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批评 || 董晓可|文学史的“缺口”：路遥在1985——兼及现实主义接受视角考察

文学史的“缺口”：路遥在1985

——兼及现实主义接受视角考察

文 / 董晓可

摘　要：路遥在评论界和读者群中存在着严重的接受分歧。笔者通过切入1985这一特殊年份，期望突破长久以来桎梏路遥评价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以现实主义的读者接受视角重新打开一个“缺口”。质言之，路遥于1985年开启创作的《平凡的世界》，通过理解读者、呼应读者，探索了一种超越彼时中国现代主义创作形式创新至上的、更具冲击力的直面现实和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从而与读者建立了牢固的“读—写”心灵契合共同体关系：一方面，作品通过对共同时代命运的现实叩问与关照，越出了1980年代文学的时代想象，触及了最为根本的城乡、体制等深层问题，引发了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作品采用了一种宏阔整体同个体浪漫浑融交织的艺术手法，拓宽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空间，并给予了读者超拔飞升的精神力量，从而在“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结合上提供了有益启发。同时，路遥这种恢宏大气的现实主义所产生的“读—写”审美接受的巨大成功效应，对于当前消费社会“再现危机”下文学艺术从“可读的文本”向“可写的文本”的转向可能，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路遥；现实主义；“读—写审美共同体”；文本转向

一个让无数学者和读者念兹在兹、争论不休的有趣现象，便是关于对作家路遥泾渭分明的评价。这位因其“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史诗般的书写”而在不同代际青年群体中产生广泛影响——“不仅五○、六○后的读者缅怀书中所讲述的那段岁月，七○、八○乃至九○后都在书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养分，作为继续奋斗的动力”——的作家，却在评论界遭到了漫长的“寒冰式”冷遇。耐人寻味的是，随着2015年初《平凡的世界》的改编热播和2018年底路遥被评为“改革先锋”，路遥评价的天平更为显明地朝着大众阅读的方向倾斜，这一切皆源于其作品在读者群中持久的影响力。因而，今天当我们重提路遥，在以“纯文学”和“审美批评”为核心的作品中心论已然固化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制度”的情形下，从读者接受的层面重新打开一个“缺口”，聚焦“从艺术角度来研究读者”的审美问题，或许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解读视角。因为唯有如此，方能“从作品历史中去看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从文学作品的起源、社会功能和历史影响这种历史视野去看文艺作品”，去探求路遥现实主义艺术魅力的“读—写”互动性效应。而这一切，均需我们回归现场，回归1985这一特殊年份的文学语境，回归路遥所坚守的诗学理论的核心——现实主义的精神指向，即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关照读者生存命运的精神向度，以期突破传统批评评价路遥的1980年代文学自足性标准，来实现路遥研究新的逻辑起点和对于现实主义更为公允的评判。

01

一种精神向度：

写什么？怎么写？

1985，是路遥开启《平凡的世界》创作的年份，也是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喧嚣一时的年份。正如《路遥传》的作者厚夫所言：“路遥在构思与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现代主义的文学思潮已经铺天盖地，滚滚而来，外来的文学技巧和表现方法，如同走马灯一样，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时论’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作家们唯恐自己不新锐，唯恐自己不赶时髦，文学界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风潮转向中，许多作家纷纷开始向‘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等方向突围。”此时的路遥面临着艰难抉择。最后，他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毅然决定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结构这部作品。

路遥如是抉择，绝非一时冲动抑或意气用事，而是有着清醒的创作理念，那便是明确的读者意识。早在《人生》甫一发表并获巨大社会反响之际，他就向责编王维玲表达了这样的心声：“使我愉快的是，它首先拥有了广泛的读者”，“评论家的意见当然应该重视，但对作家来说，主要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只有大家看，这就是一种最大的安慰”。正是1985年路遥的这一抉择，决定了《平凡的世界》在文艺评论界和读者群体中长久“冰火两重天”的接受境遇。作品在发表时曾遭遇重重波折，问世后也受到了评论界的冷遇，且其后路遥其人其作也长久徘徊在权威文学史教材之外。而在另一方面，《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之时，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热播，并在短期内收到了近2000封读者来信。如果说，路遥的接受分歧，在1980年代仅属一个“现象级”的文学事件；那么，在此后数十年间，于大浪淘沙的海量图书出版市场中，《平凡的世界》能够一版再版，并在读者中掀起一波又一波阅读狂潮，其潜藏的“读—写”情感契合因素便更值得我们深思和挖掘。在1985年前后文学界这一“提西入中”的狂热时段，路遥绝决地选择了现实主义，这选择的背后源于他敏锐的洞察力和笃定的精神坚守。在此时段，他确乎洞察到了在“现代主义”这一“舶来品”影响下，一些新潮作品在“出现本身意义十分重大”的同时存在的“大都处于直接借鉴甚至可以模仿西方现代派作品的水平，显然谈不到成熟，更谈不到标新立异”的“接轨”躁动，以及“文艺理论界批评界过分夸大了当时中国此类作品的实际成绩，进而走向极端，开始贬低甚至排斥其他文学表现形式”的理念先行。最终，他由读者观念出发，在“评论标准”与“读者标准”天平间做出了“心灵的倾斜”，进而以手法更为成熟、与中国本土文学传统更为切近的现实主义文学手法来结构自己的著作。

