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
张亦嵘，1968年山西祁县插队知青，后做过村小教员，县中教员，煤矿井下掘进、回采工，国家公务员，在政法记者任上退休。人生笔记之
我受过的两次表彰
作者：张亦嵘
上幼儿园时因为淘，熊阿姨就常找我妈说道，比如午睡时，我常躲在门后，看她找不到我，东张西望急得跺脚，好玩；上了小学就更淘，我们那所学校是个大学的子弟小学，我那时不仅在小学校淘得出名，就是在大学的大人中也有一号，比如我在职工澡堂的池子里练游泳，水花飞溅，常常遭到那些光屁股的大人们的呵斥。稍微大了点儿就跑到院子外（小学在大学院子里，那时规定没家长带着是不能出院的），去巴沟摸鱼，去北大附中门前的窑坑游泳，最远还和小伙伴跑到长河煮摸上来的蛤蜊，去小泥湾生产队的葡萄园偷长成和没怎么长成的葡萄，吃不了就扔在从不锁门的教室里。最出格的是进到大学后勤的一间废品库里玩儿，发现了一个手摇警报器，拿在手里竟学着电影《以革命的名义》里那个报警的少年瓦夏还是别加，摇响了警报器，那年代警报响起可是个大事儿，很快大人们就都跑来了，看着他们着急忙荒的样子，我笑了......为此，不光老师找我妈，连校长见了我妈也要说上几句我的糗事，以致后来当警察的爸爸居然用送我进工读学校吓唬我，这我也没太当回事儿，想，工读学校不就是电视里（学校有电视，每到周六给孩子们看）演的马卡连柯讲的故事，老师带一帮流浪儿玩耍么，大家做工、种地么，大伙都笑哈哈的，有啥吓人的。就我这表现，班里的孩子差不多都带上了红领巾，我还在外边“非着”，要不是班主任老师要争个红领巾班，怕是小学毕业我也入不了队。那时学习对我来说简单得很（小学上过两年苏式的九年一惯制，涉及了初中的不少教材，特别是代数、方程都学过），我的心思很少放在学业上，顶多考试前看两天书，外语懒得背单词，常常偷看同桌（外语课代表）的试卷，也总能弄个八九十分。那时喜欢上了古诗，常常在各科课堂上与一个同有此好的同学“作诗”，还要配一些与诗相关的插图，多是舞枪弄棒、马嘶狗咬的，还相互赏识，老师捉着说是不务正业。当然也游野泳，那时紫竹园对面的三角地也有个窑坑，比北大附中门前的窑坑大也深，是我们常去玩水的地方。那时有个电影叫《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面有个爱管人的班长叫赵大大，我那老师也姓赵，便给他取了个赵大大的外号。后来，少先队的辅导员张老师为了治我，把我送到区少年之家学航模，我才消停了几天。本想也学着《一九一八年》里的列宁、瓦西里们当个职业革命家，无奈爹妈摊上了事儿，与红卫兵无缘，好在念书时史地课念得不错，便与也是爹妈摊上事儿的同伴赶到北京站，随便上了一列开出北京的红卫兵专列，车开了才知道是去青岛。于是，大串联把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了个大半儿，用后来学的老陕的话说，叫美得很！啥出身不出身，啥造反不造反，有吃有喝，还不用花钱，见到河山之壮丽就快活，就高兴，就生出领略江山多娇的豪情，就不去想这快活的日子还能过上几天。当然，大串联的日子，我也领教了底层社会的生活，知道了社会的真实与老师讲给我们的美好世界是有不少距离的，住过农民的草屋，吃过农民的番薯，这些给我后来的插队生活带来了强大的适应力和免疫力，和老百姓一样有口饭，能填进肚皮，就知足，就能咀嚼出想象中的快乐。总之，直到青年时代我都是个随遇而安的人，知足不进取，也不谋当头儿的赏识，喜欢过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日子。所以从上幼儿园起到后来插队、参加工作都是挨的批评多，很少得到组织上的正式表彰，虽然也得到过几张盖有共和国大红国徽印章的奖状，但都是业务方面的，记得正式受到的组织表彰只有两回，而这两回之所以让我记得清清楚楚，都是因为和吃有关，和酒有关，和吃喝的悬殊地点有关。头一次是在吕梁老山里的水库工地一个灯光昏暗的职工食堂；第二次是在北京的一家五星级灯光明晃晃的大酒店。头一次的酒是散装超大酱油瓶子装的高粱烧；第二次是相当档次开瓶满堂飘香的名酒。头一次的下酒菜：小葱伴豆腐、炝酸辣土豆丝、粉丝伴海带和大蒜拍黄瓜；第二次是满满一桌五颜六色叫不上名堂的大菜，连吃也没吃上两口，就更别说能记下了。 当了回水库知青榜样，起因是下溢洪道的水池里救出个死人。
