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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丨张大青：我的哥哥从小没妈妈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张大青
我哥哥从小没妈。
我父亲在世时结婚离婚四次。他的第一任太太就是我哥哥的生母，姓马，叫马琰。
马家是大户人家。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有“北大五马”之称的马家五学霸，为首的文学院院长马玉藻，就是马琰的父亲，跟鲁迅是瓷器。马琰的姐姐马珏还是当年清北燕三校公认的第一校花。（据说有次她穿了一双白高跟鞋去上课，一个男生跪求在上面签名，她勉强答应了。结果第二，第三个见状也冲上去签……很快白鞋就变成灰蓝色的了。）
总之，张家穷，马家富。我小时候听家里的老人说，我父亲娶马琰的时候张家在宅内回请马家人吃饭，“全都是坐汽车来的。我们做了那么多菜，人家坐下来只是拿起筷子意思了一下，没吃什么就都走了。”
按说，我父亲一芥草民教书匠，高攀娶了马家的两位千金之一，婚后不久又添了我哥哥这么个大胖小子……这日子应该过得像童话里说的，幸福生活到永远了吧？
太不是了。
我哥哥刚满岁，我父亲就抛下妻子儿女，跟他一个女学生私奔了。马家二小姐当时情何以堪，我们无法想象。看着还在襁褓中的张家的“孽种”（对不起，哥），她横下一条心，做出了让我哥哥一辈子为之自怜，自强，失望，希望，再失望，再希望的一件事情: 她让她的哥哥马巽伯，把儿子抱出了家门。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我哥哥的故事。
抗战胜利前一年，在距离重庆要走一天艰难的水路加山路的一条山谷里，有一家孤儿院。院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是抗战中牺牲的军官的烈士遗孤。打仗的时候，经费枯竭，外面有父母照管的孩子都吃不饱，遑论这些没有了爹妈的孤儿。所以营养严重不良是常态。所有孩子都是脏兮兮、病歪歪的，好不可怜。这些孩子中间，有一个两岁男童，骨瘦如柴，头上长着癞疮。
他就是我哥哥。
下面这段话，是我姑姑生前在洛杉矶跟我说的：
这里要多谢我的大表姐立立。是她给我在电话上背诵的这首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姑父，从孤儿院回来就一直都不能忘怀的儿歌。
姑父后来又自己去看了几次后，跟我姑姑最后决定，把我哥哥抱回家来养。抗战时期的大学毕业生都穷，穷到我姑姑怀孕的时候，想吃个包子都舍不得买。所以领养我哥哥的决定，绝不是像现在的人那么容易做出的。
我哥哥初到姑姑家时，不会说话也就罢了，还不懂规矩。据姑姑说，孤儿院里，没有人教过他起夜，所以他刚来的时候，天天晚上尿炕。这可真难坏了我姑姑他们俩夫妇……就这样，二人含辛茹苦，坚持到了抗战胜利，并从重庆回到了北京，把我哥哥交给了我奶奶。那个时候，我父亲还在跟他的女学生云游四方。
抗战结束，国共又很快干起仗来。不久，我姑姑跟姑父奉命要去台湾。一听说姑姑要离开他，我哥哥可就不干了，撕心裂肺地哭，非要跟着姑姑走。要知道，对于长到5岁都从来没有叫过妈的他而言，我姑姑就是他的妈。最后，还是我姑姑千哄万哄着，跟他保证说等她在台湾一安顿下就回来接他去，才算勉强让他松开了依依不舍拽着她的小手。可惜，后来的台海局势大家都知道。姑姑那一去彼此竟成了永别。
我父亲后来跟他的女学生吵架，最终分了手。我小时候在家里有看到过一张照片，上有两个男孩子骑在一个照相馆里的儿童自行车上。我母亲告诉我说那就是我父亲跟他的女学生的两个孩子。她还说那张照片是他们分手后那个女学生寄给我父亲的。战争时期，两个孩子都在饿肚子，女学生寄照片是希望得到他的接济。
