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文本批评 || 唐诗人丨细读、解构与超越——陈晓明文学理论批评的思想启示
细读、解构与超越
——陈晓明文学理论批评的思想启示
- 文 / 唐诗人-
摘 要:陈晓明的文学批评是理论批评的一种典范,它综合表现了一个批评家扎实的文本细读能力、丰厚的理论知识素养和理想的文学感受力。三者的综合,不是简单相加,陈晓明针对文学文本的深度阐释,实现对既有理论的超越,朝向的是创造性的理论建构和思想生成。
关键词:陈晓明;文学理论;解构批评;文本细读;思想生成
01
文本细读与理论素养
当代文学批评,一直在推崇文本细读,但对于何为真正的文本细读,或者说怎样的细读才是最有效的,也是各执一词。很多人的文本细读,从理念上、观点上都会追溯至新批评,似乎是同出一源,但具体到文学批评实践、表现在文学批评文本层面却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形态,甚至传统的感悟型、观念型、社会学批评也打着细读的旗帜死灰复燃。陈晓明曾感慨:“最为不幸的是新批评,如此响亮的名称,如此率先的引介,并且也是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界最为深广的基本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与批评的实践中却没有真正扎下根,甚至远没有像模像样的仿效。”观念型批评、感悟式的论断型批评,依然是当前中国文学批评的主流。“今天中国的文学批评还是论述性的、阐释式的,这并没有什么错,但问题在于,如何以文本细读为肌理来展开论述和阐释,这是重要的环节,或者说基础。文本实证的观念和方法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没有打好基础,故而道德主义立场现在还可以横扫一切,空泛的夸夸其谈和没有具体文本分析依据的所谓批评依旧能够四处横行并博得喝彩。”这是陈晓明十年前的判断,十年后的今天,相关问题也并没有什么改观,传统的观念型批评、道德话语、夸夸其谈的声音因为简单浅显,借着网络等新媒介变得越发流行,注重文本细读、强调文本依据的学理性批评因为其复杂性和高难度,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文本细读应该怎么开展,怎样的文学细读才能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对于这些问题,陈晓明在很多文章中都给出了直接的解释。比如针对马原《虚构》,多数解读会关注其开创性的先锋叙事特征,强调的是技术问题。但在《无边的挑战》里,陈晓明关注的是小说故事层面的神秘经验问题,尤其对“我”与麻风女的性爱等极端化的叙事情节作了特别的分析。“《虚构》这篇小说如果说有什么可深化的思想性的话,那也是在生存与性的揭示方面给出了一种极端经验,并且揭示了一种深刻性。”就小说所呈现的极端经验做深度阐释,虽也是细读的效果,背后有清晰的德里达解构主义思维。但有德里达的影子,并不能否定陈晓明对《虚构》的细读打开了新的局面。理论只提供了深入文本的切口,进入文本之后,文本内在的逻辑被打破同时也得到重组,更多的意义可能也得以呈现。陈晓明对《虚构》中“性描写”的分析,让小说中那些令人震惊的极端性经验获得了最好的思想解读,也就解除了人们对作家呈现这类另类、“不道德”情节的疑惑。分析极端经验背后的思想特质,还有比较强的理论观念支撑。后来,陈晓明以更完整、更详尽的文本细读方法重新解读了《虚构》。《虚构》的开篇是一段关于“虚构”的议论,这个开篇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被阐释为一种开创性的表达,它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要创造逼真的效果不同,它是刻意突出小说叙事的“虚构”,是“在虚构一个进入故事的方式”。陈晓明关联起中国当代现实主义小说故事的起源方式,讨论《虚构》“我就是……”式开篇在当代小说史上的位置。在中国当代小说的文本内部,这个开篇或许是开天辟地的,但放在整个世界的文学叙述史上来看,这个所谓的“开创性”,可能就只是一种“重复”。陈晓明对比分析马原《虚构》与博尔赫斯《沙之书》,发现它们之间有内在的一致性,故得出判断:“马原是独创吗?是真正的‘创世纪’吗?《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放在那里,‘沙之书’放在那里,他能做什么?他只能‘重复虚构’。”小说题词上的“重复虚构”四个字透露了文本的秘密,这种突出“虚构”的开篇并不是真正的“创世纪”,它也只是“重复”他人的句法:“一个断然宣称要开启新小说时代的‘虚构’,它不幸,也是侥幸面对着博尔赫斯‘重复虚构’。”
