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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丨陈钢:问汝平生心血,一半用在吃上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钢,高级编辑,1958年生于江苏阜宁,进过工厂,恢复高考当年考进江苏师范学院盐城分院中文系,毕业后在市教育局和省委办公厅先后工作过,2018年在省报副总编辑岗位上退休。


原题

问汝平生心血

一半用在吃上




作者:陈钢

 
陆耀文先生在公众号“新三届“上发了篇《从灾年吃到古稀,舌尖上的时代风云》,看了颇多感慨。陆先生是位在吃上很有心得的人,和陆先生一道吃饭多次,知道陆先生年岁大了考虑到身体因素现在在吃上有了顾忌,于是像他文中说的,便想回到那无拘无束什么都敢吃的岁月。我与陆先生不同,我是宁愿现在这不能吃那不敢吃,也不愿回到那个为了少饿一点而绞尽脑汁甚至动起各种邪念的年代。

我说不清楚我几岁开始记事,但记得的第一件事却很清晰,是米口袋。那是我母亲用纱布缝的一只小口袋,在米口袋之前,我的记忆是白茫茫一片空白。其实记得的说不上是事情,只是一个镜头:一双手拎着冒着热气滴着热水的布口袋,把里面饭不像饭粥不像粥我不知道叫什么的倒在一只碗内放在我面前。

长大后听说,那时我三四岁,赶上全国人民都没得吃的日子,我家虽是定量户口,但有粮油供应本也常常买不到粮食。母亲在农村小学当老师,下午放了学就满田野四下里去找野菜,仅有的一点粮食,只能算计着每次抓一小把放进纱布口袋丢在一锅水中烧稀饭。烧好了,拎出口袋滤了水的保证我这个重点,再在水里加进野菜煮一煮,便是其他人的一顿顿主食。

那时父亲常年住单位,周六晚上才回家,只有周日中午全家人都在时,才能吃上一顿干的,偶尔也会添点荤。母亲说,每到周六下午,我会一直守在门外朝父亲回来的那个方向看,嘴里还会念叨爸爸回来有好吃的,拉也拉不回来。我大姐比我大好多,那时她住校读中学,也是周六下晚才回家。周六中午学校那顿饭我大姐是不吃的,她会用饭盒装好,留着晚上带回家给我。因为这,多少年来我对我大姐一直心存感激。

我长大一些后,粮食供应情况好转了,但儿时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和吃有关。

定量户口凭粮油供应本到粮站去买粮,虽说能按定量标准买到粮了,但买到手的粮真是糟糕。每次母亲买回米,先是把米倒在桌子上拣石子。那时我二姐也住校读中学去了,拣石子的任务自然由我和我三姐承担。母亲教我们把米在桌子中心堆成一个米丘,然后从米丘脚下把米三五粒三五粒地往自己胸前拨,眼睛死死盯着,不让一粒小石子过关。米拨光了,常常能剩下一碗小石子。与米色差大的石子好拣,最怕的是白石子,很容易漏网,吃饭时每当有人嘴里咯吱一声,我们就要受到母亲的批评。

当地是油泥土地区,没山没石头,下雨地上滑得站不住,想有点砂石都不可能,打谷场上是不可能有石子的,母亲讲,石子是船民掺进米里的。那时汽车很少,米从粮库运到粮站主要靠船,船还不是机动的,十几二十里的距离常常走上三五天,船民也是定量户口,一些船民为了吃得饱些,便备好小石子在中途玩起偷梁换柱的把戏。上小学时有一同学父亲是粮站站长,我和他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他前年因肺癌去世。那时只要他告诉我今天卡车送米来了,我就会赶紧回家通报给母亲,但这样的机会总是很少。