我哥哥上小学前后，我父亲在南开大学教书，并把我哥哥接到他身边去了。那是我哥哥第一次跟父亲住在一起。这段时间都发生过什么，对我来说是个空白。我只知道我父亲脾气火爆，怒起来用锁自行车的铁链把我哥哥绑在树上，照死了打。
再以后，我父亲回到母校师大教书，我哥哥也跟他回了北京。高中毕业后，他首批自愿报名去了黑龙江刚成立不久的生产建设兵团，并在文革中经历了中国大陆同龄人所经历的一切动荡与沉浮，一度还因为写文章成为逃犯在全东北境内被通缉……直到1979年才跟我嫂子带着两个幼子返回北京。没有学历，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生活艰难。
到这时为止，我哥哥还是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妈妈，更没有叫过任何人妈妈。
话分两头说。马琰后来再婚，嫁给了一个北京外语学院教法文的黄教授，据说跟她少时是青梅竹马。外语学院离我父亲后来任教的北京师范学院骑自行车只有几里地路。今天这两所大学都在西三环上，开车的话更是一脚油就到。
不知为什么，最先与马家联系上的，是已经与我父亲离婚多年的我的母亲。好像她家里跟马巽伯的太太是世交。作为曾经的继母，我母亲一直很同情我哥哥，知道他从小就很想见到自己的妈妈。有一次，她就跟马巽伯说了我哥哥的大致情况，并问他是否有可能促成我哥哥跟马琰的母子团聚。
我哥哥寻母的故事，从这里开始。
马巽伯的回答非常干脆：当然。当年是我把他送到孤儿院的。现在我不仅愿意，也有这个义务帮这个忙。
我母亲立刻把这话告诉了我哥哥，并且很快就带他去见了马巽伯。老话说，“见舅如见娘”。
他们舅甥二人相见时，自是不胜唏嘘。马巽伯嘴里还是那句话：30 多年前是我把你抱走的，今天我要把你领回到妈妈身边。孩子你受苦了，这件事，包在舅舅我身上。
然而，当马巽伯兴冲冲地去跟妹妹马琰提及此事时，却得到了令人非常震惊的回答。马琰说，她有心脏病，不能过于兴奋。如果见到我哥哥，势必会连带想起很多当年我父亲出走前后的往事，只怕是身体吃不消……等等，回绝了，而且据说是回绝得斩钉截铁。
到今天我都怀疑，马琰拒绝见我哥哥，可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解释，毕竟是亲生的骨血。是不是有其它的比方说与财产有关的原因？马家曾经是大户人家。刚才到网上查了一下，2018年的一次嘉德拍卖，马巽伯家里出来的文物，仅是沈尹默的字画就卖了2000多万人民币。是不是马琰与黄教授所生的几个儿子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无法知道。
毕竟人家当时也不认识这个同母异父的大哥。其实，在我哥哥这边，盼望见到母亲的动机很单纯，跟钱无关，就是要叫一声他一辈子都没有对任何人叫过的妈妈。那以前，他对我母亲，以及我父母离婚后我父亲迎娶的最后一任太太，都是以“娘”相称的。
邪恶者遇事怪人，善良者遇事责己。我哥哥就是责己的善良人。他首先想到的是，亲生母亲一定是觉得他太没有出息了，所以不愿意见他。毕竟，自己身无分文，在北京连个正式的工作都没有。
我哥哥的故事，前半令人唏嘘，但后半却是个非常励志的故事。
被亲生母亲拒绝见面后，我哥哥就暗自发誓，他要出人头地，搞出一番事业来。他想，等到那时候，母亲就不会不愿意见他了，他就能堂而皇之地去求见了。他要让母亲为有他这个儿子感到骄傲。
但是，1979年，从外地返京的知青，比我哥哥年轻十几岁的，都找不到工作，且求学无路，窘迫，尴尬到死……我哥哥要出人头地，这话从哪儿说起呢？
我哥哥的答案是：书法。
书法？
我父亲的毛笔书法字写得很好，年轻时还曾与一个叫启功的朋友一起摆地摊卖过字。我哥哥小时候就想跟父亲学字，却遭到了父亲的拒绝，说他没有成为书法家的天赋。
