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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周代申: 没文凭的临时工, 站上中学英语讲坛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周代申，岀生于1949年，安徽省合肥市人，合肥市作家协会会员。1966年初中毕业后，作为回乡知青在农村务农14年，其间自学英语成才，被当时的公社中学聘请为英语代课教师，后有幸成为公办教师。2009年退休。
原题
我跟广播电台学英语
我是一个中学退休教师，教了一辈子英语，但我却没有英语专业文凭，英语完全是自学的，文章就从我自学英语说起吧。
1966年我读初三，记忆中并没有举行毕业和升学考试，随着当时文革的爆发，继全国大串联后，我就成为回乡知青，在“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滚打摸爬一干就是十多年。因父亲是戴帽子右派，我也倍受牵连，虽然在生产队里总是脏活重活抢着干，但经常是岀力不讨好，有时甚至被人误解为别有用心，但我也只能听天由命，早已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了。
1972年以后，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业余英语广播讲座，持续好几年，一共四册教材。当时全国多家广播电台也都举办了业余广播讲座，如北京、上海、江苏……好像全国都一样，但究竟有多少人在学英语，无从考证。当时我更是一无所知，因为我家根本没有收音机，我们村子是一个极其贫困的闭塞小山庄，我几乎也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每天就是在生产队里上工挣工分，日岀而作，日落而歇，不！有时还要带晚干农活的。
上世纪70年代初，家乡的烔炀区要建造一个区政府大礼堂（后来的烔炀影剧院），当时的全区五类人员（地、富、反、坏、右）都被集中在那儿做义务工，家父是“右派”，故也被派去做了一个多月的义务工。世上的万事万物总是充满了无法预知的不确定性，可以说就是家父的这一次不幸义务工，居然彻底改变了我此后的人生命运。
父亲在做义务工期间，结识了住在镇上的另一个“右派”，他叫何春野，并成为了好朋友。后来又从他那儿得知他的儿子何小四正在跟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自学英语，而且学得还不错。何小四后改名何晓曦，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外语系，后留美就读英美文学硕士，而后又获哲学博士学位，現侨居美国亚特兰大。
我们家族本就是书香门第，父亲做义务工回来后，就把何小四在跟广播电台学英语的事情告诉了我，学习英语一定会有好处的，知识一定会改变命运的等等。我本来就是一个喜爱学习之人，初中三年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我也曾有过上大学的美好理想，甚至还梦想过要当作家、音乐家等。父亲的话点燃了我的希望，激发了我学习的念头，并立即开始行动起来。
作者夫妇与何晓曦夫妇2019年合影
那时候我们的家庭一贫如洗，根本没有收音机，同时更没有教材怎么办呢？记得当年家里的自留地里栽了二分多地的辣椒。那一次摘了有六七十斤青椒，于是我大约夜里十一点钟就挑着青辣椒翻过后山，走上合裕公路，一直朝合肥走去，五点左右到达大兴集菜市场，不到两个小时青椒就卖完了，共计卖了二十一块几毛钱。早饭也舍不得吃，唯恐买收音机和书本的钱不够，然后就走向合肥四排楼的百货大楼。那时真呆，又不知道问人坐公交车去城内，完全是步行，很奇怪也不觉得累，反而是充满了激动和满满的信心。
在百货大楼我买了一台黄山牌收音机，十九元六角钱，但在新华书店，我并没有买到广播教材，于是我又跑了几家书店，终于在一家书店里看到兩本，是讲座第一册和第二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如获至宝地买下。于是打道回府，因为还剩下一块多钱，我步走到合肥火车站，花了六角钱买了一张回家的火车票，并在候车室旁边的小吃摊上买了一碗面条，也记不得是多少钱了。
从第二天晚上开始，我就开始跟随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学习英语了。此时的广播讲座教学已经是第二册，而我只能算是个插班生，那天晚上，我感觉无从下手。
讲座每天分上午和晚上分别进行相同的内容教学，白天我得在生产队里上工，只能每天晚上跟着广播后面学习。初中时代也学了点英语，虽然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使我插班跟随广播电台后面直接学习第二册也减小了难度。我似懂非懂地跟着后面学习，背诵单词，钻研语法，记下老师教学的内容。听完讲座后，便拿岀第一册教材，从头认真学起，并规划以后每天晩上的学习内容，以便尽快赶上广播讲座的进度。那时的精力特别充沛，每天晚上至少十一点上床睡觉，第二天还要起早干活，可一点也不觉得累。
