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1960年湖南女子因何在中南海贴“打倒人民公社”标语？

新三届 2022-01-15

原题

中南海围墙上的“反标”

作者：余刚

摘自《龙门阵》2010年第08期

核心提示：“现在农民生活苦死了！贴标语就是想让党中央知道这些情况。”“我想过，‘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是反动的，我会被抓起来。但是，只要农民的生活能得到改善，枪毙我也没有关系。”

1960年7月26日下午，一个20岁左右的女青年匆匆来到中南海北门口，在门外围墙上一口气贴了6张标语，然后来到门口对警卫战士说：

“同志，你来看，这墙上是什么东西？”

警卫战士过去一看，围墙上贴着“打倒人民公社”等标语，大吃一惊，忙问道：

“谁贴的？”

“我贴的。我从湖南到北京来，就是为了贴这些标语。”女青年说着，又指指挎包，说：“这里面还有6张。”

警卫战士立即把她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审讯开始了。

“你叫什么名字？”“刘桂阳。”“多大年纪？”“20岁。”“哪里人？”“湖南郴县。”“干什么工作？”“鲤鱼江电厂运煤工人。”“这些反动标语是谁写的？”“我写的！”“也是你贴的？”“是我贴的。”

“为什么要在中南海门外张贴反动标语？”

“现在农民生活苦死了！贴标语就是想让党中央知道这些情况。”

“难道你不知道张贴反动标语，攻击、污蔑‘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编者注)是犯罪吗？”

“我想过，‘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是反动的，我会被抓起来。但是，只要农民的生活能得到改善，枪毙我也没有关系。”

经审查，北京政法部门认定刘桂阳是个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准备将她押解回湖南郴县，由当地法院处理。

刘桂阳

刘桂阳是郴县发电厂工人，共青团员。1960年6月，她接到弟弟写来的一封家信，说农村生活很困难，父母天天挨饿，身体每况愈下，已经患了浮肿病。她立即赶回老家，发现不只是自己家里苦，乡亲们全都一样，吃的是树皮野菜，不少人因饥饿得了严重的浮肿病。

她十分气愤，觉得这都是大办人民公社的恶果。她认为，家乡和北京远隔千山万水，基层干部又不如实反映情况，党中央、毛主席并不知道农村出现的问题。如果能上北京，在中南海门口贴上几条标语，党中央和毛主席就能知道农村的情况了。可那样做又很危险，搞不好还要掉脑袋。

但看到父老乡亲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刘桂阳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她想，只要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了下情，一定会马上采取措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父母亲就不会再挨饿，乡亲们的浮肿病也都会好起来，自己就算被枪毙也是值得的。

于是，她一连写了“打倒人民公社”等12条标语。临走时，还给丈夫留了一张纸条：“我二十四日远离家乡，为挽救全国人民献出自己的力量，也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假使如此，望你把小孩抚养成人。”

不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知道了此事。他指示有关同志，不忙判刘桂阳的罪，应该先对她反映的情况认真调查一下，看是否属实，然后再作处理。但郴县人民法院没有照办，还是判了刘桂阳5年徒刑。少奇同志知道后很生气，对这种不作调查就草率下结论的工作作风很不满意，立即责成湖南省政法机关进行复查。

1961年1月10日，少奇同志接到湖南省公安厅呈送的处理报告。上面说，刘桂阳所反映的农村情况基本属实。但她把“农村人民生活苦死了”归咎于人民公社，把人民公社说成是“发展生产的严重障碍，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以至于提出要“打倒”、“铲除”人民公社，这是极端错误的。不过她张贴标语的目的是想让党中央、毛主席了解农村实际情况，使农民生活得到改善，而不是要推翻人民民主政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加上她本人一贯表现良好，故此案仍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划为现行反革命，不能判刑。报告还说，省公安厅认为可以由原判单位撤销判决，本人予以释放，并与其原工作单位协商，保留公职，不开除，不歧视，但要进行耐心教育，使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少奇同志阅读报告后在上面批示道：“同意湖南省公安厅的处理意见，并建议湖南省委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在认识上和做法上的错误，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少奇同志认为这个案子有普遍的教育意义，刘桂阳敢于说真话，上北京来反映农村情况，这正是出于对党的信赖、对国家的热爱，对她这种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态度应该给予鼓励和肯定。至于刘桂阳认识和处理问题方法上的错误，通过教育是可以改变的。果然，在撤销原判，恢复工作，特别是省委书记张平化找刘桂阳谈话后，刘桂阳十分感动，一再检查自己的错误，还高兴地向张平化谈了她家乡在整风整社后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的情况。

少奇同志后来到湖南视察，再次向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谈起这个案件，说：“当时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么？我想，无非是说她写了反动标语嘛。可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而她相信中央，跑到北京反映情况，这能说她有反革命目的吗？她对人民公社认识上有错误，采取的方法也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

