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丨朱新地：养兔子的那些不堪往事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养兔养狗，往事如烟

作者：朱新地

我的好些文章都是一时心血来潮写下的。退休后想过闲云野鹤的生活，除了照顾父母、整理他们的回忆录外，有兴趣的事基本只有旅游、看书、看世界了。云游四海是从小怀有的愿望（徐霞客是我最仰慕的人之一）。看书也是从小的喜好，后来又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家就住在博库书城对面，可以“坐拥书城”。而所谓看世界，大概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吧，这是愿望。实际上，我并未想过要写什么东西，可是总有那么一些契机、那么一些人和事，会触到我身上的某处痛点，会勾起冰封在岁月河流下的许多沉淀，让一幕幕遥远的往事重现眼前，让我忍不住想写点什么，终于变成了一篇篇文章。这篇也是如此。

今年是癸卯年，就在“虎”将要让位给“兔”时，被封三年的疫情突然解封，奥密克戎海啸般席卷神州大地。考虑到路途上极大的感染风险，拒绝了三年未见的女儿带孩子回家过年，不是我不近人情，而是觉得平安健康更重要，况且现在联系方便，还可以视频。

我对生活要求不高，尤其物质生活，似乎一切都能凑合。真的，只要身体无恙、有温饱、有一点自己的空间、能保留心里的一小片绿洲，便感觉岁月静好、千恩万谢了。也许这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

年初一早上起得很晚，打开手机，一只只漂亮的小兔子迎面奔来：萌萌的样子、纯真而充满期待的眼神，当然还有黄永玉老先生的那只蓝兔子。比起虎视眈眈的老虎，兔子真是太可亲可爱了。不由得想起儿时的童谣“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这温柔的兔子似乎连自卫都成问题，它有能力扭转乾坤吗？

又想，现代人多把猫狗当宠物，为何不养养兔子呢？突然间我愣住了，呵呵，我自己不就养过兔子吗！是的，我真养过兔子，为何而养已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当宠物，那是人都吃不饱饭的年代，也没人养宠物。

1958年，因学校右派的百分比不够，父亲被补戴上了“右派”帽子，受人尊敬的教授一下子变成了人人可以辱骂的罪人，家里的境况也急转直下。无奈之下，只得把七十多岁的奶奶送到了杭州姑姑家，之后一家四口就搬到了两间又小又潮湿的房子里。两房间总共只有十几平米，放下两张大床和一张写字台后，连吃饭都只能是把菜放在一只方凳上，人坐在床沿上……

当时我十多岁，正是半懂不懂的年龄，并不清楚父亲受了什么处分，也无法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只知道父亲除了上课外，还要干很多活儿。他每天很早去上班，很晚才下班。别人都下班回家了，他还要扫教学楼的走廊、扫两个厕所、清除垃圾、喂养实验动物等等，每天回家时都疲惫不堪。晚上则和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困难时期经常停电)不停地写呀写。

父亲年轻时

父亲患有一千多度的高度近视．嫌一盏煤油灯不够亮，母亲便把三盏油灯摆成一个“品”字，又做了个三脚架支在灯上，架上再放一只锅。那时我和妹妹常是饿着肚子睡觉的，半夜醒来，三脚架上的稀饭也煮熟了，吃上一豌杂粮薄粥，又糊里糊涂地睡去，不知父母还要在灯下写到什么时候。

三年困难时期是全国上下都勒紧腰带的日子，每月供应的口粮多半是粗粮，只有少量大米。有一段时间父亲被派到学校农场劳动，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朱先生身体不大好”，连忙把家里仅有的米炒熟磨成粉，又用全家人的糕点票买了“高级点”（“高级点”就是桃酥，五角钱一个）托便人带去给父亲。直到后来父亲回家，我们才知道他只收到米粉没收到桃酥。

这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但详情却是后来整理父亲的回忆录时才知晓的。原来是为解决供应困难的问题，学校在墨依龙潭开辟了一块生产基地，从开荒、搞基建开始。基建工程量很大很艰苦，父亲他们住在茅草棚里，吃着极差的伙食，要背50公斤一袋的水泥，他背不动时就把水泥袋抱在腹前，蹒跚地挣扎着走；要拖着沉重的大石滚子来来去去的压路；要做盖房子的土坯，就是把挖出来的黄泥与一些碎干草混合，再挑水来倒入，然后人赤脚站在泥水里用脚不停地踩，把黄泥搅拌均匀。至此为止，我觉得都还属于那个时代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可是父亲病了。墨依龙潭相当冷，每天赤脚站在冰冷刺骨的泥水里用脚搅拌泥浆，先是脚后跟开裂疼痛难忍，更糟的是原有的溃疡病发作了，胃痛得要命，拉出柏油一般的大便，还带有鲜血。父亲向带队的戴师傅（学校工友）作了反映。戴师傅还好，让他先休息两天，但出于公事公办要去开个病假证明。未料卫生科派去的那个护士却说他是装病，是想逃避劳动改造，只给他开了半天假条。结果父亲只休息半天又带病继续劳动了。

