine Land, March.8, 2011.

[56] See Paul Sonne, Max Colchester and David Roman, Plastic Surgeon and Net’s Memory Figure in Google Face-Off in Spain, Wall St. J, Mar.7,2011.

[57] See Benny Evangelista, Italian court convicts Google execs over video,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25, 2010.

[58] Artice 230, 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59] 参见陈昶屹：《“被遗忘权”背后的法律博弈》，《北京日报》2014年5月21日。

[60] 如美国的消费者团体就要求谷歌引入欧盟被遗忘权，以便充分保护消费者的消费数据安全。See Liam Tung, US consumer group asks Google to import Europe’s right to be forgotten, Zdnet,Oct.17, 2014.

[61] See Melvin v. Reid 297 P. 91 (Cal. Ct. App. 1931).

[62] See Steven C. Bennet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econciling EU and US Perspectives, Berkeley J. Int’l Law, Vol.30, 2012, p.170.

[63] FTC, Protecting Consumer Privacy in an Era of Rapid Change:Recommendations For Businesses and Policymakers, 2012,p.24.

[64] See Kathleen Miles, Teens Get Online “Eraser Button” With New California Law Los Angeles, Huffingtonpost, Sep.24,2013. 

[65] See Steven C. Bennet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econciling EU and US Perspectives, Berkeley J. Int’l Law, Vol.30, 2012, p.167-168.

[66] 许多美国学者都在寻求折衷的方法，如有学者主张将被遗忘权的适用范围限制在非表达性内容上（non-expressive content），这样就避免了与言论自由冲突的问题；有学者主张只有采取合同规制(contracting)的方式，才能解决欧盟与美国的冲突；而有的学者则主张欧盟与美国双方需在实体与程序规范上进行协调。See Laura Lagone,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Fordham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Dec.7, 2012, p.22-24；Robert Kirk Walker,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Hastings Law Journal, Vol. 64, 2012,p.278-284；Steven C. Bennett,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econciling EU and US Perspectives, Berkeley J. Int’l Law, Vol.30, 2012, p.168-192.

[67] See Problems with the EU’s proposed “right to be forgotten”, Info Security ,Nov.20,2012.

[68] See Juricadujmovic, You will never, ever be “forgotten” on the Internet, MarketWatch, May 30, 2014. 

[69] See Juliette Garsid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s a false right, Spanish editor tells Google panel, The Guardian, Sept.9, 2014.

[70] See Gary Price, European Union Wants Google to Remove “Right to Be Forgotten” Material From All Google Search Sites Worldwide, INFO docket, Nov.26, 2014.

[71] 欧盟第29条数据保护工作组（Artic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是根据1995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第29条成立的组织，主要是为欧盟数据保护提供建议等。Artic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Guidelin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Judgment On “GOOGLE SPAIN AND INC V. AGENCIA ESPAÑ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C-131/12, 26 November 2014,p.2.

[72] See Luciano Floridi,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 the road ahead, the Guardian, Oct.8, 2014.

[73] 参见李立娟：《英媒谴责谷歌滥用“被遗忘权”》，《法制日报》2014年7月8日。

[74] Artic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Guidelin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Judgment On “GOOGLE SPAIN AND INC V. AGENCIA ESPAÑ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C-131/12, 26 November 2014,p.2.

[75] See Nicholas Watt and Mark Sweney Sajid Javid, terrorists and criminals are exploiting “right to be forgotten”, The Guardian, Nov.11, 2014. 

[76] See Juliette Garside, Right to be forgotten is a false right, Spanish editor tells Google panel, The Guardian, Sep.9,2014.

[77] See Paul Bernal,To suggest terrorists are us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online is absurd,The Guardian, Nov.13, 2014.

[78] 在个人要求谷歌从搜索结果中移除的网址总数中，排名前十的基本是社交网站，包括Facebook、Badoo、Twitter等。而在给出的示例中，某位男士要求删除20个链接，原因是这些链接指向的文章提到了其利用职务便利实施金融犯罪而被捕一事。对此，谷歌并没有同意其删除请求。http://www.google.com/transparencyreport/removals/europeprivacy/，2015—04—15。

[79] Artic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Guidelin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Judgment On “GOOGLE SPAIN AND INC V. AGENCIA ESPAÑ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C-131/12, 26 November 2014,p.8.

[80] 史翠珊效应（Streisand effect）为互联网出现后新生现象之一，指试图阻止大众了解某些内容，或压制特定的网络信息，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使该事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See Luciano Floridi, Right to be forgotten: who may exercise power, over which kind of information?, The Guardian,Oct.21, 2014.

[81] See Justin Brookman, Euro Security Experts Deem “Right to be Forgotten” Impossible, Center for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Dec.4, 2012.

[82] See Matthew Weaver, Google “learning as we go” in row over right to be forgotten,the Guardian, July 4, 2014.

[83] 在谷歌行政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带领下，由十人组成的谷歌伦理咨询委员会（ethics advisory council） 发起了一个跨越七个欧洲城市的咨询会，去讨论数据保护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就被遗忘权的实施展开讨论。See Julia Powles, Google’s grand European tour aims to map out the future of data ethics, the Guardian,September.10,2014.

[84] See Luciano Floridi, Right to be forgotten: who may exercise power, over which kind of information?, The Guardian, Oct.21,2014.