路遥的这种抉择，不单呈现为“怎样写”的创作技法上的倾向性，还体现为一种更深层次的“写什么”的精神向度的突进，这体现在他所坚守的直面现实社会、关照人的生存命运的精神追求。关于现实主义，传统意义上我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这是一种面向生活、关注人民的文学术语，因而对其评价往往都建构在以“客观性”与“真实性”为核心的再现社会现实的层面上，这也是经典现实主义的第一要义。然而，倘若做一深究，从来没有一种文学样式是对于现实的“镜面式”再现。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便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镜像模仿反映论提出过质疑，认为这是对这面“现实之镜”的极大曲解，因为这是“一面无以名之的镜子，整个宇宙就按照他的想象反映在镜子中”，因而我们看到《人间喜剧》中不单有远远越出再现现实的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大体系，更有着诸多有血有肉、命运交织的灵魂。故而，倘若仅仅以对于现实人生的“再现”来界定现实主义，这无疑是对现实主义这一宏大深厚主题的极度“窄化”与“浅化”。事实上，现实主义在这种表面的再现性之外，更体现为一种对于宏阔现实中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轨迹的直接回应，是一种精神境界上的现实直面态度。而在路遥的躬身创作和文本构筑中，正淋漓尽致地呈现出这种深厚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写作旨归。路遥虔诚地将自己的“笔耕”比作父辈辛勤劳作的“田耕”：“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每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就在他的《人生》载誉不断时，他便怀着孤立的心境和挑战的情绪，历时三年取材准备，置身煤矿孤身写作，来构筑这部“垫棺作枕”的现实主义著作。在作品中，路遥更是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参与到时代更替与人民生活中去，关注着整个社会在新旧交替、城乡融汇的巨大变迁中芸芸众生的生存境遇和命运走向。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拥有巨大冲击力和震撼力的现实书写，而这正是现实主义所承载的“现实意识”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穿透力的关键所在。这不单表现在外在的强调现实、关注现实上，更表现为对现实中人的生存处境和灵魂的“内在现实”的关注。而这些，正是其超越彼时仅仅汲取了西方现代派艺术技巧却未能充分领悟其内在精神且迷恋于形式创新的先锋文本的关键所在，也是其对于现实主义关怀向度的一种淋漓诠释。而在更具体的层面，这一切均体现在他那作品中所蕴含的现实指向和创作突围两个层面。

02

一种现实指向：

走什么路？怎样走路？ 

作家为读者写作，文本为阅读存在，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唯有站在理解读者、换位思考的角度，才能在读写关系中建立起稳固的情感关系。路遥曾说，“作为血统的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或许，正是一种源自心心相连的感情依存，才使得路遥作品摆脱了高蹈凌空的姿态，呈现出一种紧贴地面的同广大读者命运攸关的同频与共振效应。而这更启发我们去探究，路遥于1985年的现实主义抉择，付诸于煌煌百万著作《平凡的世界》之中，究竟如何在直面现实、关注大众的现实指向上，沟通与打动读者，从而搭建起一条坚固的共谋性“读—写”情感桥梁？