那是1974年春夏交替之际，我刚从矿上回村继续当知青，为混个“三饱一倒”便加入了工痞的队伍，进吕梁大山里的汾河水库当了民工。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我们民工堆儿里救出一个与他们打斗的北京知青，这事儿刚好便被赶上来处理事件的水库工程总指挥撞见，他便认为我胆子大，能力强，当即任命我为该县县连（其实就是我们水库受益公社的十八个村）连长。这个不入流的官儿，可是我这辈子当的最大的官儿。有了这个不入流的屁官儿，水库工程指挥部便让我在自己的连队里挑个通讯员，便于指挥部与连队的联系。其实这通讯员用北京话说，就是碎崔，专门干去指挥部拿个报纸、领个通知，也给我打个洗脸水，端个菜盘子之类的差事，每月挣份日工，算下来也有五十几块钱收入，这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干得过。通讯员叫六儿，是跟他哥五儿，来水库当工痞的。兄弟俩父母早逝相依为命。六儿小没长成，一锤子大，干不动重活儿，反正也要吃口饭，生产队都不为难他，打发他来水库混“三饱一倒”，我一个老插还有什么不能关照这屁大的孩子？扒下件身上的毛背心，递给他，算是送他的见面礼。没几天混下来，熟了，我走那儿他跟那儿，平日，我瞟茶缸子，他就提过暖壶倒水，一口一个头儿，叫得乖巧，我也就随他便，给了他不少相对的自由。孩子小，好动，平川出身，没见过山，进山几个月都没放下那股新鲜劲儿，下了工，山根下的水库边上走走，逮个松鼠，抓几只虾米，不误我的事儿，我都由着他了。八月的一天，后半晌收了工，大伙相跟着往驻地走，他老远喊我。等他喘着大气儿跑到我跟前，冲溢洪道方向指指划划地说，许是出人命了，一堆衣服，没个人影影！让他说清楚，我才明白：六儿还没下工就转到了溢洪道，想洗个澡，见溢洪道岸上有堆衣服，还是水库上职工都穿的工作服，却没见水里有人，就问坡上俩放羊的小娃，见没见过溢洪道里耍水的人？小娃告诉他，晌午他们路过溢洪道时，就见过这堆衣服，没见着人。六儿就想，会不会有人下了溢洪道耍水，淹着了，没上来。他就跑回来说给我。我听了个大概，就拉上六儿去了溢洪道，果然见了那堆衣服，翻翻，下面还有双解放鞋。我想要是一个人下去这么长时间没上来铁定出事了。我叫六儿先回连里叫几个会水的，马上来，再去指挥部报告。见六儿去了，我便下了溢洪道。溢洪道的坡度有六七十度，关了闸，还剩下片留在溢洪道里面的没放出去的死水，水面占整个溢洪道一半的面积，怎么也有两三千个平方，像个长条的游泳池。溢洪道离水坝的出水闸口较近的部分没水，水积在下面。我脱去衣服，往身上撩了几把水，还挺凉，转头见溢洪道跟前的大山就要挡住了西沉的太阳。山里天气怪，八月份，晌午的太阳还能烤得你浑身冒汗，太阳一入山，还真凉出了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先在水里打探了两个来回，扎个猛子睁开眼，混混沌沌的水里，啥也看不明白。喘口气，等六儿喊来的伙计们。六儿很快叫来了六七个伙计。也是，山西山多水少，会水的人也就不普遍，一个连队八九十号，才来了六七个！我便把要做的事，捞人和他们说了。我说，水里肯定有个人，但这人在哪儿？我摸过，可没摸着，这淹着的兄弟是水库上的人，咱得把他捞上来。大伙刚来心气儿高，也仗义，都说：你是头儿，听你的！下了水，大伙散开，由浅入深，水面上一块块地排查，潜去摸来，就是没个结果。溢洪道的水最深处有四五米，开始大伙还能潜得下去，潜过一阵子，就都力不从心了。要出水面喘上阵子气，才能再摸到水底。想想都干了一天土方，出过大力，又没咥上口吃食，是扛不住了。