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区记忆
2008年以降，中国大陆承受了3次大地震的冲击。
与很多同行一样，我也连续参与了现场采访。突出的感受是，民间赈灾热情持续增长，而对政府部门防灾救灾的作为，质疑声却越演越烈。
以下的描述是鄙人在这3次地震中碎片化的见闻与感受，无关弘旨，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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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添乱？
在大灾面前，以政府部门拥有的资源，自当承担起救灾主导者的角色。
512，414到420，我见证了民间赈灾力量的壮大，但亦感觉它始终无法与政府的主导力量成为合力，甚至相互排斥，颇有“互害”加剧的态势。
理想的状态是，民间志愿者编入救灾序列，自发捐助的物资交由政府部门统一分配。
现实的状态是，志愿者各自为阵奔向灾区，他们想绕过渐失公信力的政府机构，将自己凑集的救灾物资直接发放到灾民手里。
怕被克扣，甚至被贪污的心理，直接造成了大量民间人士和车辆涌入灾区脆弱的运输线。
芦山地震时，尽管政府部门三令五申让民间救援力量暂时不要进入灾区，还是有数量巨大的各地志愿者的车辆通过各种渠道闯了进来，甚至在宝兴这样的“孤岛”里，除了四川，重庆等地的志愿者外，还有来自青海，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志愿者。
我搭了一辆来自湖北十堰的志愿者的车出宝兴。
他们一共来了三人，车是路虎，物资是后备箱里的红牛，方便米饭等。姓周的志愿者说，他们就来了一天，“感觉啥都做不了，的确是添乱，发完东西，路一通就赶紧离开吧。”
“真遗憾，512时该去没去，420不该来却来了。” 周先生跟我这样说。
而政府部门面对舆论压力，几乎无一例外在赶进度，求政绩。
2013年 4月21日晚在宝兴县体育场的地震棚里，亲耳听到县委书记说，“我们不再是孤岛”，雅安到宝兴的道路已经全线通车。
22日下午，我搭乘一辆民间救援车辆从宝兴回芦山。
个人认为，当时这条路远不到正常通车的标准，至少十余处塌方点山体无加固，路面无硬化措施，仅用挖掘机清出单车道，通过时车顶时有落石敲击。这一路段的地质损害甚至远超512地震时绵阳到北川路段。
但这条路竟然就通车了。行人，摩托车，工程车，社会车辆都在路上走走停停，没有明确的规矩和标准，我混迹在救援者，逃难者中，麻木地相信有大难不死的侥幸。
一度成为“孤岛”的宝兴县，实地采访才知道，这里跟震区的其它地方受灾相仿，并没有外界传闻的那样有特别惨烈的灾情。
我和《南都周刊》的摄影记者刘浚是21日下午进入宝兴县的。那时宝兴方向的陆路还未通车，我们是搭乘成都军区陆航旅的直升机进入，这也一度引起了争议，为了所谓及时报道，记者是否应该占用救援通道？
我们是在芦山中学足球场的临时停机坪上偶遇了成都军区陆航旅藏族飞行员多么秀。
时年51岁的多么秀，已有36军龄，是参加过汶川救援的特级飞行员，21日截止下午三时，他已经飞了五架次，“一会儿将空运首批国家救援队队员进宝兴县”。
但国家救援队左等右等不来，一问说在他们开协调会，机组一位军人很生气地说：“TMD协调会来灾区前开呀!”一位飞行员对我们说，不等救援队了，马上飞宝兴，你们愿意就上来!
