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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亦嵘:客串兽医,专门给大牲口量体温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
原题

知青笔记之

我的检测“马传贫”作业




作者:张亦嵘



说起这事儿距今也有小五十年了。

那时,我正百无聊赖地在村子里混日子。同来的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几个知青不是家里摊上点事儿的,遇上招工政审总难过关,就是让插队的生活训练得疲了,已经对招工、上学之类的新鲜事儿提不起任何兴趣了,就在村子里养大爷。

我属于前者加后者,因此非常习惯猫在我那间相当不错的砖木结构的知青屋里有一搭无一搭地翻翻诸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之类的那时可以在新华书店找到的带字儿的书;高兴了也看看《小五义》《绿牡丹》《薛仁贵征东》之类的村里人家里的闲书。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是县里最有名的文化村,这类书都是村里上辈子先人们留下的,年轻人经过破四旧,字认不得几个了,也就懒得看了,常常把这些书撕来做卷旱烟的纸条,他们接受传统文化的方式最多是半夜聚在程全老汉那间油灯如鬼火的屋子里听听他倒古,以获取这类口口相传的故事,我也去过一两回,总是感觉老汉的眼光对我比较嫌气,他像是对我这个外来人不大信任,我便不再去了,其实换个地界他对我还是很友好的,比如在大街上见着总要笑眯眯地问我吃过么,和善的眼里透着关心。)

眼睛看得累了(这类书多是竖排的没有断句的版式,字儿密密麻麻,读起来累眼),就脚尖打着节拍听听戏匣子里永远唱不完的样板戏;有时还和前院搞“科研”的二鬼(这厮是村里指派专门研究灵芝草和什么能顶化肥用的菌类的农业技术员)扯扯没多大意思的闲篇,话题多是某个女知青的长相,肥瘦、丑俊或者爱好、吃穿、还有家境和人品,扯这些屁话主要是看看哪个女娃能成为他不要彩礼的婆姨或不用使钱的相好,云云。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基本无甚变化地过着,眼瞅着地里的米茭子长出的嫩棒子,可以煮着吃了,我的生活又多了一个项目,就是去地里掰些嫩棒子,煮了当饭吃,方便,也省事,我也顺便去菜地或瓜地弄些时新的瓜菜调剂一下单调的伙食。反正村子里对知青进瓜地、菜地弄些瓜菜眼睁眼闭,瓜头、菜头很少管,有当个事儿的,不让采,回他句类似“张嘎子”电影里胖翻译的那句经典:吃你几个瓜,还说个球?兄弟进城里的东风饭店(当时县城最大的集吃住一体的酒店),哪次吃过浇肉面,不顺他几个不花钱的馍!管事儿的听了也就摇摇脑壳,自顾自地忙他手头的营生了。

这天刚从菜地里回来,二鬼就引了个三十岁上下的汉子推着个洋车(自行车),进了我们的知青院。他指着我,对汉子说,村子里眼下就他一个男插家了,老张。汉子冲我笑笑。二鬼又指着汉子对我说:公社兽医站站长天儿,咱公社给牲口看病最大的行家,找你说点儿事。

我也笑笑,看着天儿这个衣着有点儿类似电影里游击队侦查员罗金宝式敞着怀的汉子,好奇地问:我没有要去兽医站办的事儿呵?天儿说,是我要找你帮我们兽医站做点事儿。我更奇怪了,人的事儿我都懒得做,咋还要做兽医站牲口们的事儿?再说,我虽在京城不咸不淡地读过几年书,可也没学过给畜牲们瞧病,下药呀!

见我疑惑,天儿便把来意和我说了个清清楚楚。原来上面下来指示,说最近要严加防范从西北边疆传过来的马传染性贫血——这种在马、骡子、驴子这些大牲口身上出现的传染病。天儿说,这病对大牲口的危害非常大,一旦得了,轻者黄疸、贫血,重者死亡,而且一个牲口棚里有得病的牲口,传染性极强,弄不好就要把整棚的牲口都祸害了。所以全公社都要对生产队里的牲口们监控,而监控我们村牲口的责任就落在了我这个唯一的男性知青头上。