越是摸不着人，我心里越不得劲儿，想想也是，自己找的这没底子的差事儿，领导没指示，也没谁给报酬，摸了这一阵，连个影影也没见着，真想算球了。看看天，一弯冷月，几粒孤星已经悬在了天上。再望望黑漆漆水里的伙计们越来越模糊的脑壳，虽没听有人说冷，但我分明听见了他们牙齿嘚嘚嘚的打架声，也看得见他们潜下去的时间越来越短，次数也越来越少。就在这时，总指挥来了。他下到溢洪道，提着一个三斤容积的大酒瓶子，冲水里的我们招呼着说，大伙都先上来，暖暖身子！我们上了岸，酒瓶子在我们手中转了一圈，每个人都灌了几大口。我灌下那几大口，竟一点儿没觉出以前酒进嗓子眼里的辛辣，我知道，是冻得没了感觉。酒瓶子转回总指挥手里，他开口了：查了，是有水库上的人午间去耍水，没回来。大伙儿受冻了，也累了，我来时已让食堂备下了一桌，大伙要是实在下不去，就算了，明日再说，要是还能坚持一下，就把咱工友捞上来，总不好让他一个人留在水里过夜吧，人死了，还这般孤寂，我拜托大伙了。见他说的这般实诚，没点儿当官儿的架子。伙计们又都活动起身子，我知道，大伙被总指挥的话打动了，再加上他们不甘心做个事有头没尾，肯定还要搏一把，便说，就最深处的这块还没排查完，等等咱下去，一锤子买卖，办成了，咱去指挥部喝烧酒！总指挥把酒瓶子，递给身边的一个伙计，让伙计往他手上倒了一捧酒，淋在我的胸口和脊背上，然后用力搓了搓。又让大家照着他的样子相互搓了搓，才说。咱那水里的工友虽然活不了了，咱也得救！死了也是条命呵！肚里的酒和身上的酒唤发出我和伙计们的勇气和良知。我们不再说话，又都重新步履坚定地绕上溢洪道的壁上，我们都深深地吸着气，要借助溢洪道壁与水面距离的差距，扎下去，把那工友找到，再救上来。当潜下去的我们再钻出水面时，一个伙计断断续续地喊道：我摸到了，可我实在没有把他拖上来的气力了。我看准了他说的那块水面，对水里的伙计们大声说，你们就浮在那块儿，等我再上去往下扎个猛子，摸到工友的双腋，往上举，一出水面，你们就抓住他的身子，人就救起了！大家点头。淡淡的月光下，我看到了他那双焦急、关切、痛苦和希望的眼睛。我抓住了沉在水底那个工友的双腋，我心里踏实了：我们救起了一个死人。当晚，我们坐在职工食堂为我们安排好的那个酒桌前，总指挥亲自为我们每个工痞的酒盅里斟满了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说：水库和我谢谢大伙了，我也代过逝的职工和他的家属谢谢大伙了。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一个伙计抹了抹自己的眼角，他和我说，我还没和这么大的领导喝过酒呢，人家可是水库管理局的一把手呵！还给咱当工痞的敬酒。我说，把你脸上的汤汤水水都他妈抹去，喝酒。那晚桌上的酒菜让伙计们扫了个精光，酒瓶子也只剩了个底，但酒桌上没有欢声笑语，只有嘴里粗重的咀嚼和食管里的吞咽声......二天，工地的高音喇叭把喊成了知青榜样，但没有表彰程序，也没有获奖感言和获奖证书，可在我心里这没有感言和证书的表彰伴随了我一生。很多年后，我都没忘总指挥说的那句话：死了也是条命。那会儿我还没有意识到这话里蕴含着最为宝贵的人性。后来，我的阅历告诉我说，他的意思是说：那个工友虽然死了，但他的脉络纽带还连接着许许多多活着的人，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妻子儿女，他的父老乡亲，这些人会因为他的逝去而痛苦、艰难，也许他的死还会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因为人不仅是个体，也是社会的人，人与人除去利益关系，还有维系他们生存的情感，这情感对死者，对生者都是不能放弃的。死了也是条命，是对死者的尊重，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对生命的敬畏。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叫：死者为大，就是这个意思。