看到这里我泪目了，难以想象，父亲那样一个羸弱的身子，胃疼、便血、饿着肚子（伙食太差胃受不了）还得干那样的重体力劳动，并且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但是我明白，他只能这样，也必须这样，因为他是“右派分子”。

困难时期能吃一顿饱饭是奢望，能吃到肉简直就是莫大幸福。有一天，父亲下班带回家一只死兔子，是生理实验课后分发给教职工的。实验兔子打过麻药，要在水里清洗很久才能去除。终于一碗兔肉端上了饭桌，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一股说不出的怪味道。尽管麻药味儿仍很浓，兔肉还是全都吃光了，这是肉啊！

大概就是受到这事的启发，我们萌生了养兔子的想法。为什么不养鸡呢？此刻我还在脑海里搜索，是否单位有规定宿舍楼不准养鸡，或是没有剩饭可喂鸡？反正养兔子不同，兔子只要吃草。

母亲从集市上买来两只小白兔，又用旧木条做了一个笼子，养兔正式开始。尽管家里房间狭小，再放个兔笼更是拥挤不堪，我和妹妹还是很高兴，生活里也多了一项重要内容：拔兔草。从我家到学校的路有两条：大路和小路。小路是穿过一片田野，只要放学路上随便拔点草就够两只小兔吃了。开始我们还挑剔着，专拔兔子爱吃奶浆草（即蒲公英）,渐渐就顾不上挑剔，兔子长得太快了。

一天早上起来，感觉兔笼里有些异样，啊？一下子多了四五只小兔。真没想到，几个月兔子就生了小兔。刚出生的小兔只有老鼠大，眼睛闭着，粉红的皮肤，没毛，从此小小兔成了我和妹妹的重点关注对象，担心有的小兔吃不到奶，甚至把兔妈妈强行翻过身来，把小兔一只只地放到它奶头上。很快，粉粉的小肉球变成了可爱的“小精灵”，红色的眼睛，三瓣小嘴不停地嚅动着。把毛茸茸的小兔捧在手心，宛如一个活玩具（这时倒真是宠物了）。

随着兔子长大，拔草任务也重了起来。现在人难以想象那年月，连发黄的老菜帮、胡萝卜叶、蚕豆荚等都要吃的，只能拔草来喂兔子。一次我在校园里拔兔草（家就住在高校校园里），发现角落里一块地种着莴笋，想到兔子爱吃莴笋叶，就走过去掰了几片。其实我掰的只是外层老叶子，也根本不敢多掰，哪知被一个路过的教职工看见，把我当小偷押到了保卫处。

保卫处的人严厉地问询了我，又搜查了我的书包。我说是喂兔子，但谎说兔子是班集体的。从小接受的诚实教育让我脸红，我是怕连累父亲，且觉得喂班集体的兔子可能罪责小一点吧。也许是除了几片莴笋叶外并无其它“赃物”，最后他们放了我。

这件事自然不敢告诉父母，但养那么多兔子的确成了负担，究其原因，只能怪我们的心太软，不忍心杀自己养大的兔子。你想想，宝贝似的捧在手里玩着呵护着、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怎么忍心杀它吃它？记得也吃过两次兔子（大概是最初买的那两只），每次妹妹都哭哭啼啼，坚决不肯吃，母亲只得答应以后不杀不吃了。

已经忘记那些兔子后来是怎么处理的，现在推想，按当时的父母身份（戴罪之人）、忙碌程度及各方面情况来看，似不大可能把兔子拿到市场上去卖，至于是送了人还是其它我记不清了，总之，养兔的日子结束了。