我问天儿:为啥非要知青监控?天儿说,知青有知识,知道这事儿的责任轻重,而且还讲究卫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我说,牲口的事,咋还要保护人了?天儿严肃了,说:这病一般在马类牲口中传播,但也有个别牲畜传染人的病例,所以监控牲口的人也要特别小心,严格手上卫生,每次完活儿一定要用肥皂洗手杀毒。他还特意问我,屋里有没有灯塔牌肥皂(当年老百姓最相信的肥皂)。

我点头,问天儿咋个监控?天儿说:就是每天早晚各一次给马、骡子和驴子测量体温,连续测量一个月,并且要在坐标纸上用曲线图记录每个牲口的体温,一个月后将测量记录交给兽医站,就算完活儿。

我问:就一早一晚?没有别的活计?天儿点头。我又问一天给计几个工分?天儿笑了,说:不计工分,兽医站现金支付,一天一元二角,一个月共计36元。我说,八月可是31呵!天儿说,这事儿跨着八、九两个月,你只记录30天,不会有31天。

见我点头应下了这桩买卖,天儿便把我带到队里的牲口棚,教授我如何操练。其实这活计简单得很,就是在人用的体温表的一头上拴个绳,绳的另一头绑在一个小夹子上,监控时,将体温表插入牲口的肛门,然后把夹子夹在牲口的尾巴上,十来八分钟后取下,将实测的温度记录在一张坐标纸上就成了,一块二便收入囊中。

那天从牲口棚回来,大喜。这等好事咋就砸在了我头上,36元相当于我妈给我开的三个半月的津贴,又相当于我在农业社实干一年的劳动收入,且得来全不费工夫,真真走了狗屎运。

二天天还没大亮,我就起来了,攥着一把温度计去了队里的牲口棚,我要在牲口们出工前,把测量牲口体温的事办了,不能耽误了队里的营生。伺养员已经给牲口们的槽子里加过料。头天,天儿已经和他交代好了我要办的事儿。他见我来,不咸不淡地说,你娃手上利索些,不敢误了牲口们出车送粪。

我按天儿教我的操作程序,先搂搂牲口的鬃毛,搂顺了便把那温度计插入其肛门,再把夹子夹在其尾巴上。连做了两三个,挺顺,但第四个是头大黑骡子就不那么顺了,只要我脑袋探到狗日的身后,它就尥蹶子,那温度计咋也插不进去。没法儿只好先插别个,再收拾它。就在这时,队里的车马队长来了,见我犯难,说,你娃喂喂它两口玉茭子,熟了就好弄了。

我进饲养员住的屋里要把玉米,饲养员老大不愿意,说,那玉米哪能说给就给,那是有定量的。我说,定量也是牲口的定量,难不成你省下调成麦子,成了你的定量!他见我翻脸,急了,说,你这后生咋这么说话?队长也在,你问问他,这些年,我动没动过牲口们的料?天地良心!

队长笑了,说,老模范了,你个北京娃儿不敢胡日怪(方言:胡说),又对饲养员说,你就给他把玉茭子,都是农业社的事儿,帮帮也就过去了,一会儿把式们来了,北京娃的事儿完不了,不窝了工,这几天眼瞅着要下种了,给冬麦地里送肥当紧了。

听了车马队长的话,我挺受用,因为他平时不大和我们知青过话,但也从没为难过我们。日子长了才知道,他是怕我们这些城里人,明着和社员一样挣工分,暗着没准儿也是上面派下来的什么工作员,专门弄事儿的。

那会儿我就想,他一个贫下中农出身的车马队长咋个还怕工作队?就是抓坏人,搞斗争,也轮不到他脑壳上!问老乡才知道,早年他干过二战区的警备队,虽没冲八路军开过枪,但他总是穿过那身黑皮,背着个手在街上晃悠过,村子里不少人都见识过,共产党来了,他心里就常有些不那么踏实了。

他常和人说,他是明着和八路军做过对头,那也是为混口饭,并没真和八路做过对头,后来八路军胜了,从没不计较过他,还让他当了生产队的车马队长。他本不想干,可又怕人说他不识抬举,就这么低眉顺眼地当上队干部了。

