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运宪《戴花》研究小辑||段舒：“激情燃烧的岁月”——评《戴花》的理想主义重建与古典叙事传统

“激情燃烧的岁月”

——评《戴花》的理想主义重建与古典叙事传统

文/段舒

　　20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理想主义激情走向消沉，以新写实主义为代表的中国工业文学开始将创作焦点从政治转向日常、从集体转向个人、从英雄转向普通人。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在工业文学领域的式微趋势在进入新世纪后似乎更为明显。水运宪的《戴花》取材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中国电机工业，展现了以杨哲民和莫正强为代表的两代工人各自的时代际遇、生存状态和价值追求，通过两代劳模不甘平凡、艰苦奋斗的精神追求寄托了理想主义的庄严命题，通过两代普通工人的奋斗史折射出一部新中国工业崛起时代筚路蓝缕的创业史。

　　值得注意的是，水运宪并没有被工业题材与生俱来的家国话语与理想主义的严肃命题所围困。不同于“十七年”草明、周立波、杜鹏程等作家创作的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热潮的文学作品，“立足国家政治伦理的价值立场，倾注了强烈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也不同于新时期以《乔厂长上任记》《祸起萧墙》《沉重的翅膀》为代表的改革文学，着力塑造社会转型背景下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和表现破旧立新、昂扬奋进的改革理想主义激情。《戴花》既不刻意追求工业文学的史诗品格和家国情怀，也不表达非此即彼的激进价值，而是跳出以往工业文学写作的思维模式，以更客观温和的创作态度、更真实冷静的写作视角及更活泼多元的行文方式，重新捡拾工业文学失落已久的理想主义精神却毫无生涩坚硬之感，可视为对当下工业文学潮流的一次“反拨”。究其原因，这与水运宪有意识地避开西方现代写作技法，主动吸收转化传奇、戏剧、章回体小说等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有内在关联。

一激情燃烧的年代与“重复”叙事

　　《戴花》以一种民间的立场重现和审视那个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年代，避开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采用“重复”叙事的手法还原特定年代更真实的社会历史现场和个体精神结构。“重复”叙事是指一种大量相似或反复出现的事件或细节，《戴花》对“重复”叙事的应用主要体现在话语重复、情节重复和场景重复。

　　首先，《戴花》通过不断复现与时代话语相关的语汇，如“入党”“劳模”“信仰”“上进心”“偶像”等，客观再现了特殊年代工人阶级奋勇争先的集体价值观和根植于心的理想主义精神，但又避免陷入政治话语的叙事圈套而做出任何的价值评判。党员身份在《乘风破浪》中李少祥的身上体现为一种模范带头的要求、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成为社会主义事业“螺丝钉”的政治觉悟，相比而言，在《戴花》中展现的却是一种更个人化和民间化视角——将入党视作新人成长的第一步和个人荣誉的体现。比如，骆科长对刚进厂的重点培养对象姜红梅的第一个期待就是“半年内，一定好好表现，积极争取入党”；姜红梅对恋人杨哲民也提出把“一年内入党”作为“礼物”送给她。“入党”作为不断重复的时代话语，形成对特定时代集体价值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符号化，但这种对于具有象征符号的提炼和重复却成功避免了《戴花》落入政治话语的言筌。同样，戴花当劳模在小说中也不再是“李少祥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政治追求，而是代表了特定年代工人们的“进取心”“奋斗精神”和“胸怀大志”，姜红梅爱恋杨哲民的原因之一便是他“有进取心”“有自己的偶像”。《戴花》中“争劳模”作为一种工人个体实现理想价值、获得自身荣誉和改善生存处境的方式被肯定，这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势不两立的“十七年”工业文学作品尤为不同。同样，技术创新也不再是“李少祥们”作为工人阶级发挥主人翁意识和主动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表现，根据《戴花》中主人公杨哲民的表述：“不搞点新玩意儿，普普通通上班下班，多平庸啊？”革新成了他个人超越平凡庸常生活的手段。总之，《戴花》对时代话语的重复书写呈现出个人化、日常化的特点，成功再现了那个年代工人个体不甘平庸、追求理想的精神自觉。