这次蹭军机进入“孤岛”采访，只是巧合，与所谓记者的“特权”无关。
后来听说国家救援队“徒步”进入宝兴，倒有些诧异。
在玉树的救灾前期，最不知疲倦投入救灾的，恐怕是僧人。
玉树公安局某藏族处长告诉我，喇嘛在救灾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光阿坝某寺就来了1千多师父，不住帐篷，晚上睡车里，白天扛锹去几十公里外的牧区救人，那些地方救灾前期部队根本顾不上。
玉树最多的时候有4万僧人参与救援。当地人认为僧侣在救援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僧侣的存在，无论是对生者的安慰，还是对死者的超度，都能给灾民起到抚慰的作用。但从当年的4月19日开始，藏区各地的宗教局局长奔赴玉树，劝返僧人，难免引起争议。
僧侣救灾和政府救灾最好的形式就是互补。但很难。政府救灾程序严格，着重户籍人口，分发物资钱物都要登记。寺院救灾大多开车沿途分发，见人就给，不分外地，本地，发物资，或者三五百的钱款，也不用登记，解决了一些边缘灾民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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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汶川救援的多么秀告诉我，这次芦山地震，跟512不可同日而语。
“512时我们飞行的密度大得多，难度也远超过这次，”多么秀说：“进入宝兴之后，才知道这里不是像外界猜测的那样损失惨重，其实就房屋的损害情况，甚至还没有芦山县严重，大概是前期通讯和陆路交通中断，引起了人们的担心。宝兴的机降条件也不错，青衣江畔的公路很宽敞，是一个理想的着陆点。”
512时灾情超乎想象，救援官兵还有志愿者都有干不完的活儿，几乎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凝重甚至绝望的。
芦山不一样。尽管灾区里同样到处都能看到官兵的身影，但明显从容得多，与512比起来，简直就像一次救灾演习。
有一点看不太明白，在宝兴驻扎的各类部队，至少在地震后前几日，后勤补给主要是靠当地政府。
在宝兴县城的灾民安置点里，志愿者们支起了几口大锅，为官兵做饭。饭菜很丰盛。比如22号的午餐就有肉末红焖茄子，青椒肉丝，酸笋回锅肉等“硬菜”，晚餐还有香喷喷的四川腊肉。而受灾群众的饮食基本只能靠自己想办法，也就是旱的旱，涝的涝。
“这些物资是政府筹集的，包括外界的捐助，以及本地老百姓提供的，”一位做饭的阿姨告诉我，“目前暂时只能提供给官兵，灾民的餐饮主要靠自救。”
一个小女孩盯着大盆里的肉食，馋得不行，打饭的阿姨破例给她打了一小份。
宝兴城里经常能碰到一些热情的大妈，“你们是志愿者？记者啊，我们准备了饭菜，过来吃啊！”
就我目之所及，这次部队的野战餐车非常少，至少在宝兴县城里，没有看到一辆。
当地政府把最好的服务给了官兵而非灾民，至少在我看来，似乎有些不妥。
部队有自己完备的后勤保障体系。
在玉树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仅有自带的方便面，饼干，后来隔壁帐篷的打井队送给我们几十斤猪肉。说部队送的，“我们不到10人，部队送来了一头猪，吃不了。”打井队的工程人员告诉我。他们还送来酱油和大葱。我们留了少量的物资，别的都分了几份，送给了附近的灾民。
当地政府和群众希望给救援官兵提供尽量好服务，可以理解，但如果部队能启动自己的后勤系统，恐怕不但能自给自足，还能给困难的灾民提供一些帮助，毕竟芦山地震的人员救援任务远不如汶川和玉树繁重，更重要的任务是保障灾民的日常生活。
豆腐渣之痛
512震出了这个国家难以启齿的“豆腐渣”。
鄙人彼时供职于美国《体育画报》中文版。
当我和同事们徒步十几公里赶到北川中学的废墟前，“灾难”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了新的定义。
狰狞的预制板和钢筋中散落着很多来不及收殓的师生遗体。
摄影记者郑福利冲过来，戴着口罩的他，眼里都是血丝。
“你们拍的照片，死者没闭眼的都删了吧！”他告诉我们几个《体育画报》中文版的文字记者。
我删掉了所有的死者照片，承认无法冷静地记录同胞的悲惨。