尊重每个生命，人和动物都算上。当了回报社的先进工作者，总编辑说我的获奖感言像奥斯卡影星们的套路。2005年，我在报社已经混了二十多年，这之前业务工作是编采合一，就是说，你处理版面时就是编辑，出去采访时就是记者。这就像体育界，你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一个人说了算，很难保证杜绝各种关系稿子，也就影响了报纸的质量。于是这年报社便搞了个工作流程上的改革，即编采分家，编辑管版面，记者管采访，各是各的工作，原则上编辑指导记者，也就是说，编辑出选题，给记者明确采访意图。就是那年，报社新成立了一个特别稿件部，把我们这几个五十几岁的老写手组织到一个三十来岁博士生出身的主任手里，专门去采一些社会热点、重大案件及社会新闻，以提高报纸的可读性。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记者了，要想上稿子，自己没版面了，全由编辑说了算，那阵子报社编辑部的格局成了编辑指导记者。当记者的要想上稿子，关系不能说一点儿不重要，但稿子要是不行，哪个编辑也不敢发。为啥？钱管着，每月由报社组织的评审组评定稿件的等级，编辑、记者都按稿子的等级关饷，稿子分ABCDE五等，C等是中间位，AB等是好稿子，一篇要比Ｃ等多出好几百元，而D等没稿费，白写，F稿子要倒扣线。这政策逼得你当编辑、记者的对稿子是个啥成色得上心了。在特稿部我接手的第一个采访任务，是写重庆丰都县基层一个有争议的人大代表，他叫孙开俊，他的主要事迹是“行政打假”，不少老百姓说他是个英雄，而有些公职人员说他是刁民。为此主任和我交待，说这人常打行政官司，也就是民告官，社会争议不小，咱不管他是英雄，还是刁民，一定要用事实说话，把评判留给读者。我心想，她的话怎么和我以前的老长官一个腔调，总把属下当小娃，好歹哥们也在江湖上混了三四十年了，混也混明白了世道人心。 长途车离开重庆后，一直沿着雾霭中那条时隐时现的黄褐色大江在山脊上爬行,车子到了丰都城，迷蒙的雨雾还没散去。下了长途车又换了辆去十直镇的小巴，才到十直镇的那条长街上。那会儿，老孙正在车子停下的地方等我。头天晚上，报社驻重庆的记者站长老秦，就给他去了电话，说北京总社的记者要采访他。从重庆出来前，老秦告诉我，采访的事已经联系得妥妥的了。汉子见我下车，迎上来，说，你是北京来的？我一下子记起了念书时学过的那篇叫做《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散文，那上面魏巍把一个志愿军描绘成北方的红高粱，我觉得那描绘用在我面前的汉子身上也十分贴切，他墩厚壮实，四十几岁的脸上光亮得竟没有皱褶，只是他家乡土地上耕作的是稻谷和玉米，没有红色的高粱。
我和孙开俊的对话是从行政许可法实施前后，地方上存在的问题开始的。他说，以前乡里镇上动不动就给老百姓办学习班是没了，老百姓也不用蹲那个只有稻草的空房子了。可如今，乡镇解决征粮、征税、民间纠纷还不时“牵猪赶羊”；连农民种个啥也要行政干预，比如，乡镇要求农民种油菜、苎麻，不管能不能卖出去，信息不灵，农民就吃亏。老百姓很少有行政许可法的概念，还是领导说了算。
我说，那当初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和行政机关讨说法的呢？他说，这可早了，是1988年，我有了孩子开始的。那时候，还是四川省，有个关于独生子女的政策，只要是独生子女，14岁前每月就奖励5至10元，我去要，从乡镇到县里，到现在都没要来。我说，你“行政打假”开始不利，这两年，你的成果大家可都见到了，咋办到的？他说，咱们是农民，能靠啥？法呗。于是，他给我历数了他的主要战绩：
2003年9月，县农业局要求每个种子经营户交纳400元作为办理种子经营许可证和培训的经费。孙开俊查阅了种子法，认为于法无据，属于乱收费，便向物价局举报，物价局查实后对县农业局和直接责任人作出了处罚；