显然，历史洪流所造就的社会转型期共同体时代命运和个体遭际中，广大底层青年的身份归属与确认的巨大困境，是其关键所在，这便是对《人生》中核心话题“高加林难题”的孜孜追问和升华。所谓“高加林难题”，即转型期的底层青年难题。在《人生》中，这一难题体现为对“高加林”最终的城乡归宿追问。而在《平凡的世界》中，这个问题则更为深入地转换为，“高加林”在经历了一系列沉浮和碰撞之后，是回归孙少平还是孙少安的生存困境。更为确切地说，摆在高加林面前的是两条道路的艰难抉择：一条是“梁生宝”—“高加林”—“孙少安”（农村人）一脉下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维系者和领导者，另一条是“徐改霞”—“高加林”—“孙少平”（农民工）一脉下来的农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决裂者。该走哪条路？这种抉择的艰难性正体现的是时代困局中青年的命运遭际。

众所周知，《平凡的世界》的画卷铺展为1975—1985年十年间的宏阔景观，而这十年正是大地回暖、城乡开始缓慢流动的时期，无疑，这种流动性加剧了农村青年身份认同的焦虑。尤其愈到后期，这种焦虑感会愈加明显，因为随着信息资源逐渐畅通，通过报纸、电波等渠道，广大农村特别是较贫困地区的农民了解到日益增多的外部世界后，会感到深深的失落。以1979年在一所农村中学和一所城市小学的民意测验为例，想要当农民的人数比例仅为6%和0.5%。而在另一方面，于“后知青时代”城市青年返城热潮的同时，广大农村青年却被森严的城乡藩篱拒之“城”外：“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强化了对户口迁移工作的严格管理，第一次提出了‘农转非’的概念，并要求严格控制指标。1981年12月30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做工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这一政策，其实质性的效果便是限制了农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将农民紧紧地捆绑在落后的农村。这在集体化道路已然破灭的历史语境中，给予广大农村青年的是“主体性”丧失带来的幻灭和不甘交织冲击的心灵阵痛。在《人生》中，我们看到，拥有城市户口的黄亚萍当上了广播员、张克南成了副食品公司的主任，而身为全村唯一高中生的高加林因高考失败却只能返乡务农，面临一生黄土为伴的生活。虽然后来经历了“于连式”的个人奋斗，但终未冲破城市大网，最后无功而返，这更体现了当时农村知识青年的处境，向往城市进不去，疏离农村又出不来。这种锐利的沉痛触碰，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性，从而能极大地引发读者的共鸣。当无数的底层青年进入高加林的精神世界，“阅读”着他那痛苦的思考：“他感到自己突然变成一个真正的乡巴佬了”，尽管“他”用肥皂一遍遍地把“身上的泥土味冲洗得差不多”，但“乡巴佬”的身份似乎已是却之不去的宿命了。“他抬起头，向沟口望出去，大山很快就堵住了视线，天地总是这么狭窄”……这种揪心、失望甚至绝望的感情，会让多少同样命运的青年读者“彻夜难眠，这不是出于一种美学效果，而是出于一种人生处境”，甚至联想到“可能就像这样在大山皱褶之间的乡村里，度过寂寞、苦痛的一生”。这种困境正是困扰着时代转型期广大青年的“高加林难题”，也是路遥现实主义书写所亟须回应和探索解答的现实难题。在此，《平凡的世界》的超越性在于，它让“高加林”演化为“孙少平”这一更具“我在”主体性的形象，通过对“怎样走下去”这一问题的追问，让其在城乡间不断碰撞与抉择，从而更大程度地延展了作品的心灵空间，也成为触动读者的内在动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孙少平这一“个体”的主体性特征，是同时代和社会状况紧密结合的，因为毫无疑问，“人的个性只能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只能处于阶级之中。他是历史现实和文化生产的一部分……因为无论一个人的每一举动，无论一种具体思想的形成（想法、艺术形象，甚至梦幻内容）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条件来阐释和理解”。在此，“交叉地带”这一被理论界一再提及的节点，成为个体命运与时代命运攸息关联的关键所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交叉”并非仅仅表征在“城乡”这一地域因素上，而更为深刻地体现在传统与现代、集体化与个体化、农民身份与知识分子、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交织冲撞的元素，这一切都融汇在“孙少平”这个意欲“走出去”的个体身上，以及其在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城市中心地位逐渐的潜在确认，而带来的城乡之间决裂与回归游移不定的身份困境。毋庸讳言，在此转型时期，对于中国人而言，“最明显也是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现代城市的兴起。