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利安与晚期罗马帝国》：一部罗马帝国“理想君王”尤利安的历史形象深剖著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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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了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王朝最后一位多神教皇帝尤利安短暂却辉煌的一生。全书就“理想君王”尤利安的历史形象、哲学思想、王政观点、军事行动等重要问题做了一一梳理和回应，深入分析了他在青年求学和成年执政过程中逐步显露的哲学天赋、军事才干和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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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尤利安与晚期罗马帝国》

作者：马勇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壹卷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装帧：精装

页数：440页

开本：32开

定价：89 .00元

丛书：“经典与解释”论丛

ISBN ：978-7-220-12064-0

作者简介

马勇，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部任教，从2020年开始，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部部长。

内容简介

本书全面考察了尤利安试图挽救罗马帝国衰亡命运的诸多努力，细致分析了晚期罗马帝国危机的表现和根源。3世纪的大混乱的确极大冲击了罗马帝国的统治，新柏拉图主义针对帝国危机给出的方案是成功的、有效的，尤利安基于新柏拉图主义创造的政治方案和文明方案足以解决罗马帝国的危机，但这一切都因尤利安英年早逝而戛然而止了。

本书全面考察了尤利安皇帝对晚期罗马帝国统治危机的应对和思考。全书就“理想君王”尤利安的历史形象、哲学思想、王政观点、军事行动等重要问题做了一一梳理和回应，深入分析了他在青年求学和成年执政过程中逐步显露的哲学天赋、军事才干和政治智慧。虽然尤利安的短暂执政难改帝国衰亡之命运，但其所代表的异教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决战仍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推荐

★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多神教皇帝尤利安究竟是“哲人王”还是“叛教者”？

★绵延千年的多神希腊-罗马文明为何不敌一神基督教文明？

★新柏拉图主义能否挽救罗马帝国的文明危机？

★本书讲述了罗马帝国君士坦丁王朝最后一位多神教皇帝尤利安短暂却辉煌的一生。

★全书就“理想君王”尤利安的历史形象、哲学思想、王政观点、军事行动等重要问题做了一一梳理和回应，深入分析了他在青年求学和成年执政过程中逐步显露的哲学天赋、军事才干和政治智慧。

★虽然尤利安的短暂执政难改帝国衰亡之命运，但其所代表的古典文明仍具有重要意义。

导论

1 　尤利安的历史形象嬗变

2 　问题与视野

第一章　尤利安与君士坦丁王朝

1 　君士坦丁时代

2 　尤利安的童年和少年

3 　哲学青年

4 　抉择

第二章　尤利安与帝国的蛮族危机

1 　高卢的地缘特征和蛮族问题

2 　征伐野蛮人

3 　“尤利安是奥古斯都”

第三章　尤利安与理想君王

1 　尤利安与哲人王传统

2 　尤利安的理想君王

3 　尤利安的王政观

4 　哲学与政治的纠缠

第四章　尤利安与罗马帝国的文明内战

1 　罗马帝国的文明问题

2 　新柏拉图主义与罗马帝国的文明危机

3 　尤利安的师承

4 　尤利安的新柏拉图主义

5 　尤利安对基督教的批判

6 　尤利安的异教教会

第五章　罗马与波斯

1 　罗马帝国亚洲疆域的地缘特征

2 　罗马与波斯的战争史

3 　远征波斯

结语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二）外文文献

尤利安年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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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导论

尤利安的历史形象嬗变公元330年（东晋晋成帝咸和五年）年初，罗马帝国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建造完工，5月11日，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272—337年）举行盛大的新都落成典礼。这堪称罗马帝国的关键时刻。君士坦丁大帝将新首都命名为“新罗马”，就昭示着这一事件的全部政治历史意义：新罗马帝国或者说第二罗马帝国诞生。其时，君士坦丁治下的帝国一扫3世纪的混乱无序，绵延近5个世纪的帝国重新恢复活力，显出万象更新之势，仿佛一切都在告诉世人，君士坦丁重建的帝国将再造往日的辉煌。君士坦丁堡落成典礼一年后的331年5月，尤利安（Flavius Claudius Julianus Augustus）在新首都出生，他是这座新的永恒之城诞生的第一位皇帝。尤利安是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其父是君士坦丁大帝同父异母的弟弟尤利乌斯·君士坦提乌斯（Julius Constantius）。337年5月22日，君士坦丁大帝驾崩，帝国分成三个部分，由他的三个儿子继承：君士坦丁二世（Constantine II，316—340年）治理高卢、伊比利亚半岛和大不列颠岛；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317—361年）治理帝国东部；君士坦斯一世（Constans I，323—350年）治理意大利和北非。君士坦丁大帝统一的帝国再度分为三部分，埋下内战的隐患。同年，三兄弟合谋杀害君士坦丁家族的几乎所有成年男性，以根除家族内部对帝位的觊觎，其中包括尤利安的父亲。尤利安与同父异母的哥哥伽卢斯（Constantius Gallus，325—354年）尽管因年幼得以幸免，但仍被堂兄们软禁。