全家1957年

如果说养兔还是自觉自愿的，养狗则完全是被动无奈。

且让我摘抄曾庆斯先生“怀念朱锡侯教授”文中的一点文字吧。曾先生是父亲的同事，1960年到昆医时父亲已经戴上帽子了。在一些受过父亲帮助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甚至成为“打手”时，他却对父亲比较友善。改革开放后曾先生去了美国，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他写下“怀念朱锡侯教授”这篇文章，并发表于2000年12月24、25日的北美《世界日报》。后来我们把该文收入了父亲的回忆录《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201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0年我从北京医学院分派到昆明医学院当助教，报到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正向生理实验室走去，看见对面有个人牵着一只大狼狗从东大门匆匆走进来。这人五十岁左右，瘦高个子，戴着一副黑框的深度近视眼镜，一件老旧的深蓝泛白上衣，长可及膝，下面一条同样质料的裤子，似乎被不整齐地扯去一截，看起来短得不相称。我们略带诧异的彼此看了一眼，互相点了一下头，然后他把狗拴在大门拉手上。那只狗的腹下带有瘘管，明显是只实验用狗，拴好狗后他也走向实验室，跟在我的后面。

忽然后面有人在叫：“朱锡侯，狗跑了”，“诶”他紧张地答应着，立即向后转，得得得地顺着走廊向北跑去，那人嘿嘿地笑了起来：“朱锡侯，狗往西边大门出去了。” “诶”他又得得得地跑回来，转出西大门去追狗……那人告诉我：他是右派。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生理学教授，法国留学回来的双博士（生理学和心理学），被划为右派后还算幸运，没有被送去劳改或下放，只留原单位改造，做些勤杂工和饲养实验动物的工作。

以后我又从同事们露出的口风中得知，朱教授1955年被捕风捉影说是与胡风分子有牵连，日批夜斗导致精神崩溃，曾两次跳楼自杀，所幸大难不死。他一向胆小怕事，整风及大鸣大放期间，大会小会都很少说话。后来有关领导到家里征询意见，要他向党交心，设定题目问这问那，如此之下谁能一句话不说？不料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朱教授就成了右派分子……

（这里略去一大段）

几年以后，朱教授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部分教学工作，除讲课还要兼带一组实验。朱教授是全校讲课最有名的两位教授之一，他讲课深入浅出、生动细腻，深受学生们欢迎。因而对他来说，重登讲台不成问题，但要带一组学生实验却是个负担。不仅实验操作已不熟悉，要重新练习，更因他是高度近视、视力很差；而且他左手拇指向外叉（人家告诉我，是他跳楼自杀时摔伤的），进行某些实验操作有困难。但他没有或不敢要求免带实验，只是自己加倍努力反复苦练。

有一次，他请求我帮助他练习制作一个生理标本，从晚上七点多到九点多，反复操作了多次仍不放心，他就叫我先回去自己继续练。第二天实验课时他告诉我：昨晚练习到十一点多钟，今天一早又来练了两遍才比较放心。我听了很是感动，由此可看出他多年养成的那种一丝不苟的严谨治学作风，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一种惊弓之鸟的心态呢？

摘了右派帽子，平时气氛也渐渐和缓了。记得有次我无意中谈到想买一部旧的英文打字机，没料到竟那么贵，要一百多元（约为我二个月的工资）。他听后略为迟豫了一下，问道：“你要打字？”我说：“我想学学打字。”他说：“我倒有一部，可以借给你。”第二天他就提着一部小巧玲珑的打字机来了，还教我打字的手式。

春节到了，他请我和另外一位也是家在外地的青年教师去他家吃水饺。说：“你们在这里没有家，就到我家来过个简单的春节吧。”那是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要吃一顿肉馅饺子更是困难，他们一家四口再招待两位客人，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料这两件事情被人作了汇报。在一次例行的政治学习会上（朱教授和其他民主人士另外学习，不和我们一起），我受到了不指名的劝告：“资产阶级总会千方百计包括施行小恩小惠来拉拢争夺接班人，年轻同志必须提高警惕……”第二天我便把打字机还给了他，自此以后，我们接触就更加小心，可免则免了……

我家养狗正是曾先生文章里写的这个时期。准确地说，不是我们要养狗，而是父亲把单位的狗带回了家。

父亲被划右派后，喂养实验动物成了他的工作，凡是节假日（包括星期天），做了实验的狗他都要带回家喂养、护理且做观察记录。那些狗身上裹着纱布，不知是做了什么手术，反正都是带着伤的。家里本来就狭小，还要养一只大狗，尽管只是星期天和假日（国庆十周年休假三天），但晚上那绑着绷带的大狗就拴在床头，你想想是什么滋味。