父亲不教，却更激发了我哥哥要学字的欲望。楷书、隶书、篆书、行草……从去黑龙江之前，到后来文革中抄写大字报，我哥哥都是一有机会就写，就练。到他1979年返京的时候，再给我父亲看他的字，居然没有被我父亲挑刺儿……在他们父子之间，不被诟病就等于是被表扬了。
我哥哥的目标，是在北京办他个人的作品展览。他说，到那时候，他就可以亲自去请他的老妈妈来参观了。
当然，办展览绝非我哥哥创作的唯一目标与动机。他是真心地，或者说是癫狂地，热爱书法。
1980年前后，中国的美术界正是“星星画展”等现代派运动兴起时期，我哥哥的风格也开始转变，从传统转向了现代。
我绝非研究我哥哥的艺术的专家。但是我记得他的早期现代作品中，有一幅“马”字，很有意思，也能粗略地说明他当时的创作思路与风格。他先是用很淡的泼墨写出占满全篇纸的草书“马”字，然后再在上面用浓一点的墨写出小一点的行书的“马”。接下来是更浓的墨写更小的楷书“马”字。然后是隶、篆，再后是金文、甲骨文。墨越用越浓，而年代越溯越远……
看上去极有中国传统艺术经常缺乏的通透层次感。因为他有传统的功底，也有现代的创新，所以他的作品比之其他没有经过传统训练的年轻现代艺术家的东西，自然就要厚重许多。
（写到这里，我突然纳闷为什么从来没有问过他选“马”字的原因，是不是“马”与“妈”有关……）
逐渐地，我哥哥先是在北京，后来在全国，开始有了名气了。他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在民间发起的书画展里。
但是，就在我哥哥满腔希望，自以为很快可以再次提出见马琰，他的妈妈的时候，却传来了马琰与黄教授已经举家移民法国巴黎的消息。
1980年代的中国与现在完全不同。一个中国大陆人那时出了国，基本上就是不会回来了。何况马琰那时候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
这对我哥哥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但是，我哥哥却一点都没有气馁。他对我说，他要把他的作品展览，办到巴黎去。那时他就能亲自登门去请上他妈妈，带她去看自己的展览了。他说话时那种诚挚和近乎孩子气的自信，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哥哥第一次同时在艺术与商业上被人们认可，有我一份功劳。
1988年秋天，我在美国上学时的一个白人同学在北京当记者。那个时候，除非在官方的美术馆等地方，个人在北京要想办展览，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场地。可驻京的外国记者的住房都很大，我这个同学的住房也不例外。于是，我跟她商量之下，决定帮我哥哥一把，在她家里给他办一次个人的展览，请我跟她共同的外国朋友们来捧场，出钱购买。我跟她都觉得，我哥哥的作品，因为脱出了传统的书法局限，用的多是象形或抽象的形式，更容易被外国朋友接受。
我跟几个北京的发小，在记者朋友位于建外公寓的那套偌大的单元房里，把每一间屋子都布置好，挂上了我哥哥的作品，折腾了整整两天一夜。我还用那时候简陋的打印设备，大概地用英文给他印出了一个简介，以便来访者参考。
到了周末，展览正式开始，果然来了很多人。那时候也是，北京文化生活贫乏，特别是非官方的各种活动，尤其如此。很多人在那个公寓单元里仅转了一圈后，就对我哥哥的作品，从而也对他这个艺术家本身，产生了相当的兴趣，许多人都让我请他出来见个面，聊聊。
没想到，当我开始把客人们介绍给我哥哥时，问题来了。
