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丨张若钢：上山下乡终结“小将”使命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若钢，上海市长宁区长新中学69届初中毕业，1970年赴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插队落户。1974年就读于上海冶金机械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冶金部地球物理探矿公司等单位工作。2013年退休前就职于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原题

上山下乡终结“小将”使命

作者：张若钢

选自朱宣咸先生木刻作品

知识青年本义是泛指有知识的青年或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惟“知青”此名指代从1950年代起一直至1977年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中学生结束，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自愿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青年人。

曾经何时，在白雪皑皑的北大荒风雪边疆，在贫困落后、交通闭塞的赣南大地，在那霪雨霏霏、蚊蝇肆虐的西双版纳……被称作“知青”的那一代人，将青春年华化作了天边绚丽的彩霞，夜空璀璨的星月……

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千千万万“知青”踔厉前行，重新出发——悬梁刺股考上大专院校有之；子承父业顶替走进厂矿企业有之；不等不靠练摊创业有之；远渡重洋开启人生新篇章有之。当然，因种种缘故仍坚守农村的“知青”也不在少数。

或许可以这么说，古往今来华夏大地“知青”这个称谓独此一家。蹉跎年华后的他（她）们依然保持努力奋进的初心，依然保持“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理想与信念。

同样作为“知青”的一员，笔者阅读众多知青深情讲述光阴故事，温故知新感同身受。然而，如何看待、解析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及其转机的史料考据类文章却并不多见。为此，笔者撷取相关的一些史料，不揣浅陋谈一些自己在这方面粗浅思考与观点，乞冀得到知青一族有识之士的赐教与补阙。

01

上山下乡的前奏

真正大规模的知青运动是在“文革”初期开始的。

1966年，臂缠红卫兵袖箍的北京市长辛店铁路中学高二女同学蔡立坚，随该校一支“长征队”去延安串联，途经山西省榆次县一个贫困山村——黄采公社杜家山。蔡同学见到那里山地很多，大都没有开发，当地农民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胸中激荡青春热血，不由使她浮想联翩。抑或蔡立坚同学天真想到这里是发挥知识青年作用的好地方，寻思自己该不该留在这里。

一直到串联队伍离开杜家山280多里地之外，蔡立坚这个年方十八的姑娘仍未从自己的冥思苦想中解脱出来，再瞅了瞅自己右臂上的红袖箍，怯生生地告诉伙伴们：她决定留在这儿和乡亲们一起战天斗地。

当浪漫与热血交织缠绵时，蔡立坚不管不顾调转身子，义无反顾地重新返回杜家山。乡亲们见得城里细妹子歃血为誓般地表示要扎根杜家山时，瞪大眼睛打量着这位来自北京城的陌生人。尔后，村里人忙前忙后帮她办妥落户手续。就这么着，蔡同学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完成了城市青年向公社社员的华丽转身。

在此之前，知识青年自告奋勇投身“广阔天地”的事迹有黄宗英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为证。名闻遐迩的邢燕子、侯隽和董加耕那都是“文革”前满怀豪情，自觉自愿落户农村的风云人物。

与邢燕子她们一样，蔡立坚加入“杜家山”村庄是她的个人行为，从法理上讲，年满18岁的蔡同学也完全可以对自己人生志向作出这样的抉择。

可万万想不到的是，竟演绎成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过了不久的1967年，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国营农场就接收了55名北京中学生，此事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相应批示。紧接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红旗战斗队”曾派专人至北大荒友谊农场考察，准备在那里成立一所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战校”……

两年之后，也就是1968年的时候，红卫兵小将完成了横冲直撞的历史使命。无所事事的一代人盼望升学的希望也基本落空。因为在此之前，北京四中高三年级中共（预备）党员孔丹同学带头给领袖写信，情绪激昂地要求废除“封建高考制度的桎梏”。随即，1966年夏天的高考便被“停摆”。

一时间，被称作“老三届”庞大的青年族群处于人生的空窗期。

为转嫁课堂“停摆”之后那一大拨学生的人生去向，1968年12月22日由高层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此后，全国各地近两千七百万名“老三届”莘莘学子告别了父母，告别了自己熟悉的城市，生活的脚印深深嵌入偏僻而又所陌生的异乡。

