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宪《戴花》研究小辑||李嘉懿：被正视的渴望——论水运宪《戴花》中的工人尊严

被正视的渴望

——论水运宪《戴花》中的工人尊严

文/李嘉懿

在共和国工业文学史的脉络中，电机厂工人出身的水运宪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成名作《祸起萧墙》深刻揭示了新时期工厂改革面临的驳杂弊病，塑造了艰难涉水的改革先驱干部形象，与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洁《沉重的翅膀》等作品共同构成了新时期工业改革文学的经典之作。水运宪的新作《戴花》再次将笔触伸向他熟悉的工厂，通过分配到熔炉班的大学生杨哲民与他师父老班长莫正强为当选劳模而努力“戴花”的经历，串联起电机厂工人、领导与入厂大学生们工作与生活中的世态人情，生动鲜活地展现了共和国工厂的历史风貌。不同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崇高宏大的工业小说和新时期的工厂改革文学，这部更多聚焦于工人生活本身的作品，关注的是日常的人之境遇与劳动价值，摆脱了身份写作的既有限制与陈旧话语。

我国工业小说的成就与乡土文学相比相形见绌是学界的普遍共识。“反映工业化进程，并主要以工人形象塑造为主要任务的文学书写，在体量方面依然相对薄弱，叙事模式和审美观念上也显得单一。”《戴花》从过去将工人设置为工厂建设和工业时代发展工具的束缚中跳出来，从要么充满理想热情赞颂要么暴露现实尖锐批判的二元态度中解放出来，如实记录了时代洪流中人物的个体命运，为我国较薄弱的工业文学砌上了一块厚实的砖瓦。作者早年的工人身份和经历不仅使他塑造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工人形象，在真切的劳动和生活细节中展现出普通工人真实的生活图景，更充盈着对工人各色心理的理解和体悟。尤为关键的是，《戴花》围绕工人尊严的写作温情地吐露对工人的敬重，其在描绘工人渴望尊严、追求尊严的起伏中悲悯地叩问着人性的复杂，超越了对时代和对阶级的简单批判。怀念与反思共存，揭露与关怀并重，《戴花》在历史中还原了工人作为人的真实处境，在真情中刻画出更为普遍而隽永的人性。通过细究小说中工人尊严为何缺失又如何获得，我们可以一窥历史与话语的关系，对工业文学如何弥补自身弱项、展现人文性做出进一步思考。

一、观念变迁中的劳动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的价值并不被人们所看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动者的地位在文化秩序中长期位于底层。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与中国近代革命相呼应的左翼文学试图在意识形态层面强化劳动的力量，采取各种措施提升劳动者的地位，最终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关于劳动价值的观念。在新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叙述中，“劳动最光荣”无疑是共同的集体记忆，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个体层面的叙事与价值。

　　《戴花》展现了与简明口号不同的工人的真实处境，劳动光荣和劳动无差别的话语与其说是一种事实，不如说是一种愿景。实际生活中工人的尊严得不到满足、价值得不到承认似乎才是普遍现象。莫正强作为熔炉班最富经验的工人为电机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仍受到各方轻视。工作中，工人们对他是畏非敬，动辄与他顶嘴；生活中，莫正强的妻子因他的工资只能勉强支撑家庭，对他冷嘲热讽少有好脸色。另一位老员工段一村也是如此，虽是电机厂唯一能制作大砂型的八级工，且因没有家庭负担而经济状况优越，但工厂众人提起他时总因他的目中无人对他不屑一顾。然而段一村的目中无人正是因为他虽有技术但没有得到相应的肯定，于是滋生出“自己都不行其他人凭什么可以”的愤世嫉俗和郁郁不平。不仅具体的工人个体无法获得尊严，工人身份和体力劳动本身依然没有摆脱低人一等的认知。工人们仍会因为自己除了做工“别无所长”而感到羞愧，“有文化”的大学生才是他们羡慕的存在。杨哲民被分配到熔炉班拜莫正强为师时，莫正强不断向车间的人炫耀杨哲民的大学生身份。这种兴奋背后是他们对自己工人身份的低微定位，因“低身份”对“高身份”的“逆袭”获得了尊严的短暂满足。