现代城市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组织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现代城市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社会概念，它还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它是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到了1982年，“在农村体制改革完成并取得了空前的成果之后，中国社会来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临界点上”。在此，特定转折时期农村问题同城市问题连接在了一起，成为底层青年面对的共同时代问题。换言之，城市化的历史推进所带来的各种社会转折，使得长久的农耕文明价值体系以及社会秩序面临着重构局面。而在“交错地带”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也在城乡的彷徨、奋斗、碰撞、爱痛中不断摸索、找寻着人生的道路和归宿，正是以孙少平为代表的这种探寻精神，使得“怎样走下去”这一命题，有了其广阔的内在心灵延展空间，直抵了时代大潮中无数彷徨无助的青年心灵。路遥在1985年构筑的现实主义，于其著作《平凡的世界》中，至少在三个层面显示了超越1980年代文学语境的敏锐性，从而使其“现实主义”的精神质素更为真实地贴近了现实生活和现实读者：其一是非断裂式的历史呈现。正如作品开篇那句话：“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了，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事实上，这句具有隐喻性质的话语，正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触摸历史脉动的真实路径，在看似急遽的时代变迁中，实则容纳了诸多历史与传统因子。在19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有太多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模式的断裂式现代“新人”在渴望与寻觅的冲动中折戟而返，这多少体现了作家们“离地飞翔”的“幻想式”虚弱。而在《平凡的世界》中，我们能看到一种在当时社会文化语境中自然成长起来的“孙少平”形象，从一定意义而言，正是这种非断裂式的书写，弥合了时代变迁带给众多底层青年的心灵震荡，在融入城市及个人奋斗的艰难中以对“乡村共同体”的留恋和皈依，给经历着急剧变化的人们以深深的心灵慰藉；其二是越出时代想象的现实真相。1980年代，知识分子取代工农兵成为文学想象历史的主体，也成为诸多作家创作的核心题材。但事实上，涉关几亿农民生存和命运的“主体性”存在问题，是同样甚至更为牵动人心的现实真相：“路遥恰恰处于社会主义的转折时刻。中国农民的命运，人和土地的关系，农村何去何从……”广大农民尤其是个体意识唤醒之后的农村青年，在“应该具有主体性”与“正在丧失主体性”之间的残酷境遇，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路遥在此，给我们的国家和时代，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将几亿农民安置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去？这在1980年代的文学书写中，是几乎绝无仅有的重大问题思索，因而超出了时代的表层想象，使作品显得更有深度；其三是挣扎彷徨的时代悸动。这种时代悸动潜在地与前二者相融相嵌而镌刻在主人公心灵深处。譬如作品中的一个细节，孙少平坐在火车上，生发出劳动使得火车驶向远方的自豪感；紧接着，查票员针对煤矿工人查票的举动让他顿感羞辱：他视为光荣的体力劳动者，在列车员眼中只是低贱的“下等人”。这一看似微小的“事件”实则折射出，时代新旧交替之中，主人公知识分子与农民形象的撕裂，理想激情与现实戳伤之间的“爱和怕”。费孝通曾说，靠农业谋生的人是黏在土地上的，“‘土’是他们的命根”，而正是这广阔而温情的土地，成为了在社会转型期意欲走出去而最终折戟而返的农村青年，温暖而坚实的心灵依托。这也是作者最终让孙少平退守劳动、退守这平凡大地上的平凡人生、退守自我坚守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缘由。以上种种，无论是提出的问题本身还是讨论问题的逻辑，都“越出了 80 年代文学的历史视野和问题意识，难以在 80 年代文学能够容纳的框架内来理解和阐释”。路遥无疑是带有乡村的“精神胎记”的，这使其创作能够在无数漂泊和迁徙而悸动不安的农村青年身上，找寻到其现实奋斗的依托所在和灵魂的寄居之所。而这也使得其作品更为贴切地反映了时代困局中广袤农村大地上渴望改变命运的青年群体的追求与挫折、快乐与痛苦，因而更能引发现实读者的共鸣。质言之，路遥在1985年的现实主义构架，对于现实这条辗转、彷徨的未尽之“路”的追问，触及了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社会、阶层、体制等深层问题，正是源于这种强大的现实指向性，使得作品建立起了稳固的“读—写”审美共谋体系，从而最终成为广大读者关心、关注、情感攸关的“心灵读本”。只要这种“底层人”“边缘人”直至当下“新穷人”的命运困局没被打破，路遥的作品就会一次又一次赢得读者阅读，引发读者对“青年人出路何在”问题的反复沉思和不安。