他怕知青,总认为知青是皇城下来的公家人,说不准哪天就会像县里闹红卫兵那会儿,把他的旧底子翻出来,太阳地里晒一晒,弄不好真要下了县大狱,一家老小不得恓惶死。

饲养员听了车马队长的吩咐,给我蒯了一勺子玉米,我倒进手里,凑到大黑骡子嘴边,把玉米粒子喂给它。人就是有主意,一把玉米粒子就把那大黑骡子搞定了,再给狗日的屁眼里插温度计,果然好使了。等我把该测量的牲口都测量完了,才注意那些车把式们正喜滋滋地叼着旱烟锅子冲着我发笑。

我知道狗日的们愿意我耽误工夫,他们是能舒坦一会儿是一会儿,那会儿伺候农业社,不少“大社员”都有的是法子混日月,身子是能舒坦一阵是一阵。我对他们说,今个是伙计我头一遭,没把牲口们搂顺,让各位耽搁了,这就给叔叔、大爷们赔个礼。几个把式大笑,说:没耽搁,没耽搁,你个北京家干起捅牲口屁眼儿的差事也真真不易。

晚上,等车把式们收了工回来,牲口们卸了套子,饮完。我便又给狗日的们测了一回体温,记下。

夜里躺在床上想这一天做的这两场营生,暗自发笑。一块二毛钱挣得也太他妈容易了,统共没用一个时辰,一白天还是我自由支配,看闲书,听戏码,睡大觉,啥都没耽搁。

再想想,要想日后的活计还是如此顺当,一定要和牲口棚的两类伙计搞好关系。其一,饲养员年纪大了,确实得尊重他,再不能没大没小惹他老人家生气,讨老人家的好,不下作,也符合中国人尊老爱幼的习俗;其二,和那几条牲口搞好关系也重要,钱是从那几头牲口身上挣的,得对得起它们,这事也不难,弄些玉米、高粱之类的硬货或者是扎过油的豆饼更好。

我给大队放过种羊,夜夜常给狗日的种羊们贴豆饼,以便它们配种时下苦卖力,不至于伤了身子,我也知道大队的猪场就有那成堆的豆饼,哪天顺几块就够我溜贴那些牲口们了。

睡了个好觉,二天按我想好的办,笑脸对饲养员,叫了几声大爷,还给老人家担了两担饮牲口的水,老人家也乐了,说:北京娃里就你娃厚道,看得起咱农民。我说,我都贫下中农了,看不起农民不就是看不起自己么?其实那时,我还真看不起自己!二十几的人了,每月还盼着老妈寄的津贴,别的知青好赖还想这日子啥时是个头,我想都懒得想,庙里和尚还知道撞钟,揽下这营生前,我连想都没想过二天该做点啥新鲜的事由。

我做活儿时,老人家不再站在一边看热闹了,不时地吆喝牲口,帮我。有了老人家出手,我的买卖又顺当了许多。再也不让把式们候着我了,为此他们很有些失落。有回一个把式竟然和我说,你娃那活儿不用那么利索,慢慢来,老哥哥们伺候农业社也没到火上房,你好歹也容老哥哥们吃锅锅烟,喘口口气,误不了年根评你狗日个五好社员。

我说,五好社员不五好社员扯球蛋,测牲口们的体温还有更简单的法子,就是不用鼓捣畜牲们的屁眼儿,和你们闲扯一阵,我回去糊球填在表表上不就完事了么?见把式们笑,我又接着说,可这事儿,咱还真不敢做,咱挣的是兽医站的票子,就得按人家章程办,不是这个理儿么?

以后的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波澜不惊地过去了,很快一个月就到了。在这一个月里,我和队里的那些牲口们也混成了伙计,那种每天要见两面的好伙计,早晚见我来到槽子前,它们都争着伸出舌头舔我的手,很认真也很亲切,不管我手里有没有它们想要的货,都要很快活地表示。而我在每天晚上它们收工回来,都一准儿给它们喂些我从猪场顺来的扎过油的豆饼,听它们不紧不慢的咀嚼声已经成了我那些天生活中很享受的一部分。而它们看我的眼神里也少了初时的紧张、警觉,多了和善和安祥。

我就想,这些狗日的牲口除了不会说话和他妈人一样,你对它好,它也会把你当成朋友,我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些不会说话的朋友处出了感情,也不知道这感情是不是建立在豆饼、玉米粒子和高粱穗子的基础上,我知道的是这感情中有人和牲口间的相互信任和通力协作。