回望那年那月知青下乡的生活，有人矫情地用上“青春无悔”的华丽词章掩饰在农田劳作的艾怨与沮丧，而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在接受采访时，针对当年文化教育遭践踏，课堂容不下三尺讲台，加之就业瓶颈，遂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葛教授切中肯綮指出：对当时的知青来说，那完全是没得挑选的“青春无奈”。

02

伟大领袖的号召

“不在城里吃闲饭”蔚然成为形势注脚前，伟大领袖已发出了当时被称为“最新最高指示”的战略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最高领导人没有讲知识青年对落后贫困农村所起的传播文明与文化知识的作用，而仅仅强调“接受再教育”，这并非老人家忽视了这点思考，而是有着更为深远的考虑。此时，“W.G”已历时两年半，在此期间，大、中、小学全部奉命停课“闹革命”。其后果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积压了66、67、68三届毕业生等待就业，全国城乡的高中生面临高考“停摆”，初中生的“中考”（初中升高中规程）同样处于搁浅状态。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

从理论上讲，无论是大专院校六六、六七、六八三届毕业生，还是初、高中学校这三届毕业生同样面临课堂间“腾笼换鸟”。可是，无处可去的初中毕业生就这么硬生生停摆在课堂教育的“流水线”上，致使“小升初”进退失据。其连锁反应是小学毕业生无法正常升入初中，小学校舍过度拥挤，连带着使学龄儿童无法正常入学。显然，W.G使整个教育系统陷入了严重失序、混沌的局面。

再一个，当时正是1949年后和平年代里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青年人大批进入就业期，其人数之大前所未有。

恰恰在这一时刻，突如其来的W.G风暴使得工业生产停滞不前，社会上自然就不会有新的就业机会。于是，在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了一个“死锁”，被这个“死锁”卡住的就是管理层所担忧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生的安置问题。而农村能否成为安置“吃闲饭”的“广阔天地”？管理层有过深思熟虑。

再也拿不出城市就业岗位的上海方面，强作欢颜敲锣打鼓，一股脑儿将68届初、高中生，69届中学生推向上山下乡“一片红”，那诚如葛剑雄老师所言，如此这般，完全是没得挑选的“青春无奈”。

03

四个面向的推出

1967年9月，中央已经考虑将66届大学生毕业分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提出：“分配大专院校毕业生，必须面向基层，面向工厂，面向农村。可以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也可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单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试验）运动中锻炼成长，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文件中三个“面向”，后来的报刊上又加上一个“面向边疆”，成为文革中毕业生分配去向的原则，简称“四个面向”。

1967年9月26日，上海市革委会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的通知》。那场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看似与高校毕业生关系不大，可进一步探寻生成“吃闲饭”人的社会现象时，不难发现，文化教育生态、经济建设生态、科学发展生态一旦背离其规律性、连续性及未雨绸缪的前瞻性，任性、盲从、横冲直撞、大呼小叫砸烂象征文化的“孔家店”，必将会产生人们所不愿看到的严重后果。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沒能也没法分配安置。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滞留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1967年11月8日，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集结在永嘉路上的文化广场，召开誓师大会。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30日，毛泽东在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上批示：“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文件随即在这一年4月初转发全国。全国各地大、中学生的毕业分配工作次递展开。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毕业的学生全部由国家包分配。

1968年6月18日，上海方面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大都是66届高中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1968年7月2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上海市1966届高、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

据统计，上海1966届初中毕业生共149669人，高中毕业生共30970人。7月8日市上山下乡办公室成立（9月份办公室的工作划归市革委会郊区组），各区县和街道、镇也先后成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和知青工作组，各中学成立毕业生分配工作组，开始大规模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的红卫兵出发。8月9日，上海首批赴黑龙江务农的红卫兵出发。66、67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共44.5万人，经动员上山下乡的有22万余人。

彼时，上海初、高中毕业生统一实行“四个面向”的政策，即有部分毕业生进入工矿企业。196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几十万上海人连夜上街游行，热烈欢呼“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插队落户干革命，上山下乡当闯将，继续革命立新功”。驻各学校的工宣队也立即行动起来，趁热打铁，为做好上山下乡工作进行宣传和组织准备。