最积极申请来汶川地震采访的某位同事，暂失报道能力，他的新目标是找灾区的心理咨询专家长谈。
5年之后，我看到他从芦山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我是在2008年5月17日这天碰到赵永贵的。
赵永贵是曲山镇任家坪乡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行医几十年，在当地很受人尊敬。卫生部《健康报》的前线记者请我一定要好好跟老赵聊聊，“他是大英雄，地震的时候救出了很多孩子！”
赵永贵没讲他救人的事迹，他把我拉回了北川中学的废墟。
“看看这些钢筋，口径那么小，怎么能支撑得起5层的大楼，你们应该拍下来，多少孩子的命呀！”
老赵说他有粗浅的地质知识。他指着废墟旁的旧楼，“为什么几十米的距离，一栋全塌了，一栋啥子事儿都没有呢？”
那栋旧楼完好无损，连玻璃都没碎。
老赵又让记者看新旧楼之间平整的水泥道路，“我们四川人说地壳（KE)地壳，地壳都没冒出来，说明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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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玉树时，学者尼玛江才告诉我，三江源生态移民，这是地震最悲惨的群体。21世纪初，响应国家保护三江源 ，同时为下游地区造福，玉树地区大量游牧民退牧还草，农民退耕还林，迁移进移民房。“前期的移民房就是豆腐渣，这次地震伤亡极大。”
尼玛说，生态移民后，无城镇生活技能农牧民仅靠一些补助过活。这些补助因种种原因被克扣。传统牧区，肉价渐高，羊肉要从西宁进， 青稞面也得大批从西宁进。生态移民震前就陆续到州政府上访，“不能理解的是，退牧还草，退耕还林后，政府还与外商签订合同在玉树开矿山。”
伴随牧区城镇化的推进，很多牧民放弃了原来的游牧生活。比如2004年，给他们4万块一户修房子，让牧民从帐篷进到房舍。
随着物价飞涨，4万块根本不够。不少承建商干脆不干了，把4万块给了牧民，让他们自己修。这个模式一度还被赞扬。比如玉树的上下拉秀两个乡就是生态移民比较集中的地方。有领导考察时还表示，“知足吧，这样的房子在城里叫别墅！”
4万块修一户房子，主动，被动都会偷工减料。震区有生态移民感慨，“我们原来就是住帐篷，怕什么地震！”打破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即使没有地震，也会出现其它文化和生活上的脱节和阵痛。
青海党校的藏族学者索南旺杰告诉我，游牧民族传统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对大自然充满敬畏。进山敬山神，生火敬火神。动土是大忌。修一排排整齐的房子给牧民住，看似利民，其实是文化的割裂。
“生态移民”后代，缺乏传统文化的熏陶，“男孩无所事事。难免惹是生非，”旺杰说。政府热心开办拉面班，摩托修理班，想给这些孩子找事情干。“但藏族孩子学拉面，拉得过回族同胞么？18天让小学文化都不到的孩子掌握技术，一厢情愿。”
对“豆腐渣”现象的经年拷问，似乎在420地震中看到了一点积极的效果。
512后澳门援建的芦山县医院，除了大厅地面上有条明显裂纹等，这次地震中基本无恙，不但能承担基本的救助功能，还一度成为救灾的一个分指挥中心。
经历420地震冲击后，若要找最“完美”的建筑，2010年9月重新修建的宝兴县中恐怕能排上号。
这所中学是汶川大震后，由海南省对口援建的。我尚不知晓具体的建设和监理单位。
宝兴县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就设在该中学的操场上，救灾指挥部也设在这里。
救援官兵起初是在操场上搭建的帐篷，21日晚，操场上已近饱和，大量官兵们被安排进教学楼和宿舍楼。
有士兵嘀咕住进建筑物里是否有危险，几个当志愿者的中学生一边拉一边说，别有顾虑啦，“我们的楼是512后建的，抗8级地震的！”
学校本该是各级地震中最安全的所在。
这几年来，一直收到北川地区采访对象的电话，控诉着豆腐渣工程，他们是遇难学生的家长。
我无法用宝兴县中的“完美”去安慰他们。
孩子永远离开了，而这些家长和他们的声援者中，因为投诉和上访，还在被驱逐，恐吓，甚至劳教，坐牢。
