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丨罗维开：两个疯女人的世事沧桑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12-1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罗维开，1950年出生，曾务农十年。1977年考入宁波师专中文专业，1984年起又专修浙师大政教专业。在职任教33年，历任过班主任、教导主任，中学校长，教师进修学校教务主任。退休后写有系列反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生活的纪实作品。

原题

往事如烟，人安在？

作者：罗维开

已步入''古来稀''之年了，突然想写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还些心债。写完了数十篇务农感受和往事漫忆，正想再追记些留在记忆中熟悉的人，突然悟到，往事如烟，人今安在？

往事在脑海中如烟般升腾，弥漫中熟悉的或不很熟悉的音容笑貌，在思绪中纷至沓来，一个个似乎有所期盼，想借我拙劣的文笔，为他们在芸芸众生中留下些文字。我对他们的印象和轶事，进行了尽可能梳理复原，但总觉得如忠实于各自，则不夠伟岸或悲怆，如综合起来放在一人或数人身上写，我又缺少鲁迅先生和浩然之才，塑造不出新时代的祥林嫂和阿Q，也塑造不出高大泉。

但留在我记忆中鮮活的人和难忘的事，使我欲罢不能。他们似乎央求我写下去，在中国浩淼的语言文字中，有他们不象样的传，尽管这种文章登不了大雅之堂，他们也知足了。

社会太大，我记忆中的人和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好像上帝既然让我学了些记人叙事的文字，不为他们写一些有违良心。但一提起笔，难事就来了，记忆中的人物蜂涌而来，一是写谁好？二是我有自知之明，谁都写不好。

我的思绪乱得很，还是从下面写起吧，心债还一点，就会少一点：

两个疯女人的世事沧桑

我特别同情生活中的不幸者。大约五六岁时，村里有两处破败不堪的房子，迷一样地住着两位疯癫女人。小时候似懂非懂，听了人家的议论，见到这两处房子总是怕怕的，因而避得很远。

有人说，一处房子里的疯女人常常半夜啼哭，凄凄惨惨，并不时抽打柱子墙壁，大叫着''赶鬼''，听得人毛骨悚然。这个女人什么时候死和怎样死的，后来没有消息。

另一处破屋里的女人白天躲在屋内，怕人，很少出来，有一次偷偷出来在水稻田间行走，路人遥指着议论着，我远远望见她蓬头垢面，手舞足蹈，颤颤抖抖走在田埂上，远处的人一声吆喝，她惊恐得一下跌倒在水田中…… 据说这个女人经常夜里出屋四处游走，疯疯癫癫象幽灵，后来有一次落进池塘，淹死了。

我是从周围人的口中了解到的，他们象鲁迅先生《祝福》中议论祥林嫂死于除夕夜雪地里的鲁镇人一样，口气没有明显的惋惜，似乎只是议论一件很平常的事。看来，两个悲惨的女人，谁都没有去关心过。——不，也许，当初有人是去关心过的，但后来，象祥林嫂命运一样，久而久之，就没有人同情了。

我很怕，稍大一点，在去墙跟摘覆盆子（一种草本食物，色红而味甜）时就悄悄地留心过两个女人住过的地方。虽已成断壁残垣，但仍能看得出这屋子原先基础很大，甚至是个建筑群，断壁残瓦中还有雕梁画栋的痕迹，能推断出原先也曾经是个兴旺的家族。这建筑群的人丁是怎样一代代少下来的，房子是怎样一年年破败得如此模样的，最后为何只剩下两个疯癫的女人，这个过程不得而知。反正人丁渐减，家道中落，房子失修，逐年崩塌，是有个过程的，至于最后只剩下两个无后代的可怜女人，悽凉过日，这里头肯定有故事，可惜没有人能说清楚。

中国社会，世风鄙视败落之家，人们对这种家门中不幸的人是避得远远的，唯恐沾上晦气，更何况是疯女人。可怜的女人承受着人间冷酷，日久承受不住世俗偏见和如霜的人心，变疯也许是必然结果。现在人已去，整个建筑群已塌落成瓦砾堆，园内成丛的野草恶棘中，只有野猫和黄狼鼠出没。