作者(右1)上初中时与同学合影,左1即父亲为粮站站长的同学


除了拣石子,给米“擦背”也是常事。那时吃的米都是陈米,有时买回的米甚至已发霉,米上有一层隐隐的绿色。每当买回这样的米,母亲就会把米倒进一个柳匾,然后拿出一条潮毛巾交给我们,叫我们在米上擦,擦几遍把毛巾淘洗一下再擦,反反复复,等到淘过毛巾的水不发绿了,再把米放到太阳下晒干。即使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煮出来的饭锅盖一揭,还是飘出一阵霉味。定量户口虽有定量,但能买回的并不全是米面,常会抵进一些山芋干,给山芋干“擦背”也是常事。为什么粮食陈了甚至发霉才卖,也是大了以后才知道说是备战备荒不能卖当年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是改革开放后常听到的一句话,按照这个逻辑,不敢卖当年粮,一定是心中很慌。为什么慌?不是我该说的事。

发霉的米


文革中父亲先受批斗后来带着我们姐弟下放农村,到农村后失去了定量户口,所在的生产队极其穷困,每人每年只能吃到340斤荒粮。何为荒粮,别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就连电脑打字,打出“荒”字后电脑联想到的只有“凉”字,反复几次也没联想出一个“粮”字。所谓荒粮,未经加工的稻子麦子玉米加上山芋萝卜全部构成是也。一年只有这样的340斤怎能吃得饱?

印象最深的是吃山芋,一大锅水放进一些山芋段,煮开了再撒上一点大麦糁子,一吃就是多少天,吃得胃里不断往外泛酸水,吃得浑身一点劲没有,拉屎没一点感觉就下来了。好在母亲没有下放,一个月她还有二十几斤定量贴补贴补。那时大姐已去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大姐每年回家探亲会带回一点兵团生产的米。大姐带回的那米油光光亮晶晶,直到现在我都再未见过那种让我神牵梦绕的色泽。

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尽管生产队安排给他的农活都是轻的,但毕竟是体力活,因此大姐带回的米母亲绝对是要专供我父亲的。每当煮饭,母亲会小心翼翼地在一锅杂粮中掏出一个坑,放进一点大姐带回的米,饭煮好了,还常常提醒一句,插的那饭是给你们爸爸的。如果盛饭偶尔漏下几粒到了我的碗里,那顿饭我便会吃得特别陶醉,会兴奋上一天。

这样的煮山芋至今看了都泛酸水


母亲上班很忙,文革中时不时有最新指示下来,最新指示一下来连夜都得上街宣传组织学习常常顾不上家,一日三顿如果都等母亲回来料理可能人早饿昏,这就锻炼了我,十一岁便能烧饭了。母亲从年轻时胃就不好,只能吃烂饭,老陈米加上时不时还发霉,煮出的饭本就不好吃,再煮得烂,那饭实在让人难下咽。想把饭煮得硬些,担心母亲吃了胃难受,如果大姐带回的米还有,又要插一块给父亲,这饭怎么煮?我便动起了蒸饭的脑筋。但不能讲,怕万一失败被母亲骂。

母亲对她的学生很好,但对我们姐弟极严,我最反感她老把那么几个家里困难的学生留在我家睡觉吃饭,我们本来就不敢放开吃。有次母亲带她的学生去城里干什么的,回到家说买了把香蕉一人给他们分一根,听得我气了多少天,我是一直到二十多岁后自己工资宽裕了才非常慎重地买了把香蕉尝尝看究竟是什么味。

还说蒸饭,家里并无蒸笼,但有一只大钢筋锅,钢筋锅上下一般粗,不像现在有的可以带蒸屉,我先悄悄找来几根芦柴杆,扎了一个有腿的蒸盘,又把家里的搪瓷茶缸、马口铁盒子等等侦察了一遍,一个个放到钢筋锅中比较了一下,看看哪些能用来蒸饭,最后在心里锁定几个“占地”小的。

终于有一天上第四节课老师不在,我早早溜回家,捅开煤炉,在钢筋锅里放上有腿的蒸盘,再放进齐腿深的水,拿出锁定好的几个器皿分别放进不同的米和水,一切齐活上了炉,拿起芭蕉扇把炉火煽到最旺,然后心悬悬地一边洗菜一边瞄着炉子上的锅。估摸时间到了,家人也该回来了,我很忐忑地揭开锅盖,一阵热气散开后,看到锅里蒸的饭竟然成功了,有大米有陈米,有烂有不烂,悬着的心放下了。只是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成就感,更不知道什么是创新带来的成就感。