冷静记录还是倾情投入？
512地震是对人类生命财产的一次浩劫。
以记者的身份亲历，一边告诫自己要写冷静平衡的报道，一边被巨大的无力感驱使，总想做点什么。
但能做什么呢？
玉树地震后，我决定除了做记录者，还要当志愿者。
自费辗转进入玉树灾区后，目睹了与512类似的灾情，我个人捐出了5千元，同时和一位朋友在推特上募捐，一个星期募集了7万多善款，采购物资，定点捐助给政府部门尚无暇顾及的偏远乡村的孩子。
藏族学者旺杰告诉我，捐助玉树物资不能忽视了藏胞的习惯。一块糌粑比一箱方便面还受欢迎。另外，大灾后。祭祀用品极为短缺。他去医院慰问时，拖鞋，营养品病人熟视无睹。拿出一点祭祀的熏香，立刻被围拥。
我们从玉树赶回西宁，采购了帐篷，藏文民间故事图书，文具，煨香，卫生用品等，与别的民间救援团队拼车，再次进入玉树。
在玉树志愿赈灾近一月，好歹把所有物资都送入了玉树周边的偏远山村，其中不少地方是受灾以来第一次见到赈灾物资。
期间也亲历了民间救援的一些乱象。
比如一个女孩特着急地向我们请求支援一顶帐篷，说是尼玛孤儿学校的医疗救援队急用。后来才发现，她把帐篷扔在营地里跑去别的地方了。这所孤儿学校是震后玉树受关照最多的学校之一。中央领导光顾后，兰州军区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倾力共建， 板房，餐厅，阅览室都建好了，红色标语把校园包裹起来，是党疼国爱的典型。
我很生气，这样的行为违背民间救灾伦理，暂时放下别的事情，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讨要回了这顶帐篷，捐给一家尚未领到救灾物资的受难家庭。
信息的扭曲传播，在三次大震中均有突出表现。
比如玉树，一开始有大量的传闻说，受灾藏区已经乱了，藏民们哄抢物资，见到赈灾车辆无论公私就砸就抢，甚至捅死捅伤了人。
这个传闻令人惴惴不安。
但真进了玉树，才发现谣言的可笑。近一个月里，没碰到传言中蛮横欺霸的藏人。相反，他们真挚单纯。顺风车随便搭，路遇僧侣合十致礼，孩童热忱礼貌。我们所住的帐篷，贵重东西颇多，交与几个隔壁帐篷的孩子看守，未丢一物。
志愿者之间的互相猜忌也闹出了笑话。
我们的首批物资能进玉树，是挤进临时找的西宁志愿者的车队的，他们找关系弄到了红十字会的通行证。
车队行至距玉树约50公里的歇武镇，我和同伴被当地警察带走。
原来是新结识的志愿者朋友怀疑我们是“与境外势力勾结”的特务，偷偷报了警。
我和同伴被没收了电话，分头塞进两辆警车，车反复在山里兜圈子，到了一个山崖，民警叫下车，疲惫已极的我以为会被就地正法，结果是集体小便。
兜圈子是为等玉树州的领导过来鉴别我们的身份。等某领导来了以后验明正身，检查了我们带的救灾物资，大概是出于歉意，他用警车把我们送入了玉树。
7万多元的物资如愿送入了最需要的灾民手里，这短暂的成就感，却被一位艺术家朋友的嘲讽泼了一瓢冷水。
他告诉我：做慈善会上瘾的，必须警惕自我感动。
更尖刻的警告是：政府收了那么重的税，你还替它买慈善单，傻。应该鞭打它，让它做正事。
这些年，颇参与了一些民间公益活动，但渐渐选择了若即若离。
见到了太多功利性极强的公益活动或”公益人“，有些参与者到灾区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刨土找人，而是抢占制高点插上红旗，拉开宣传条幅，他们心里想得最多的恐怕是年终公益盛典的那条红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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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是悲哀的，又是清醒的。
借用宋志标兄文章的结尾： 止歇欢娱，今天此时，让我们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怀念他们， 祝愿大地上的神祇同样能保佑他们，就像他们保佑我们一样。祈祷彼岸乐土。伏食尚飨。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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