　　其次，《戴花》中莫师傅提防徒弟“打翻天印”、杨哲民革新生产技术、莫师傅评劳模等情节多次重复，但这种相似意义上重复同时包含着差异，呈现出于“重复”中反“重复”的叙事效果。小说中莫师傅提防徒弟“打翻天印”的情节四次出现：一是，师母说当心大学生徒弟打了没文化师傅的“翻天印”，莫师傅心里便警惕起来，生怕徒弟的本事超过自己；二是，“我”改小冲天炉开口的事情受到了公开表扬却伤了师傅的面子；三是，从广西疗养归来的莫师傅因“我”改造冲天炉大发雷霆，最后抢走技术带头人的荣誉才善罢甘休；四是，莫师傅发现“我”背地里偷偷进行泥泡机实验，却一改前态说：“打翻天印怎么不可以？带出来的徒弟要超不过师傅，那就证明我这个师傅没本事。”前三次反复铺陈蓄势，强化了读者对莫师傅好面子的固有之见，使得第四次情节突转带来更加强烈的震撼和惊喜，于是一个心胸豁达、不断超越自我的莫师傅形象便跃然纸上。此外，徒弟杨哲民三次技术改革——改小炉口、改造炉膛、革新泥泡机，从失败到成功，从简单革新到复杂革命，同中之异清晰地呈现了主人公的成长轨迹，强化了其不断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而莫师傅两次评劳模是小说的主干情节：第一次小心谨慎、拼命表现、为迎验收小组情急之下犯错偷钱、结果意外落选，与第二次主动放低姿态支持徒弟革新、自愿放弃梦寐以求的“大红花”、大度举荐徒弟当劳模、结局追授劳模的情节形成对比，人物心态行为、故事结局之间构成强烈反差——莫师傅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红花”，却不是挂在胸口而是挂在坟头，一败一成，一死一生，悲喜交加的结局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

　　最后，《戴花》还通过对标志性场景的重复书写，高度提炼出特殊年代新中国钢铁脊梁的精神内涵。小说对铁水喷薄、庄严激越、极具仪式感的“开炉”场景多次展开特写：

　　我师傅的神态特别威严“鼓风机？”他高声问。余师兄响亮地回答说:“到位!”师傅又问:“卷扬机呢？”梁师兄昂起头:“到位。”师傅没有停顿:“生料？”汪春廷就回答:“到位。”二师兄更加主动，没等师傅问就响亮地报告：“熟料到位!”

　　然后师傅大手一挥:“点火!”

　　神圣的开炉仪式在重复书写中被高度符号化为一个时代工业生产的剪影。水运宪对其中两次开炉场景的描摹最为细腻：一次是莫师傅带病回班“百步穿杨”豁出性命堵住一千多摄氏度的铁水奔流；另一次是新设备投产仪式上，时日无多的莫师傅最后一次主持开炉仪式时挥泪诀别冲天炉。“开炉”集中展现了莫师傅丰富的生产经验、强大的责任担当、过人的勇气胆识和敢豁出性命苦干的精神。此外，印有“劳模奖品”字样的白毛巾和搪瓷茶缸在小说中三次出现：第一次作为见面礼，莫师傅如获至宝般一把夺过印着“劳模”字样的茶缸，还“捧着那毛巾翻过来翻过去地欣赏”；第二次炫耀般地出现在送别师傅前往广西疗养的火车站台；最后一次则是作为祭品出现在莫师傅的坟头。“劳模奖品”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物件每次出现都彰显着师傅对“戴大红花”渴望，这一渴望在重复叙写中被反复渲染加强，第三次出现在莫师傅的坟前时依旧鲜活的渴望和已衰败的生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更增添了英雄末路的悲剧感。

　　《戴花》采用“重复”叙事的手法，通过对时代话语、情节结构、典型场景的提炼再现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历史现场，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人物共同的精神结构，提炼出硬核时代中国工业的精神图腾。