延伸阅读

普通女工刘桂阳与国家主席刘少奇

作者：许盈盈

《联合时报》2009年11月20日

看望王光美大姐

刘桂阳是湖南衡阳电厂的一位退休女工，多年以来她的心里装着一个夙愿，就是看望王光美大姐，1998年夏天，她带着女儿终于来到了北京。虽说与王光美初次相逢，但刘桂阳却是百感交集，抱住王光美失声痛哭。

刘桂阳看望王光美

        故事要从38年前说起，1960年7月24岁的刘桂阳正在鲤鱼江电厂工作，这天她突然收到乡下家人寄来的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现在乡亲们普遍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叫水肿病，浑身浮肿，脸肿得发光，脚也肿，一按就是一个洞，好多青年人肚子也肿起来了，你的父亲、母亲也因此病倒了，最可怜的是你的爷爷，已经快病死了！家里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连买盐的钱都没有……”

        读完信，刘桂阳的心中久久难以平静，想起两年前离开家乡出来工作时，村里家家户户还能吃饱穿暖，父亲母亲也身体健康，如今怎么会变成这样？第二天，她去厂里请了假，急匆匆地赶回家去。

人民公社的疑惑

        当刘桂阳一路风尘仆仆赶回家乡时，不由被眼前的惨象惊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城乡老百姓的口粮严重不足。

        这天晚上病榻上的母亲告诉她：现在大家吃公共食堂，全劳力一天吃半斤米，妇女和小孩子只有四两米，当时的四两米按照现在十两秤来称的话还不到三两。缺乏营养，是浮肿病的根源。

        刘桂阳的姑妈那年才36岁，家里有5个孩子，为了让孩子吃饱饭，她向队里提出分一点自留地种庄稼，结果当天夜里就开了批斗大会，不堪忍受耻辱的姑妈一气之下竟然跳塘自杀，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只能拆了块门板做了个盒子，将她草草埋了……

        听了母亲说的这些事，刘桂阳彻夜难眠，第二天一早，她去叔叔家，一进门便看见灶台下面堆满了野草，那些野草原来都是采来喂猪的，刘桂阳便笑着对婶婶说：“看来你家情况还好，还养了猪呢！”谁料到这一说勾起婶婶的伤心事，她说：“妹子，你哪里知道，这全是给人吃的！昨天因为我野草煮少了，你弟弟放学回家大哭一场，他说他没吃饱，饿得难受，所以今天我就特别多采了一些野草。”

        刘桂阳原本就是热心肠：乡亲们贫苦不是一家一户，而是中国的农村生活有那么多困难，我得想个办法把当时农村的情况反映到党中央去。

        可是一个普通女工又能做些什么呢？刘桂阳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北京！她从银行里拿出了全部储蓄100元，在街上买了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几张红纸，当天晚上就在家里写起了标语：“毛主席、共产党、中央各位首长，睁开你们雪亮的眼睛，瞧瞧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农民吃野草、吃树叶、吃糠，他们得了水肿病，脚肿、脸肿、肚子肿，他们的痛苦生活是建立在人民公社上的！打倒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高山！”

        写完标语，刘桂阳便整理起行装，带上牙膏、牙刷、毛巾，以及夏天换洗的两套衣服，还有装满标语的口袋，准备只身前往北京。临行前她给丈夫老李留个纸条：李培务同志，我于今日远离家乡，我为挽救全国人民的生活献出我的力量，也可能献出我的生命，万一如此，望你把儿子抚养成人！纸条下压着40元钱，这是买纸墨写标语余下的钱，也是他们家所有的积蓄，刘桂阳就这么出发了。

标语就贴在红墙

        中南海的红墙依旧如故，38年前刘桂阳书写的“打倒人民公社”的标语就贴在这里，而当时红墙内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正在为是否要解散公共食堂的问题苦苦思索。贴完标语已近黄昏，刘桂阳生怕没人注意，特意到附近站岗的警察那里做了汇报。没想到这一下子惹了大祸。

        警察问她：“这是谁干的？”刘桂阳颇有些自豪地说：“是我贴的，你把它收下来吧”，警察赶紧撕掉了所有的标语，边往接待室跑，边警告刘桂阳：

        “你站在这里不许动！”

        刘桂阳说：“放心，我不会走的。”

        没过几分钟，接待室里就出来了个人，把刘桂阳请进房里，登记了她的姓名、住址、籍贯，刘桂阳一五一十地把农村的情况描述了一遍，心里还暗自思忖：这次总算没白来，问题要解决了！谁知道这时门外来了部车子，不由分说地把她押了上去，刘桂阳有些纳闷了，这是要去哪儿呢？直到车门打开，她才看到了几个鲜明的大字：西城公安局。

        经过六天六夜的审查，刘桂阳因为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人民公社，而被定为“反革命罪”，被判入狱5年。

国家主席的关怀

        刘桂阳的案件登上了报纸，这条不起眼的消息却引起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注意，几个月后，63岁的他乘着吉普车开始了历时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

