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话题新探 || 孔令洁：文学性研究的“内”与“外”——“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作为对内外二分模式的整合与超越

文学性研究的“内”与“外”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作为对内外二分模式的整合与超越

文 / 孔令洁

摘　要：文学性概念在开端处聚焦于文本之内的语言形式问题，而文学性的提出是为了确立文学学科的独立性而言，文学性也有其外在之用。文学自主性以文学的独立自足行使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体现了文学性在“内”与“外”两个向度上的统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性概念作为对审美无功利、纯文学的支持，参与到了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建构之中，围绕文学性的研究在随后泛美学的社会现实和跨学科浪潮的冲击之下呈现出“坚持文学性”与“纠正文学性”的两个极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通过重新阐释文学性的基本构成，将文学性建立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张力之上，表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统一本就是文学性的内在诉求，从理论上实现了对“坚持文学性”和“纠正文学性”的整合与超越。

关键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文学性；内部研究；外部研究；金惠敏

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研究中，没有哪个概念能够像“文学性”（literariness）这样长期居于中心的位置，也没有哪个语汇能够被如此频繁而广泛地提及和讨论。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学性概念在开端之处就颇具张力，在俄国形式主义那里，文学性是形式主义的语言分析，也是审美自主性的实例，这个概念既有传统的形式美学向度，又位于现代性的问题域中。另一方面，文学性概念历经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现象的变迁，内涵的不断移位使得其外延更加宽泛、更加难以约束，但是没有人会否认，在当前的文学研究中文学性依然是学者们必须直面的语汇。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性作为对审美无功利、纯文学的支持，参与到了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建构之中。随着消费社会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围绕文学性的研究呈现出“坚持文学性”与“纠正文学性”的两个极端。前者试图通过对文学文本进行审美本质主义的纯文学研究，抵抗“泛美学”和跨学科趋势的冲击，以文学性作为文学文本区别于社会、历史文本的专属价值。后者明确反对收缩于文本内部的文学性研究，倡导将文学研究拓向更为开阔的社会文化场域，使之成为“文学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毋庸置疑，两种观点背后有着各自的问题意识：“坚持文学性”指向文学学科在文学文化化的现实中升腾起的学科危机感和紧迫感，“纠正文学性”关切于文学在审美之外的社会潜能如何得到充分释放。但是两种研究取向皆因各执一端导致顾此而失彼。“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性与社会性进行对接的理论命题，它通过重新阐释文学性的基本构成，将文学性建立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张力之上，表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统一本就是文学性的内在诉求，从理论上实现了对“坚持文学性”和“纠正文学性”的整合与超越。

一、从“内”与“外”两个向度重审开端处的文学性概念

文学性概念开端于俄国形式主义的语言诗学。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开端指的是“某物从何而来”，但不是说这个“从何而来”在开始之后就被遗忘或被抛弃在身后了，而是说开端总是贯穿和支配着某物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因此，显然有必要返回到文学性概念的发端处勘定其基本义涵、探寻其主要意蕴，从而为接下来围绕文学性研究的探讨提供必要的基础和支撑。长期以来，介绍和阐发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性概念的论述不知凡几，而较少有学者从“内”与“外”的关系视角对文学性概念加以审视。立足于概念源头，以“内外兼顾”的视野重新打开文学性，无疑是避免偏颇理解这一概念的方式。更进一步来说，也唯有如此，文学性概念内外不可分割的雅努斯面孔才会呈现出来。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说文学性概念有着“内”“外”两个向度，是冀望于通过此种方式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所倡导的内外兼顾的文学性研究，提供概念起源处的例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学性概念的向内和向外的维度等同于文学性研究中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在我们看来，文学性概念的向内一维，指的是俄国形式主义立足于语言诗学彰显文本之内的语言形式；而文学性概念的外向一维，指的是文学性在现代性问题域中的外在之用。

