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宪《戴花》研究小辑||丁娜：工业史诗、抒情声音与劳动美学——论《戴花》的审美观照

工业史诗、抒情声音与劳动美学

——论《戴花》的审美观照

文/丁娜

　　美籍华裔作家哈金说过：“‘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这样的——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戴花》就是这样一部“中国小说”，水运宪从多年的个体经历出发，还原出这段保留在国人集体记忆中的特定历史语境及人物行为，使读者重新回到故事现场。他用作品构建出极具文学代表性的“工厂范式”和厚重的工业时代史诗，写出了摧枯拉朽的技术革新背后隐藏的柔软情感内核与乌托邦渴望，写出了20世纪60年代末人人都想成为劳模的争先氛围与文化景观。小说深具历史沧桑感，故事血肉丰满，既有大我，也有小我，在“史诗中国”与“抒情中国”的互融中、在劳动赞歌中为当代工业题材小说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史诗的”与“抒情的”

　　中国文学的审美情感伴随着现代性语境的改变而发生嬗变，正如现代文学所体现出的感时忧国的史诗感，又如王德威所言之20世纪隐藏在“革命”与“启蒙”的中国历史浪潮背后暗流涌动的文学抒情传统，再如黄发有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呈现出“抒情的衰变”……在文学史脉络上，关于某个特定时段内的文学话语形式倾向于“史诗的”还是“抒情的”类似讨论总是众声喧哗，并且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在创作或者批评时似乎常常有所偏倚：或侧重树碑立传，或热衷梦寐诗幻。值得注意的是，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新作《戴花》却并不如此，这部直击工厂第一线的作品同时兼顾了史诗性与抒情性，作者以其本人的炉工经历为蓝本勾勒出那个年代的工业生产现场，不谄媚不浮夸的语言中所溢出的“有情”传统，展现了铁水钢花世界里的罗曼蒂克。

　　（一）山川鼎革的工业史诗

　　在工业题材小说中，生产场景的还原与宏大叙事的视角是常用的美学元素，尤其在以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为写作背景的文学作品之中，时值中国工业建设的关键期与紧迫期，成为时代建设者几乎是每个人的夙愿。生产战线的建构作为该时期内我国重要的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成为工业题材小说中必不可少的时代表征，像艾芜的《百炼成钢》、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均是如此，水运宪的《戴花》也不例外，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由于水运宪有着十几年的工厂工作经历，因此在小说中他为工人阶级以及工人英雄群像的塑造提供了一种文学以及审美意义上的“真实”与“真理”。

　　《戴花》聚焦于我国工业发展迫在眉睫的年代，毕业于衡州工业技术大学的一批学生被分配到电机厂工作，从此他们从“大学生”这个共同的名字中抽身而出，走向了不同的工种岗位，走上了不同的人生：翻砂车间熔炉班炉工、致力于技术革新的杨哲民，肩负组织期望的政工科员姜红梅，心细沉稳的冲压工徐士良，挥锨拌砂的翻砂工并且打得一手好篮球的吴启军……如果说这些大学生代表了新一辈工人的鼎新风貌，那么老一辈的电机厂工人则显示出了劳动者的信念感与坚韧性，像“以电机厂为家乡，以熔炉班为家庭”的“莫胡子”莫正强，六十岁还能身担两筐一百二十公斤生铁往冲天炉投料的“春不老”汪春廷以及造型车间技术能手翻砂八级工段一村等，这些人物性格特征虽大相径庭，甚至还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面对国家建设重任所抱有的踔厉奋发的精神气质是相同的。在那个工人阶级的乌托邦时代，在那个以集体为名的时代，在那个充斥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生产与劳动是极为重要的主题。作者在讲述的时候，并不只是将电机厂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还将许多熔炉班专业层面的细节融化到故事的肌理之中，就像第十八章当中细致描写了熔炉班的开炉前准备：

　　“鼓风机？”他高声问。余师兄响亮的回答说：“到位！”师傅又问：“卷扬机呢？”梁师兄昂起头：“到位。”师傅没有停顿：“生料？”汪春廷就回答：“到位。”二师兄更加主动，没等师傅问就响亮地报告：“熟料到位！”

　　然后师傅大手一挥：“点火！”