显然,陈晓明对《虚构》开篇段落叙述句法的谱系分析,背后也有艾略特等新批评观念的影响。艾略特的理论是新批评的一大起源,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强调个人才能与整个文学传统的关系:“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陈晓明对《虚构》“重复虚构”问题的细读,看似是破除一个先锋叙事的“创世纪”神话,实则通过文本内部细节的谱系分析,看到一种独特的叙述语法的文学传统,厘清了马原《虚构》“重复虚构”真正的独特所在:“《虚构》开篇后接着就亮出了枪。有些迫不及待,他要从海明威和博尔赫斯结束的地方开始。这或许就是马原‘重复虚构’的意义所在。”《虚构》的开篇是对博尔赫斯文学语法的“重复虚构”,它一方面确证了博尔赫斯“虚构”形式的不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马原要接着这种“不朽”继续讲下去。艾略特还说:“产生一件新艺术作品,成为一个事件,以前的全部艺术作品就同时遭逢了一个新事件。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出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对于博尔赫斯等人的前文本而言,马原的《虚构》就是一个“新事件”,它表现了一种接续传统、重构秩序的叙事野心。不管“野心”实现与否,在这个新秩序中,《虚构》的“重复虚构”都有了新的文学史坐标和叙事学意义。
陈晓明对《虚构》的细读很有代表性,其两个阶段的细读所打开的解读空间,都离不开相应的理论功底。对小说中独异内容、极端经验的热衷探讨,以及对文本细节进行文学史性质的互文比较和谱系研究,都不是生硬地使用新批评或解构理论就能完成的。在陈晓明的理论批评创作中,理论是作为一种基础性的知识素养在起作用的。作为素养的理论,很自然地融入其批评创作的文本细读过程,这不是让理论压倒文本,而是文本细读牵引着理论思辨前行。为此,我们看到陈晓明对《新加坡人》《游园惊梦》《永远有多远》等诸多作品的细读批评,虽有方法上的相似性,但针对每个文本的细读,分析过程中所征引的理论和所阐述的问题都不同,最终论证的也并不是某种理论的有效性,而是抵达每个文学文本的最内在面,确立每个文本最独特的文学性内涵及其思想品质。
02
解构批评与文学性探寻
陈晓明的文本细读,理论是基础素养,当批评真正进入文学文本的细读分析时,理论已经被搁置,甚至理论性内容也会在细读过程中逐渐被拆解。对《虚构》的细读,就小说的叙述语法与博尔赫斯小说进行互文解读之外,陈晓明更以细读方法揭示了《虚构》内部存在的“双重怪异化”悖论,以此破除了萦绕在小说文本的外在光环,发现《虚构》的“叙述圈套”等叙事技巧并不新奇,也不成功。“其实只是马原无法调和传统小说规范与新叙事探索之间的矛盾的应急之举,现在看起来它是如此生硬,这些形式无法融入故事本身,它看上去就像渴望突破的马原陷入的窘境。”细读批评抵达这个维度,拆解了历史上关于先锋小说技巧实验意义的既有诊断,有了新的洞见,已很难得。但停留于这个层面,也就意味着批评还没有完全走出理论的影子,还是走在艾略特、布鲁姆的文学传统、影响焦虑话语思路上,还没能对理论话语本身作出拆解和重构。为此,我以为陈晓明文本细读所表现出来的理论价值,恰恰就是后续的以文学分析来破除理论生成新观点的部分。《虚构》内部的“双重怪异化”悖论,这悖论既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一种探索和创新,陈晓明进一步要论证的是:“他(马原)逃离了博尔赫斯,他进入了玛曲村,他不只讲那个老人的故事,他还要讲述自己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新小说的革命,就是在这样的窘境中走‘自己的’路。”?輥?輮?訛走进文本,走出理论,解构文本,重构理论,陈晓明的理论批评也是在理论与批评之间走“自己的”路。