有了一次成功,胆也就大了。等放学回家再做饭,早就饿得没力气了,可能人在饥饿时特肯动脑筋,怎样一到家就能吃上饭,必须在炉子上想办法。那时很少有蜂窝煤卖,我家都是烧煤球,人离家要用水和好煤屑把燃烧的煤球封盖起来,等人回到家再把封盖捅开,一来二去要花好长时间炉火才能上来。公开讲母亲肯定反对,炉子能开玩笑?水烧干了锅烧坏了事小,引起火灾怎么得了!

同样是悄悄地密谋,我连续用几个星期天在封炉子方面做试验,怎样封留几个洞眼,可以保证在我放学到家前半小时炉火正好上来。半小时,锅既烧不干,蒸的饭也快好了,这样,上学前就可备好蒸饭锅放到炉子上,放学一到家就能很快吃上饭。

有天父母离家早,机会来了,我按试验的结果如法炮制,放学到家,果真一锅饭已经蒸好。或许就因这些事给母亲留下印象,母亲一直说我,做什么事都不告诉她,总是阳奉阴违。其实还真不是阳奉阴违,就像前些年先发达起来的地方一样,如果什么事都事先请示汇报,可能真的就什么也做不成。

那时粮站存量是这样的


有前边两位姐姐到兵团和到农村插队劳动,轮到我中学毕业,便招工进了厂。进厂有工资了,凭饭菜票吃饭,按说不需要在吃上动心思了,但进厂了粮食定量标准也才从二十八斤提到三十一斤,不动心思,那是饭票够用、未到肚子饿的时候。

1975年冬天我们是十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一道进的化肥厂,睡在同一间宿舍。我和小李、小邱、小王几个块头大的分在造气车间,那时设备落后,煤炭质量也不高,四台几米高的造气炉经常结疤严重,出渣时要借助钢钎,抡起40磅的大铁锤连打钢钎几十下才能撬松一块煤渣,温度奇高岂不说,这样的活一个班上下来肚里还剩什么可想而知。化肥生产设备一开就不能停,上班是三班倒,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是白班,下午四点到夜里十二点是小夜班,夜里十二点到早上八点是大夜班。

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一个人对任何事的考虑都比不上他对吃饭的考虑那么真诚。我们都盼着上小夜班,夜里十二点下班,既可吃上一顿不要钱的夜餐,还可一直睡到中午省掉一顿早饭。最不愿意上白班,上白班一日三餐全要吃自己的,而且只有晚上有时间玩。年轻人贪玩,白班下班后常常玩到夜里十一二点才睡觉,此时肚子早已咕咕叫了。不知谁说了句这时食堂正往车间送夜餐呢,一下子让大家来了神。

在车间打夜餐只认工作服,可是,不是我们的班我们怎好进车间?饿中生智,我说,我们不进车间,在食堂餐车推过来的路上主动迎上去。一番可行性研究后大家说好,于是穿上工作服戴好防护帽,掐准时间从生活区翻过围墙进了生产区,先在黑暗处候着,餐车来了便敲打着饭盒若无其事迎上前去。就这样,我们上白班也吃成了好多次夜餐。

一道进厂的小董,苏州人,他不玩,也不参加我们的行动,他是一有空就去串门,七串八串,居然成了政工组长家的常客。政工组长是位女的,记得是姓沈,女的可能更有爱心,每次小董串门回来,总要嘚瑟一下今天在沈组长家又吃了什么。政工组长管政治管学习管人事管大批判,家有吃的那不奇怪。好景不长,有一次我们又翻墙混夜餐,推餐车的师傅忽然来了一句“你们怎么老上夜班?要吃回车间打”,哪能回车间?我们的好日子从此结束。经常翻墙的我们几个一直怀疑是小董告密,但我们又并未挨处理,也就未细究下去。