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命委员会决定：通过上山下乡安排三年来积压下来的数十万大、中学校的毕业生。决定68、69两届中学毕业生（共46万人）和前两届（即66、67两届）余留下来的符合分配条件的毕业生，除极少数身体残疾和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外，全部动员上山下乡（共50.7万人），即实行“一片红”政策。

1970年11月7日，上海根据外省市已改变中学生面向农村的单一去路，在全市各企业单位广开就业门路，吸纳青年劳动力。因此，对70届中学毕业生恢复按“四个面向”进行分配，实行以兄姐去向为依据，决定本人分配到工矿或农村、上海或外地、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按档分配”、“对号入座”的办法（1970届毕业生共21万人，其中11.5万人去外地农村，9.5万人分配进市区工矿企业）。这一办法延续到1978年。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南京及各个大中小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码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

前面提到上山下乡“一片红”，确切地说，那也是没得选的无奈之举。就以上海为例，中学生人数远比大学生多得多。老三届的初、高中学生挤在一年分配，而且这三届的中学生正是1949年前后人口出生高峰时期出生的。仅66、67年两届初、高中毕业人数高达44.5万多人，而当时全市企业职工总数为200万，也就是说，66、67两届初、高中毕业生将占全市职工人数的23％。上海的企业根本无法承载如此巨大的新增劳动力。所以，“四个面向”政策中能够“面向工厂和基层”者不多，大批毕业生只能“面向农村”。

而面向农村主要是两类去向，一是去农场，包括上海郊县农场、上海设在安徽省和江苏省的农场、茶林场，还有外省市的农场和云南省、黑龙江省等边境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这些农场都是国营农场，有较稳定的工资收入和医疗保险等福利保障，还有探亲假。另一类是插队落户，去上海郊县以及江西、安徽、吉林、云南、贵州、内蒙古、黑龙江、辽宁等省的农村，和农民一样记工分，按农业收成到年底分红，没有社会福利和保障。当时所谓“聊补无米之炊”，完全是为知青家长“减负”的善举。

还有少数知青去投靠在农村的亲友，到亲友所在地“投亲插队”。

04

首批插队的学生

1968年6月下旬，上海首批赴江西插队落户的中学毕业生，由市中学红代会常委王建华带队出发；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安徽省插队落户的中学毕业生出发；8月9日，上海首批赴黑龙江省务农的中学毕业生出发，等等。加上赴上海郊县和上海所属安徽茶林场、江苏农场的学生，共动员下乡22万余人。

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许多红卫兵负责人带头去艰苦的农村，去遥远的边疆。尤其是第一届中学红代会的常委们，除了两个技校毕业的常委一人被分配在上海的工厂、还有一人参军外，其他常委全部主动要求上山下乡。

红代会常委屠伯森文革开始时是上海市第51中学高中生，共青团员，他是第一个下乡的，去了上海郊县的崇明农场。1966年W.G刚开始时在上海第六女子中学上高中的高静慧作为市中学红代会首届负责人后来去了内蒙农村，并在当地入党。还有市中学红代会常委蒋彪、市中学红代会负责人之一叶定海被分配进了上海郊县农场、市中学红代会常委王建华，王福祥、夏宁等，全部带头上山下乡。

知青在农村一景

后来几届的红代会常委们也争先去农村，牺牲在黑龙江逊克县的金训华，就是市中学红代会的第二届常委。上海中学运动串联会的骨干人物，也都报名上山下乡。王毅捷、魏威、文贯中分别去了安徽茶林场、上海郊县农场和吉林农村。红鸥和几个“中串会”成员张水荣、管宇春等，认为上述那些省份的农村还不够艰苦，另外也想摆脱上海方面的控制，于是自行联系，去了河南兰考农村，那是W.G前树立的“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苦。