“自己的”路并不好走,尤其在今天这个学科细分问题严重的环境下,这种游走在理论与文本之间的批评探索,一定是备受争议。在《审美的激变》一书的自序里,陈晓明回顾了自己的理论学习和批评之路:“我对大学里的学科建制颇为不满,更对中文系学科划分如此严密觉得奇怪。这就是何以我后来又做当代,把当代做得更像理论,把理论做得像当代,或者二方面都不伦不类。”“其实做起了当代,我才觉得当代里面有着同样丰富生动的世界,反过来我又觉得今是而昨非。仿佛原来的理论热爱,不过是为今天做的准备;而今天的功课,又是当年的脚注。我本人觉得把当代与理论混淆很有意思,似乎像是在做第三者,有一种无责任,且又不被束缚的自由。”从担忧“不伦不类”,到享受一种“不被束缚的自由”,这是一种批评心态的转变,也是一种个人化的理论批评的成熟。
陈晓明成熟状态的理论批评,解决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与文学性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冲突。很多人的批评创作,理论化就意味着扼杀文学性,强调文学性似乎就要抹除理论痕迹。但在陈晓明的理论批评中,理论是助益于批评发现文学性的有效工具,而挖掘文学性的同时又完成了理论建构。比如细读格非小说《褐色鸟群》时,是从小说中棺材上的尸体动了一下这么一个一晃而过的细节入手的。之所以会刻意关注这样一个细节,背后显然有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启发,理论在这里起的作用就是助益批评家去关注细节和发现问题。对这个细节展开讨论的时候,理论就隐身了,呈现的就是小说文本故事及其叙述形式分析,然后得出一种关于小说真相、小说本质问题的理论回应:“小说叙事的本质可能就在于‘说出真相’;与之相反,‘隐瞒真相’也是(不)说出真相的一种方式,后者把小说的叙述作为小说的本体,让阅读关注叙述本身,它怀着寻求真相的热切动机,随着叙述的进展却变得更加虚妄,寻求真相的叙述本身也变成了不可靠的叙述。”论述到这个理论问题时,批评并没有停止,陈晓明继续结合德里达“‘文学’是一种‘奇怪建制’”等理论,以小说“说出真相”为线索梳理小说发展史,进一步对“小说的本质”问题做更深入的理论辨析。这个理论辨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建构,它建构了一种从“说出真相”来理解小说本质的理论,这是很新奇的关于小说本质问题的见解。以此理论来看后现代小说,也就能理解后现代叙述的“不可靠叙述”问题:“在后现代的历史当中,真相似乎并不重要了,这个世界是没有真相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已经遗失,所以它陷入叙述的自我疑惑中。我们现在从小说的角度来看,对真相的追逐,后现代叙述形成一套新的经验——不可靠的叙述。”但建构理论也并非陈晓明的最终目标,随后他又回到小说《褐色鸟群》,指出这篇小说在“说出真相”意义上的独特性:“它把真相隐藏起来,它把传统小说中,乃至于现代小说中要寻求的最重要的真相缩减为一个动作,它一直在讲述‘说出真相’的困难。这就使这篇小说变成了讲述本身,讲述变得如此重要。讲述在产生真相之外的东西。它把注意力从真相引开去,引向别的方面;引向对真相的隐瞒和怀疑。”如此界定,一方面是将《褐色鸟群》纳入“说出真相”的小说叙事传统,同时又明确了小说在这条传统线上的创造性突破。阐述清楚了所论对象的独特性,已抵达了最艰深的层次。但陈晓明还没有停下他的细读脚步,他不在乎新批评式文本细读能不能关联时代历史层面的外部问题,很自然地探讨了《褐色鸟群》这种强调叙述过程、故意隐瞒真相的写作可能蕴含的文化精神。“格非用这样的手法谋杀了传统小说,他复活了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谋杀真相中去激活生存历史中无数的真相,不可能的真相。那是生活破碎的时刻,是真相破碎的时刻。”关联起历史记忆问题来讨论先锋小说的“说出真相”叙述特征,很自然地拓展了文本细读的文化批评功能,而不至于让某种具体的批评方法束缚了文学或文学批评的思想张力。