　　可见，尽管工人阶级在新中国拥有了主人翁身份，但工人的领导地位是国家性质直接声明的，而不是民众自经验中形成的，工人在生活中并没有获得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尊严。这与工人阶级拥有的物质条件没有必然联系，而关乎劳动价值在社会观念变迁中展现的悖论。一方面，传统思想中对体力劳动的轻视没有被消除，不管“吃苦耐劳”被赋予了怎样的符号意义，劳动实际要承担的苦累始终是人性所本能排斥的。大学生们进厂时十分担心工种分配，不愿去最为辛苦的翻砂车间，因为“好工种不累人，名声也好听，找对象都容易得多”。对体力劳动的轻视直接影响到了工人的名声，以致与婚恋等现实问题挂钩，这与赵树理的小说《登记》形成了呼应和对照。《登记》描写了五十年代初办理结婚证的场景，工作人员需询问新人为何选择对方，新人就回答：“因为他能劳动！”“听起来好像背书，可是谁也只好那么背着。”在这里，“劳动”看似是崇高的，成为人们选择配偶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但遗憾的是，这个说法只是规定好的标准答案，是需要走完的既定流程。这一境遇在《戴花》中得到映照，在工人婚恋的真实情况中，劳动最艰苦的工人反而不易被选择。劳动光荣的观念已成为主流话语，却并未得到人民的内在体认。艰苦奋斗是国家建设初期累计生产资料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尽快实现发展的压力下，吃苦与其说是一种手段，不如说是变成了一个目标，被赋予崇高的意义。人性对安逸生活的追求因此与对崇高价值的向往发生了矛盾。物质层面，工业建设尚未形成充足的物质环境；精神层面，工人身份难以抵抗传承千年的精神取向，导致人们在二者的冲突中被迫选边站。另一方面，现代文明的要求与劳动的代价相悖。翻砂车间的工人被人避之不及不仅是因为工作辛苦，还有整日翻砂造成的浑身脏污，意味着落后和不体面。而小梅作为嵌线工，虽然工作并不轻松，但由于嵌线绝不能有油污，衣服从来都是干干净净，“引得其他爱漂亮的女工钦羡不已”。劳动是为了创造更加文明的社会，但繁重劳动必然伴随的“脏”“臭”却被视为“不文明”的标志，成为“文明”拒斥的存在。建设过程与建设目标的二律背反，是劳动价值在扭转观念之后依然得不到普遍承认的又一原因。

　　在文学作品中，劳动价值自身的悖论往往被抽象成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双方的对立，尽管大学生也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觉悟，工人也有“多搞一分钟多给一分钱”的私心，但这矛盾确然存在，如何在矛盾之中找到平衡点是时代的难题。工会主席莫德龙将杨哲民和吴启军二人交给他们师傅时，避开“翻砂车间”的名字称其为“造型车间”，又特意让两位师父离开办公室才小声透露工厂会逐步抽调大学生从车间回到科室的安排，以此安慰这两个分配“最差”的大学生。在这里，翻砂工不仅是大学生身为知识分子避之不及的工种，也是工人阶级对价值序列普遍认知的体现。莫德龙作为工会主席，并不是政治觉悟低下认识不到劳动的光荣，而是充分明白工人的真实处境，因而从实际状况出发对两位大学生的“低就”给予关怀，在保护两位老工人尊严的同时，竭力在冲突中保全双方。莫德龙的小心经营赢得了杨哲民的敬重，但却激起了段一村的不满：“叫翻砂工不好吗？失了你的格啊？还说要当家做主人。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对于处于弱势的工人来说，不用明确否认，仅仅是语焉不详的模糊就等于实质上的不承认，已然伤害了工人的尊严。