彻底做完兽医站活计的第二天,天儿骑着洋车来了。他接过我递给他的测温的表格,看过后,说,十八个大队还就你小子活儿做得认真、厚道,没日捣兽医站。我问他怎么看看表格就知道我没日捣他?他说,你填在表上牲口们的体温各是各的,每天和每天还都不大一样,这就说明你是给牲口们实实测了体温,别的村就有几个牲口每天都一个样的体温,一看就是狗日的们胡球填的,日弄我兽医站,下回他村有病了的牲畜,看我咋个修理那些狗日的们!说完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草纸包打开,递给我,说:36元整,你点点。我说,就这么两张票子看都看明白了,还点个球呀!

我把钱掖好,对天儿说:谢啦。再有这等好事,还得仰仗老哥哥呀!

天儿说:你不日捣我们,有好事忘不下你。我说:就冲兽医站咔咔响的人民票,我日捣谁也不能日捣你兽医站。

钱到了手,那晚我实在高兴,去供销社打了半斤一毛三一两的高粱烧,去菜地揪了两根就要刺秧的黄瓜,拍了,撒点盐又浇上两勺子醋,拌了,自斟自酌,盘算起怎么打发这36元钱。想过买两条好烟,再买口铁锅,都觉得不那么对劲儿。再想想,这钱是咋来的?便想到了那几条牲口。想想尽管常常给它们吃些上好的豆饼,可那是从农业社的猪场顺来的,自己并没出过丁点儿血,想想,还是用这钱给狗日的畜牲们买些上好的玉米,也算和它们做了回朋友。

二天,与老百姓兑换了三十元钱的玉米,扔给牲口棚里忙活的车马队长,说,这料是兄弟我用捅它们屁眼的钱换来的,实实在在地补补狗日的们吧。

队长说,这可使不得,你也不是个有钱人,日弄下几个钱也不容易,留着过年回屋里看老人时打票吧。我说,我看老人不用打票钱,扒回车一样到北京,和这些牲口伙计了一回,还是尽点心意,人踏实。

队长不再说话,由我把那口袋玉米放下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天后,车马队长竟吊死在牲口棚里,起因还是想不开过去的那点儿事儿。据知情的老乡说,就是因为车马队长早先干过二战区,共产党不但没有治他 ,还信任他,让他做了车马队长,他一直心里亏欠八路军。

那阵子,说是上面又要下来阶级斗争的工作队了,他想不开,怕了,走了绝路。我有点儿不信,打八路军打跑了阎锡山,也有二十几年了,运动也没消停过,他不是都挺过来了么?咋这回就怕了?想想一两天前也见过他,他没有想不开的样子呵!人呵,还真不容易看明白,有时候还真不如下地吃草的牲口,没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该吃,吃,该喝,喝,吃饱喝足就地卧下,舒舒服服混球两晌。

好好的一个人说没就没了,我想不明白,饲养员也想不明白,看青下夜的扣叔更想不明白,他和我说,车马队长走的前一天夜里,他俩还在牲口棚扯了大半宿,他就没听出他有要走的意思,要是听出来,他怎么也不会离开牲口棚呵!他会守着他,开导他,也就没事了。可世上的事儿偏偏就不是后悔能挽回的呀。说出后悔,顶多也就是后悔的人对外人的一个解释自己良心大大的一个说辞。

车马队长走了,我不知道村里那么多人,有没有人想过,车马队长心里其实也挺苦,干了回二战区,欠了八路军一世情,还怕工作队收拾他,就放下一家老小的生计,走了不归路。人还真不能太实诚了,活一回子人,命再贱,也是命。命在,才能尝到辣子的辛辣和麦子的甘甜;才能见着蓝天、白云,姑娘、小伙;才能体会万物霜天竞自由。

车马队长走了,他分管的牲口们都活得好好的,能吃,能干,嘶叫起来,音色嘹亮,生机勃勃。那头大黑骡子见着我,还会把脑袋凑过来,就是好长时间才去趟牲口棚,见了,依然和我亲……

张亦嵘专列

穷得连个地主都没有, 还斗争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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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有了农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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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臭没一句干净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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