寻找悖论、拆解文本和突破理论、探寻更多的可能性,是陈晓明文本细读批评的基本理路。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批评视作“解构批评”。但如德里达的解构不是一种批评理论一样,陈晓明的“解构批评”也不是一种结构方法,更不是一种观念结论性质的批评理论,与很多自认德里达为祖师的解构批评也有很大不同。对于陈晓明的细读批评,我们其实很难从中获得清晰的方法参照,即便模仿其思路,也必然因为理论基础和文学储备的差异和不足而难以获得理想的批评效果。不满足或不致力于建构一套可以行之四海而皆准的批评理论,这是陈晓明从德里达“解构理论”中汲取的经验。“解构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既不是文学批评,也不是哲学论证,解构就是解构。”在陈晓明的理解中,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并不是以哲学的讨论方式来入侵文学,更内在的情况其实以文学来对抗哲学。“解构是一种修辞性阅读”“解构性阅读有可能激发可写性文本”“解构并没有关于文学的损毁或巩固的方案”……陈晓明对“解构理论”的阐述,也可以视作其解构批评的基本内涵。作用于文学文本的解构批评,就如德里达针对哲学文本的文学解读一般,是一种修辞性阅读,所要激活的也是“经典文本内在可能隐含的后现代意义”,它是“通过文字修辞的运作来展开文本”,“把经典放置在后现代语境中重造”。
陈晓明的细读批评可以视为一种中国版的解构批评,这种解构批评不是德里达的翻版,也不是对德里达立场态度的重演。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对“解构”二字抱有敌意,谈“解构”就色变,想当然地认为以“解构”为代表的外来物种不适合中国文学,觉得用解构理论就必然会扼杀文学的文学性特质,以讹传讹地以为解构批评是一种无底线的文字游戏。但陈晓明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解读,包括在其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中表现出来的解构思维,不但没有扼杀文学性,反而不断地去挖掘、确认每个文本最内在的、最独特的文学性内涵。就如在分析《在细雨中呼喊》时,陈晓明梳理辨析了历史上各类文本中的“弃绝”叙述,最终要指认的就是余华这部小说在表现弃绝经验上,实现了一种最大限度的迫近:“在当代小说的弃绝书写谱系中,余华的独特意义无疑是无人比拟的……”?輥?輷?訛“文学性”不仅仅是修辞特征,更是文学叙述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经验。再如对阿城《棋王》的细读批评,陈晓明从小说中“吃”的细节,逐层分析,把环绕在文本外部的“文化寻根”光环剥离,最终要回到的是一代人最朴素的关于“吃”的记忆,以及一个个体的无父的家庭创伤记忆。“《棋王》说到底还是写出了知青一代人的独特的经验,这种书写本身逃离了依凭意识形态思想解放给定的反思意向,使它具有一种生活的素朴性和本真性。它以它在艺术上的简洁平淡及内在隐含的戏剧性和幽默感,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文学性魅力。”这里的“文学性魅力”,不同于外在维度的文化价值、时代意义,也不同于传统新批评专注研究的修辞元素和结构特征。陈晓明最后特意指出,在对《棋王》进行“文化寻根”等文化方面的解读之前,“有必要事先理清文本自身所具有的更为基本的原初含义”。解构批评就是要通过追踪文本的原初性含义,以确认其最本质、最内在的文学性内涵。
陈晓明的解构批评,从来就不是破坏文学性的理论解剖,恰恰是一种以探寻文学性、确认文学性为目标的细读批评。对于“文学性”,陈晓明有一个著名的判断:“什么是文学性!文学性就在叙事话语本身的展开中存在、生成或呈现出来。”在后现代语境下,当代文学的文学性,不再是宏大的现代性意义上的文学性,它们被各种资本的、政治的非文学力量侵犯或劫持,并不会那么容易就感受到,更不容易言说清楚,它们隐蔽在小叙事、小人物、小情绪的内部,只有触抵了人性隐秘处和呈现了生活裂变问题的文学叙事才有可能潜伏真正的文学性。“这是历史事件的剩余物,也是宏大文学史的剩余物,这就是文学性的最小值,也只有最小值的文学性,构成最真实的审美感觉。”面对如此语境,必须借用解构式的细读批评才能追踪确认何谓现时代的“文学性”。“解构的文学性只存在于文本的解构活动中,文本只有在解构中来实现其自身的活力。”当今时代,生活中的一切话语都被资本等外部势力侵蚀,文学中的日常表达、细小故事,不应满足于传统的解读,都需要解构的目光来寻找一些踪迹,发现文本反对自身的缝隙,逐层剥离那些非文学的光环与躯壳,呈现文本最内在面的文学性。