我妄猜，两个疯女，她们可能在早年也享受过家族兴旺时期的温暖和幸福，谁都料不到后来的悲惨。也许她们处于困厄时也都回忆过昔日祖上和自己幼时的荣耀，但为时已晚，心中有恨谁知晓！两个疯女的故事，正是红楼梦好了歌的一种诠释。

村支部书记老王

村书记老王，是我的邻居，土改时就已经是一个精干的农村干部了。他扫盲班出身，互助合作运动，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一直是当地风云人物，很忙，甚至三过家门而不入。文化大革命受到过冲击，成了村里的''走资派''，后来得到''解放''，结合进革委会。整党建党（1968年）后任村党支部书记或大队长，可以说是建国前三十年我国农村干部标本式人物，村里召开社员大会，识字不多的他，在台上能作半天的报告，只不过每句话接不上时，会有个''哈——''字过渡，拖''哈——''的过程，就是他思考下一句该怎么说的过程。这种洋洋洒洒的讲话，是长期练出来的。

他喜好杯中之物，村里的人们有红白事或造屋架梁，非请他为座上客不可，否则不成体统。只要酒杯上手，他就喜逐颜开，又说又笑，旁人开玩笑说他的酒杯端得最平，这里自然话中有话，一曰他珍惜酒，不舍得点滴溢出，二曰他工作须公平公正，不能有偏心。老王任村干部多年，除了喝些酒，从来不多贪多占，以至一直到平安软着陆退居二线。

因为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回乡务农，他明里暗里保护过我们，因此我记恩他，他退下来后每次回家过年总会去探望他，并留下三百五百。

他有五儿一女，各已成家，于是晚年只能居住在小屋里，因为五个儿子都独立了。他已年近90，行走不便，老伴过世后终日坐在靠窗口的台子前，默默捱时光度日。五个儿子轮流给他送饭，中午剩些就当晚饭，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光顾他的住处。老王嗜酒嗜烟，廉价的烟酒多由亲朋送给。长年累月，他除了扒几口饭，以烟酒度日，已瘦得不成人样，皮包着骨头。

我最后几次去探望，他很开心，聊起过往的农村工作，浑浊的双眼仍会泛出兴奋的光。94岁那年，老王书记走了，当时可惜我在外地，没有送他。

民间曲艺奇才岳定伯伯

还有一个是与我父亲要好的乡邻俞岳定伯伯，他是一个精通乐理，擅长民间曲艺的奇才。可惜他生不逢时，生活贫困潦倒，没能更好发挥自己才能就离开了世界，我深感惋惜。

他深度近视，一副眼镜镜片宛如两片啤酒瓶底，看书时必须凑近鼻子，象在闻书的气味，但他记忆力惊人，看过的七侠五义，能倒背如流。夏天乘凉时，人们请他说书，他一块堂木一把折扇，说起书来手脚并用，口如悬河，听得周边人凝神屏息，停扇止咳，仿佛身临其境，任凭双膝间蚊子肆虐。

各种民间乐器，他都能熟练操弄，村剧团排戏，所请的总导演非他莫属，从戏曲锣鼓，到鼓板司琴，舞台步姿，一一教来，板眼精准，唱腔圆润。

他嗜烟，每天两包还过不了瘾，于是在排戏时，嘴里叼着烟，一支接一支，仿佛烟过喉咙就转化成思路和灵感。一次，他设计一个戏曲动作，思索中习惯性地右手进右口袋摸烟，结果摸出的空烟盒，皱皱眉扔了，左手伸进左口袋再去掏烟，结果摸出来的又是一个空烟盒，才知道没烟了。因为没有烟了，他的思路和灵感也就枯竭了，急得抓耳挠腮在原地发愣。知缘由者马上急奔烟杂店，买来烟递给他。当他重新点上烟，又思如泉涌起来，一招一式套路无人能及。

