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 | 渝笙：我到劳改煤矿寻访右派二舅
作者简介
渝笙，又名欧阳惠，1940年生，研究员，教授，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发表过许多文章，也写过数本专著，只是大多数是科技及其有关的东西。退休后静下来，脑海中不断泛起奌滴的记忆，零星的人生感悟，一鳞半爪对社会的体味，对未来的一絲憧憬，便把它记了下来，也用它们去描绘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在报刋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十余篇，在网上发表短文二十余篇。
原题
反右运动60周年祭
雪夜背后的脚步声
1963年春节邻近的那些日子，此时国家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对知识分子高压状态也日趋缓和，正如古人云“每逢佳节倍思亲”，全家人开始想念失联四五年我的二舅。他于195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被安排在东北人民大学（后改吉林大学）教书，1950年代后期突然消失，没有了音信。
我的外祖父母十分想念这个失踪的儿子，二舅没有结过婚，她们只得写信向学校以及一同回国他的友人打听，仅获悉他1957年秋被打成右派，就离开了学校，却都没有告诉他具体在那儿。后来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到来，外祖父母因年迈，营养跟不上，加上思念这个儿子，带着遗憾双双离开了这个世界。临终时告诉在她们身边我的二姨，无论如何要找到二舅。
二姨于是向东北人民大学，吉林省政府，甚至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打听他的下落。直到1961年才知道他被打成右派后，被送到杉松岗煤矿进行劳动教养，这时我们大家也才知道杉松岗和以它冠名的煤矿。
二姨和大舅住在家乡安庆，她们都年老、多病，加上路途遥远，我母亲也是刚从髙压政治氛围解脱，另外也年迈和身体不好，她们都没能马上前去找他。1963年春节，我已从困境中走了出来，获悉这件事后，便主动请缨，给家庭分担些责任。这年春节前我便启程前往这个十分陌生的处所。
我经过一番寻找的周折、旅途的颠簸，于三天后的夜晚到达杉松岗，它只是长白山余脉龙岗山西北麓的一个小屯，在当时出版的地图上，还找不到它的标识，是否与由于这个煤矿的特殊任务有关，不得而知。
在这座劳改煤矿，我和这些劳教人员一起度过了一段日子，不仅劳教人员，就是管教和煤矿的后勤人员都对我十分友好，他们大概觉得我不怕受牵连，能来这儿探视这个从未听说有亲人的右派，而且还只是他的甥，实属不易。
我不仅替家人送去了问候，还转送给他一些钱、粮、物。不久他被解除了劳动教养，留矿就业，被安排当保管员。在我二姨和母亲的支持下，他申请辞职，离开杉松岗回到了他的老家安庆城里，以后十来年，他只是在家看看书，街上走走，虽然经济不宽裕，但躲过了“文革”一劫。
在春节前三天，我踏上了归途。杉松岗和在沈吉线上的辉南县城有一条铁路相通，但从杉松岗发的客运列车的终点却是梅河口，我考虑到梅河口是个枢纽站，在那儿转车，比在辉南可供选择的车次要多不少，因此回程时，没有从来时的辉南倒车（杉松岗属辉南县），而是买了一张去梅河口的车票，随后登上了返程的列车。
我在杉松岗上车后，找到一个位置坐下，车内大多是粗壮的中年男女。这种支线火车，车厢中间安有一个火炉，旅客们就坐在四周的椅子上，虽然周围的人一目了然，我没有去打量她们，而只是沉默地想着在杉松岗渡过的这几天日子，见到的人和事。任凭火车顶着寒风在山丘中穿行。3个多小时过去了，火车到达了梅河口。下车后，很快就买到了一张去沈阳的火车票。
离开车还有一个小时，我街上买了两个火灼，打了点开水，进入候车室。我利用候车的空档，喝着水，并就着把“火灼”吃下。这是一趟短途慢车，提前半个小时放人，我进入车厢，找到一个位置坐下。
不久，我对面座位坐下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觉得很面熟，似乎在杉松岗至梅河口列车上，她们俩不但和我同坐一节车箱，而且相距不太远；后来，我在梅河口买票时，也看见这个女孩和男孩就站在我后面排队购票。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本来列车就是人员流动的场所，人就和水上浮萍一样，也可能相逢、也可能分离，有老有小也是正常的。