03
超越理论:文学批评的思想性
陈晓明的解构批评深入文本内部探寻最内在的文学意蕴,他在拆解文本的同时建构了一种文本细读的深度解读模式,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难度与高度。但同时,其解构式细读批评逐渐呈现出方法化趋势,后面越来越强调解构批评的建构面,当然有一种“颠覆自己本来的立场”的嫌疑。但很显然,陈晓明不在意自己的批评是不是遵从了德里达或者某个其他理论,也就无所谓肯定或颠覆什么。比起探讨一种批评是否坚守了某种理论方法,更具意义的是这种批评是否超越了具体理论。陈晓明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细读批评与理论探析,既超越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也超越德里达、德曼、米勒等人的解构主义理论话语。这里所谓“超越”,不是高下比较,而是指突破理论阈限之后的批评自由与开阔思考。走出理论,获得了足够的自由度和开阔感,文学批评才有可能创造思想,成就一种有思想力度的理论批评,完成多数批评难以完成的理论超越和精神超越。
孙绍振在评论陈晓明的文学批评时,强调了一种批评的自由:“他自由地出没于德里达、胡塞尔、罗兰·巴尔特的恍惚迷离的思想网罗之中,以一种当代学人很少有的轻松、飘逸的姿态表现他的精神的自由。”因着这种自由,任何一种理论都不会束缚陈晓明的批评写作,理论知识在他的文章中都能转变成思想话语,其批评文章也就获得了一种精神的穿透力。由此,我们看到文学文本中的“刀”可以乘着现代性理论话语这艘大船,自由地穿梭于文学与理论之间,成为一把穿透文本、刺入现实的思想之刀:“刀和针在小说中并非只是暴力器具,它也表征着文学认识和处理历史与现实的方式。附着于刀上的叙事,表明了一种粗犷的美学,隐含的是阶级对立等社会话语,这样的暴力具有改变历史方向的企图……”还有对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的分析,文本中很平常的“暗面”“阴影”内容,也能借助解构批评的细读思路,穿透文本的历史修辞,突破现代性理论的宏大诱惑,转变成为一类反思中国作家历史意识的思想话语:“阴面固然并非什么永久的诗意的栖息地,但是站在阳面,面对八面来风,哪个作家还真的能够站稳自己的脚跟并看清文学的路径呢?”包括陈晓明对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思考,德里达的“怪物”“幽灵”相关理论论述,可以成为一种思想洞见,启发反思中国城市文学为何陷入了一种永远不能到来的“大他者”困境。这些案例所揭示的批评实践,都指向一种超越理论的思想创造。
理论知识转换为思想话语,这中间要凭借的,正是文本细读。只强调理论对于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容易造成一种误解,认为借用理论知识切入一个文本,自然而然就能完成思想生成。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文学批评要超越理论,还需要另外一个基础性素养,也就是文学感受力。文学审美感受力与理论知识素养不同,良好、敏锐的文学感受力必须通过长时间的文学阅读才可能得到培育。陈晓明曾说:“批评其实是一项智力活动,一种敏锐的艺术感觉与复杂的知识的融合。”复杂的知识是理论基础,敏锐的艺术感觉就是审美感受力。陈晓明的解构批评,理论只提供刀子,更具魅力的其实是刀子进入文本之后的细读解析,那是一个批评家审美感受力的绽放。杨胜刚、黄毓曾对陈晓明的文学感受力有过很好的描述:“……他是在运用理性研究,然而他也是在感受,因此他就能把先锋小说解读得如此摇曳多姿,楚楚有致,整个的分析和运思过程似乎被转化为一次优雅、意味深长的‘复述’。追随着他的‘描述’,我们可以感觉到陈晓明的艺术直觉有如一艘质地优良、线条流畅的潜艇,剖开水体,轻快地向前划行,直达海洋的深处。