将艺术作为形式的观念和从形式的角度阐发艺术规律，可谓是西方文论史上自古希腊以来的主流传统。不管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也不管是康德或是黑格尔依托各自的哲学如何对“形式”做出迥然有别的阐释，都不能否认他们始终共享着一个观念，那就是：艺术之为艺术最终是由形式而非内容决定的。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尝试将语言形式作为回答之关键，在事实上让文学性概念延续并空前强化了形式的艺术定位传统。俄国形式主义者与其形式主义前辈的不同在于，他们不遗余力强调的是文学作品本身以诗性语言和结构属性为核心的内部技巧问题。这就是说，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所要求的形式手法将语言的“陌生化”作为文学的典型特征，通过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来实现激发读者的感受力、延伸读者的阅读行为的效果。这促使着读者忽视文学的创造物本身，着重去关注事物被创造的方式，重新感知那些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中熟悉的形象。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作家要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揭露文学手法本身，必须从技术层面上致力于语言的节奏、韵律和修辞等，想方设法使文学形式艰深化。在这里，文学性被突出强调的是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形式，而非作品的内容或思想等。不言而喻，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如果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文本的情节或思想，最终可能跳脱出文本而投向日常现实、社会历史，只有一种聚焦语言技巧与结构的形式技法，才能让文本的特质显露出来并真正将读者吸引到文本自身。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概念旗帜鲜明地指向文本之内的语言形式，果断拒绝可能会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文本之外的内容与思想，因而文学性概念自身的向内一维其实是显而易见的。

文学性概念的向外一维与其所处的文化现代性语境紧密相关。众所周知，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概念，是为了确立和稳固文学学科的独立性。这不但让文学性问题成为文化现代性的一种表现，而且展现出了这一概念的外指性面向。按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现代”问题的分析，“现代”需要在与西方理性主义的内在联系中被认识，韦伯于是将现代性视为理性化或者说社会分化的历程。反映在文化价值领域中则是工具合理性、实践合理性和表现合理性从传统社会浑整不分的状态里单列出来，与之相对应的科学、道德和艺术三个价值领域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就艺术领域而言，不同的艺术学科纷纷划定各自的边界，以确立自身独立性与合法性的方式共同参与现代图景的建构。作为“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文学性在这个明显的同义反复中承负起为文学研究确定疆界的使命。在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看来，被实证主义和浪漫主义侵扰的苏俄文学研究，缺乏对研究对象的特殊化和具体化处理，以至于流行的实证主义将文学研究变成了关于历史、社会、哲学等文学外部问题的研究，而浪漫主义则令文学研究滑向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于是乎，文学性概念最终成为挽救文学学科的纲领性公式，它通过收缩和限定研究对象的方式来确立自身，在对语言形式的标举中将文学自身的价值同其他价值领域截然区分开来。由此可见，文学性概念绝不只有朝向语言形式的单一面向，在更深的层面上，俄国形式主义者对语言形式的执着，实则成为达成文学学科现代性这一外在目的之手段。在此，文学性概念关联着的向内和向外两副面孔分别出现了。

实际上，文学性概念确立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向外一维，与关注文本语言形式的向内一维，在文学自主性作为审美现代性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中统一了起来。奠基于康德美学的审美现代性最初属意于“自由之美”相对于“依附之美”的优先地位，经过席勒、浪漫派诗人的阐发和践行，审美现代性在现代主义艺术中演变为了以艺术自主性为标识的批判性话语。在俄国形式主义之前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唯美主义、象征主义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最初形态，已经从审美意识上建构起艺术自主性原则，并使之成为审美现代性的集中表现。文学性概念统括了对文学本质的求索和对文学边界意识的贯彻，是对十九世纪现代主义艺术自主性原则的逻辑的承续和展开，这也使得文学性概念成为追求文学自主性的一面旗帜。文学自主性原则通过果断切割文学与社会相连接的脐带，以文学的独立自足对立于经验现实是其批判社会存在的独特方式。我们知道，现代社会是社会生活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渗透导致人们被抛入了一个刻板而呆滞的理性化牢笼中，文学自主性是为摆脱现代性窘境的而破开的一扇窗口、展开的一项尝试。这是因为，文学自主性在一种疏离的意义上否定和控诉了以工具理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只要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以其自主性的方式呈现着，那么其批判性功能也就实际地发生着。显然，文学自主性内在地要求文学的语言形式技巧与文学之独特性相等同，在此前提下，文学才能够以自足的形式独立于社会现实，成为在现代社会问题域中发挥自身批判效用的审美现代性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基于文学性概念的文学自主性对社会存在的批判，实际上体现了文学性在内外两个向度上的结合。