03

一种方法开拓：

制度坚守还是创作突围？

路遥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内容的现实指向性之外，还呈现为艺术形式的坚守与开拓。诚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然而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脉动中，力量强大的传统因素的传承与延续，仍会潜在地暗流涌动。客观而言，路遥所尊崇的现实主义并未超出其“师法”对象柳青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自觉地融入生活，将眼光投向广阔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与时代同向，与人民同行，参与和呼应20世纪中国一系列重大革命和改革实践，使作品展示出史诗式的宏大雄伟。这是其遵循文学制度稳定性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路遥在1985年前后对其《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构筑，在其创作方法层面，却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突围性贡献，这主要体现在现实主义的宏阔整体同个体主义的浪漫因子的混融交织的艺术手法。而这一艺术形式的创新，也同时代语境紧密结合，从而以其现实主义的内在精神质素展现出了“读—写”共谋的可操作性，无形中为解决“怎么写”和“写什么”问题也即“文本创新”和“读者接受”问题的融合，提供了有益借鉴。

其一，路遥的“现实主义”坚守，呈现为一种“分裂”时代的“整体”价值追求。1985年前后，当纷繁接踵的文化思潮和形形色色的西式表现手法相继涌入，整个中国文坛痴迷于各种样式形式创新的“分裂性”，从而造成了“社会”与“个人”的分野，极大地破坏了文本构筑的“整体”观念。对此，路遥“背道而驰”表现出了宏大的叙述视野，他在时代巨大的历史变迁中，于“城乡之间”与“中西之间”，在宏阔的社会历史和广大的现实世界中，尝试“小说作为赋予外部世界和人类经验以意义”的总体性历史症候的呈现，从而在时代精神和疑难问题的总体性把控中来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向和芸芸众生的命运归宿。在此，自1970年代“《山花》时期”而形成的“个人”与“时代”深度、内在关联的模式，为路遥的整体性写作奠定了“前在”创作精神底色。如果说《人生》之场域尚且表现在城乡间的“交叉地带”，那么《平凡的世界》则体现了“全景式反映当代生活”的宏伟抱负，其空间由乡村拓展到了县城、地市、省会乃至全国，全面地思悟着整个民族的未来发展走向和精神归宿。这些问题涉及当时中国的物质、精神、道德、伦理等诸多现实层面的转型期症结，路遥正是用宽广的精神情怀和宏大的气象格局，使得乡村改革和个人命运同巨大的社会风云变幻交织在一起，呈现出波澜壮阔的恢宏气势。今天当我们重读路遥，仍然会为他那“包举宇内”的宏大境界和强大气场所感染。从一定意义而言，路遥作品在当下勾起我们一读再读真正强大的“裹挟力”，早已不是那些尘封的故事，而是其精心构筑的“广阔的社会风景和历史内容，以及无处不在的‘叙事人’对社会历史的态度、情感、议论”。而倘若更深入地探究，路遥的这种“总体性”把控，是建立在其触碰现实的真实性与敏锐的辩证性之上的。路遥在1985年前后构筑其小说《平凡的世界》时，所遇到的首要任务便是如何全面真实地掌握这十年间中国发生过什么，这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仅是宏观的了解，还应该有微观的了解，因为庞大的中国各地大有差异，当时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种做法和表现。这十年间发生的事大体上我们都经历过，也一般都了解，但要进入作品的描绘就远远不够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主义的“真实观”的基础上，路遥才在创作的准备阶段和文本构筑中做到了精细把控、辩证布局，“既看到生活的喧哗与躁动，也看到历史的凝重与安详，既看到因政治事件、政策、商品刺激引起急遽变化的短时效的易变因素，同时看到人文环境、思维方式、情感方面等等相对稳定的深层的因素”，从而在“大与小”“城与乡”“共时与历时”等时代因子的整体把握中，使作品走向深厚。而也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的整体社会历史观，极大程度地开拓了作品的内涵，成为路遥耐读的魅力之一。

