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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马小冈：文革孤例，理论精英被撤编清户成了“新农民”
本文作者
马小冈，男，1948年生人，曾在中直育英小学校（现在的北京育英学校）、北航附中（老三届）、中国人民大学（1978级）就读。下过乡，扛过枪，进过厂，经过商。当过杂志社总编辑，音像出版社社长，文化中心秘书长，经济研究员，民企总经理，国企董事长。中南海下海干部第一人（1984.10）。
原题
我与父母没有代沟
作者：马小冈
我记得妈妈看见年轻的女孩子时常感叹着说，自己没有少女时代。当日寇的铁蹄在1937年12月踏进山东境内时，因为不甘当亡国奴，妈妈于1938年2月就离开了家乡，从此走上了流亡和抗日之路，那时她刚满12岁。我记得我的岳父也曾经跟我说过，他们1938年在山东打游击时，亲见日本鬼子奸淫妇女、残杀儿童的血腥暴行，因此他们那一代人对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对此我是深深理解和认同的。
妈妈的一生充满激情，她从15岁起就从事革命工作，当时她是刘光同志（时任重庆红岩村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副组长，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极为赏识的女青年，但因刘光同志过早去世，那段地下党的历史已无法作证，妈妈竟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继续从事着党的事业。“文革”中她挨打受辱被造反派戴高帽游街批斗，虽屡遭磨难却从不肯低头（母亲时任北京师范学院教研室主任，教授）。
妈妈是个贤良的女性，她为了父亲和我们付出了全部的爱和生命。同时妈妈又有一颗外柔内刚的心，无论是在父亲解放前的数度风险，还是文革中的屡次危难，都是妈妈舍生忘死在营救，没有她的挺身而出，就没有今天我们的家。当父亲被迫迁往河北农村落户时，妈妈毅然放弃了她在北京师范学院的一切，陪伴着一家人同赴苦难。
当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我18岁，在北航附中读高二。那时虽有过一段短暂的放任和风光，但因父母被打倒，我的生活随之走向蹉跎和黯然。正所谓“存在决定意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在文革初起时就与“中央文革”对着干的直接原因。
1966年7月我们家从沙滩中宣部大院搬到高级党校北院（即现在的中央党校）。当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并每天被强迫劳动时，我记得有一天奶奶站在窗前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一边抹着泪一边喃喃地说：“干了一辈子革命，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了？”
1966年冬季的一天，小弟欣欣因为年幼淘气（10岁），在党校大院与一群孩子蹬着一辆拉煤的三轮车玩，结果被送煤的女工发现，别的孩子都逃脱了，她独独抓住了欣欣。听说欣欣是马仲扬的儿子，她的丈夫（研究院的勤杂工）立刻火冒三丈，他站在我家楼下高声叫骂：“让马仲扬出来！我非收拾他不可！”我担心父亲挨打，便陪着他去大有庄的煤厂登门道歉。对方看见我这个壮小伙站在父亲身边冷眼瞪着他们，他们没敢动手。但是父亲道歉的谦卑样子，至今都是留在我脑海里的伤痕。
那时父亲每天劳改，连辩白的权利都没有。记得1967年2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社论，于是我鼓动父亲站起来为自己辩解。父亲按捺不住心底积郁已久的愤怒，就真的写了一张“我要革命”的大字报。在当时那样一种政治高压态势下，父亲不顾马列研究院文革一把手赵××规定“黑帮份子不得参与‘四大’” 的禁令（“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毅然挺起腰杆反抗，那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那天晚上我陪着父亲把大字报贴到机关食堂大门口，但还没贴好就被一个女的发现了，她立即招来了一大群人。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年轻人厉声叫喊着：“马仲扬！你要干什么？你没资格贴大字报！”
我护在爸爸身前，毫不示弱地吼着：“你管不着！”那时我正值身强体壮好勇斗狠之期，我顺手抄起一个墩布迎上前去，他们没想到我拉开一副拼命的劲头，一时竟僵持着不知所措。
本人在北航附中时，19岁。1967年
那个年轻人觉得下不了台，于是又指着我父亲大声说：“他是反革命！他反对毛主席！”“去你妈的！你有什么证据？”“我当然有证据，我去给你拿……”说完他竟然扭头走了，众人见状也悻悻散去。