　　劳动改造也是这一悖论最明显的表征。将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工厂接受工人的劳动改造，使没有管理工厂和参与政治权力的工人突然间拥有了支配官员的权力。在此过程中，工人身份看似得到了提高，但劳动作为“改造”的手段成了对不事生产者的惩罚，更加无法与劳动光荣的理念自洽，无形中强化了体力劳动的污名。机电局局长鲁昌顺被下放到熔炉班接受再教育，莫正强误以为这种转变是长期的，从低位的被支配者突变到高位，对以往的支配者产生了报复性的行为和心理，把最苦最累的活丢给鲁昌顺一人承担。如果劳动真的光荣，工人真能得到尊重的话，那穿小鞋的途径怎么会是让局长承担最多的劳动，成为干活最多的工人呢？劳动改造因此从平衡矛盾的出发点上脱轨了，不是提高了劳动者的地位，而是将地位最低的劳动者变成了他人。

莫正强的报复心态正是他作为工人长期缺乏尊严导致的病症，尊严在正当途径中得不到承认，只能在工厂生活内部得到一丝彰显，于是莫正强时常凭借资历对其他工人呵斥责骂，致使其他人对他区隔和排斥。在他候选劳模征求群众意见时，很多人反映他工作做戏，尽管他确有过特意做戏的行为，但他平时的工作也是实实在在的。其他工人不是看不见他的付出，而是因为区隔对他不满。人对尊严的需求是无法被压抑和遮蔽的，莫正强为了体会尊严，抓住一丝权力就小题大做的补偿性行为甚至影响了他当选劳模获得尊严的正途，正是在这一层面，《戴花》展现了不被正视的工人因急求尊严所导致的扭曲的悲哀。

二、时代塑造下的社会身份

　　人的价值不仅在于实际能力，也与社会身份有莫大干系。当技术、物质和贡献都不足以为工人赢得承认和尊重，莫正强只能通过寻求社会身份的光环填补自己尊严的缺口，这个身份就是劳动模范。那么，劳模带来的尊严感是如何形成的？被构建出的身份又是如何影响到自然个体的意识？

　　早在红色政权时期，苏区就学习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开展了劳动竞赛和劳模运动，让工农群众直观地感受到他们的劳动成果完全属于自己，以此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百姓对新政权的认同。那时的劳模就与个人尊严挂钩，采取“红黑板”的形式将积极分子的名字写在红板上，怠工分子的人名写在黑板上，并“发动童子团耻笑他”。通过公开示众的方法形成对比，彰显部分人的名誉，制造鄙视落后分子的社会氛围。劳模成为劳动界的明星，来源于民众的同时又以新的姿态走向民众，劳模的个人尊严与国家尊严得以联结和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劳模选举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被确立下来。毛泽东本人十分重视这些国家标杆，国庆大典他邀请劳动模范一同登上观礼台，并于1964年邀请陈永贵、王进喜、董加耕和邢燕子四位劳模参加自己的生日宴，安排他们坐在自己身边。国家领导的礼遇和重视让劳模的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成为工农群体身为共和国主人翁的有力表现。而在当选之后，劳模也相应地拥有了岗位之外的工作，采访、讲座和交流等都使得劳模的贡献和名誉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于个人来说，劳模代表着个人的能力和贡献“被看见”，代表最高权力对劳动者的肯定，也代表了作为被普通人学习的典范从而带来的承认与尊重。正因如此，莫正强戴花的愿望主要是源自劳模身份带来的尊严和荣耀，评上劳模后带来的职级和工资的提升则在其次。