其二，“路遥式”现实主义的另一重贡献，在于他通过文学，实现了个体强力介入社会规划和想象，从而使其现实主义作品弥漫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激情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存在主义的思悟。应该说，路遥的现实主义将生命个体的主体性提升到了核心的位置，因而是一种重温情、有诗意的现实主义。在其作品中，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生存命运的关注得到了较为明确而具体的体现。作家在对底层普通青年个体介入和参与社会演进中的积极姿态与面临的心灵冲突的描写中，展现了他们在辗转腾挪的奋进道路上情感与思想层面的激情和疼痛，并借此呈现了他们不断探索自我生存价值的深邃的生命力。而在更深层面上看，路遥的这种具有个体浪漫的主体性的性格，是深深根植于完整、深厚的社会历史演进之中的，而正是在这样的“个体”与“集体”的互证与互渗过程中，使人们窥察到生命个体的成长与流变过程，以及情感和理智上的波动和思悟。具体而言，如果说《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徐改霞”们在合作化的道路上，更多扮演的是土改社会进程的“融入者”，走过了一条“个人—社会—社会”的“集体化”规约模式的道路。那么，在《平凡的世界》中，我们已能触碰到一种“个人—社会—个人”模式的个体与时代命运碰撞时激情与能动的因子。正是这种命运起伏，使得作品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集体模式和革命浪漫主义激进思维之外，生发出一种更具现代性的个人主体选择的浪漫模式。由此出发，我们能感受到《平凡的世界》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洋溢着心灵感悟和情感独白的文字，也能触碰到孙少平个体对抗社会环境、个体选择个人命运的主体性意识。即使到了文本终结，作者也未将个体意愿在社会大环境中消融掉，而是让“孙氏兄弟”回归到各谋生路、发家致富的未尽道路上，从而使其走向了“存在在于选择”“个体介入生活”的具有存在主义意味的道路。

正是1985年，路遥这种“整体性”与“浪漫性”之于生命个体的现实主义建构，使得《平凡的世界》激扬着一种阔大的基于平凡世界和凡俗个人的非凡内在精神力量。这种“一切以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利益或幸福、人的发展或自由”为旨归的现实主义书写，使得无尽作为的大众读者，强烈感受到一种平凡人在平凡人生中反抗世俗、获取主体尊严和价值的诗意想象和飞升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现实主义的艺术空间，延展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方法的广阔道路，从而在现代主义“怎么写”的焦虑困境中决绝地选择与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之时，较好地解决了艺术创新与读者接纳的问题。基于此，我们看到，对于1985年“路遥难题”即“现实主义”评价难题的回溯，在根本上波及的是作家在“文本”和“读者”间的博弈。而当我们将关注点聚焦彼时语境下现代派所关注的“文本”中心论，就会发现这同现实主义在西方当代文学语境中的“再现危机”是息息相关的。众所周知，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福楼拜为分水岭，分为古典和当代两个时段，而公允地说，面对19 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的“再现危机”，西方文坛进行的种种文体革新，“一方面颠覆了古典现实主义的许多原则，另一方面又激发当代现实主义更具探索性和实验性的变革”。这一系列形式技巧的创新性引进，也确实给1980年代中国的文学思潮解放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正如杜威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并不创造形式，它是对形式的选择和组合”。现代主义在先锋小说诸形式的探索中，因其“能指”和“所指”不再一一对应，其话语意义的找寻很大程度上只能在话语间的差异、对立、映照和解构中寻求确证，这种略显“高冷”的建构姿态，对于1985年前后的普通大众读者而言无异于形同“天书”，因而只能让读者敬而远之。这在本质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较之西方文学现实主义的“再现危机”，在1985年前后，对于中国文学界而言更为迫切的问题或许是如何解决艺术形式的“接轨”危机。换言之，在铺天盖地的西方现实主义“危机惊悚”下，如何同读者大众的文本接受相结合，解决中国本土的现实主义形式问题才是重中之重。就这个意义而言，路遥对于现实主义技巧的构筑，或许并非如诸多评论家眼中所众口一词的那样落后。一段时间以来，路遥的“遇冷”仅仅表现在评论界对于理念层面“现实主义”在特定时期扬弃时的“典型反例”上，而却并未对“路遥式”“现实主义”的内在肌理和艺术表达做一深入剖析和公允评判。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当另一位陕西著名作家陈忠实去世后，评论家白烨同样引用了“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用“坚守了现实主义传统”对其作品《白鹿原》做出盖棺定论，并一时成为反响巨大广为转载的代表性评价。这启发我们，在中国文学界，现实主义是最为葳蕤繁茂的一棵大树。我们可以理解1980年代那个在“影响焦虑”下亟盼超越和创新的年代，对于现代元素的狂热情感，但绝不能借此便否定路遥在更为成熟的现实主义艺术内核上的有力拓展。客观而言，放眼历史推移进程，我们发现，同样是陕西作家的陈忠实和贾平凹，在读者阅读水准和趣味不断提升的形势下，于保守现实主义根脉的基础上，分别进行了西方借鉴基础上“寻找自己的句子”与“古典呼应”式的艺术探索。因而，我们看到，在现实主义艺术世界中，需要辩证地看待“怎样写”与“写什么”的问题。不可否定的一点是，在路遥构筑《平凡的世界》的1985年前后，就“读—写”对象化实践中，其创作方法层面在将“文本”和“读者”二者的结合上是有诸多借鉴意义的，他不单坚守了现实主义直面现实的书写品格，还在艺术手法上为我们营造了一种浑融大气的整体观同浪漫介入的主体性书写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从而对现实主义的精神空间进行了有效的突围和拓展，给其后的文学创作以极大的启发。