翻墙头冒领的路子走不通了,肚子吃了好长时间的瘪。有一回白班下了班,车间主任叫我晚饭后到他那儿去抄大字报,大字报批判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抄完了,他给了我一个小纸条,香烟盒大小,说去打夜餐吃吧。我拿过纸条,上面只有两个钢笔字“陈忍”。我没去食堂,而是立马回到宿舍,叫住大家亮出纸条上的“陈忍”两字。大家奇怪说你拿陈组长名字干什么,我说这可以吃夜餐啊,来龙去脉经我一说,大家全都兴奋起来,不费事找来一张白纸,每人都模仿起“陈忍”两字。

陈忍是厂里的办事组长,管吃喝拉撒,原来有他的条子就可以吃夜餐,而条子竟然就是写有他名字的一小块白纸。陈组长的字笔锋很硬,很有特点,结果我写出来的最像,就这样,我们又时不时地吃起了夜餐。但吸取前边的教训,我们再不连续去吃,也绝不一起前去。

多少年后,我已在市教育局工作,有次到一个乡镇看学校,忽然遇到了陈组长,他告诉我,他早已离开化肥厂,现在在这个镇当文教助理,我聊起模仿他签字骗夜餐这件不光彩的往事,引得他哈哈大笑,露出了一口在厂里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他那招牌式的大牙。

那个年代的食堂


好日子刚又开始便被打断,有一天,上面通知说我们这批学徒工不该分到全民单位的化肥厂,应该分到大集体厂,于是我又来到插秧机厂干起了钳工。钳工是公认的技术活,但我所在的班组是大架组,专门生产插秧机大架,相当于自行车上的大杠,是整个插秧机上最没技术含量、最笨重的部件。那时生产设备远谈不上自动化,锯钢管都靠手工,力气活饭量自然大,每个月的粮票撑不到月底那是常事。

与化肥厂不同,插秧机厂除了早晚的稀饭,中午都是各人在饭盒里放好饭票或米送到食堂去蒸饭,蒸多蒸少随你自己。开始我蒸半斤,蒸了两三次就改主意了,蒸半斤饭票接不到月底,而且心想食堂放的米要是不足半斤我饭票花得冤。四两蒸过几次觉得和半斤的量也差不多,再蒸三两看看?想想又不行,真放三两米我会饿肚子。几经权衡,还是四两。

有次中午我拿到饭盒打开盖子,发觉四两饭票竟然贴在饭盒盖的反面未被取走,心生奇怪怎么让我白吃一顿,于是便到食堂观察。发现食堂师傅在为饭盒放米时极其马虎,左手打开盒盖,右手拿起饭盒“咔”地一声往桌上一磕,只顾互相说说笑笑,看都不看磕出来的是几两饭票,随手一竹筒米就倒了进去,完全是机械动作。忽然明白,可能放饭票时饭盒里水没擦干,饭盒几经折腾,饭票沾上水贴到了饭盒盖上没被马虎的师傅磕出来。这就怪不得我白吃了。

或许正是从那时起,我真正领悟了“观察好大有益”的道理,养成了遇事先观察再做决定的习惯,以至于十多年后,两岁的儿子肚子疼,医生开了止痛片,是我坚决不让服,先观察儿子疼的规律,才没被止痛片掩盖了肠套叠的症状,避免了一次难料的结局。

扯远了,收回来,对食堂的这一番观察后,再放饭票时,饭盒里的水我再没擦干过,有那么一两次还故意把饭票贴到饭盒盖反面,谁叫你们不认真,我为自己的卑鄙找到了理由。饭票是一律放四两,放三两怕万一碰上个认真的师傅我不够吃。

这样的饭盒今天已不多见


食堂师傅不认真可能是因为食堂人手少,有一回厂里面向车间招食堂师傅。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直到恢复高考我拿到入学通知了,厂革委会曹主任还劝我不要去,说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你去毕业也就当个老师有什么意思。食堂师傅虽然也是工人,但总不比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更像工人阶级,因而愿去食堂的人还是很少。