二、文学性研究中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脉络

根据学界的主流说法，文学性作为一种观念和理论在国内被广泛关注始于八十年代，这一时期，对文学性的研究成为国内学界自觉的学术行为。在这种向着现代性思想价值复归的学术浪潮之中，文学性概念的现代价值获得了着重的采撷和发挥，成为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重要语汇和有效工具。相对于西方学界通常将文学自主性用作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武器，在二次启蒙的八十年代，国内学界对文学性旗帜的高举，更应该被看作是对那过去时代里文学政治化倾向的抗拒。文学性概念之所以备受文艺界的青睐，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在政治氛围无孔不入的极“左”年代里，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被压抑得太久、太严重，强调文学的自主性在其本质上正是对主体性的召唤和高扬，人的解放、个体价值的复活于是率先在美学领域中表现为对审美之纯粹性的强烈要求。金惠敏先生的论说尤为恰切：“对文艺本身特性的强调，如关于文艺去政治化、形象思维、文学是人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文学主体性、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向内转等等主题的讨论，反映了现代性对于文艺的要求，即以文艺或审美的方式完成现代性建设之大业。要求文学自律、回归文学性本身，要求人物性格二重或多重组合、反对‘高大全’‘脸谱化’‘类型化’‘神圣化’，要求审美无功利、远离服务论或从属论，这些同时也是对个体自由、世俗主义、精神独立等现代性人文价值的要求。”因此，文学性概念在这一时期结结实实参与了中国文艺现代性的建构，回到文学自主性、回到审美“纯粹性”实际上就是要求回到曾经被历史所中断的现代性本身，在文学研究之外，文艺创作领域中出现的“纯文学”“诗性小说”等实践探索也都遵循着这一朝向现代性复归的理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对文学性的使用实际上让这一概念发生了内涵的移位：文学性概念在开端处是需要通过分析具体的语言材料才能得出的语言形式的问题，而这一时期，国内学界将其置换为纯粹审美的问题，文学性概念由语言中心论变成了审美中心论。

几乎是在文学性概念在国内学界扎根的同一时期，由形式主义者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在国内翻译出版，他们将作家传记研究、文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属于文学本身的研究归为“外部研究”，而将对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与语言、文体、节奏、格律、意向、隐喻等文学形式因素的研究确立为“内部研究”。韦勒克和沃伦倡导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分法迅速得到国内学界的欢迎和接受，一种专注于内部研究的立场旋即成为对文学现代性的强有力的支持。

如果说，国内学界在八十年代对文学性的追捧转换出了“内部研究”的本土文学理论思潮，那么，随着商品经济的飞快发展，“泛美学”的社会现实却又猛烈冲击了将文学性视作文学文本“内部研究”的思维范式，文学性研究开始“向外转”。实际上，不论是德波（Guy Debord）对“景观社会”的开创性表述，还是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围绕“消费社会”开展的符号学分析，早都明白无误地指向了由商品大规模消费所导致的“泛美学”的社会审美现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汇入世界发展体系，表现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上则是市场化不可阻挡地渗透和弥散进文化领域，商业逻辑似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对文学元素的移植和挪用，文学性出现在了无处不在的商品符号和视讯图像中，遍布于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人们发现，“日常生活审美呈现”已然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理论语汇，而是切切实实成为了日常生活本身。文本形式的边界被无情地穿透、冲破以致摧毁，文学性正式衍变为了各种各样的话语要素，成为消费社会的话语运作方式。这表明，坚持文学“内部研究”的文学性显然已经无法约束活跃在文学文本之外的审美经验。另一方面，新世纪之后，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之下的文学人类学极大地拓展了文学的概念，被视为文学的不再只是书写的文本，除此之外，文学的概念还包括了口语和身体表达在内的各型各色的文本。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不仅对时代繁杂的文学现象具有整合的功效，而且推动着文学研究去关注作为严格文学的书写文本之外的文化文本，这实际上要求文学理论将目光投向“俗文化”“大众文化”和形态各异的“亚文化”现象。在以上两种趋势的作用之下，不少学者逐渐放弃将文学性作为形式美学问题的研究方式，转而将文学性纳入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当中，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开始被用来多维度地探讨和质询文学性的不同表现、意义和功能。这促使着“人们不再愿意将文学当作文学，而是当作了‘文化文本’，当作了‘社会学现象’，当作了‘历史材料’，以此来维持文学研究的高水准的、高产量的局面，以至于很少有人从文学的诸要素去思考问题了”。因此，如果从文学研究“内”与“外”之分的二元框架来看，八十年代的文学性研究由于承载着复归现代性思想价值的使命，其绝对主流无疑采取了与文学自主性相绑定的“内部研究”范式。而在商品经济蓬勃兴起的九十年代以后，“泛美学”的社会审美现实和文学人类学对文学概念的扩容实际上让文学性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多元，将对文学性的研究拓展到更为开阔的社会文化领域，并要求打破文学研究的僵死框架以使其语境化和历史化，显然属于一股文学性研究“向外转”的思潮。