2004年4月，县农业局下属县农业种子站收取外来种子公司新品种展示费，每个品种500元。孙开俊依法向物价局举报，物价局查实后对县农业种子站和直接责任人作出了处罚；
2002年12月至2003年12月期间，县畜牧局向经营兽药、饲料用添加剂的经营户收取办证培训费每户300元至500元，办证工本费每证50元。但县畜牧局向部分经营户收取办证培训费后未按规定开展培训。2004年3月孙开俊向物价局举报，物价局查实后，认为属于收费不服务，2004年8月，物价局向县畜牧局下达《责令退还多收费款通知书》。
我说，你办这些事政府不是很支持么？他说，我打假还是太单薄，地方上领导认为我是找他们的事儿，不支持；不少群众也不理解。我说，你为老百姓讨回了他们多缴的钱，他们还不满意？孙开俊又笑了，笑得有点儿苦，说，如今不少群众头脑里还存在“民不与官斗”的观念，你帮他讨回了多缴的费，政府不就知道他是谁了么？他就怕人家记住他，以后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就会认为是你坏了他的事；而认为我是英雄的恰恰是那些没有为他们收回多缴费用的人，这些人虽然没得着该得的钱，可没有把柄留在政府，政府将来也不会找他们的事，他们又认为是我没告给政府他们是谁，所以这些人说我是英雄。我想，真是个怪圈，根子还是民怕官儿。
孙开俊说，他自己就被有关部门打击报复过。2002年，他曾向县政府提出过“不能光收费，不管理市场”的建议，就受到农业局的报复。当年11月21日，农业局执法检查，发现他经营的两个种子品种只通过了四川省的审定，没有通过重庆市的重新审定，就视为未经审定，没收了他的种子，并处罚款一万元。而同样经销这两个品种的其他人却没有被处罚。他不服，提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也维持了农业局的处罚。孙开俊又打起行政官司，一审二审，都败诉了，好在目前检察机关已抗诉。
孙开俊说，老百姓的权利意识淡薄也是他打假孤立的原因，那么多乡亲被行政机关乱收了费，为什么都忍了？还不是缺乏权利意识？他们不知道去告？就是知道去告，也不知道该告谁！我给你讲个我找信访条例的事儿，你就知道去机关办事难不难了。2003年，重庆市颁布了信访条例。我就去县人大信访办找，人家不是说没有，就是说，有，让人借走了。我又去了县长公开电话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就有这条例，我向工作人员要，人家说，这是机密不能给。我说复印行不行？人家说，也不行。我再和人家理论，人家就喊来保安，把我请了出去。我不服，又进了办公大楼，找到了一个领导，和他说了我是十直镇人大代表，他才给我复印了一份信访条例，你说，就这么个正当事儿，办起来怎么这么难？
第二天，我去了丰都城，在街边的楼壁上看到了孙开俊讨要的那个信访条例，像是贴了很久，其中一张的大角已经卷了起来，我不知道如果孙开俊见了会有什么感想？
听了孙开俊讲过这些事，我便去他反映的行政机关核实。县农业局的法规科长和综合执法大队长接待了我。他们在肯定孙开俊对他们工作中的问题，提出监督批评应该的同时，也讲出了他们对孙开俊的一些看法：
科长说，我们是一个有着2900多平方公里，78万人口的农业穷县，2003年才成立了综合执法大队，总共15个队员，以前都是科里直接去乡镇执法。孙开俊说，我们罚他是报复，这不对，我们罚他，是因为他违反了种子法，而且是依法处罚，那一万元也是处罚的下限，他说我们不去罚别人，是因为我们没有证据，也许别人也卖了，可我们去的时候人家躲了，我们怎么罚？当然，为有效执法，目前我们在各乡镇都设了协管员，他们发现问题通知我们，我们就主动了。去年（2004年）评上农业部农业综合执法试点县，上面给些设备，装备我们的执法队伍。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提高我们自身执法的素质。
