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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77级78级毕业40周年丨邓小平是因为查全性等建议才决定恢复高考吗？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科举学与考试研究 Author 刘海峰
学者简历
刘海峰，1959年出生于福建龙岩。1976年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现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邓小平是因为查全性等建议
才决定恢复高考吗？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和回忆的一个话题，高考改革也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便成了尘土，有的事物深埋在岁月中却成了琥珀。除了高考，很少有哪个教育活动会长久吸引举国民众的广泛关注，很少有哪个历史事件过了多年还会引发无数的回忆和感慨。这是因为高考是一个万众瞩目、影响重大的教育考试制度，而1977年恢复高考，是“文革”后拨乱反正开创新局的分水岭，是弃旧图新的标志。它不仅是77、78级大学生命运的转折点，而且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的拐点。
一、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因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以后，开始终结持续十年的混乱状况，社会要逐渐走向正轨，要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必定要有一个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而恢复高考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此高考迟早总会恢复。但在1977年就恢复，则是必然中的偶然，与邓小平的英明决断密切相关。
恢复高考的重要转折点是1977年8月4-8日“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召集了这次座谈会。会议的前几天，每会必到的邓小平在一旁安静地听，既不引导大家往哪方面谈，也不对别人的发言表态。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的教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他说，大学的学生来源参差不齐，没法上课，必须废除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一套，恢复高考招生，凭真才实学上大学。在会上，查全性还指出当时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埋没人才；卡了工农兵子弟；助长不正之风；严重影响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建议：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1]
听完査全性的一番言论，邓小平没有表态，他环视四座问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见在座的吴文俊、王大珩等科学家纷纷表示赞同，他又问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一些代表说来得及，于是邓小平最后表态：“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査全性的发言是引发邓小平表态的重要契机。据当时的高教司司长刘道玉的回忆：“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向这位代表建议说：‘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由迟群一伙在北京两校推行的“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听后，他说：‘好，这个题目好，我明天就讲这个。’”[2]所谓“十六字”方针就是“文革”后期推荐工农兵到大学的基本原则：“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而刘道玉提到的那位“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就是查全性。
但2007年查全性对此的回忆却与刘道玉有所不同，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对于当年那一重大事件的回忆为：“发言之前，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讲什么，也没有任何人建议我怎么讲。我估计，虽然个人有点风险，但风险也不大。其实，我知道大家心里对这些事的看法基本是一样的。我讲的这些内容其实也并没有什么新奇，大家都是这么想。”[3]两位参与者的回忆明显有出入。
不仅如此，参加此次会议的温元凯又有另一种说法：“我就说高考制度要改革，并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的方案。这十六个字叫做‘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没想到邓小平听完我发言后当场讲，‘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我们大家都一愣，什么叫四分之三。邓小平说，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我记得邓小平说今年就改，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工农兵招生方案已经发下去了。邓小平当场就说，发下去了收回来，推迟几个月。邓小平做了决定以后，我们所有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8月8日，邓小平做了总结性发言。”[4]
在2007年的时候，历史才过去30年，许多当年参加会议的专家都还健在，对这次会议的重要细节已出现不少互相矛盾的回忆，可见历史需要进行复原。
其实，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一些专家提出恢复高考的建议，只是邓小平决意恢复高考的诱因。应该说，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之前，邓小平已经有意要恢复高考了。在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时，就有直接从高中招应届生的想法。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就回顾说：“一九七五年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5]
在1977年5月24日与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邓小平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6] 这句话已表明有恢复高考的含义。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自告奋勇”管科技和教育，1977年7月29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汇报时，邓小平便说：“最近准备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明确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7]可见1977年8月科教工作座谈会，便是借机提出恢复高考、实现其设想的一个场合，而决定恢复高考，则是邓小平抓教育的“具体措施”。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一些人对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等持反对态度，教育部主要负责人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以至于会议久拖不决。到后来，9月19日，邓小平找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明确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关于恢复高考，邓小平批评道：“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8] 9月21日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后，形势急转直下，招生工作会议在9月25日顺利结束。
9月30日，教育部呈送恢复高考的报告。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至此，高考从制度上正式确定恢复。过去，高校招生原来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恢复高考后改为：1.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10月21日，各媒体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