他的二胡拉得特好，村剧团在演出时，很多看戏者与其说是来看戏，还不如说是来听他拉二胡。二胡在他手里，有时高吭激荡，有时凄切悲怆。据说，有一次，剧团又请来了位琴师，也是远近闻名的高手。两位琴师凑在一起，暗中较起劲来。岳定伯伯借故调音，假装情急之中绞弦太急，''啪''地断了一根，只剩下一根弦了。戏已经开场，没有时间换弦，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下，用仅存的单根弦，照样拉出双弦才能拉出的戏乐。周围观看的人惊叹不已，一时传为佳话。

六十年代初，他曾被县曲艺队招聘，但文革开始后曲艺队解散，又回老家务农，就是这样的民间艺人，就于七十年代后期因贫病过世，记得他过世前的头两年患了病，曾求我去当地的驻军索要些索密痛（止痛药），因为我负责民兵工作，与部队常打交道，所以部队卫生所也肯帮忙。

后来，我离开农村去代课和读书了，岳定伯伯是什么时候离开世界的，怎样走的，我都不甚了了。

''保长儿子''王月忠

''保长儿子''王月忠，也是我难忘的一个人物。''保长儿子''之所以加引号，其实王月忠不是真正的保长儿子。王姓农民之所以做了保长，据说是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地方上有些头脸的人物审事度势，都不敢接任保长一职，刚好这位王姓中农，生性忠厚，众人撺掇他坐上保长位置。

王姓中农五十无子，在任保长前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月忠。解放后，伪保长与地主，都是阶级敌人，王姓男人自然没有了好日子，早早过世了，然而保长的帽子没有随他而去，由抱养的儿子王月忠继承了。

1956年，王月忠进入小学读书，家庭成份使他小小年纪就被入了另册，同学看不起他，老师也歧视他，入少先队没有他的份，于是，王月忠的性格，开始变得也另类起来，上课调皮捣蛋，课外恶作剧连连，久而久之，凡校内外小孩子捣乱的事，只要查不到肇事者，帐都会算到王月忠头上。王月忠知道辩了也白辩，于是破罐子破摔，用更多的恶作剧对抗。

学校屡次到王月忠家告状，当时王月忠母亲尚在，就开始打他。王月忠快步进屋，拿起桌上的玻璃美孚灯，顶在头上站着。当时美孚灯是民间值钱之物，灯内的煤油更是以两计价，王月忠只要身子一动，美孚灯就会落地摔落，灯碎油流。母亲心疼美孚灯和油，骂也不是，打也不是，哭笑不得。告状的老师，也只能摇着头尴尬地退去。自此，王月忠在学校更出名了。

书是读不下去了，王月忠就早早下生产队劳动。但由于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王月忠归于被管制的四类分子，社员们开会时，他只能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去地头劳动。当年的地富反坏右大多上了年纪，唯有王月忠未成年，他因此很受刺激，与社员的对立情绪更严重，在地间劳作中恶作剧层出不穷。

队里有个社员曾骂过他是保长儿子，他记恨在心，趁人不注意把这个社员晾晒着的魚网掀到水沟里，然后装着下水洗脚，悄悄把魚网踩到泥淖下。这个社员晚上来收网时，找不到了，思忖再三，看到过王月忠曾在沟里洗过脚，于是下沟用脚探寻，果不其然从泥淖中拉出了魚网。

还有一个社员，也曾骂过王月忠，发现自留地上的向日葵已经齐人高，照理早该开花结盘了，但迟迟不见花蕊，疑惑中仔细一看，每株向日葵的顶端，早被人掐掉了芯，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这个社员气得砍了一大梱葵杆，扛在肩上在村里兜了一大圈游街示众，边走边骂。大家自然清楚这缺德事又是王月忠做的。于是，村民兵连长连夜派民兵把他抓了起来，关在黑屋里，喂了一夜蚊子……就这样，王月忠的口碑越来越臭，青年们视其为敌对分子，示众、批斗，成了他家常便饭。

再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外地代课了，后又考上高校去读书了，对王月忠的行状了解不多，据说改革开放了，人口流动的管制也放开了，一日，他跟着一群叫花子去了外地，至今没有回过家乡，死活都无消息，但作为了解当年王月忠的知情者，心里有个疑问一直挥之不去：他的''坏''，是天生的，还是被人们逼出来的？