只是此时心中却在问：她们这么小，去杉松岗干什么？或许像我一样探视一个亲人，那个人是她们什人，她们年纪这么小，男孩还是个刚会独立活动儿童，她们前来探望的一定是父母或者很亲的亲人，为什么这个人不来送她们？是不是那个人失去了自由。她们在读书吗，还是流落到社会？只是偶尔相遇，我不便问她们，她们也一言不发，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着，任凭车子摇晃、行进。
在梅河口倒车不久，黑夜便降临了，我担心到达沈阳的时间太晚，去塔湾或“辽大”〔虽然“辽大”离我们家还有一站多路〕所有公共交通车都会停运，那样我就必须徒步走十四五里才能到家，独自在深夜里冒着寒风行走，是十分艰辛、孤寂的，心中便暗暗企望火车能早点到达。
晚十一点钟火车才到达沈阳，一下车，我就去寻找去两地的摩电、无轨、公共汽车，一部也未找到。我正有些沮丧和不知所措时，突然我看见一趟开往北站的汽车，如果在北市场（北站前一站）下车，只需走四五站路就可到家，比从这儿走回家要省去三分之二的路程。
于是便登上了去北站的汽车，我在北市场下了车后，这条路一年前我走过一次，便搜索着记忆，判断着方向，一路走去。拐了几条道路，灯光越来越暗，隆冬的深夜，没有碰到一个行人，我踩在雪盖上，沙沙作响。我似乎听见身后有人的脚步声响，且若即若离，我有了些紧张，却并不害怕，我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身上无钱无粮，要来打我的主意，他还不会轻易得手，那么后面的人跟着我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次出行，家里人曾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到一个十分陌生的山区，还是去一个劳改煤矿，寻找一个多年不知消息的右派，他可能在那儿被强制劳动，或者什么其他处罚的，去探望是否受到牵连，或其他攻击不得而知。虽然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以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在返程的路上最好不要出什么岔子，还是应该小心为好。
我不敢回头张望，只是加快脚步往塔湾方向走去，但后面声音并没有消失，还是在背后近处响着。我看见前头路口明亮的灯光，我估计快到通往塔湾的主要马路，我的心也放松了许多，袭击我的地段已经过去，前面那条路上一定有夜行的人和车辆，还有路两旁临街铺面、房屋内未睡下的人们。
我走到这条大马路上，确实不象刚才那些街道僻静，不仅路灯明亮了许多，路旁的房屋内也射出弱强不一的光亮，偶尔也能见到行人，以及大车和唿哨而过的汽车。我身后的声音仍在响着，这时我已敢于回首望去，却看见后面走的人是杉松岗上车，又一路坐在我附近的那个少女和小男孩。
那知在深夜的雪地里，她们跟了我一程，也惊扰了我一路，此刻我却泛起许多同情和共鸣，不觉向她们投去关切的目光。
只见她们艰难地一步、一步地在踩硬的雪上行走，她们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继续走她们的路。本来我想停下来，等她们走到面前，问她们点什么。我犹豫了，在这样的场合，同她们说什么都会引起误会。我又继续走我的路，偶尔我也回头看一下，但彼此都没有言语，我走到了一叉路口，进去二十多米就是我居住的轻工业学院后门，我拐进去后，侧身看着她们经过路口，然后又从视线中消失，我才进入我居住的大院。
到家十二点多了，大家都已睡下，我轻轻地进到屋内，还是把全家人惊醒。我的杉松岗之行就此告一段落，对家人的安慰和夸赞，我只谈谈地说：“这没什么。”此刻，甚至躺下后，同行的少女和小男孩却许久都在我脑中不断闪现。
随之春节到了，我们全家沉浸于许久沒有的祥和气氛之中，大年初五，二舅也从杉松岗来到了我家。经过商议决定，我二舅退职回到老家安庆，他先后靠二姨和我母亲提供生活费用，许多年过去了，二舅于1979年改正复职。随后他回到了吉林大学教书，过去他还不是正教授，复职后不久，他也成了正教授，并是“文革”后为数不多的经济学教授之一。
每次二舅和母亲会面，或电话或其他形式交流，经常会提及那次我杉松岗之行，我在身边时，说一句“不值一提”外，我又不觉想起那个和我同行幼小的姐弟，她们探视的亲人以后状况如何？是否她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90年代中期二舅离开了人世。我大脑中仍然会记那个雪后的深夜，身后两个小孩脚步声时远时近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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