我们宿舍六个人,有位姓孙的对车间分配的工作不满意,我们其他几人便怂恿他去报名,并和他约好,你到食堂后我们专门到你的窗口打饭打菜,你给我们多找的饭菜票,回宿舍后我们和你分,三七开大头给你。小孙真被我们说动去了食堂,他也真地按约定多找了饭菜票,但毕竟这与利用食堂师傅的不认真白吃饭性质不同,一两次后我们还是和他毁了约。

计划供应年代,饭票吃过头下一顿便没着落,有钱也买不到,随便买卖粮食和粮票逮住是要法办的。于是在厂里,凡能省饭票的事大家都乐意去做。插秧机厂每到插秧季节,都会派出好几个小组到农村去支农,其实就是今天说的售后服务。售后服务是消费者应该享有的权益,支农就不同了,是我们有恩于农民,因此小组到了生产队,吃从来不要钱,还会吃上点荤的。

有次我也被抽去支农,我学徒未满哪懂维修,交给我的任务是只要插秧机陷进田里走不了,我就负责下田抬机头。一台八匹的柴油机整个蹲在插秧机机头上,插秧又是水田,要抬起机头,得使多大的力气。但想着那些不花钱的好吃好喝,力气也就来了。

计划经济年代的粮票。地方粮票出了本省便买不到吃的,得有更紧俏的全国粮票才行


学徒工的工资只有十三块,是完全不能放开买菜吃的,特别是看到红烧肉,思想总会斗争再三,万一经不起诱惑,接下来的几天便会躲到一边不再买菜只吃光饭,把透支的菜票省回来。除了省钱,没有挣钱的门路,于是到工厂附近群众家偷鸡摸狗的事在工人阶级中并不少见。

有个星期天晚上,我从家里蹭饭回到厂里,还未进宿舍,远远就闻见一种我从未闻过的香味。我开了宿舍门,一个个正在剔牙,几块砖头支起的面盆里剩下一副骨架,面盆下面的煤块还在燃烧。一问,是厂东边人家的那只猫跑进了宿舍,被他们逮住剥了,又从锻工车间铲来几锹燃烧的火炭,就这样完成了一顿大餐。大餐留下的那种余香至今我仍无法描述,但一听说是猫,还是忍不住反感起来。

还是父亲带着我们下放农村时,家里养过一只狗,极通人性,父亲下地时,那狗总守在田头,后来说是准备打仗要灭狗,被民兵硬是上门残忍地打死拖去吃了。眼前的场景不免让我又想起那狗,十多年后我在《雨花》杂志发过一篇小说叫《狗君子》,是对那狗的缅怀,其中也写到了猫。

恢复高考当年我上了师范院校,读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也是有定量标准的,想紧吃是不可能的。而且刚经历过十年浩劫,大多数同学是一帮饿汉。就餐是十人一桌,干饭或稀饭按照班级每班一桶。有位老同事叫刘宏奇,在教育局时就是同事,到报社后还是同事,知根知底。有次我们俩怎么就聊起吃饭的事,他问在学校吃饭你怎么盛饭?我心想我早已在工厂历练过,尽管工厂和学校吃法不同,但想吃饱的心思是一样的,还能被你这“刘宏奇之问”问住!但我还得先问问他,看他有什么更好的招。他说,有的人没脑子,上来就盛满满一碗,结果等一碗吃完了再想盛,桶里早没有了,最好是先盛浅一点,赶在别人之前吃完再去盛上满满一碗,我说这种伎俩我早就会了你还能问住我。

我因上学前还在学徒期,不能带薪上学。有些带薪上学和家境好的不愿吃十人一桌的大锅饭一再提意见,学校后来把饭菜票发给个人上窗口买饭菜。我把饭菜票除以三十天,每天绝不敢超支。所以窗口买菜时两眼始终紧紧盯着打菜师傅手里那勺子,一勺菜舀起来生怕他手抖,心里会默念着千万别抖千万别抖,勺子里每抖掉一点,我的心就猛揪上一下,特别是遇到咬牙打次荤菜的时候,抖掉的若是块肉片,打来的菜就很可能再找不出第二块肉片了。