由此可见，以改革开放为界标，国内八十年代至今的文学研究围绕着对文学性的谈论存在着“内”与“外”各执一端的区分和界别。就当前而言，随着文学性研究再度被学界重新提出，趋向于“内部研究”的一方表现为延续文学审美本质主义的思路，认为文学性的扩张和蔓延“既取消了文学的独立性和唯一性，也阻断了文学在想象世界里的可能性”，体现出对“‘文学的周边’这种外部研究成了主流，文学研究就容易被历史化和知识化所劫持”的忧虑。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强调文学研究只有坚持并回归到纯文学性的研究，才能在文学审美维度与人性、生命之间的联系中反思何为真正的文学。与之相对的，倾向于文学研究“向外转”的学者反对锁困于文本之内的纯文学研究，明确要求对文学性进行纠正，倡导文学研究“将目光从被捍卫的神圣‘内部’投向被这个‘内部’一次次宣布为‘外部’乃至‘非文学’的那些领域”，致力于推动文学研究走向“文学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这样一种二元对立论调之所以经久不衰、愈演愈烈，就其根源上来说是文学审美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相互质疑，两种差异甚大的立场所彰显出的矛盾从未获得妥善的解决。这就是说，在审美本质论者看来，文学现象后面隐藏着一个永恒不变的文学性——也就是文学的本质——我们对文学性的研究就是对文学本质的研究，对文学性的坚持就是对文学本质的坚持。但是历史主义者将文学看作是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不仅不存在一种抽象、固定的文学性，就连文学的边界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收缩或扩张。因此，基于立场的差异而涌现出的矛盾，显然让文学“内”与“外”的关系问题无法在认识论的层面上得到解决，我们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思路重新检视文学性本身的结构和特征，以此为基础去寻求破解文学性与社会性关系疑难的方法。

三、“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对文学性研究“内外二分”的整合与超越

新世纪之初，围绕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出路问题，金惠敏先生提出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一引发学界长期研讨和争论的命题。该命题作为金先生基于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理论发展衍变的历史，特别是基于二十一世纪的文学艺术现实，对文学理论的当代出路和未来前景的求索，其中包含了消弭文学性研究中“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二元对立模式的积极尝试，“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从学理上提供了兼具整合性与超越性的解决方案。

“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关注的核心是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没有文学”作为一个“险峻”的语汇，曾经一度被误读为“抵制审美”甚至“不要文学”。这种不求甚解、望文生义的错误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本来面貌。金先生本人多次申明“没有文学”绝不是对文学和审美的取消，而是对“‘唯美主义’的指认和拒斥”，“取消审美”与“拒绝唯美主义”显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不因为提倡文学理论的社会责任担当就否认文学的审美特性，非此即彼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是“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的架构方式。事实上，“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要求以文学和审美的方式介入生活和现实，认为文学要想发挥其社会功能就必须坚持审美特性，文学的社会功能面是以审美的方式铺展开来的。反对“唯美主义”、反对“纯文学”，这在文学性研究的层面是对学界偏执的“内部研究”的反拨，封闭的文本无法囚禁文学性，对文学性的研究也不能自缚手脚、失之片面。文学理论既要守护和发扬文学的文学性，又要以文学性或审美性为通行证以走向广阔的社会现实。因而，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关系问题成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重点予以解决的问题。只有从理论上阐明文学性与社会性并非相互区隔而是相互交融，才有可能消弭“坚持文学性”与“纠正文学性”的对立，完成对文学性研究“内外二分”模式的整合与超越。

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工作是重新阐释文学性的基本构成。在学界以往看待文学性的观念中，如果说向外的“纠正文学性”以脱离文学的诗性解读、将社会和历史的向度注入文学为基本倾向，那么，向内的“坚持文学性”则视文学性为文学的固有本质，这种隐藏在文学现象之后的本质永恒而坚硬，是文学乃至文学研究合法性的最终根据。因此，“坚持文学性”无疑就是坚持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学观。但是如果我们想到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用来比拟文学文本的“洋葱喻”，想到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彻底反叛，经历了后结构主义激流的冲刷，形而上学的文学本质观自当引起我们的警觉。在“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看来，原本就不存在一种结晶体般稳固纯粹的文学性足以充任文学的本质，文学性的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作为理论的文学与间在解释学》一文中，金先生重新阐述了文学性的基本构成，“从文学性和审美的形成和结构看，它们原本上就是合成的，文学包含了非文学，审美包含了非审美”。后来的《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对话星丛》中，文学性与非文学性之间的“概念辩证法”被提出：非文学性作为文学性的环境和前提而存在，找出了文学的负面，也就找出了文学的正面，文学性永远建立在非文学性的基础之上，悖论地说，假定文学有其文学性的本质，那么此本质一定是复合了文学的非本质性元素的。不管是文学性与非文学性的合成性还是更进一步的“概念辩证法”，都是为了强调文学、文学性或者审美意识绝非全然封闭的独立自在物，其本身一定内化有外事外物，因而，“文学的共和国是一个文学性和非文学性共在的世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共在指的是彼此依赖对方、通过对方而确定自身之身份”。这与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传达出来的道理如出一辙，没有美的哪会有丑的？没有恶的哪会有善的？一种“相对而言”的认识方式称不上难以领会，关键在于人们不能因为某种偏执而放弃更具真理性的辩证法思维：在文学与非文学的辩证关系中把握文学性。从这个意义上，只是强调“坚持文学性”的“内部研究”或者纠正文学性的“外部研究”的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文学性研究中的这种分裂本身就是不可取的。

