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 | 我当发言人（下）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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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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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口径而不唯口径

1991年3月21日，吴建民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1991年3月21日星期四下午，我第一次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身份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地点在北京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之后，我一共主持了170场记者招待会，没有出现什么闪失。这可能跟我在发布会前做大量的功课，现场也对自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姿态都非常注意和讲究有关。

虽然发布会现场只有发言人一个人站在讲台前，但他背后实际有一个工作班子在支撑着。

我就任时，外交部的发布会已固定于每周四的下午两点开始，而准备工作早在每周一就开始了：星期一，首先由新闻司出一批涉及外交的问题单，发到外交部有关各司；星期二，再放一批问题单；星期三，还要放一批，限时由各司提供背景情况和解答口径。这些口径经我阅后，报部领导审批。因为形势在每天的24小时内都有可能变化，舆情也会随之呈现新的动态，所以要时时关注掌握，然后从不同记者的角度设想他们可能提出的问题。

每次发布会前的准备期间，我至少要到发布处去两次，和处里的人员一起讨论发给各司的问题单，并对从各司返回的情况和口径进行议论、选择需要发布的内容、推敲口径的文字等，然后将之报到部里，经部里批准后去发布。

我个人认为，发布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关键在调研，调研是基础。但是，如果发布工作完全建筑在别人提供的现成材料基础上，拿着别人准备的口径应对，而没有经过自己的研究思索，也是不行的。因为发布会现场可能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提问的角度变了、涉及的事务超出准备范围了、事先没有相关积累，答问就比较肤浅，有时还会经不起推敲。

因此，我到新闻司后，始终亲自抓调研处的工作，并直接参与调研。每当了解到新情况，每有研究思考问题的心得，都会及时写下来，尽力让自己随时掌握世界各地的动态、问题，对研究分析的进程、结果了然于心。这样在拟定问题单的同时，即可对问题及口径形成一些自己的见解。

等拿到各司返回的问题答复后，我会从发言人的角度，自己动手对各司提供的口径做些修改。重要的修改，我要给各司领导打电话，征求他们的同意后再上报，以此确保心里有谱，临事不怵，即使有什么突发情况或意外，也基本超不出自己的掌控范围。

我的发言稿都是自己直接起草和修改的，我还经常星期天到办公室修改调研文章。那时候，一周就休息一天，夫人老批评我，星期天也不在家待着！对认识不清的问题，如果把它梳理清楚了，我就很开心。如果一时想不清楚，要继续跟踪思考，进一步掌握材料，慢慢就看清楚了。情况掌握了，研究到位了，就不怕记者问了。

发布会的准备工作会在每周四中午前做完，我常常是直到临踏上去国际俱乐部发布会现场的车前，还要再看一看有没有新出现的问题，做最后一次准备。如有紧急情况，我会立即去见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确定新的口径。

有的人对发言人制度不太了解，以为念口径是发言人水平低的表现，这是一种误解，混淆了受命发言与个人发言的区别。

从原则上说，发言人是政府的代言人，不能随个人意愿信口开河。发言人发表的任何事务或评论，都要按有关部门提供的口径或口径精神表达，绝不能与之相违背。念口径并不是发言人对这些问题不熟悉，而是因为口径经过官方批准，如果没有再予解说必要的话，念出来更简洁、准确。对于一些敏感问题，尤其如此，比如我任上时中国与韩国建交的全过程，其间必须唯谨唯慎，在发布会上都是按口径照本宣科，绝对不做任何发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言人全无灵活发挥的空间。在任何情况下都念口径，大概不能称之为优秀的发言人。

口径是一个架子、一个框框。任何一个发言人，包括美国白宫发言人、国务院发言人，都不能逾越这样的框框另搞一套。但在框架之内，还是有很大发挥余地的。发言人可以在不逾矩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对象、环境和时机去充实、丰富或调整自己的陈述。这就需要发言人及时了解形势的变化，对相关政策精神实质有较深刻的领会，做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发言人就有自己发挥的余地了。

答问要得体，并经得起推敲

2008年3月2日，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右二）回答记者提问。

2008年3月2日，我最后一次作为全国政协的发言人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CNN西班牙分台的记者问：“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会不会改变？” 

这个问题是事先没有考虑到的，没有现成的口径。

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回答记者提问

我是这样回答的：“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根据当时的情况制定的，没有别的选择，只有选择这样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从70年代到上世纪末，中国一共大概少生了3亿到4亿人。任何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经过许多情况的变化，是不是需要对一些政策进行调整，有关部门正在考虑。”

我这个回答，事后引起了计生委的不满。他们接连强调，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不会变。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计生委专门管计划生育，它当然要维护这个政策。但我是政协发言人，我看问题的角度应当比它宽。一对夫妇仅生一个孩子，这个政策的执行虽然成就突出，但是其弊病越来越显现出来。没有万古不变的政策，任何政策适用期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如果情况变了，政策当然要改变。所以回头看，我当时的回答应该还是经得起推敲的，现在不已经开始变了吗？！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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