[85] 民主与技术中心（The 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是成立于美国华盛顿区的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它们的宗旨是促进互联网的开放、创新和自由发展。 See The Center for Democracy & Technology, CDT Analysis of the Proposed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Mar.28, 2012.

[86] See David Smith, Update on our response to the European Google judgment,the Guardian,August.7, 2014.

[87] Artice 29 Data Protection Working Party, Guideline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Judgment On “GOOGLE SPAIN AND INC V. AGENCIA ESPAÑOLA DE PROTECCIÓN DE DATOS (AEPD) AND MARIO COSTEJA GONZÁLEZ” C-131/12, 26 November 2014,p.10.

[88] See Elizabeth Smythe,Will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ruling affect candidate background checks?, The Guardian, July 25,2014.

[89] See Luciano Floridi, Google ethics tour: should readers be told a link has been removed?, the Guardian, Sep.29,2014.

[90] 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5页。

[91] 在阿根廷，被遗忘权问题已经引起诸多关注，“弗吉尼亚·达昆哈诉雅虎和谷歌案”让被遗忘权成为阿根廷司法界必须正视的难题，学者对于被遗忘权的讨论也日渐炙热。在日本，被遗忘权也成为学界和司法界关注的焦点。2014年10月11日，一名男子在用谷歌搜索自己名字时，发现总共约有230条消息暗示其参与过去的一起刑事犯罪，随后对谷歌公司提起诉讼，东京地区法院裁定谷歌败诉，要求谷歌删除其中的120条消息的搜索链接。而在俄罗斯，自2016年1月1日起，俄罗斯公民将享有被遗忘权。See Edward L. Carter, Argentina’s Right To Be Forgotten, Emor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27,Iss.1,2013,p23-39; 杉谷眞：忘れてもらう権利―人間の「愚かさ」の上に築く権利, Law&Practice No.7,2013,p.153-176；曲颂：《俄罗斯重视保护公民互联网隐私》，《人民日报》2016年1月8日。

[92] 虽然最终结果是原告败诉，但这充分说明，我国公民对于网络被遗忘权有需求。参见李源：《全国首例“被遗忘权”案审结》，《中国妇女报》2016年6月3日；王融：《没有“删除权”何谈“被遗忘” 》，《上海法治报》2016年6月22日。

[93] See Chris Merriman, Bing and Yahoo join Google in “right to be forgotten” takedowns, The Inquirer, Dec.01,2014.

[94] 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删除：大数据取舍之道》，袁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8页。

[95] See Napoleon Xanthoulis, The Right to Obliv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 Hu-Man-Rights Based Approach, Us-China Law Review,vol.10, 2013,p.86. 转引自郑文明：《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遗忘权》，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5期。

[96] 参见郑文明：《数字遗忘权的由来、本质及争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3日。

[97] See Paul A. Bernal, A Right to Delete?,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Technology, Vol.2, No.2, 2011.p.2.

[98] See Julia Powles and Luciano Floridi,A manifesto for the future of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debate,ICO Blog,July 22, 2014.

[99] See Giorgio Pino, The Right to Personal Identity in Italian Private Law: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and Judge-Made Rights, The Harmonization Of Private Law In Europe, M.Van Hoecke and F.Ost,eds., Hart Publishing, Oxford,2000, p.225-237. 

[100] See Franz Werro, The Right to Inform v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A Transatlantic Clash, Georgetown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 No.2,2009,p291.

[101] See Julie E. Cohen, Examined Lives: Informational Privacy and the Subject as Object, Stan. L.Rev.,Vol.52, 2000,p.2000.

[102] See Napoleon Xanthoulis,The Right To Oblivion In The Informationage: A Human-Rights Based Approach, Us-China Law Review,Vol.10,2013,p97-98.

[103] 杨立新教授也主张被遗忘权不宜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认为在理论上，应当将被遗忘权作为个人信息权的内容。但考虑到司法实务的现实，目前宜将被遗忘权作为隐私权的内容，依据现有法律，以保护隐私权的法律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并认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参见杨立新、韩煦：《被遗忘权的中国本土化及法律适用》，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

[104] 参见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

[105] 个人信息权兼具积极主动利用和消极被动防御两个方面，在利用方面，个人信息权更多地展现其财产属性的一面，体现了人格权商品化利用的趋势；在防御方面，个人信息权则主要表现为维持个人信息内容的完整和正确，保障个人人格利益和人格尊严，体现其人格权的属性。需要说明的是，被遗忘权仅仅是个人信息权中防御权的一种，后者还包括更正权、补充权、封锁权等。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4页。

[106] See Luciano Floridi, Right to be forgotten: who may exercise power, over which kind of information?,The Guardian,Oct.21, 2014.

[107] 参见朱巍：《大数据时代，被遗忘的“被遗忘权”》，《法治周末》2014年11月25日。

[108] 特别是欧盟，自1990年以来，在全球隐私保护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995年的《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就为公司信息处理建立了国际性的标准。正如《华尔街杂志》所说，“欧盟的隐私规则越来越在塑造全球商业运行模式”。See David Scheer, For Your Eyes Only — Europe’s New High-Tech Role: Playing Privacy Cop to the World, Wall St. J., Oct.10,2003.

[109] See Victor Mayer-Schönberger, Useful Void: The Art of Forgetting in the Age of Ubiquitous Computing,Working paper RWP07-022,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April 2007, p.17.

感谢作者授权

本文仅作学习交流之用

 Joan Miró 

往期荐读

编辑：钟柳依

欢迎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