04

一种叩问反思：

“文本中心”抑或“读者永存”？

在1985年前后，现代主义在进行形式创新时，所采取的先锋文学形态是以“作者已死”的绝决态度，在“文本中心”的相对狭小空间进行的。而与之相对，路遥在经历了真正意义的“作者之死”之后，其作品并未走向速朽。这无疑启发我们，不论是何种艺术技法，都该将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放在第一位。事实上，文学阅读和接受最核心的便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这种对话中读者无疑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因而读者的所思所感，读者参与文本的“二度建构”就显得至关重要。本质而言，文学活动的“读—写”互动，是一种建立在读者和作者交汇融通基础上审美意义层面的心灵呼应。而唯有读者愿意热情和倾情回应，才能达到“读者满怀激情地拿起作家建构的小说文本，就是托起作家的审美之躯。翻动建构意义世界的书页，就是在抚摸作家充满诗意的四肢。书中曲折的情节，是作家心跳的轨迹，书中华美的意象，是作家血液的色彩”的完美意义的读写互动境界。而能够实现这种审美互动性的作品，一定是因直面现实人生而深深触动读者心灵的作品，因而也是跳跃着“读—写”双方心灵契合的具有深度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

正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路遥才将读者的阅读和接受放在了第一位，将创作重心放在了更为迫切的生存问题上，同时远离了让读者踟蹰不前的“陌生化”文体的追求，在文体实验与读者需求间进行了抉择，选择了读者更为熟悉的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从一定意义而言，路遥与先锋派博弈的成功，是读者接受层面的成功，说明“读—写”审美共同体的建构重心正在从“作者中心”潜在地向“读者中心”上转移。因为从更为现实的层面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放开和出版政策的变动，作家在“读—写”共同体上的支配能力日趋缩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作家的作品靠着国家“一揽子”分配政策可以“包产”到最广大的读者手里。而出版行业市场化的推行，使得读者的阅读承载成为作品发表抑或出版与否的最核心因子，这无形中将作家推至“买卖”关系的弱势位置。一切意欲忽视读者、自娱自乐、自言自语的创作形态，都将在“读—写”链条中遭到残酷淘汰而出局。这种社会层面潜在地追求中国本民族读者的中心化走向，较之文学层面“向内转”的风潮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力量，这也是后来整个文坛向更接地气的“寻根”（寻求本土民族根脉）和“新写实”（关注底层生存）转移的重要根由所在。本质而言，1985年前后的读者中心化转移，使得精英主义的姿态处于更为窘迫和荒凉的地步。倘若我们放眼这场路遥所坚守的现实主义同现代派的交锋，就会发现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曾经名噪一时的现代派作家，要么改弦更张（如余华、格非1990年代之后的现实主义转型），要么搁笔匿迹（如马原、洪峰等），要么执拗坚持而淡出读者视野（如残雪）……而路遥和其作品却在广大读者中矗立不倒，这本身就说明了同读者建立起一种稳固的读写共谋关系，在文学活动中的不容忽视性。而这些，在根本上，即在于路遥作品中那种直面现实、关注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巨大情感感染力和灵魂冲击力。

现今，当每年数千部长篇小说以浩浩汤汤之势涌入消费市场，谁也不敢再小觑读者这一关键因素。这就如《西方正典》的作者布鲁姆曾说的那样：“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 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也如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从这个意义而言，路遥早已跃入阅读层面的“经典”序列。然而，我们之所以要重返1985年那个特殊年份，并非单纯为了重估路遥及其《平凡的世界》的价值，而更在意的是对1980年代文学自足性标准的审视，以及对当前日益加剧的新一轮“再现危机”形势下现实主义出路何在的冷静思考。