大多数时间我白天在生产队里干的活是犁田，犁田时只觉得满脑子都是头天晚上学习的单词，虽然是在犁田，但时时刻刻都在默默地背诵着英语单词。犁田休息期间，人家都聚在一起聊天，我却跑得远远的，把破棉袄铺在地上躺在那儿看似睡觉，实际上是在回忆头天晚上学习的英语和背诵单词，也不敢大声背诵，生怕发岀声来让人知道。如此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已跟着广播电台后面把第二册教材学习完了。很多人都用诧异的看光看着我，也不知道我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忽然有一天上午，大队的民兵营长来到我家，他告诉我，你今天不要岀工了，去大队。于是我在他的带领下去了大队办公室，几个大队干部全部都在。是治安主任先发话的：“周代申，你每天晚上在家干什么？”“没干什么，”我回答。“老实说！”但我还是那句话。忽然间只听得一个人把桌子“叭”的拍了一下：“老实交待，有人检举你偷听敌台！”抬头望去，是大队长，此时我恍然大悟了。只好向他们说明了我是在跟广播电台学习英语的事情。
但任凭我怎么解释，他们就是不相信，并纷纷说道，根本不可能，你在家做田学英语干什么？就是想里通外国！
我百口难辩，其实再讲多也是毫无用处的，最后我选择了沉默，一付“死猪不怕开火烫”的模样。结局是最后他们派人去我家拿走了收音机，此事不了了之。事后我才知道，是大队老书记办事很讲公道，他认为我“收听敌台”没有证据，不能轻易下结论，何况我还是一个管制人员子女，“不能轻易断送一个年轻人的前途”是他的原话。
虽然这次我有惊无险，但没有了收音机，我不可能再跟随广播电台学习英语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学习，继而走向完全的自学英语之路，因为我已有了一定的英语听力和口语基础，此后的自学之路对我而言虽不轻松但也难度不大。
后来我又跑到合肥，千方百计买来广播教材第三四两册，还买了一本《英语实用语法》等书籍。我除了白天在生产队里上工，每天晚上都在家里自学英语，不过那时的英语课文大都是政治术语，如“老三篇”等。但这并不影响我自学英语的方法和进度，我先是完全弄通掌握了英语国际音标以后，学习陌生的单词也就不那么太难了，再长的单词我先是在上面注上音标，然后读准读熟。我背诵单词从不像那些初学英语的人那样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背诵，而是完全靠看靠记忆，甚至有点轻松，可能是因为那时的记忆力超强，同时对英语单词中的开音节、闭音节和多音节以及一些特殊的字母组合掌握也很有方法。
在学习英语语法时，我的感受很深，总觉得英语语法比汉语语法严密得多，但更好理解更好掌握，更大有入门之感觉。因此，虽然在那样的特殊年代里，我每天白天拼命地干活，一天劳累之后的无数个夜晚，我的自学英语也从未间断，且进步很快，苦中作乐收获很多。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甚至无法相信那时自学英语的毅力和超常记忆力，后来许多陌生单词我根本无需背诵就能过目不忘，但许多长篇文章的背诵确实花费了我的太多时间和精力。一年四季每天晚上自学英语几个小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夏日和冬天的夜晚。
夏时夜晚的炎热和蚊虫，左手拿着一把破蒲扇不停地扇来扇去，汗水总是不经意间撒落在书本上，经常是无法用钢笔在落下汗珠的笔记本上写字，或者是刚写好的句子又是被汗水浸湿而无法看清楚，更有蚊虫叮得浑身斑斑点点。
冬天的晚上虽然经常冻得手脚冰凉，但相比夏夜要好过多了。虽然那时我拼命学习毫无目标，但学习英语的兴趣和劲头丝毫不减，自己也不知道未来是为了什么。
时间到了文革后期，我一直过着白天在生产队里干活，晚上就独自一人坐在房间里自学英语的生活。1979年父亲“右派”改正后恢复公职，那时候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他坚持重上讲台不退休，也并没有让我顶职。大概就是他见我正在拼命地学英语，而对我充满了信心，要让我走自己的路吧。
1977年的高考，因家乡闭塞和对当时的政策毫不了解，我根本没有参加。1978年时，我得到的消息很晚，隔壁大褚村几个和我要好的年轻人都已报名参考，并早已在紧张的复习之中了，可我因为家庭岀身问题迟迟不敢报名，大概是在考试的前两个多月时间才得到了确切消息，此次高考，面向全国，没有家庭岀身限制，社会上所有青年人都可以同等学历报考。
我终于鼓足勇气跑去公社报名点，想不到很容易就报上了，是文科，并且还带回了高考复习大纲。但我一点资料也没有，也没有想到和有时间找人弄资料，生产队也不允许我请假停工复习。
我唯一的学习时间仍然是晚上，于是我每天吃过晚饭后便跑去两里之外的大褚村，那几个正在复习考试的青年朋友资料也不多，我只能在他们旁边翻看他们闲着不用的少数资料，拼命地抄呀抄呀，然后带回家背，记得有一个朋友送给了我一本《中国地理》，这是我唯一的完整珍贵文科资料。
最后我是在几乎没有一个白天停工复习，完全是晚上复习的情况下参加了终生唯一的也是最后一次的1978年高考。因为复习的时间太短，数学我就一点也就没有复习了，以至于我的数学只考了5分，好像大概是只做对了一道因式分解题或者是化简题。但其他几门课，语文、政治、历史、地理考得还好，总分二百八十多分。
不过那一年英语成绩只算参考分，不计入总分，我的英语成绩60多分，当年的大专录取分数线据说是三百零几分，如果那年英语记入总分，我就不会和大学失之交臂，也就不会有了此后的没能跨入大学校门而遗憾终生了。