二信仰至上的人物设置与“二元”补衬

　　浦安迪认为：“中国传统阴阳互补的‘二元’思维方式的原型,渗透到文学创作的原理中,很早就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对偶美学’。”其实也就是《文心雕龙·丽辞》中所说的“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戴花》的人物设置上明显呈现出这种成双成对的思维模式：小说中莫正强与段一村、姜红梅与宋香玉、杨哲民与吴启军等，每二人成一组，一组分“二元”，“二元”在个性行为、生存处境、精神取向上相反相成。

　　老一辈工人莫正强和段一村这两个人物首先被设置在一个可比较的、连续的统一体里：他们一个是“熔炉工”、一个是“翻砂工”，一个是杨哲民的师傅、一个是吴启军的师傅，二人均从事最苦的工种且都是技术能手。接着，作家又有意将二人分处于一种类似“阴”与“阳”的两端设定中：首章同时出场时，听到莫主席点名，莫师傅“使劲推着我的椅背”站了起来，而段师傅“只是点点头”，“站”与“不站”，作家在出场时便将莫的“憨态可掬”与段的锋芒毕露进行了比较。此外，两位老师傅的生存处境与精神追求也截然不同。莫正强经济拮据却把评劳模“看得比天还大”，段一村拿着八级工的工资却奉行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觉得评劳模根本“不算个事情”。在道德品质上，他俩一个视徒弟为己出、甚至能大度安置“同靴兄弟”，另一个则假意培养徒弟、趁机“挖墙角”。整体上看，在人物设置上两人一憨一奸、一贫一富、一正一邪，相互对称。

　　这种“对偶”思维还体现在姜红梅与宋玉香这两个女性形象的设置上：二人同为刚毕业进厂被分配到办公室的女大学生，相貌过人却在为人处世上大不相同。首先，水运宪别出心裁地将二人名字“对偶”：“红梅”对“玉香”。凌寒盛开、暗香浮动的梅花在古典文学中常是坚韧顽强、品质高洁的象征，与此相对，“玉”“香”抽“怜香惜玉”的中的两字，出自元杂剧《金安寿》中的一句：“两下春心应自懂，怜香惜玉，颠鸾倒凤，人在锦胡同”，“香玉”暗含男欢女爱、沾花惹草之意，而“玉”美而易碎，名字大致暗示了人物美丽脆弱却不洁身自好的个性特质，这点可谓与《红楼梦》“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的名字寓言异曲同工。其次，在人物观念和行为上，宋认为女人都是被动而“任男人选择的”，于是一直找寻“强大的男人”做依托；姜则相信人必须坚强才能理性，虽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却依旧自力更生。总之，坚强与脆弱、高洁与艳俗互相比照，作者借主人公杨哲民的之口说：“长得漂亮靠运气，活得漂亮才是本事。姜的情怀，还有她的理想和追求，宋玉香不可能具备。换句话说，宋活得实在不怎么漂亮。”这样二元补衬的思维可见一斑。杨哲民与吴启军的“二元”补衬关系是由师徒关系和恋爱关系传递而来的，也可以说是莫师傅与段师傅、姜红梅与宋玉香这两个“二元”补衬人物组合的衍生。二人同为篮球队的骨干、进厂的大学毕业生里工种分配最差的，但因师从人品不同的师傅、爱上本性不同的女性，人物的命运走向也就截然不同了。

　　作为可比较体系中成对存在的“二元”，一定程度上段、宋、吴的存在起到了为另一元人物——莫、姜、杨“试错”的作用，他们以互补的身份给读者呈现出另一种可能的人生“歧途”。每组人物之间都处在一种“二元”图式中，彼此对立、相互涵容、互为补充，当读者叹惋卑琐的人格和不尽人意的命运走向时，也就完成了对人物——莫、杨、姜等人坚守信仰、吃苦耐劳、追求荣誉的理想主义精神品质的认同。

三工人本色的形象建构与巧用误会

　　《戴花》在处理杨哲民和莫正强师徒两代人的矛盾时，常借助误会的叙事范式来表达，形成“误解”与“和解”的叙事结构。《戴花》通过写杨哲民的视角，巧用“误会”，故意制造了杨哲民对莫师傅“初是终非”的印象，在解构莫师傅外表丑陋、言行粗鲁、贪图名利等误会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对善良质朴、珍视荣誉、坚守信仰、拼命苦干的充满杂质的莫胡子形象的建构。