大队长说，孙开俊这个人有缺点，有些缺点不改是不符合他人大代表的身份的。比如，我们在执法检查时就发现，他提出“我是人大代表，我的种子你放心”的口号。这是不对的，你不能把人大代表的牌子作为你经营商品的质量保证么！
在县畜牧局，副局长接待了我。她说，孙开俊作为人大代表监督我们行政执法是应当的，他的监督批评对我们的工作是个促进，我们该退给商户的钱退了，该补办的培训工作做了。还是应当从积极的角度肯定他对我们的监督的。
为了弄清孙开俊打假初衷，那个独生子女奖励费为什么发不到他手中的问题，我又去了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说，重庆市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独生子女从父母取得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之日起，至14周岁止，一次性奖励不低于300元。孙开俊是农民，他的独生子女奖金应当由乡镇政府发，按政策，他要等到60岁，才能一次性发给独生子女奖金，他和他的妻子每人300元。目前，城镇居民的独生子女奖励问题已基本落实，农村还在摸底。困扰了孙开俊十几年的问题，是干部没有和他讲清楚，还是他对政策的理解有了偏差呢？
在县人大代表工委，工委主任从更深的层次分析了孙开俊这个人。他说，孙开俊作为人大代表，对行政机关出现的乱收费和不当行政行为提出批评，进行监督和举报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在履行职责和职务方面，有观念上的偏颇和方法上的不当。比如，有一次物价局去他那里处理问题，人家没按他的意见办，他就扣住人家的车不让走，这就不符合人大代表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的规定了。
还有，他是人大代表，也是自然人，作为自然人，就要按照公民该遵守的法律规范做事做人，他把他的代表证放大，放在经营场所是不是有误导客户的问题？能说符合人大代表的身份？再有，人大代表行使权利，有视察、执法检查、调查重大问题、专案调查和质询等行使权利的方式，但是在行使这些权利时，不直接处理问题，你可以把调查的情况反映给职能部门，他们处理不好，你可以再监督，但就是不能直接处理。你人大代表行使职权的高度、角度、力度体现在哪儿？体现在监督上，而不是办具体的案子。
另外，人大代表也要接受选民的监督，你行使权利所用的批评方式要有社会责任感、政治责任感，你的批评更不能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要帮助政府推进工作，维护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尊严。孙开俊是个农民，他对工作的热情和激情要肯定，但他的法律知识、行使职责的能力和素质也需要提高，这样他才能当好人大代表。
离开十直镇前，孙开俊陪我把他的这个大山中的小镇走了个遍，对山对江他都熟得不能再熟了。我就想，他熟的那条江，我们都叫她母亲河，不就是因为她宽容，接纳了无数条细水涓流，才有了博大磅礴的躯干？我们是不是也该对这个山和江的儿子同样宽容些，理解贫困闭塞的环境中，他的努力和抗争难免偏颇和过激，但他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正像面前的这条大江曲折蜿蜒，但总是滚滚向前。同样，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是每个公民都该享有的权利，孙开俊也不例外，何况他还是人大代表。在处理某些具体问题上，他的偏颇、过激，不正是他为争取民众和自己该享有的权利而付出的代价么？ 回到报社把采访笔记编成了稿子，发了出去，当月被评上了好稿。有这篇稿子垫底，我就明白了写特稿的路数，以后又连续写出了一堆热闹、可读又有时代特征有一定份量的稿子。比如，我和同事小张去鲁豫交界的阳谷县和台前县写假药的制造、销售和治理。