早在六十多年前，评论家秦兆阳对现实主义文学及其可能性就做出了如下判断：“现实主义文学既是以整个现实生活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特征为其耕耘的园地，那么，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有什么局限的话，如果说它对于作家们有什么限制的话，那就是现实本身、艺术本身和作家们的才能所允许达到的程度。”秦兆阳先生对现实主义广阔道路的思索影响深远，并成为后来诸多现实主义作家坚守的“人民性”“民族性”“时代性”“史诗性”等现实主义优良品格。然而，毋庸回避的一个事实便是，当下社会正处于一个整体观念日渐分裂的时代，这对于原先关于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的阐释，无疑构成了极大挑战。如果说，19世纪巴尔扎克的时代，现实主义呈现的是一种稳定完整的秩序，那么20世纪中后期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我们所处的时代表现出了难以捉摸的浮动性。今天，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和回应大众娱乐消费时代网络、电视、电影等新兴媒体所带来的“爆炸式”信息资讯、尖锐多元的社会问题以及大众娱乐时代生存状态的纷繁多样。这些，都对我们的现实主义呈现方式形成了空前的挑战。因而，在当下语境下，对于现实主义的把控，如仍旧停留在对于客观现实的“描述”与“再现”这样的定位上，无疑是失于浅表的。基于此，我们对于现实主义的把握，应该从其外在形式进入内在精神质素的发掘上，应该对其作品内在生命力给予更多的情感关怀，看它“是否具有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审美的理性意识和审美的穿透力，并且在这种审美的理性意识和审美穿透力中思考人类生命的存在境遇和人类命运，体现现实主义特有的形而上追求”。换言之，真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应该以自觉、自省的态度来思悟现实，感知时代困境难题，触碰大众生存出路，使其作品能以深邃的理性意识和丰沛的情感力量来深入现时代普通人的现实存在和生存命运。进入新世纪以来，涌现出了诸多有分量的现实主义力作，譬如贾平凹的《秦腔》、李佩甫的《生命册》、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关仁山的《金谷银山》、赵德发的《经山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刘醒龙的《天行者》、徐怀中的《牵风记》、梁晓声的《人世间》、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石一枫的《心灵外史》等，这些作品往往能从当下广阔社会背景中思索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困境，表现出了强烈的现代人类忧患意识。这些，均表明现实主义绝非一种单纯的艺术形式，而更表现为一种深入现实人生内在肌理的精神境界，它往往通过生命个体的内在精神展现其内心广阔情感世界和生存命运的深沉、宏大的精神境界，从而完成对于整个时代宏阔命题的书写。

在此，路遥于1985年的文学创作，在读者接受层面取得的巨大成功的最大当下启发意义，便在于创造了一种有“温度”的现实书写，一种基于广大受众“读—写”情感共同体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人生之书”。事实上，在此层面罗兰·巴尔特对于文学艺术从“可读的文本”转向“可写的文本”未来走向的思考可资借鉴，他认为相对于“可读的文本”的相对单一接受，“可写的文本”更强调一种基于现实读者其生存体验的开放性、未完成性、参与性和互动性：

可写的文本是永恒的现在……降低入口多样性、网络开放性和语言多样性单一系统（意识形态、文类、批评），穿越、分隔、停滞和塑形了这世界（作为功能的世界）的无穷游戏，也就是先于这些活动的正在书写的我们自己。

与之相通，路遥之于现实主义，给予我们的最大启发，便在于对其作品的现实主义对于读者的强烈震撼力所造就的潜在邀约性，这是一种阅读的召唤，也是作家和读者构成“读—写”共同体的情感基石，这最终体现在了基于“现实”的合作构筑上。因为无论何时，读者都是文学接受的根本主体，而读者的现实人生也成为文学世界的永恒参照“镜面”，这似乎是一个在当下消费社会愈加明显的主题，也是对于当下文学生死攸关的话题。因而，从《平凡的世界》的“阅读史”的角度出发，我们或许可以由评论界与读者对于路遥接受的“冷热”差异所形成的“路遥现象”为考察界面，进而引出对于现实主义作为精神境界的再认识、再思考，从而在传统文学史中关于对路遥现实主义认知的“现实层面”之外打开一个“精神层面”的读者接受的缺口，这或许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当下发展和今后走向亦能提供良多启发。

*本文系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23年度“一人一绝招”项目“新时期山西作家的先锋性文学经验研究”（项目编号:WXY2023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注：本文刊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5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如需下载引用，请以纸刊或网站定稿为准。

编辑：张   觅

一审：刘   瑶

二审：佘   晔

三审：曹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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