那个年轻人是我父亲从南开大学挑来的高材生。此前他曾围着我父亲鞍前马后团团转，视我父亲为恩师。可文革浪头一起，他为了划清界限，居然表现得格外激进。
记得父亲的一些同事后来叙旧时表示，他们研究院在文革时期对“黑帮、走资派”基本没有打骂，仅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而已，我当即表示不认同。
我对他们说，那些774厂（北京电子管厂）的工人造反派开着卡车光天化日之下到大院里抓走我父亲，把人强行塞进车里扬长而去，没有赵××的认可（时任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文革一把手，与774厂军代表相通），他们连高级党校的大门都进不来。
774厂的工人造反派把我父亲关在该厂酒仙桥地下室里轮番殴打凶残至极，如果没有母亲找赵××拼命，我父亲恐怕活不过当晚。借他人之手凶残迫害“黑帮、走资派”，我父亲的遭遇就是例证，更何况研究院的党委副书记兼秘书长柴沫就是因不堪折磨而自杀身亡。
当人性之恶被彻底激活后，他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拳脚享受无法无天的快意。正如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所说，对老干部和“臭老九”出手最狠毒的是“占据上层建筑领域”的“领导阶级”——工人，但至今未见他们道歉。
陈伯达（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以一己之力于1969年6月彻底解散了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这个由毛主席亲手创办，由延安时期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传承过来的正部级中直机构，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逝在那个特殊年代。
其实1965年陈伯达就在政治研究室里放风，说是要“开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验田”，以便探讨“消灭城乡差别”的最佳途径。他打算让该研究室的干部带头下乡落户当“社会主义新农民”，届时工资停发，以中农标准每家每户按人头拨付20元生活费。当时我父亲告诉我们要有这个准备，同时他不无讥讽地说，简直太天真了！李自成的大顺军都不可能干这种不着调的事！而我认为这种荒诞不经的浪漫奇想根本不可能发生。可没想到天真的是我们自己，陈伯达既有“伟大构想”则言出必行，这种命运就真的落到了我们头上！
与同时代的“五七干校”不同，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从此撤编，除了少部分年轻人被分配到解放军报、总政或自找门路以外，所有业务骨干就地清户，连同他们的亲属一并连根拔起逐出京城，送到河北省的劳改农场（汉沽农场）当“社会主义新农民”去了，此为文革孤例。
今天看来完全是天方夜谭的奇葩梦，在那个时代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你苦难生活的起点。
1969年6月的某天清晨，马列主义研究院被遣散的干部们步行前往天安门。落魄的人们在金水桥前队列，人人表情肃穆，模样虔诚，那阵仗颇有仪式感。没人知道当时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然而他们即将失去工资，失去干部身份，失去北京户口了。
可即便如此凄惶，还要去天安门前表忠心。队列前有人领读誓言，人们举起右拳手持“红宝书”庄严宣誓：不在城里吃闲饭，誓做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声音虽不洪亮却也有板有眼，只是人人都如落汤鸡子一般，因为那天淫雨连绵。
我父亲就在那群队列里。那天我竟然鬼使神差地骑车远远跟在他们后面要看个究竟。没人知道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跟随着一个中学生。我躲进天安门城洞，偷偷拍下了这历史性的失魂落魄却又“神圣庄严”的一幕。
多少年后，父亲和同事相聚，他们说记不清到天安门宣誓的事情了，我拿出照片向他们展示，父亲和同事看见照片，各个神情黯然。我理解他们的“健忘”，因为那时人人都麻木不仁。
曾经有人为文革辩解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为了解决就业，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么像我父亲这样早已就业的中年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也被上山下乡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当农民去就业吗？我爷爷这个山东贫农要去汉沽农场陡沽村去接受河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吗？