　　师傅莫正强的一声“点火”如同呼喊的劳动号子，裹挟了汹涌的时代热情与深刻的社会意义。显然，小说中书写的一线生产场景可以说是细节详尽，从设备（鼓风机、卷扬机）到原料（生料、熟料），娓娓道来的白描式叙述充满张力，恰恰由于这是水运宪亲历过的领域。当然，对于生产场景的叙述并非构成故事的关键要素，但这些场景确确实实构成了工业想象的重要部分。水运宪在接受《长沙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小说的创作开始于2021年11月2日，他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初稿，写作过程遂心应手得益于他18岁到30岁在工厂工作的这段岁月。这就解释了缘何德华电机厂所塑造的工业时代“造梦工厂”不似贾宝玉神游的太虚幻境般“茫茫渺渺”“恍兮惚兮”，水运宪用白描的手法、现实主义的手法将这个工业王国刻画得真实可感、力透纸背。如沈从文先生所言，成熟的写作“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的确，作者早年在工厂工作的经历使其更容易理解和把握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在古稀之年“朝花夕拾”，颇有巴尔扎克现实主义文学观感知机制的影子，先观察、再思想、最后想象，进而呈现时代图谱与工业史诗。

　　就像在文学场域内，村庄往往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足意义一样，无论是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清溪乡，还是梁鸿笔下的梁庄，均为观察中国提供了一个剖面，《戴花》中的“德华电机制造总厂”也是这样的带有“独立王国”般可供观察的工厂“样本”，在其内部盘根错节的有机网络映射了细微邈远的时代面貌。作为国家之构成，作为历史巨变年代里一个普通而又典型的工厂，德华电机厂提供了工业题材小说领域内某种“想象中国的方法”，这不仅是电机厂的故事，也是当时全中国的缩影。同样的，贯穿于小说发展始终的一对矛盾——莫正强与杨哲民的矛盾——不只是这对师徒间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面对工业技术革新之时当时国内普遍存在的变革与保守的新旧派别之争。

　　主人公杨哲民第一次去师傅莫正强家拜访的时候，师母半开玩笑地调侃师傅说：不定哪天大学生徒弟就打你的翻天印。师母这句玩笑话，戳中了工厂里做师傅之人的痛点。在杨哲民准备从改造炉膛形状入手进行技术革新与革命的时候，工作经验丰富但没多少文化的莫正强总以勿要投机取巧为说辞否定杨哲民的尝试，后因莫正强远赴广西疗养，杨哲民才有机会修整炉膛以及进行其他革新计划。休养归来之后，莫正强仍对此事耿耿于怀，另外杨哲民进行模拟试验的原料设备等还一筹莫展，炉口操控系统的技术革新一度陷入僵局。好在电机厂莫德龙主席也是炉工出身，并且对革新方案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和充分的支持，这次熔炉班的“工业革命”终于在重重阻力之下完成突围。当然最后莫正强与杨哲民走向和解，这是后话，前期这对师徒爱恨纠缠的过程即是中国工业技术革新之路的真实写照：保守派的因循守旧，前进路上的困难重重，以及新事物终会战胜旧事物的必然真理。道路曲折而前途光明。水运宪讲述的是电机厂的故事，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故事，恰如於可训所说：“无论是‘中国故事’还是‘中国经验’，都不是一些纯粹、简单的事实，而是凝聚了‘故事’讲述人和‘经验’传播者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独特思考。”

　　（二）流转赓续的抒情传统

　　工业生产倾向于用生硬的指标去衡量效果，倘若落实到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尤其落实到现代性转型期的中国，那么对钢铁、工厂、机器等工业文明象征物的单纯关注则并不能真切地反映出社会状况的“杂多”，毕竟现代性有五副面孔甚至更多面孔。水运宪在捕捉必要的物质要素的作为工业世界的表征之外，还将“抒情”作为一种认知方式，以此发出小说人物属己的生命呢喃。在宏大叙事之外，作者一直在尝试去理解生活，理解并书写他的所见所闻。的确，时代转型与外来文化的影响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走向失落，但《戴花》却用“抒情”达成了历史巨变与诗性自我最为惊险的触碰，小说中既有惊涛拍岸也有潺潺小溪，它的叙事关涉到柔软的且非物质性的“有情”世界，继而探索现代性转型期人与人之间懵懂温和的混沌。