为采访方便，我扮成东北粮食贩子，小张扮我的马仔，与那假药贩子周旋，套实情、索证据。稿子见报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处理；为写皖南一个村子成规模的盗窃活动，我和提供线索的当地人约在相邻城市接头，很有点电影里革命党秘密接头的意思，稿子见报后，皖省公安厅直接把电话打到我家，征询犯罪嫌疑人的线索，以开展抓捕；与当时报社驻闵省记者站长老郭深入山区光泽县农户代表议事会议现场，采写了反映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的稿件《权利向农民回归》，反映了光泽县委推行的“户代表议事会议”点燃了农民参与乡土政治生活的热情，让读者看到了权利向农民回归，民意向决策机构聚集的可喜景象。农民们在参与乡村治理中，疏通了利益诉求的渠道，锻炼了利益诉求的表达，学会了如何通过意见的博弈达到和谐的共识。总之，以后的稿子林林总总不少都是反映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和诉求、希望的稿子，比如反映农民工讨薪、子女学校留存、求医看病问题，及需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稿子。不少编辑说我的稿子接地气，喜欢组织我的稿件。那一阵我忽然成了编辑们抢手的记者。第二年年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报社人事处长的电话，他要我写个表扬自己的稿子准备在报社两天后的表彰会上用，还特意嘱咐我，届时一定要穿正装，上级机关也要来人参会，不敢太邋遢。我说，正装是不是西服？他说，对，还一定要系领带。放下电话，我笑了。我从来没表扬过自己，也就不打算写啥发言稿，我也没穿过正装，更没用过领带。所以也就很少去那些正式的大场合当采访记者。就连那时我在报社上了好些天班，还有群众工作部的同事把我当成了上访群众，问我需要反映啥子问题；还有的同事干脆叫我张老农。对此，我从没有过丝毫反感，反倒觉得大家的眼光明亮、准确。那天晚上，进了那个特别豪华的酒店，找到桌子上标记我的座位，屋子热，脱去老棉袄，露出了当兵的侄女婿给的无领绒衣，看看四周的兄弟姐妹，是有点儿反差，还真有点儿后悔，该听人事处长的，现去商场买，也该买回个正装。总编辑宣布表彰会开始后，没想到叫上发言的第一个就是我。站在台上，下面一张张熟悉的脸儿，怪怪的，这辈子开个正经会从来在台下，一时真不知说什么，下面有同事冲我笑，我也笑，我说，让我上来还不都是编辑们的功劳。于我就历数各部门的编辑们如何指导我采访，说A部门的小陈、小孟编辑如何为我布置选题，又如何在文字上深加工我的稿子；说B部门的编辑老张、老伊如何鼓励我深入基层，实事求是地反映老百姓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征询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的打算和办法。反正说了七八分钟都是说编辑们的功德和作用，自个的长处全忘记说了。下了台，总编辑对大伙说，老张的发言还真有点儿奥斯卡影星们获奖感言的意思，夸的都是别人。其实，我还真没看过给奥斯卡影星们颁奖的新闻。我那么说，是实在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表彰自己。那天晚上酒没少喝，菜基本没动，喝到最后只记得散场前有个伙计往我裤子兜里塞信封，边塞，他还边对我说，那大红本本掉不掉不打紧，这夾在里面的小信封揣好了，可不敢掉了，日后兄弟还指望与你吃酒呢......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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