在这种诗意盎然的读解局部,理论似乎停止了,只有灵感和直觉在那里伸越、跃动,每当它们捕捉到幽灵似的猎物,就发出畅快的尖叫。”理论辨析的畅快与文本细读的快感,在陈晓明的解构批评中实现了最好的融合。因为有好的文学感受力,陈晓明可以发现先锋小说文本中那些隐蔽在平常细节中的幽微人性,包括他对《游园惊梦》中没落美学的体验、对《永远有多远》中“自我相异性”的觉察、对贾平凹小说中邪异叙事的发现等,这些都是最文学化的精神性内容。因其这种热衷于探讨文学性、精神性问题的批评旨趣,陈晓明的理论批评也就携带了极浓郁的思想气息,与其他批评家热衷的技术分析或理论推演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好的文学感受力,会像缪斯灵感一般启动一个批评家的批评创造,它们也是照亮陈晓明解构式理论批评的思想光芒。
思想性批评是突出批评家个人才能的反思性、批判性、创造性批评。陈晓明曾从破和立的关系角度讨论自己的批评:“我在 80 年代写的文章,骨子里都是立足于‘破’。实际上,我正面去批判人的文章并不多,我觉得个人的拙劣都不值得批驳,而持续的历史压制,旧有的理论僵化体系那才是需要‘破’的东西。因此,我在 80 年代就着手‘立’。都说‘破’,‘立’也就在其中,我并不这么认为,只有‘立’,才是真正的破……只有‘立’起来了,就对原有的占据压制地位的理论是一种有效超越,让要破的对象变成陈旧的过去,这就是有效的破。”致力于“破”的“立”,也就说明即便用解构批评来建构某些东西,也是为了更彻底地破除某些痼疾,这里面潜伏着极强的批判性,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宏大的理论野心。有破才有立,有更大的破才能真正地立。陈晓明的理论批评启示我们,批评需要超越理论,理论必须生成思想,批评家的气量更要升格为思想者的气魄,去发现,去破除,去解蔽,去生成,去创造。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文学批评的思想性、创造性也逐渐被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守成性取代。学术化自然有其相应的价值,但同时也导向了一种不尽如人意的状况:批评被知识蛀蚀,文学被理论吞噬。但文学到底是如何被理论吞噬的?知识又是如何宰制了文学批评?对于这些问题,很多人并不清晰,这又出现了我们开篇时所谈及的对理论的敌意以及对理论批评的刻薄。改变这两方面的简单化思维,恰恰就需要像细读文学作品一样细读一些优秀的理论批评文本。对陈晓明理论批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文本细读方法特征及其思想品格的分析,想要破除的也是这两方面的思维误区。阅读陈晓明的理论批评文章,最直观的启示是,细读批评不能没有理论,它是要超越理论,目标是生成思想,形成真正的批判力和创造力。文学批评所需要的知识化、学术化,也应该导向对于文学性、精神性问题的探询与辨析,而不是沦为论证阐释某些外部的、世俗性问题的注脚或工具。
最近,陈晓明的新文章再一次征用德里达《友爱的政治学》相关知识,通过细读《铸剑》和《石秀》,探讨现代文学对传统的重写问题。这篇文章充分演绎了陈晓明“所欣赏的批评风格”:“批评本身必须锐利、自由,随心所欲的读解,令人信服的推论,横贯中西的思绪,无所畏惧的论断,这是我所欣赏的批评风格。”西方的理论,中国的问题,多种学科的知识,现代的文本,当下的话语,这些要素在陈晓明的批评文章中已融合得炉火纯青,它们被陈晓明“一锅炖”后转化成了一种颇有况味的时代性感慨:“直到今天,在‘漫长的20世纪’无法终结的今天,我们努力给现代文学弥合那些裂罅,如此吃力而捉襟见肘。如此具有强劲变革之力的现代文学……一直被遗弃在深谷。他们如此孤独,至今还是孤独的。”或许,可以从陈晓明这一感慨中生成另一种感慨:我们努力弥合理论与文学之间的裂罅,如此吃力而捉襟见肘,陈晓明如此具有强劲变革之力的理论批评,至今却还是孤独的——“笔者这难尽其意的絮言,也不得不就此了断”。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编辑:张 觅
一审:刘 瑶
二审:佘 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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