好在父亲并不要我们过问，从饮食到护理伤口更换纱布等等，都是他小心翼翼地亲力亲为，生怕有一点闪失。好在狗粮不用我们操心，实验狗是有“专供”的，狗粮是含有营养的特制食品，甚至还要喂维生素鱼肝油等。

困难时期母亲因营养不良患了浮肿病，去看病开到的是“糠麸片”（一种用米糠和麦麸做成药片状的所谓营养品）；妹妹牙龈老出血，医生诊断为坏血病，拿着医生证明只能买到三斤萝卜。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也不拿半点狗食品来给家人吃。反倒是有时狗粮不够了，要让母亲去街上饭店搜罗顾客吃剩的饭菜来喂狗。

我也跟着去过，拎着一个小铁桶去附近街上小饭馆收集剩饭剩菜，其实很少有食客会剩下什么，不过饭店的人很帮忙，把后厨收集到的残羹残渣骨头等倒给我们。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普通百姓的热心善良，当时城市根本没有人家养狗，他们竟不质疑这养狗人的身份。直到多年后我整理父亲的回忆录，才知道那实验狗是他们教研组向国庆十周年的献礼项目，倘若出了问题，父亲真不知要担什么罪责呢！

父亲回忆录里还说了这样一事：他们曾做过一个试验，是用狗的小肠来代替输尿管，想看看经过一段时间后，小肠组织能否变得具有输尿管的特有功能，是为日后更复杂的器官移植作一些探索。父亲用了大量时间，查阅并翻译了许多英文法文杂志，写了一百多页的综述报告。国庆十周年前夕，这篇文献综述被选为教研组的献礼项目，正当系上红丝带敲锣打鼓去报喜时，有人提出“这是右派分子搞的东西，怎么能作国庆献礼？”教研组负责人立即把父亲的名字去掉，但仍作为献礼交了上去。总之，父亲工作中做出的任何成绩成果都是无权署名的。

父亲和母亲，1970年代于扬州

千幸万幸，历尽磨难的父亲总算等到了对“右派分子”的改正，看到了对“胡风集团”的平反。改革开放后，被打入冷宫多年的心理学重新被翻出并成为“香饽饽”，断层几十年的人才成为稀缺货，父亲也被“挖掘”了出来。于是父亲在66岁之际被作为“人才”调到了杭州大学。虽然此时他已老迈年高、百病缠身，但终于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并有机会重新回归心爱的学科。

八十年代初，父亲和母亲（62岁），离开了扬州安稳的家来到杭州。刚来时没有住房，系里照顾他们住招待所。但父亲考虑为系里节约资金，主动提出安排一间学生宿舍即可。就这样，两老在学生宿舍一楼一间朝北的房间里落下了脚，一日三餐吃食堂地开始了工作。

父亲到杭大时

实际上，父亲到杭大工作时，他的组织关系和户口尚未迁来（昆明不肯放，还在扯皮中），拿的是原单位的病假工资。可是父亲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工作，既因为是国家的需要，也因他太渴望工作了，这是回归他挚爱的心理学啊！（父亲留法八年，完成学业后因二战无法回国，又攻读了第二个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就是创办巴黎大学心理研究所并任所长，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亨利·皮埃隆Henri Pieron。后来心理学被“扫地出门”，父亲在昆医教授的是生理学）。

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要他开设的这门课已被打入冷宫多年，既无教材也无参考资料，只能从一切找得到的外文资料中搜寻可用的东西。就这样，父亲以老弱病残之躯，在母亲的协助下，从翻译外文资料、编写教材直到走上讲台给学生上课，完成了这门学科青黄不接的过渡。他在杭大教了八个年级的课，直到75岁退休。对他来说，能把自己最后的生命献给一生情系的学科和学生，已经是莫大的欣慰了。

还想说两件小事：渐渐学校跟国外有了一些交往，常有国外学术名流来访。每逢此时，领导便来叫父亲去出席作陪。父亲也去了几次，大概是觉得这些活动应酬多而实际学术交流少，白白浪费时间。

有一次，当系领导又派人来叫父亲时，父亲便让母亲跑到心理系去对领导说：“朱先生备课挺忙的，没有时间去接待外宾。”父亲说：“这话虽然说得有点硬，但总算是排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扰，以后不再去接待外宾，我也可以专心备课了”，口气中竟然有几分自得。