也因此,后来再想吃荤菜时,我只买一个肉圆,勺子再抖,也不可能把一个肉圆抖光。印象中那时的肉圆特好吃,其实里面也不知掺了多少面粉,但正如古罗马西塞罗说的,食物的最佳调味品是饥饿。窗口排队买菜买上一阵又观察到一个规律,食堂女师傅打菜似乎都比男师傅少些,年纪大的师傅也会比年纪轻的少些,可能是过日子抠惯了,于是排队之前,先踮起脚瞄上一眼,看看窗口打菜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去年去海南儋州看东坡书院,东坡书院门口有块碑,上书“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苏轼是这几年的网红,是著名的吃货,在吃上也是动了不少脑筋留下许多以他名字命名的传世美食的。苏轼总结的是平生功业,不敢相比,但看到“平生”二字,不由得联想到问自己,已经退休了,大半辈子都干了什么,当时就心生一句,“问汝平生心血,一半用在吃上”,因为一个“饥”字,正是幼学如漆的年纪,多少时光竟费尽心机用到了吃上。看陆耀文先生谈吃的美文,就又想起去年在东坡书院门口冒出的这句话来。

实行市场经济后,取消了计划供应,挣钱的路子也多了,人们渐渐不再为吃犯愁。既然不再为吃犯愁,那在饥饿年代想出的一些歪点子以及养成的一些坏毛病,是不是就得慢慢抛弃掉?不能没得吃时是一副穷相,有得吃时还是一副穷相,在吃饭上即使做不了绅士,起码也到了该讲讲教养的时候了。

刚调到报社时和刘宏奇一样,在记者站工作,那时记者站人员回到报社开会或办事,都是安排在小食堂四大桌集体用餐,我和宏奇常坐在一起。有一两位吃相不是很好,不顾及别人,逢上这样的人和我们同桌,宏奇便会给我夹菜,还会说一声你怎么不吃或者别客气之类,我则立马明白又给他夹上一块。像抢一样只顾自己狼吞虎咽总做不出来,可是顾了修养菜又没了,于是在吃上同样都很有心得的我俩每每会这样至少看上去不丢面子地互惠一下。

有次一位吃相不好的又和我们同桌,刚好上来一大碗豆腐,我脑子一转,舀了一勺假装送到嘴里,说了句这豆腐怎么不热,心领神会的宏奇马上也来了句一点不热,或许听到我们说不热,这位老兄舀起一大勺一下子送到嘴里,只见他嘴不住地哈哈吐也不是咽也不是。厨房刚出锅的豆腐怎能不热,我和宏奇互使个眼色暗暗发笑,总算惩罚他一下。但事后真有点后悔,万一他把滚烫的豆腐咽下去如何是好,这种坏点子绝不能再使。

吃饱吃好今天已不用再多费心,但吃相,国人真该去好好费费心了。有年应日本外务省邀请,我和南方一位电视记者加上北方一位报社的主任共三人去日访问,日本外务省给我们配了一位女翻译,用餐都是一人一个餐盘吃什么随自己点。女翻译开始都和我们坐在一起用餐,没几天,就端起餐盘一个人坐得远远。熟悉之后我悄悄问她坐到一旁的原因,她笑笑说某桑(指那位主任先生)的热情让她受不了。

女翻译说得很含蓄,我明白,别说她这很讲究的日本人,就连我,也已经心生无奈。一会儿头凑到你的餐盘前说话问你点的什么,一会儿筷子伸到嘴里剔牙,一会儿又用筷子夹起他餐盘里的一块菜送到你盘里叫你尝尝,一会儿又把一个未削皮的猕猴桃一口咬进嘴里,咕噜咕噜一阵再把猕猴桃那带毛的皮从嘴里噗噗噗地吐到桌上。遇到这样的人和你一道吃饭,你说怎么办?

现在不用再担心饭不够要想办法混吃了,所以这些年,饭局我能辞就辞,除非知根知底的老友。再就是新上桌的菜赶紧吃上几块,有人高谈阔论唾沫纷飞时赶紧放下筷子。其他还能怎么办?前边说过“饿中生智”,现在肚子一直饱饱的,对有关吃相的问题还真地就黔驴技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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