　　《戴花》在第一章便详写了主人公杨哲民第一次见莫师傅的场面：他站起来时两只眼袋下面长着胡须，“胡子很稀疏，东一撮西一撮胡乱生长，而且黑少白多，灰不溜秋就跟从来没用肥皂洗过似的”，杨哲民打心眼里看不上这个长相丑陋、行为粗鲁的师傅，误以为他是一个“糟糕”的师傅。接下来便进入层层揭秘、消除误会的叙事过程：先是明贬实褒——与“我”的嫌恶恰恰相反，莫师傅的反应却十分热情，不仅没察觉，还真心喜欢“我”，仿佛捡到宝了一样“一会儿带我办出入证，一会儿又带我领工作服”，还请“我”到家里吃饭，不难看出小说在这里，表面上是对莫师傅粗鲁无礼的嫌弃，实则是对其不拘小节、质朴真诚性格的委婉夸赞；接着，由表及内——莫师傅教女儿唱《戴花要戴大红花》、教育子女永远要听党的话，使“我”开始摆脱刚开始的刻板印象，走进莫师傅内在的精神世界后便被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工人点燃了；最后，以小博大——年轻力壮的工人怎么也砸不碎的生料，年迈瘦小的莫师傅却一招制敌，使“我”不得不叹服他丰富的生产经验和过人的智慧。小说写“我”从嫌恶到敬佩的心态转变的过程，深度还原了一个复杂多元的莫胡子形象。

　　误会实则是一种叙事视角的操纵，《戴花》中误会的建立和化解常常通过视角的累加和撤退完成。比如，莫师傅私下得知提名劳模后更加积极表现、小心谨慎，这一行为从徒弟杨哲民和众人的视角来看却是变形的——师傅检查通风管道时造出大的声响，仿佛“故意”让人知道他在辛勤干活，小说又特意提供了以段一村为代表的其他车间工人的视角，于是一出夫唱妇随的“双簧戏”便生成了。这样多个叙事视角合力将叙事推向了一个小高潮，然后笔锋一转，便进入“化解误会”的叙事过程。这个过程同样需要依靠逐步增加叙事视角来达成：先是从吴启军嘴里听说师母流产的消息引发同情，再增加莫师傅本人的视角——自诉原委，误会终于得以化解。这样一场弄巧成拙的“双簧戏”让人啼笑皆非，大大增加了情节的趣味性。类似的情节还有：假期莫师傅为防汪春廷手脚不干净轮流值班，果然锅炉房出事汪春廷被抓，师傅却破案立功提名劳模。从“我”的视角出发，师傅的“料事如神”加之梁师兄说起师母与汪廷春的前尘往事，让“我”怀疑是师傅有意作局，最后莫师傅在酒局袒露破案经过，才解开误会。莫师傅破案的过程以及他对师母与汪春廷关系的态度在误会中得以展露，表现出莫师傅聪明过人的一面：“这个人太肯动脑筋了，真的聪明至极，表面看去一副憨态，其实什么大事他都在心里头梳理得明明白白。”

　　通过对主人公杨哲民的有限视角及其他角色的不同看法的加入和撤离，小说完成误会的生成和化解，不仅增加了人物关系网络和支线情节的密度，还给展现更立体多元的莫师傅形象提供了契机。

四工人阶级的完美爱情与传奇叙事

　　《戴花》对工人阶级杨哲民和姜红梅的爱情书写还化用古代传奇爱情婚恋故事时常见“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型，寄托了水运宪对工人阶级完美爱情的想象。