我哥哥26岁的时候，在后背上发现有一个米粒大小的白点，经确诊为早期的白癜风。他从那时起，就求医无数，但是白点却越来越大，连成了片，而且越来越多。到他壮年的时候，白癜风已经蔓延到了脸上。这导致他在必须跟人说话的时候，特别是跟生人说话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掩饰自己有白斑的一半面孔，几乎是90度角地侧斜著对人家说话，而且很容易脸红，说话也变得吞吞吐吐。现在，当我把我哥哥介绍给对他与他的作品有兴趣的客人的时候，看着他唯唯诺诺歪着头红着脸不看对方眼睛的样子，我那个着急，可想而知。
但是，这世界上有一件事，能让我哥哥完全彻底地忘情，忘我。那就是他的艺术。刚才说过，他是个痴迷，狂热地爱他的艺术的人。
以后发生的事情，是我始料不及的。在每一次开场的尴尬之后，当客人们礼貌地问及他的某一幅作品或是某一处用笔时，奇迹就在我眼前发生了。因为终于有人谈到了他生命中一切能量的源泉话题，对他的艺术感兴趣，所以我哥哥就会从开始明显的无所适从，说话找不到北，变得才思涌动，活灵活现，侃侃而谈起来。他会完全忘记自己本来不愿意让对方看到的变白了的半边脸孔，虽然继续脸红，但那是因为谈话兴奋而红。他的目光不再游离，整个人都突然变成了一个自然、自信，甚至自我膨胀的艺术大家了。
结果是，所有客人都会被他的这种忘情忘我感染，都会随着他的解释一起跟着他笑，跟着他兴奋，跟着他步入他神圣的艺术殿堂……于是，握手，成交。下一个。同样地，尴尬，转变，然后一起笑，一起兴奋……然后握手，成交……
1988年，中国人的平均月工资是100多人民币。但是那天的私宅展销结束后，我们粗算了一下，我哥哥吸金2700多美元。哦，对了，我哥哥的名字是张大我。各位可以在网上搜“张大我”，即可看到有关他的艺术的资讯。
1990年后，我哥哥移民了澳大利亚。走出国门，让他进一步开拓了视野。他的艺术，也从书到画，再到后来完全是形象的水墨写意，越来越炉火纯青，越来越进入大我的境界。1995年，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他5幅作品，这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艺术家来说，应该都是一件不小的事情。邓文迪跟默多克结婚的时候，宴会的桌布上印的也是复制的我哥哥的作品。
扯远了一点。我们接着回来说我哥哥的寻母记。我哥哥在国际国内艺术圈里有了相当的名气后，终于，他收到了一份来自法国的邀请。
邀请上说，他的个人展览，将在巴黎举行。
得到消息后，我哥哥立刻就跟马琰的儿子之一，也就是他同母异父的一个弟弟，联系上了，并且得到了他妈妈愿意跟他见面的正式回复。可以想象他闻讯时有多么的兴奋。从他出生到那时，都在盼望着这一天，已经整整半个世纪。
好容易盼到了日子，我哥哥到了法国。按照约定的时间，他早早就穿戴整齐，来到了马琰与她跟黄教授生的儿子一起在巴黎住的地方，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上前，敲门。
妈妈的门。
开门出来的，却是他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弟弟告诉他的事情，令人匪夷所思：马琰大妈半个小时以前刚刚去了飞机场，去旅游了，所以对不起，这次就不能见我哥哥了。弟弟好像还说了些什么飞机票不能改签之类的话。
一边是等了半个世纪的重逢。一边是半个小时都不能等的改签。我哥哥要见妈妈的梦想，又破灭了。
那以后，连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马琰大妈已经不在人世了，是不是所有的人，包括我哥哥的舅舅和他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都因为知道他要见妈妈心情太恳切，所以都不忍心告诉他？毕竟，从一开始就有说马琰身体不好，心脏有问题。而且，即使还活着，她那时候也应该是80多岁的耄耋老人了。