340年，帝国内战再起，长兄君士坦丁二世与弟弟君士坦斯一世争夺帝国西部的统治权，君士坦丁二世在内战中被杀，帝国西部的最高统治权归于君士坦斯一世。350年，玛格嫩提乌斯（Magnentius）在高卢谋反，君士坦斯一世被部下谋杀。控制帝国东部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发兵平叛。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挥师西进时，任命尤利安的哥哥伽卢斯为副帝，加恺撒称号，负责治理帝国东部。351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通过引日耳曼蛮族进入高卢侵袭玛格嫩提乌斯后方，取得内战胜利，重新统一帝国。在此期间，尤利安一直被软禁。三年后，伽卢斯涉嫌谋反，被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处死。鉴于伽卢斯与尤利安的关系，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怀疑尤利安也参与了兄长的谋反，将其召到米兰，意图将其处死，永绝后患。幸亏有皇后欧西比娅（Flavia Aurelia Eusebia）护佑和求情，尤利安躲过一劫，获准前往他心仪的智慧之城雅典游学。尤利安存世的演说词有一篇《欧西比娅皇后颂》献给这位天使般的皇后，饱含深情地感激后者对他的护佑。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平息玛格嫩提乌斯的叛乱后，一直致力于剿灭被他引入高卢境内的日耳曼蛮族，但收效甚微，到355年，高卢已陷入全面混乱，日耳曼蛮族近乎占领整个高卢。是年秋，萨珊波斯帝国的沙普尔二世（Shapur II，309—379年在位）再起兵锋，威胁罗马帝国东部边境。鉴于帝国面临东西两个方向的战争，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于这年11月将尤利安召到米兰。11 月7 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米兰任命尤利安为副帝，加恺撒称号，命他前往高卢清剿蛮族。

355年12月1日，尤利安在300名护卫队和少数友人的陪同下，由米兰出发前往高卢。实际上，尤利安尽管高居副帝之位，却不拥有治理高卢的实际权力。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如意算盘是，用一位皇室成员镇守西部，真正掌握政治军事权力的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心腹。与时人的预料相反，尤利安在恺撒任上，展现出优秀的政治军事才能。进入高卢后，尤利安才着手组建自己的权力核心，并逐步掌握高卢的政治军事大权，这对于一个年仅24岁、此前从未有任何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来说，着实不易。尤利安展现出自己拥有治理帝国的卓越政治军事才能。357年秋，尤利安率大军在斯特拉斯堡战役中以少胜多，大败日耳曼族的阿拉曼尼人。在这场战役中，尤利安指挥有方、勇猛有加，宛如亚历山大大帝再生。实际上，亚历山大大帝也是尤利安的两位帝王偶像之一，另一位是马可·奥勒留（121—180年）。经过三年的剿匪战争和对高卢的治理，尤利安荡清莱茵河以西的日耳曼蛮族，深入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部族腹地，重建图拉真时代的北部边境，同时恢复了高卢境内的秩序。尤利安的政治军事声望和实力也水涨船高，成为高卢人民和各军团的救星和偶像。依照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政治安排，身为恺撒的尤利安显然是未来的帝位继承者。从君士坦丁王朝角度来看，这一政治安排可谓完美，一来因为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没有男性子嗣，二来因为尤利安已证明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皇帝。但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认为，尤利安的声望日甚一日，已经对自己的权力构成重大威胁：尤利安已有举兵叛乱、称霸一方的实力。最重要的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此时刚四十岁出头，距离和平交接权力为时尚远。359年冬，萨珊波斯国王沙普尔二世攻陷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军事重镇阿米达（Amida），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以此为借口，命令尤利安派高卢的军团增援东方，意图削弱尤利安的军事实力。高卢士兵不愿远征帝国东部，随即于360 年2月在今巴黎拥立尤利安为皇帝，加奥古斯都称号。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匆匆结束与波斯的战争，一边调集兵力准备西进，一边以外交手段稳住尤利安。尤利安请求高卢地区自治，获准他保留奥古斯都的称号，但仍低于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权威。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拒绝这一要求，内战即将再次降临。