　　但劳模作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道德教化的标尺，更多的是一种被塑造的政治身份，而不是有贡献劳动者的天然归属。这也是莫正强身为有能力也有贡献的工人却在追求劳模的路上一波三折的根本原因。评劳模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手段和社会需求，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评选标准。新中国成立后大力发展工业化时期，劳模最重要的选举标准就是为生产做出贡献，人民日报甚至发文批评了要求先进生产者具有高道德和高政治觉悟的错误观点：“有些领导干部对先进生产者的标准缺乏正确的理解。有的人有一种求全的思想，认为先进生产者不仅要是生产上的能手，而且要在政治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最优秀的；如果思想作风上稍微有些缺点，就不能被评选为先进生产者。”若在这一时期，莫正强完全够格顺利当选劳模，即便他主动承认偷钱的过错，但在立刻归还的前提下也有可能因知错就改的幡然悔悟而保留入选资格。但大跃进时期，劳模的首要标准变成了政治思想，评选程序也由新中国成立初期自下而上的小组讨论上报，转变为自上而下的先支部和单位提名、再职工民主讨论。小说《戴花》之名源于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作词人王森最初的创作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做人要做英雄汉”，但投稿屡投不中，直至1959年底他把最后一句话改成“听话要听党的话”才得到谱曲和传唱。戴花民歌的版本衍变显著展现了当时政治挂帅的项领之功，也因此莫正强会对记不住歌词的女儿严肃地说“最后一句最重要”。

　　及至《戴花》所写的“文革”时期，大型的劳模会议因为动乱停摆，尽管劳模评选的工作仍在继续，但评选标准依然不在于个体的劳动贡献而在于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评选流程仍旧是自上而下，成败与否的关键掌握在相关领导的手中。莫正强多次提名劳模却无法当选，他和莫德龙都认为那是政工部门从中作梗的缘故，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系统，工作套路都不一样。里头还蛮复杂的”。而在他的徒弟杨哲民被提拔为翻砂车间主任后，莫正强才成为劳模的唯一候选人。杨哲民采取不设条件、全体职工自主推荐的方法，改善了劳模自上而下的评选方式，似乎只有成为上位者才能拥有为值得之人争取的能力和改变现状的权力。然而，民主投票的结果是杨哲民的票数多于莫正强而位列第一，但在杨哲民的有意引导和推脱下，还是按照他的意愿将师父莫正强列为劳模的唯一人选上报。过程的徇私是为了结果的公正，权力在这里极尽讽刺之能。

　　炉口跑铁水的时候，是莫正强不畏生死，握着钢钎冲去堵住一千多摄氏度的铁水，拖着病体守护了工人生命安全和工厂生产安全，这等英勇无私可与“铁人”王进喜媲美，但始终无法得到领导们认证。而他的徒弟杨哲民凭借对炉膛的革新，先是在没有当过班长的前提下，经升任厂党委书记的骆青涛大力推举，从普通工人一跃成为车间主任，再是工作仅两年后就在劳模提名中得票第一。不能说莫正强透支生命的敬业对集体的贡献比不过徒弟的炉膛革新，而是劳模这个时局塑造的身份不仅仅是对优秀劳动者的表彰，它应该始终代表着正确的发展方向：杨哲民革新熔炉的举动符合“新”代替“旧”的时代需求和战略方向，因而得到了骆青涛的拥护，这是组织上对树立“新人典型”政策的落实。尽管骆青涛也承认莫正强的资格，但如姜红梅所说，他在选劳模这件事上没有自己的态度，政策需要谁，他就推举谁。领导层对于革新的推崇和对于新人劳模形象的需要，让莫正强对电机厂几十年的奉献被遮蔽了。他的失败是权衡时代意义的牺牲品，价值秩序的重组使他丧失了代表社会主义先进对象的资格，也丧失了承载社会主义未来的资格。

依靠社会身份得到尊严是一种梦幻泡影，一旦不符合需求，尊严也就无以为继了。而在莫正强自愿把劳模名额让给徒弟后，他的无私和不求名利、他主动培养接班人的意识终于使他达到了政治思想的顶峰，才最终在死后被追认为劳模，这无疑是一种悲哀的讽刺。

三、人文关怀内的道德复归

　　水运宪对于莫正强死后被追认为劳模的描写是神圣而肃穆的。当莫正强心心念念的大红花系在自己的墓碑上，当与他或是有龃龉或是有感情的人们真诚地站在他的坟前吊唁，莫正强生前迟迟无法获得的被他人承认的尊严，在这一刻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实现了。这个结局并不是出于中国“死者为大”的传统，身死之后功过似乎再无计较的必要，只余下美好的一面言说，而是莫正强从始至终对自己、他人和工作抱有的那朴素而真挚的道德，在生命的尽头绽放出了超越身份、利益和立场的光芒。最终尊严的获得不是被权力看见，而是被人民看见。