红鸥，是上海市市东中学高二女生侯美度。在“文革”初期，为迎合革命造反大势而改取的名字：“我给自己起名叫红鸥——红色代表理想，代表光明，代表革命，海鸥是自由的象征。我生长在黄浦江畔，小时候就喜欢看黄浦江上自由飞翔的海鸥。到达兰考时，红鸥一行下了火车，就抬着花圈，捧着小松树，在焦裕禄墓前庄严宣誓：“焦裕禄同志，我们上海的红卫兵踏着您的脚印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继承您未竟的事业，在兰考广阔天地里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把双杨树的道路走到底！”

据同去兰考的原“中串会”成员说，上海没有去河南兰考插队的名额。他们所以申请去兰考，追随焦裕禄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动机是：他们曾查看了中国地图，认为大批京沪两地的知青到黑龙江去“垦屯戍边”，将来“中苏之战”时，东北并非是苏军的突破区域，反而是经外蒙至内蒙至中原一马平川，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可长驱直入。所以，他们准备在兰考筑起抵抗的防线。

接着，发生的故事就是1970年初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红鸥因牵涉到上海“炮打”案件，被专案组特派的四人小组，从兰考押回上海，关进了复旦大学10号楼。历经近两年的隔离审查和逼供信，于1971年12月底，带着从“敌性内处”减轻为“犯严重错误”的政治结论，由复旦“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工宣队员”送回了兰考……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60年代末，上海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等广阔天地播队落户

1969年12月，在最高领导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周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

1971年8月17日，上海安排7万名知识青年作为外地代训学徒到工矿企业培训。上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去内蒙古、黑龙江、云南等地几个大型生产建设兵团和郊县国营农场。这部分知青在那里有固定工资，有公费医疗和探亲假等，过着有组织的集体生活。

据1968～1970年统计：各类农场安置上海知青25.6万余人，另一种是去江西、安徽、吉林、云南、贵州、内蒙古、黑龙江、辽宁、浙江、江苏等地及市郊农村插队落户，一般4～10人建立“知青点”，参加当地社队的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这些地区本来经济情况不好，劳力过剩，生产门路狭窄，所以工分很少，生活也很艰苦，这部分知青达到31.8万人。

据上海市劳动局统计，1968～1978年，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总人数为1112952人，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贵州等10个省的广阔地区。1968年开始，许多家长为使子女有所照顾，通过在农村的亲友，把子女送往家乡插队落户。1968～1972年，去江苏、浙江等省投靠亲友的下乡知识青年共有8.3万余人。

05

理想主义的破灭

这些年轻人，在关乎自己大半辈子生活和前途的重大抉择面前，义无反顾地主动选择艰苦的农村，既有他们对空洞许诺美好未来的盲目信任，更有他们纯真的理想主义一面。

上山下乡运动中，虽然许多学生是自愿报名，坚决要求去农村和边疆，但在那个所有资源都被“计划”体制掌控的年代，留在城里的生存之路几乎完全被封死，热情悲壮的“自愿”背后，更多是无奈的没有其他选择的选择。

十年后，这些“自愿”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掀起了大规模的返城风潮。那才是一场真正自愿的群众运动，而且是1949年后的三十年内，唯一的一场成功达到目的，却没有被“秋后算账”。

上山下乡运动中，学生组织负责人纷纷自愿报名

1976年8月17日，“上海青年纪念伟大领袖首次接见红卫兵十周年大会”在市革委会礼堂举行，1800多名红卫兵代表参加。市六中学红卫兵团作“让红卫兵战旗越飘越鲜艳”的大会发言。大会给伟大领袖的信表示“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肩负着埋葬党内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上海文革初期共有三大阵势：红卫兵、工人造反派、写作组。红卫兵催生了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在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中，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相互支持。但这样的蜜月很短，1967年初的1.28“炮打”事件，工人造反派与红卫兵从此分道扬镳。尔后，红上司、红三司等学生组织实行大联合，成立的市中学红代会与大学红代会，与工总司的关系更是渐行渐远。

上山下乡更是结束了红卫兵运动，上海的舞台从此只剩王洪文、陈阿大者流为首的工人造反派和由朱永嘉等人领衔，名号为“丁学雷”的写作组。但这两股势力始终貌合神离，直到“文革”的最后一刻，两股势力才真心携手，而那时大势已去。

参考资料：

1，《上海地方志》

2，《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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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