　　《戴花》将“才子配佳人”的逻辑平移到工业产生领域，自然地形成了“劳动模范配完美女性”的模式。杨哲民是身材高大的篮球队长、生产车间的技术能手、有远大理想抱复与创新精神的年轻劳模，姜红梅则是相貌出众、家庭优渥、品质高洁、能力过人、前途无量的女干部，他俩的组合在吴启军等人的嘴里被称为“天造地设的一对”。虽然说，姜红梅才能、品德、美貌、家世兼备，既能恪守礼制在感情上专一不二，还能治家处事悉心孝敬杨哲民的母亲，这与传奇叙事中传统“佳人”所具备的基础特质不谋而合。但“完美女性”的身份内涵又包含了与年代设定和工业题材相符的诸多新内涵：首先，作为革命时代“女性能顶半边天”的工业女性，姜红梅不仅具有独立的事业和思想，甚至比恋人杨哲民更加成熟理性、坚强刚毅，她不仅是杨哲民的恋人，还是男主人公追求理想、实现成长路上的“同行者”和“领路人”——她催促杨早日入党、争当劳模，使得他的“革新进入了双动力阶段，想停都停不下来了”；其次，不同于“十七年”草明《火车头》《乘风破浪》完美的女干部形象，小说《戴花》正视姜红梅作为女性的独立的情感和欲望，她绝不是被动等待被男性选择的猎物，而是拥有更多的自主性的“工业女性”，可以说，姜红梅身上曲折寄托了作家对那个时代工人阶级“完美女性”的想象。

　　《戴花》选择性扬弃了才子佳人“(1)邂逅相逢，一见钟情，(2) 小人拨乱，历经磨难，(3) 终成眷属，团圆结局”的固定套路。两人互通情意后几次月下散步、宿舍私会，又由于家庭悬殊受到来自姜红梅父母的反对、宋玉香的离间以及姜工作调动的影响一度陷入猜疑，最终杨被评为劳模、姜调回厂升任科长，二人在追求理想的路上终于殊途同归、有情人终成眷属。以上都与才子佳人模式相符，然而新变之处在于：木讷的男主人公杨哲民毫无察觉，而姜红梅却早已芳心暗许，前期两人的关系也主要呈现出“女追男”的特点，结局不仅是“多情公子中状元”更有女强人回厂升任科长的安排。《戴花》表现了杨哲民和姜红梅既是浪漫恋人又是“革命战友”的爱情关系，充分体现了特定年代工人阶级对完美爱情婚姻的想象。

　　此外，段一村和宋玉香的情爱关系恰好与杨哲民和姜红梅“才子佳人”式完美爱情的形成对照：宋玉香在感情中近乎“妖”——她总是摇摆不定、朝三暮四、擅长玩弄手段和利用男性获得利益，段一村在私生活领域沉迷享乐、不知廉耻，背弃徒弟而与宋玉香结婚。值得一提的是，两人的婚恋故事的结局颇符合儒家道德“慈诫”的特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段一村婚后仍到处拈花惹草导致二人离婚，宋玉香“浪子回头”带着孩子回到海南乡下的寺庙清修来洗干净自己，符合邪不压正、善恶有报的中国传统道德，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作家通过对传奇叙事中爱情模式的化用，表现了特定年代工人阶级对完美女性和理想爱情的想象，这样的爱情书写更符合中国审美经验和阅读期待。

　　 作为一位有文学理想、眼光独到且与时俱进的作家，水运宪从成名作《为了幸福，干杯！》到八十年代的改革文学经典《祸起萧墙》，从家喻户晓的《乌龙山剿匪记》到新世纪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戴花》，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和社会责任意识始终是其创作中最突出的品质。如果说，改革文学《祸起萧墙》是水运宪面对“文革”后中国社会信仰坍塌导致的集体精神迷茫而重构一种可以皈依的信念，那么《戴花》则是作家正视九十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盛行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范、精神价值失序等问题，重燃理想主义的明灯，为困于物质迷雾的当代人指明方向。正如，水运宪以《祸起萧墙》《雷暴》《庄严的欲望》等改革文学，于那个民族性格发生裂变的年代推出自己的“理想人格”，塑造一批如傅连山、肖天维、丁壮壮等敢想敢干的改革者形象。作家的《戴花》面对理想主义激情逐渐消沉，精神价值日益失落的当下社会，再次对个体自我完善的可能性发出追问，塑造出新中国两代劳模身上艰苦奋斗、坚守信仰、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此为节选版本，文中注释已省略，全文请参阅纸质刊物）

刊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1期 

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编辑|陈媛 

一审|刘瑶 

二审|佘晔 

三审|吴帼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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