　　水运宪在《戴花》中所抒之情与《祸起萧墙》《雷暴》呈现的苍凉底色有反差，尽管三部小说都将笔墨对准变革时期的社会与人，但明显《戴花》的感情基调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部小说里，作者并没有因为工业生产的严肃性而抑制情感的表达，也没有近些年当代文学作品普遍散发出的冷淡美学的意味，字里行间流露出万丈豪情与浮一大白的酣畅感，似要将所有的生命情感都灌注其中。小说中，在这群大学生收到派遣通知书后去德华电机厂报到的路上，杨哲民心中所想、目之所及，要么是“草船借箭火烧连营”，要么是“秋风萧瑟，洪波涌起”，都是些气壮山河的意象或情境，他认为“人只要到了这种地方，就没有任何展不开的宏图”。工厂的宏大气派，同样使主人公叹为观止：“马达隆隆，八面威风，看得每个人心中翻滚已久的熔岩终于喷发。”作者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手法，让杨哲民直白地表达所思所想，沸腾的抒情话语写出了主人公对于祖国建设尤其是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满腔热忱。那个时代里，除了杨哲民本人以外，或许还有千千万万个杨哲民抱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壮志，以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热情奔向未来与远方。就像夏志清将抒情当成解码符号来重释中国现代文学，这部小说里的抒情同样也是一种走入人物内心世界进而解读中国文学、解读历史语境的一个窗口，毕竟，“‘抒情’暗含着文学、主体与历史的相互敞开，文史互证或者诗心蕴史，以及文学史家的由文及史、由文到人”。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些“景语”与“情语”不似“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汪曾祺笔下那般淡泊清醇，也不似“零余者”郁达夫写出的沉郁感伤，而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蓬勃的精气神，是一种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浇灌下成长出的“诗性自我”。

　　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经历剧烈转变，历史大叙事的缝隙之下芸芸众生的嬉笑怒骂快意恩仇等幽微层面随之发生微妙变化，那些被波澜起伏的时代洪流所忽略的生命个体究竟如何抵达此处、又如何生活，传统社会与现代文明接洽之时怎样的疑团笼罩在中国上空，小人物的生活如何一边与既往接续、一边与新质混溶……这些生动的细节在水运宪的笔下重新焕发光芒，从渺小之处介入国家想象的范畴。

　　如前文所述，《戴花》中莫正强与杨哲民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他们之间既是相辅相成的师徒，也是相生相悖的对手。杨哲民对师傅莫正强并不是毫无原则地顺从，而是坚持以知识和技术说话，他对熔炉班的工作、对师傅更多的是一种不卑不亢追求平等的态度，这种师徒关系与旧社会的师徒制度表现出诸多不同。老舍在初载于1937年7月1日《文学》第9卷第1号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中刻画了20世纪前半叶“我”这个城市贫民形象，其中就提及了当时的师徒相处概况：“像我学艺的所在，铺子也就是掌柜的家；受了师傅的，还得受师母的，夹板儿气！能挺过这么三年，顶倔强的人也得软了，顶软和的人也得硬了；我简直的可以这么说，一个学徒的脾性不是天生带来的，而是被板子打出来的；像打铁一样，要打什么东西便成什么东西。”陈忠实的《白鹿原》中也有类似情节，鹿子霖的祖先勺娃为了学些厨艺而拼命讨好酒楼炉头，不得已答应了炉头提出的三条相当变态的要求。可见，传统的师徒关系里，徒弟对师傅有着类似宗法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其主体性在师傅的“杀威棒”之下浑然泯灭。古时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它根植于儒家思想伦理纲常，在师傅的权威面前并无是非对错可言。而小说中，杨哲民无意中流露出对传统师徒关系的反感和抵牾，他“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基于自身情况完成了主体性的确立。仍然是师徒关系议题，但是他们之间的相处已经展现出新的风貌，就像唐弢所言“给所有风俗习惯涂上了一层十分匀称的时代的色泽，使人觉得这一切都是旧的，然而又不完全是旧的，时时反射出一种新的光彩”。

　　小说末尾熔炉班再次进行开炉前准备，似乎还是熟悉的场景，然而却在宣告着生产方式的迭代，宣告着旧时的人伦关系已经开始瓦解，宣告着一代工人的芳华悉数奉献给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新一代工人手握接力棒继续建设大业。言语间不单传达出物是人非的宿命感，还夹杂着“江山代有才人出”“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欣喜感，扎实的语言中涌动着时代暗流。工业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意味着传统的断裂与打破，因为它会颠覆人们世代相传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秩序。水运宪聚焦于工业生产如何革新，也聚焦于被遮蔽的、被忽略的时代“角落”，铁水钢花的生产画面有多缜密严肃，小说中的人物就有多柔肠百结。他以师徒、夫妻、母子等人伦亲情为关注点体察现代性焦虑在工业建设时代的普遍存在，找寻钢铁森林背后的灿烂千阳。　　