''米箩''跳进''糠箩''的表外公

再说说我表外公的故事：所谓表外公，指的是我母亲姐姐的公公，他与我们同村，平时我称他外公。

他是一位很和善的老人，名叫王菊芳，解放前一直在上海开车，据说是某家银行行长的专职车伕，开的是高档轿车，这本来是宰相府里扫地的美差，行长对他很满意，把他当半个家人，饷金也很高。他说，他唯一的擅长就是上海的活地图，全城市的马路都在他脑子里。

1948年，他辞职带着全家回老家买田务农，问他为什么辞职回家，他说，旧中国社会不稳定，唯有买土地务农者最稳定，俗话说：种田财主万万年。鉴于这种观念，他在上海拚命攒钱，出奇地节俭，曾经一块腐乳下了七天饭，工作不辞辛劳。辛辛苦苦十几年，积下一堆可观的钱财，回家购置了十几亩田，想过''万万年''的种田财主生活，没想到解放了，土改时被评为上中农，土地入了社。当时上中农仅次于富农，在农村中介于两大对立阶级之间且在政治上归于不被信任者。于是，外公家的四个孙子三位孙女的政治地位一直很低，不能参军，不能招工，不能入党，不能提干。

外公晚年年老力衰，生产队分配他放牛，工分只能勉强养活自己。外公在解放后的几十年，一直后悔着，他是在孙辈们的埋怨声中过完余生的，想起来真令人叹惜不已。

一代名医张昭仁

我出生于1950年。是年，父亲出于小心，把临产前的母亲送到大矸医院。母亲生我时难产，当时由张昭仁亲自接产。听父亲说，产前医院与父亲订立接生的生死文书，问保大人还是保小孩。父亲在痛苦中无奈地表示保大人。签下文书后，张昭仁医生努力想保母子平安。据说我出生时已无气息，张医生没有放弃，倒提着我，在屁股上拍拍地打，打到一定时候，我终于''哇''地一声啼哭出来了，终于母子平安。谨以文中的追忆，感谢张昭仁名医的救命之恩。

张昭仁在大矸地区是远近闻名的名医，当时的大矸人，生命垂危时，第一时间说的，就是''快去看张昭仁''（意即快送到张昭仁地方让他医治）。张昭仁从事的是西医为主，兼通中医，中西结合，积累多年经验，医术精湛。

后来我经过了解，中国地域广大，交通不便，于是就出现一个奇特现象，每个地域往往都有名医，且名医多为中西兼顾的医生。旧中国的农民，求医观念落后，小病靠熬，病重了怕花钱，多用迷信之术消病，例如请巫医、吞香灰等，等到实在病重了为求生才舍得去正规医院。而正规医院对急病重病用的是西药，见效奇快，然后再用中药，调理固本，所以医生很容易出名。当然，张昭仁靠的是真医术，一代名医的佳誉当之无愧。

解放前，他不知救了多少大碶人的命，解放后，大碶区建起了公立医院，张昭仁是医院的金字招牌，继续实施医术大爱，直至七十年代，国家每年都有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到他手下实习。

现在大碶只要上六十岁的，没有一个不知道一代名医张昭仁，他行医的精神与其名字高度一致，以仁心为宗旨。我村有户农民，家里多子女，平日营养极度不良，以至子女多病，母亲领着孩子去张昭仁处，张医生通过望、问、脉、切，最后开的药方是：回去每天在咸菜汤里放数条泥鰍、黄鳝即可，不予配药。问之，曰，是小孩严重营养不良，农村多泥鰍、黄鳝，多吃就能补上，何必花钱配药。

张昭仁深知农民贫穷，回去干农活时便于抓泥鳅黄鱔，不花钱就能治好病。该户人家听从建议，从今后田间干农活顺便抓些泥鰍黄鱔，有的煮汤，有的清燉，一段时间后，小孩体质改善，病就自然好了。张昭仁的医道医术，真正体现了医者仁心，难怪老百姓对他有此好口碑。

以上七位，是叩开我心门必须给予些文字的人物，今写些断断续续的追忆，有的以表同情，有的以表感恩。

罗维开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