　　墓前的每一个人都恰好代表了莫正强一个令人折服的品质。妻子儿女，徒弟领导，仇人爱人，代表了莫正强的关怀与热肠、理解与包容、骨气与无私。他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了莫正强的善待，纵然他人没有给他应得的正视和尊重，但莫正强把这份尊重送给了他们。当然，作者并没有塑造一个高大全的人物，那样的英雄尽管完美，但正因完美不似真人反而欠缺说服力。人性总有善恶两面，莫正强并不是毫无瑕疵的。他也曾因为想要功劳的私心利用丘桂兰的消息举报汪春廷；为了增加当选劳模的筹码而取代杨哲民在革新带头人那一栏填上自己的名字；他也会害怕自己失去权威而有意无意地打压徒弟，会因为身份一时的提高而沾沾自喜；甚至，他在验收小组来厂视察时，因为没有钱买招待的茶叶而在一时冲动和羞恼的驱使下偷了徐士良放在宿舍的钞票。

　　尽管这些出于私心行差踏错的举动背后充满着无奈和悲哀的缘由，但莫正强从不怨天尤人，也从不觉得自己情有可原，犯错后总是能反省自己，更正错误，哪怕改正之后也始终承受着良心的折磨。他偷钱后没走出院子就还回去一半，剩下的也因自责于第二天完璧归赵。对于徐士良来说，从前莫正强只是一个传闻中有能力的老工人，反而是他目睹莫师傅偷钱又返还的行为之后，才真正对莫正强产生了敬佩之情，因为“勇于纠正错误，比不犯错误更难”。徐士良死时，相比他的同学和恋人，莫正强是哭得最厉害的一个，他一直记得自己偷过他的钱，为无法弥补他而深深惭愧。更难得的是，在无人知晓莫正强偷钱的情况下，他却主动对市里来考察劳模的领导坦白了自己偷钱的经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坦诚会使他的一生所愿功亏一篑，但他依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荣誉，选择了良心的安宁。人性从来都是复杂的，真正的道德不是完美无缺，人性的恶也不在于自私，恰恰在尝到自私的甜头后仍然能拒绝伤害他人、在坦率地承认这些缺点并不断地与之斗争的过程中，人性的光辉才绽放出最闪耀的光芒。作者认证的正是道德本真的模样，不论具体的道德有何种变化，诚实地面对自我永远比伪善地博取名声更值得敬佩。

　　小说在莫正强去世时达到高潮并戛然而止，余味悠长中展露出作者对人性的关怀和思虑。这种对于真实的人的全面展现，对于复杂人性的深度思考和对人的情感尊严的重视，与20世纪以来中国的人本主义文学一脉相承。从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肯定了情感的意义和本身的价值、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学基础开始，中国文学关注人生人性的路径磕磕绊绊却绵延不绝，包含了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诸多内涵。《戴花》之所以从莫正强追求尊严而不得的痛苦中展现出一种叩问心灵的力量，正是因为作者如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那样，“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莫正强坦白偷钱却不为自己辩解那钱已经归还，从而与劳模失之交臂让人为之扼腕；他不畏生死以身堵炉水，死前最后一次当选劳模的机会却被他主动让给了徒弟，让人为之心酸。徒弟杨哲民的叙事视角在主客观的平衡下最为贴近莫师傅的真实生活，这使得小说的价值在于一种平视，而不是仰视或俯瞰的角度，同时也绝非是置身事外的观察，而是充满感情的叙述。水运宪给予了老工人十足的悲悯与万分的敬重，悲的是工人对尊严的求而不得，怒的是世道的艰难不公，敬的是他们身上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人性道德。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此为节选版本，文章注释已省略，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1期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编辑|陈媛 

一审|刘瑶 

二审|佘晔 

三审|吴帼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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