二、劳动崇拜的美学逻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层面上的宏观话语强调群众的幸福感应建立于积极主动的生产劳动中，与当时的文化语境相适配，瞄准1960年代末劳动生产现场的《戴花》将当时崇尚劳动的美学风尚体现得淋漓尽致。水运宪在小说中歌颂了劳模辈出的年代里劳动本身的庄严与幸福，小说主角的思想与行为均热衷于对劳动美的追寻，充分体现出当时的时代主旋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劳动创造了美”，时至今日仍在散发着真理的光芒，主流话语“学工学农又学军”的引导构成了社会的编码规则及标准，时代青年的审美也倾向于对工农兵艺术风格展现出偏爱。他们天然对朴实、真诚、奋进的艺术样式更加肯定与欣赏，就像当时流行的歌曲亦即《戴花》中反复提到的《戴花要戴大红花》中唱的那样“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主流审美基调便是如此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此类艺术风格深刻影响着群众日常生活的审美习惯，水运宪塑造的人物思想觉悟、行为逻辑与此时的社会文化基本符合一致。

　　刻画姜红梅形象时，作者在凸显她的理智聪慧与积极上进方面花了许多笔墨，文中杨哲民第一次对她进行评价便说“知道她为人坦诚，是个很有情怀的女子”，小说开端政工科长骆青涛按照花名册针对18名大学生一一点名的时候，姜红梅回答骆科长问题“谦虚谨慎，几乎滴水不漏”，另外文中不时穿插着对姜红梅工作场景的描写，比如杨哲民去找她打听关于莫正强的劳模评选事宜之时，杨哲民感慨“这才知道她是那里的团委书记，难怪那么忙，手里还拿着会议记录本”。姜红梅在电机厂上班的时候经常被局里借用、市里抽调，她对杨哲民母亲的照顾也是事无巨细考虑周全，是一位工作能力出众、勤于进取、善良真诚的青年干部。作者有意突出姜红梅的劳动本色而非“美色”，这点尤其与习惯凭借美貌而依附于他人的宋玉香形成鲜明对比，杨哲民第一次见宋玉香之时“发现她长得非常好看。一双眼睛很大，深幽湛蓝，波光闪闪，就像总在倾诉着什么似的” 。不难发现，水运宪在塑造二位人物之时是有所侧重的，主要突出姜红梅的劳动美和宋玉香的外在美。二位女性都曾向杨哲民表示过好感，而杨哲民的内心活动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认识：“长得漂亮是运气，活得漂亮才是本事。姜红梅的情怀，还有她的理想和追求，宋玉香绝不可能具备。换句话说，宋玉香活得实在不怎么漂亮。”在姜红梅与宋玉香之间，杨哲民坚定地选择了前者，坚定选择了有远大抱负、在自己岗位上发光发热的姜红梅，这直接反映出对劳动美的尊崇是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风尚。新审美风尚之下，社会对女性纯粹外在美的苛求走向消解，像姜红梅这样自食其力的劳动女性更受欢迎，工人阶级的恋爱观也与之挂钩——在劳动中结成的爱情才更符合人们的审美品性。

　　姜红梅的恋人杨哲民同样是积极投身于劳动一线的典型工人，在校时他是篮球队队长，来到电机厂之后从一名普通的熔炉班炉工做起，由于他踏实肯干且富有进取精神、革新精神，先是在姜红梅的鼓励下入党，后来积极进行技术革新直至革新成果顺利投产，另外还担任了翻砂车间主任，最后评选为全市劳动模范，他代表着工人阶级攻无不克、革故鼎新的生猛力量。杨哲民与姜红梅的感情从本质上来说是对20世纪60年代择偶标准的一种体现，二人年龄相仿、容貌般配、文化水平相当，生活上真诚朴实尊重对方，工作上热爱工厂热爱劳动，可以说是男女青年工人的优秀代表。即便二人家世不太相称，姜红梅出生于革命军人家庭，属于根正苗红的女干部，但杨哲民靠着勤劳的双手、善于思考的头脑以及创新的精神一步步弥补差距，最终这份炽热的情感修成正果。为此，姜红梅放弃了父母安排的门当户对的相亲对象鲁局长，也放弃了留在市里工作的机会。他们勇敢且笃定地选择对方作为自己的人生伴侣，将个人的劳动价值与婚姻关系的建立相结合，进而赋予劳动生产以某种内在的欲望动力，充溢着文化语境中崇尚劳动之美的一时之风气。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此为节选版本，文章注释已省略，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1期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编辑|陈媛 

一审|刘瑶 

二审|佘晔 

三审|吴帼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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