在此基础上，“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认为，文学性建立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张力之上，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对峙、博弈、拉扯和妥协中，被称为文学性的审美效果就产生了。那么，在“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中，文学与非文学的张力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呢？金先生曾经提出“文学即距离”的观点，强调文学本质上关切于距离，没有距离就没有文学，是距离“造成了文学，使文学堪称为文学”。让文学性得以产生的“张力”正是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距离，而这种距离则应该被理解为开放的“动态关系”。美学史上，从关系的角度认识文学性或美感的观点始自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Denis Diderot）。狄德罗提出的“美在关系”命题，他以主体与客体相接触所产生的感觉经验为基础，将关系看作与悟性相关的活动。这种悟性活动不在于单独看待某一实物或抽象，而总是假定存在着与之构成关系的另一实物或抽象，美感的出现就有赖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对客体之间相对关系的领会。现代西方批评理论中，以关系属性把握文学性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自然是德里达。他曾经明确表示，文学性既不自然独在也不是文本的内在物，文学性产生于读者与文本的意向性关系中。在这两种典型的关系理论中，狄德罗在主客之间选择执其一端，属意的是客体优先于主体的基础性地位。德里达宣告文本无法禁锢文学性，文学性在关系之中被激活、被释放，但是他的论述建立在“文本之外无一物”的观念之上，这就让一切关系成为飘浮的能指之间的不及物关系，使得文学性即便跃出一个作为话语的文本，也不过旋即进入另一话语，从而在话语的世界中穿梭不止。“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谈论文学与非文学的动态关系，既摒弃了侧重主客之一方的片面性，又将文学性从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层面拉回到物质现实的维度上。这是因为，金先生将文学性或美感规定为一种“间在”，他用新创的这一术语向我们阐明，文学性或美感不仅在话语层面存在，在人们的意识中显现，同时它还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存在，话语和意识背后的生命基底、物质性冲动为一切关系呈现为永恒的动态性与开放性提供保证。“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文学与非文学之张力的“间在”，就在这一动态开放的关系中连接起了文本与其之外的世界。

简言之，一方面，“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通过重新解剖文学性的构成，表明非文学从来是文学性的组成部分，因而须臾不可或缺，“外部研究”的需要就源于文学性的内部——正是审美本身之所需。这正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的，对艺术的社会条件进行科学分析并未破坏作品，而是强化了文学经验。“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将文学性从“内部研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批驳了这种以固守文本为基本特征、以文学审美为唯一旨归的研究模式，从而对文学或文学性的“外部研究”之合法性予以确认。另一方面，“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将文学性建立在文学与非文学的张力之上，这种张力是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距离，是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动态关系。如果离开文学和审美谈论文学社会学，显然是无视了文学性的基本构成与其赖以形成的张力，文学性或审美特性的丧失会让文学面临着成为一般社会改良工具的风险，因而文学的审美之维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放弃。正是在这样两个方面的意义上，“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整合并超越了文学性研究中“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二元区隔的模式，主张文学在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之外，以文学性的和审美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内外”不可偏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注：本文刊于《文艺论坛》2023年第5期，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如需下载引用，请以纸刊或网站定稿为准。

编辑：张   觅

一审：刘   瑶

二审：佘   晔

三审：曹志辉

推荐阅读

推荐阅读

目录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世纪凝眸

起点批评

评论百家

新锐批评家

新锐之思

艺林撷英

文艺沙龙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主管单位 | 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单位 | 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编辑出版 | 《文艺论坛》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 CN 43-1551/I0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 ISSN 2096-6474
邮发代号| 42-31
【编辑邮箱】 佘  晔丨[e-mail]   刘  瑶丨[e-mail]  季通宙丨[e-mail]

文艺论坛杂志社

坚守批评精神 营造思想空间

追求湖湘气派 兼容百家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