        刘少奇的这次访问当时被拍成了纪录片，可是纪录片没有反映的一个事实是：临时医院里住满了因饥饿而浑身浮肿的病人，看着一幅幅贫病交迫的画面，刘少奇深情地说：“这里的农民也受苦了！”他决心解散不利于生活的公共食堂，鼓励村民们像刘桂阳一样说真话！

        自从被打成反革命关入监狱后，刘桂阳已在绝望中度过了四个月，这天她突然得到释放，理由是“因怀孕保外就医”。

        刘桂阳起初并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放她出来，县长王朋给她传达的内容是：“你这个行为是敌我矛盾，但是根据你写的这些东西还是属实，所以作为内部矛盾处理，以后生了小孩子，假期满了你还是照常到厂里去上班。”刘桂阳听后感动不已，不久她生了孩子，王县长和厂长、书记还亲自到她家看望她。

        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更让她惊讶的事情，有一天厂里突然通知她去开会，走进会议室，她才发现里面坐满了人，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也在其中，他一看到刘桂阳就热情地过来和她握手，让她到他身边坐下，张平化说：“你这个精神还是不错，今后你还是要记得注意，刘主席这一次到湖南来了，本来想来看看你，我说他这么大年纪，工作很忙，就没有让他来。”刘桂阳这才知道原来是刘少奇主席写了一个亲笔批示，寄给了张平化，这才让自己的问题得以解决，那个救了她一命的批示是这么写的：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鼓励她向政府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再一点，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

        这天刘桂阳彻底平反，一个小小的女工竟然得到了国家主席的关怀，刘桂阳说这种恩情她一辈子也忘不了！

还是躲不过浩劫

        随着政策的调整，国民经济渐渐复苏，刘桂阳一家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可惜好景不长。

        1968年文化大革命，刘少奇被打倒了，刘桂阳当时在家里，既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但她却成了造反派攻击的对象，造反派的积极分子说刘桂阳是刘少奇的黑爪牙，把她揪出来！果真就来了几个人，拿着绳子把刘桂阳从家里绑了出来，还在她头上挂牌子：“反革命分子刘桂阳”。当时刘桂阳年轻气盛，她一把抓下牌子，往地上一扔：“我不是反革命，我没有罪！”她的行为让造反派越发恼火了，她不仅没了工作，被送去铲草改造，每天还要接受各种各样形式的批斗。

        1968年的7月2日，鲤鱼江镇全镇的批斗大会在鲤鱼江电厂召开，“犯罪分子”全部排成一条直队在路边上站着，每个人身上都挂着牌子，桂阳也在其中。她永远记得那天的情景：“他们来捆我的时候，两个壮年男子就把我这个手往后面一绑，拿绳子把我绞起来，膝盖就顶住我的腰部，然后绳子使劲一抽，把我两只手都抽得快要从肩膀上掉下来了，把我往死里绑。绑好以后一个一个推上台去，轮到来推我的时候，就抓着我的头发，拼命地往前面推，我面部朝天，根本看不见前面的路，走进会场时，脚底一滑，一头栽进座位底下，摔得好痛，可是他们又把我抓起来继续往前面推，推到台上一脚踢倒我，我就这么跪在台上。”

        那天刘桂阳穿着件蓝纱卡其工作服，尽管布料厚实，可是疼痛的汗水还是浸透了整件衣服，她几度昏厥。夜里回家，脱去衣服，看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刘桂阳偷偷地哭了，丈夫老李安慰她：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要相信自己，相信刘主席！

        刘桂阳又被判了刑，这一次判了她十年。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1980年5月1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枉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刘少奇平反这天，厂里在会议室开了追悼会，刘桂阳再也忍不住了，她哭得相当厉害，要不是刘少奇她一辈子也不可能平反。自那以后，她开始密切关注着报纸上所有有关刘少奇的消息，1998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百岁诞辰，刘桂阳听说要为刘少奇建一个纪念馆，于是她决定选在这天去祭拜他。

        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她觉得送花圈、写挽联这种方式都不合适，想了半天，她还是决定用最传统的方式，买上香烛和纸钱，这是祭拜家中亲人的方式，刘桂阳说刘主席比亲人的恩情还要大。那天在纪念馆，来了很多人，刘桂阳只能在远处默默地看着，一直到黄昏时，人渐渐散去后，她才和丈夫悄悄来到铜像面前，当她正准备跪下去的时候，突然走过一个中年人，那人停下问她：“刘主席是不是你的什么亲戚？”刘桂阳说：“他不是我的亲戚，他是我的大恩人！”中年人感慨地回答道：“他不但是你的恩人，也是全国人民的恩人！”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刘少奇在艰难岁月中留给世间最后的告白。残阳下，刘桂阳含着泪点燃了香烛和纸钱，面向刘少奇的铜像深深地拜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