虽然我没有考上大学，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我自学英语的佳话在家乡一带传得沸沸扬扬，一时间我成了家乡一带的名人，全大队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了我在自学英语，而且传说得更加神乎其神。
1979年，当时的烔炀公社在镇西六七里之外的大高村新建立了一所烔炀公社初中，人们称为大高中学。那时的农村初中英语老师奇缺甚至根本没有，新建的大高中学就更加没有英语老师了。从我们大队走进大高中学的学生姚岚同学（现任中国计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副院长）等人在大高学校的同学和老师面前经常说，我们学校没有英语老师，我们大队黄傅村有一个叫周代申的人在自学英语，他的英语好过劲，为什么不能把他请来教我们呢？
他的话不知怎么传到当时的高家钧校长耳朵里，高校长思贤心切，也是天意，我此生遇上贵人和伯乐。当年暑假期间，我接到彼此素不相识的高校长一纸通知：周代申同志，请你于7月25日去黄麓师范报到，参加为期一月的全县英语教师培训班学习，9月1日来大高中学上班。我的命运之神以他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开启了我新的生活，新的生命，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惊喜，这是我彻底改变命运的起点！
当年开学的第一天，我就成为了大高中学英语代课教师，月薪24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当我第一次以农民代课教师身份站在大高中学讲台上，用英语向同学们问好和自我介绍后，面对所有同学惊奇而又欣喜的目光，再用汉语重新说了一遍，教室里爆发起热烈的掌声。多少年来第一次饱尝受人尊重和尊严的滋味，使我百感交集，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下面的许多大队小学都设有带帽子初中班，且几乎都没有英语老师。此后一段时间里，我还身兼另外两所学校初中班的英语代课教师，有时一周要上二十多节课，而且当时交通不便，完全靠步行每天在各个学校穿梭。这还不算，当时农村已分田到户，我还要尽量抽时间帮助妻子干些她实在不能做的农活，如犁田，挑把子，施肥等，但那时我就像一个永不消停的机器，精力特别充沛，每天好像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学校的黄老师说我就是一团火，永远都在激烈的燃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广大农村教育战线教师结构状况很特殊。由于持续的文革，师范类学校停止招生多年，导致农村中小学公办教师奇缺，新生事物民办教师诞生了并占据半壁江山以上，更有很多像我一样后来招聘的代课老师。为了尽快扭转这一现象，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扩大普通师范类招生，对顶职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每年选拔民办教师进入师范学校培训后转为公办教师等。
我是一个不在编的临时代课教师，面对多次的选拔考试从来不敢奢想，1986年的选招中，我照样不敢报名参加。就在报名即将结束时，我的生命中再一次遇到贵人，负责全区教育工作的高用全同志来大高中学检查工作，他特地找到我，并说你赶紧报名，可以的，到时候工作我们来做，于是我第二天就到区里报了名，以代课老师身份参加黄麓师范民师班选拔考试。
又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参加民办教师选拔考试，且最大的机遇是这次是数年来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把英语成绩纳入考试计分的科目。那一年我任教的是初三毕业班，还兼任班主任工作，繁重的教学任务使我根本没有时间全面复习。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政治、选考科目是英语或物理、化学任意一科。
在考试前的兩三个月里，白天我在学校少有复习时间，毕业班的教学容不得半点马虎，上课、批改作业和辅导学生，还有教研活动，整天紧绷绷的，只能每天晚上在家里挑灯夜战。
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复习数学上，这是我的短板，除去英语不要复习，我只花了少量时间把语文和政治粗略地浏览了一遍，每天晚上拼命地做数学题，心想只要把数学能考到50分问题就不大了。
天没有违人愿，在1986年的民师选拔考试时，在全市数千民办（代课）教师大比拼中，黄师民师班只招收40人，我以高岀分数线很多的优异成绩脱颖而岀，因为我的英语考试是满分，选考科目占了优势，数学成绩也超岀预期目标。
黄麓师范两年学习以后，我端上了“铁饭碗”。1988年9月1日，我以国家公办教师的身份再次回到大高中学，再次站在教书育人的讲台上任教英语，此后我还拿到了安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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