怎么这么傻啊！我一边听父亲的录音一边想：他蒙尘几十年，并无“傲”的资本，而且是新到一个单位，承蒙领导看得起，让他“出头露面”，他怎能如此不给领导面子，不近人情、不识抬举？再说，参与这些活动的获益也许是上一百堂课也得不到的呢！然而事实就是：父亲宁愿在那间又暗又潮湿的学生宿舍里，拿着放大镜吃力地备课，而把参加那些风光的外事活动视为浪费时间。

父亲在杭大时

改革开放后，国人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相比之下，父亲仍是清贫一族，但他对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生活显得很知足。这时，知识已经值钱，人才已经吃香，他也是有些机会增加收入的。哪怕是退休后，也常有单位来请他去讲课或干什么，但他都以年纪大健康差等理由婉谢了。人家说：“并不是要您老真的讲，只要您老指导指导，到场坐一下，来回都有车接送的。”父亲仍不答应。人家又说：“去不了挂个名也行。”他连名也不肯挂。

来人走后，我问父亲为何不去。他说：“要去就要认真备课，我眼睛不好，这些工作又要落到你妈妈头上”，原来父亲是舍不得帮他操劳了一生的母亲。（顺便说明一下，因患有高度近视青光眼等，父亲视力极差，母亲一直协助他工作，却从未拿过一分钱工资。）我又说：“人家不是说了吗？只要去坐一坐，或者挂个名。你平时省吃俭用的，想买书还要掂量半天。说不定去那里坐一下，收入够你买好多书了”，我知道父亲想买一套新版的《大百科全书》，踌躇了很久。但父亲还是不去，他说：“弄虚作假的事我不干，要对得起人家，也要对得起良心。”

是的，这就是我的父亲：正直善良、谦和儒雅，哪怕遭遇巨大不公几十年，却仍然以善以诚来对待这个世界，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做人信条与道德操守，永远学不会迎奉媚俗圆滑虚伪功利……父亲退休多年后，我在一次会议上偶遇杭大心理系当年的系主任汪文鋆教授，汪教授十分动情地对我说：“你爸爸是个真正的学者啊！”

父亲和母亲在杭大时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母亲及一些学生的鼓动和鼓励下，父亲留下了一些口述回忆录。当时还没有录音笔，是用磁带录音留下的。父亲去世后，我对其进行了整理，在“粉笔生涯”章节里有这样一段话：“最近我为一个问题感到困惑：就是我们培养过的人中，相当大一部分都到国外去了，为什么我们国内培养出的一些人才，总是要到国外去开花结果呢？一想到这些，心里总有些怅然，也许这是自己思想的狭隘吧？过去常有人把教师比作人梯，我不喜欢这样的比喻，我宁愿说教师是踏脚石或铺路石，让学生踩着我们，一步步地走得更远、走得更高。不管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只要是做着对社会对人类有益的事情，虽然我还在原来的地方，但想到自己在短暂的人生中，能够让人家走得更高更远，攀上高峰做出成绩，也可以为自己完成这样的铺路使命感到欣慰了。

父亲是2000年1月27日去世的，由于走得突然，又逢春节前夕、学校寒假，我们估计不会有多少人来参加追悼会。然而他的学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有人是彻夜未眠驱车赶来的）还有不少朋友同事，甚至连学校工友也来了，追悼会上很多人泣不成声。学生说：“朱先生人品好，学问好。”学生说：“这是先生的人格魅力。”那位老校工则对我说：“你爸爸对人太好了，我女儿都想跟我来”。都说人心是杆秤，父亲是个普通人，生的平凡死的平凡、无官无位无钱无势，而且退休多年，能受到如此尊敬和爱戴，让我看到了他生命的价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篇文章从年初一写起，断断续续、几度梦回，不堪回首却欲罢不能。昨天是元宵节，天气阴冷，只在电视上看了看各地那些高大上的活动，不禁想起儿时玩的兔子灯。那是用绵纸糊在篾架上做成兔子状的小灯，里面点一支小蜡烛，孩子们提在手上玩，欢快的跑着跳着，烛光照亮了暗夜的路。父亲愿把自己比作垫脚石铺路石，但我更喜欢把他比作蜡烛，他的一生，始终未能燃烧成一支辉煌的火炬，却真是用自己的微光照亮了别人。

今天已是正月十六，一定要写完，我对自己说。突然间我又愣住了：今天2月6日，恰巧是父亲的生日啊！父亲生于1914年2月初六，本是农历，但他历来填表都写2月6日。

历尽坎坷九死一生的父亲享年86岁，是高寿。转眼间父亲去世二十三年了，往事如烟随风而逝，但烛光如炬，一直在我心里亮着……

2023-2-6

朱新地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