实际报考和录取时，虽然各地执行政策的情况不一，也有部分人还因政审被卡，但大部分地区是做到自由报考的，许多知识青年及其家庭通过77年的高考得到了翻身的机会。因此，1977年的高考，是文化基础较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的解放日，是渴求知识但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学子的盛大节日。
回顾45年前那段历史，可以看出，恢复高考最主要的因素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力挽狂澜。邓小平顺应历史潮流，敢于推动时代前进车轮，其个人与恢复高考，兼有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因素。在“文化大革命”还未否定、“两个凡是”大行其道的时期，恢复高考确实是一个突破坚冰的重大举措，需要有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否则高考不是中断11年，而将是中断12年或更长几年。
恢复高考意义重大而深远，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国教育的复苏，当代中国的崛起，几乎都以恢复高考为出发的原点，由此中国社会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注释：[1] 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5-26页。[2]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32-133页。[3] 查全性口述、张弘记录：《我发了言，邓小平拍了板》，《新京报》2007年3月27日。[4]温元凯：《邓小平采纳我四分之三》，《新京报》2007年4月10日。关于“包括人民大会堂端水的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了整整五分钟”等说法，陈侃章著《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一书考辨，认为与历史事实不符。[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23页。[6]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102页。[7]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7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67页。[8]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外一篇
《冬季里的春闱》序
作者：刘海峰
2020年4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侃章著《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一书，对恢复高考的史实作了细致的考证复原，以下附刘海峰教授为该书所作序言。
1977年恢复高考是一个大事件，是改写中国历史的大事件。恢复高考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宣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代的到来，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也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中国教育和全社会从此由乱转治，其重大意义再怎么高评价都不为过。
恢复高考迅速恢复和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高考制度有以考促学的功能，能够保证高校新生的质量，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例如，恢复高考的当年，福建省文科的语文试卷有这样的一道2分的填充题：“《红楼梦》的作者是 ，他是 朝的著名小说家。”如果是现在，大概连小学高年级学生都能答这道题，但是经过“文革”的破坏，1977年的高考就会出这么浅显的题，因为就是有不少考生答不上来。然而，恢复高考两三年后，高考试题的难度已大大增加，知识青年的文化水平得到迅速的恢复和提高。恢复高考，让“文革”期间广泛流行的“读书无用论”一扫而空，大家都开始信奉“知识就是力量”。考试制度通过才学来选拔人才，会导致形成青少年一心向学的风尚。科举时代，“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因此人们都明白“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的道理。在高考时代，大家也看到周围不少学子不是靠父辈的身份或关系得以升学，而是靠自身的努力，刻苦攻读来改变命运。因此高考能催人奋进、培养一种不畏困难的拼搏精神。
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转折性的历史事件，而且具有戏剧性、故事性，因而过程激动人心，追忆引人入胜。它已经成为走入历史的永久记忆，但是有些记忆或传说并不够准确。虽然恢复高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去今不远，但是关于恢复高考的具体过程和一些细节，不同的人回忆有多种说法，有的还互为矛盾。例如，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江西厅，还是四川厅，抑或台湾厅？查全性在向邓小平建言前一晚到底是否受到刘道玉的提示？温元凯是否建议恢复高考者？当年是否真的动用印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来印制高考试卷？等等……都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每一个77级大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因此有成千上万个当年参加高考金榜题名历程的个体回忆，还集结出版或印制了许多回忆文集。学界也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也有相关的论文集。然而，至今尚无一本研究恢复高考的专著。现在，《冬季里的春闱——1977年恢复高考纪实》一书终于面世，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恢复高考的史实，纠正一些误解。例如，作者发现对科教工作座谈会的叙述，相关书籍有不少牴牾，大多是回忆失误或采写者不慎引起，导致其后许多书籍和文章踵之原错，以讹传讹，于是作了认真的梳理辨正和史实复原，让人们得以认识科教工作座谈会的原貌。又如对邓小平在恢复高考中的作用，有流传甚广的网络文章说恢复高考不是邓小平拍板决策，本书也对之加以辩驳，厘清恢复高考过程中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定位和作用，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全书涉及面广，对恢复高考的许多方面考证和论说相当细致，是一本兼具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好书。
作者陈侃章于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对恢复高考有亲身的感受。77级大学生大多对自己参加高考的经历刻骨铭心，对高考改变命运的体会尤为深刻，遇到同为77级大学生的人往往有一种亲切感，有如科举时代同榜中举或进士登科的同年。因此，自与作者往来之后，我都称其为同年。对1977、1978级大学生群体，我曾于2012年7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77、78级大学生的命运与作为》一文，之后广为流传。侃章同年也在2015年3月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77级、78级大学生的历史履痕》，也广受好评。2017年，曾有出版社找我，希望我撰写或编出一本有关77、78级大学生群体的著作，我广泛搜罗了一下相关文章，比较各种同类文章，应该说还是我与侃章同年这两篇最全面系统和有分量。不过，网络上对这两篇文章也有抄袭者，例如有一篇《77、78级大学生：一个时代的符号》，就基本上是将我们两篇文章糅合在一起，署名不断变化，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微信朋友圈中或网上传一次，已经以假乱真，大多数读者都搞不清楚真正的作者是谁了。就知识产权受损这一点而言，我与侃章同年也是感同身受。
“春闱”是科举术语，特指科举时代春天举办的省试或会试。作者借用这一专有词汇，来指称中国高考史上唯一在冬季举办的高考。因为1977年的冬季，谱写了中国人才选拔史上的“春天的故事”，而且这次考试如此重要，堪与科举会试相比，所以用“春闱”来形容也颇为合适和典雅。这本书不是按学术著作来写，但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讲求史实的准确；也不是报告文学的写法，但搜集了鲜活的案例，讲求文字的生动。因此，本书既有真实性，也有可读性。作为77级同年，乐见作者此书面世，惺惺相惜，特此为序。
2019年12月5日
刘海峰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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