1969年7月1日凌晨，我们全家老老少少7口与父亲所在机关上百位干部及家属被驱离北京时，人们呆呆地看着逐渐远去的北京城，脑中一片空白。临走前，北京重型机器厂驻研究院的“工宣队”挨家挨户地查房封门清点人头，在确认没人“逃跑”后，即向全体“准农民”宣讲生活纪律以及入村后的具体门户，“准农民”则各个沉默不语。
有一家在搬迁时除了家具以外还带上了煤球，事后负责押送的工宣队员给陈伯达打了小报告，结果陈老夫子很生气。而那位带煤球的干部私下里嗫嚅道：“反正是农民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呜呼！这是当时唯一的一句抗议声。
被逐往河北汉沽农场当农民的马列研究院的人除了我父亲马仲扬（文革后任红旗杂志社副总编）以外，还有丁伟志（文革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洪林（文革后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缪楚黄（文革后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等人；王忍之（文革后任中宣部部长）、石仲泉（文革后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中青年骨干则去了首钢；徐景安（文革后任深圳体改委主任）等人则自谋出路去了。这些马列研究院的中青年骨干都是当年的社会精英，是经过千挑万选被送进我党的意识形态顶层的理论部门，却被如此摆布抛弃，实在令人无语。
当时我最为忧心的是我的两个未成年的弟弟，在汉沽那片陌生的盐碱地上，他们如何生存？我后来得知，我的弟弟和北京同伴在那里的农中上学时受尽欺侮，当地师生排斥北京来的孩子，甚至发生捆绑吊打北京学生的事件，以至于这些孩子的家长集体到学校讨说法。可作为无根无源的外来户，谁能给你公道？
父亲以前不会骑车。到了汉沽为生活所迫他在我们住的陡沽村借了一辆“架子车”勉强学会了骑车。而当时汉沽一带自产的“架子车”是铁管焊成的，人骑在上面哈腰撅腚，姿势虽不雅，但是能驼重物，三四百斤不成问题，只是一般人很难掌控。父亲每天驼着母亲去上工，然后自己再去大田。后来母亲也想学车，结果在一次学车时，后面一辆马车疾驰而来，母亲一阵慌乱竟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马车的轮子压着母亲的头发扬长而去，那个车把式竟然讥讽着说：就差那么一点点，你的小命就“嘎嘣”了！
记得有一天我与马列研究院的年轻干部景祖昆在大田干活，歇晌时大伙坐在田头，一个大田队的队长与社员们有说有笑。因我们是外来户插不上话，只能静静地坐在一旁。说到热闹处，那位队长突然扭头对景祖昆破口大骂，搞得我俩目瞪口呆！我们没有招惹他们啊！多年后我曾经问过景祖昆（后任海南省委党校教研室主任，教授），他说记得此事，却始终搞不明白为什么挨了一顿臭骂，也许因为他是高度近视眼，那位队长看不惯景祖昆这个“臭老九”。
那时我已看透，我们这些外来户在汉沽永无出头之日。1969年底宁河县招兵（汉沽农场地属宁河），父母鼓励我参军入伍。可我家没有任何军方背景，只有靠自己硬拼。我毅然用玻璃割破手指写下血书“我要当兵！”我们生产队长见状既吃惊又感慨，而此举同时惊动了县征兵办，也感动了汉沽农场军代表周承先（文革时汉沽农场一把手），我终于以21岁大龄应征入伍。
当我接到入伍通知书后，全家吃面条为我送行，奶奶却躲在房角一边抹泪一边喃喃地说：也不知道还能看见你回来不……。我当时把脸埋在碗里，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哽咽的喉咙令我一口面都吃不下去……4年后未及我回家探亲，奶奶就已溘然逝去了。
入伍临走那天寒风凛冽，在宁河县火车站欢送新兵的人群当中，父亲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衣，戴着一顶当地人常戴的破皮帽子在推推搡搡的人流中寻找着我，我挤在闷罐车里的新兵人丛中拼命呼喊着：“爸爸——”可是父亲没有看见我。列车缓缓启动了，那情那景那身影，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正是因为与父母有过共同打熬的经历，所以我与父母没有“代沟”。
父母的前半生都在与独裁专制的国民党政权相斗，他们活在一个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中，活在一种探索民族解放的忘我境界中。作为他们的子女，我为他们而骄傲。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政治情结遗传到我们的血脉里，他们的信仰曾经支配了我们这一代人。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今天炒作明星压倒塑造英雄时，我才真正看到了父母前辈那种奋斗精神的价值。
马小冈读本
干校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