有一次，我哥哥在北京城西的世纪坛办展览，我的一个表妹带着我表妹夫也去了。我这个表妹夫是很优秀的建筑师，也是鉴赏力很高的画家。他把自己画的油画作品，混在他自己设计的五星级酒店竞投的其他十几个名画家的装饰画作品中，居然被高票选中。
展览会上看了一圈下来，表妹夫对我说，你哥哥的作品中，有一种“如怨如诉的依恋”，一种想要而不能得，想舍而不能弃的求索，看了让人心悸。我听了这话，不由得问表妹夫是否跟我哥哥谈过这么深刻的话题。表妹夫矢口否认。他们俩那时候彼此还等于不认识。
大概是1994年，我在美国东部工作。有一天上夜班，第二天大早被我妈妈从北京打来的国际长途吵醒。电话里，她问我知不知道我哥哥在哪里，口气中有种刻不容缓的急迫：
“马琰要见你哥哥，很着急。”
啊，马琰大妈。您还活着……容晚辈冒犯一句，您的心怎么这么狠呐？您让我的老哥哥这么多年来想您，找您，想得好苦，找得好苦啊。
我哥哥去见他妈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我几次问他都没有跟我说过。他虽然在艺术作品中情感张扬飘逸，但是谈到自己的内心隐私时却很不善于表达，或者是不愿意表达。我只知道，母子见面后，马琰大妈让我哥哥在她卧室里的地毯上，睡了两夜，母子二人谈了很多很多。
马琰大妈为什么那么急着要见我哥哥，是因为她突然觉得来日无多了吗？那么多年里，她多少次拒绝见亲生长子，是真的身体不好，怕过于动感情吗，还是因为周围的人，比方说她后来生的其他孩子，为了其它原因使然？抑或是她其实是想见的，但是又觉得自己实在是对不起这孩子，内疚，所以没有见面？
这些我都无从知道。我想可能这些原因都有吧。
我只知道，马琰大妈在跟我哥哥谈到我父亲的时候，并没有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痛斥他。这让虽然从小就受过我父亲无数虐待，但心底仍旧超级崇拜并爱父亲的我哥哥，感到特别欣慰。
我想，在他的心目中，所有爸爸和妈妈都应该是和谐的——爸爸应该是威风最大的，妈妈应该是最爱他的。
马琰大妈十几年前辞世，享年97岁。她走前没有过机会看我哥哥的展览。
我哥哥今天活得整个一个倜傥无比。新冠之前，他曾频繁奔波于中国大陆，澳洲与欧洲之间，参加各种艺术交流活动。哦，对了，他的皮肤早已全白，现在是白须白眉，鹤发童颜，俨然就是一个艺术大师的形象。他虽已年逾古稀，但仍在没日没夜地勤奋耕耘，用他的纸与笔墨，描绘着他所见过的黑暗与光明。
我的哥哥从小没妈。
2020年圣诞夜写于洛杉矶
两个月前在波兰拍戏，惊悉哥哥在澳洲罹患新冠肺炎离世。痛哉！
听到消息时，我正坐在一辆几乎空无一人的华沙公交车上。窗外，漫天满地都是初夏无比纯净的嫩绿；一个年轻的母亲，正从婴儿车里吃力地抱起她的胖娃娃；横跨维斯瓦河，波兰的母亲河，我看见河中央一座新桥的几个巨大墩基，正在拔水面而起……车到一个站台，一对少年情侣，众目睽睽之下忘情地、缠绵地亲吻。逆光，阳光跳荡在女孩唇间晶亮的口水上，竟似一幅比任何电影里的镜头都完美的画面……那是我哥哥曾用他的笔墨与全身心热爱过的今生世界。
这篇文字几年前就写成了。但是没有发。主要是为人厚道的哥哥不愿意我发。这个月，哥哥的遗作展在北京开幕。遂只改了很少几个字，发此旧文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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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视频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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