361年春，谈判破裂，尤利安率大军朝君士坦丁堡挺进，内战爆发。然而，这一年11月3日，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病逝于军中，临终前指定尤利安继承帝位。12月11日，尤利安进入君士坦丁堡，即位为罗马帝国皇帝。这一年，尤利安30岁。尤利安的父母皆是基督徒，因此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还在教会担任过低级职务。但是，尤利安一登上帝位，立即发动复兴古典希腊罗马传统的文明-宗教运动。362年2月4日，尤利安发布宗教宽容敕令，宣布所有宗教以及各教派皆合法，可在帝国境内自由传播。这一敕令堪称绝妙，因为赋予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以合法性，势必导致基督教激烈内讧。同年6月17日，尤利安发布著名的教育法令，禁止基督徒担任公共学校的教师，从而将基督徒逐出了教育领域。同时，尤利安积极复兴异教，包括重建各地神庙、恢复献祭活动、重振异教的宗教体制等。经过几次大迫害，基督教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愈发强势。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已是基督徒皇帝。随着帝国皇帝皈依基督教，基督教的地位愈发稳固，而绵延几个世纪的希腊罗马传统逐渐式微。尤利安发起文明-宗教复兴运动，意在复兴罗马帝国自身的古代传统，阻止帝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帝国。由此来看，尤利安被称作“背教者（Apostate）”和敌基督者，一点也不冤枉。尤利安天性热爱哲学，他在《赫利俄斯王颂》（Hymn to King Helios）中说，他从小就对星空充满好奇，小小年纪就被人们视作天文学家（130c-d）；在《憎恶胡子的人》中说，他从童年开始就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忒奥弗拉图斯等人的著作（353b）。尤利安发起文明-宗教复兴运动绝非凭一己之力，当时异教的好些著名智识人都牵涉其中。在这些智识人眼中，尤利安不仅是希腊罗马传统中的理想君王在世，更是这一文明传统的承载者。因此，尤利安发起的文明-宗教复兴运动堪称罗马帝国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的“文明内战”。从后世来看，这次文明内战是基督教文明与古典希腊罗马文明的决战，因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尤利安在发动“文明内战”的同时，意图效仿亚历山大大帝，彻底解决萨珊波斯帝国的威胁。362年6月中旬，尤利安从君士坦丁堡出发，7月底抵达叙利亚的安提阿（Antioch），为远征萨珊波斯做准备。经过8个月的准备，363 年3 月5日，尤利安率领9万大军离开安提阿，开始远征波斯。5月中旬，罗马大军连战连捷，抵达萨珊波斯首都泰西封（Cteisphon）城下。久攻泰西封不下，此时补给已经告急，尤利安决定率大军沿着底格里斯河东岸向北运动，逐步后撤。在撤退的路上，罗马大军不断遭到萨珊波斯小股部队的袭击。6月26日，在萨马拉（Samarra，今伊拉克北部）附近的一次小规模遭遇战中，尤利安被一支标枪击中，伤势极为严重。当天夜里，尤利安驾崩。去世前，尤利安还与哲学家友人进行哲学对话。尤利安的逝世，导致他的文明-宗教复兴运动半途而废。他的继任者约维安努斯（Flavius Claudius Jovianus，332—364年）随即推翻尤利安的政策，重新回到君士坦丁大帝开创的新传统上。此后，罗马帝国再无异教皇帝。尤利安甫一去世，基督教和异教智识人就围绕尤利安的历史形象展开斗争。先来看异教一方。晚期罗马帝国最著名的修辞大师利巴尼乌斯（Libanius）既是尤利安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有数篇演讲词与尤利安有关。尤利安去世后，利巴尼乌斯的剩余时光几乎都花在为尤利安辩护上。《尤利安葬礼上的演说》（Funeral Oration Over Julian）篇幅很长，算得上是一部尤利安传，以动人的笔调叙述了尤利安的一生，将尤利安提升到罗马帝国的救世主这样的地位。但是，随着这样一位救世主的驾崩，异教复兴的大业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尤利安去世将近二十年后，利巴尼乌斯又创作《论为尤利安的复仇》（Upon Avenging Julian）献给刚刚继承东部帝国皇帝的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346—395年，379—395年在位），请求狄奥多西为尤利安复仇。在利巴尼乌斯眼中，尤利安是一个完美王者。亲眼见证尤利安统治的史家阿米安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罗马史》接着塔西佗的《历史》讲起，迄378年阿德里安堡战役止，是古代版的罗马帝国衰落史。全书共30卷，现存后17卷。现存部分开头即尤利安登上政治舞台的关键时刻。整部史书横跨280年，前面13卷叙述公元98年到355年的历史，表明对这段历史的处理相当简略，这与后面23年所占的篇幅形成鲜明对照，23年的时间占了17卷的篇幅。其中，355年至363年这8年，占了12卷，从卷14到卷25。显然，阿米安努斯叙述的重心是尤利安皇帝。对于阿米安努斯来说，尤利安的统治是扭转帝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尤纳皮乌斯（Eunapius）要比尤利安晚一代，著有《哲人与智术师列传》（Lives of Philosophers and Sophists）和大部头的《天下史》（Universal History），核心人物亦是尤利安，提醒后代新柏拉图主义者所承担的文明使命。这三位异教智识人的作品都完成于395年前，这个年份是晚期罗马帝国的又一重要时刻：基督教终获取国教地位，异教再无复兴之可能。在上述三位异教智识人笔下，尤利安近乎古希腊罗马传统结出的最美果实，尤利安是哲人王，是完美的王者。值得强调的是，上述三位作家没有凸显尤利安的反基督教形象，而是从帝国赓续、政制角度凸显尤利安的完美王者形象。393年，狄奥多西皇帝正式立基督教为国教，彻底废除一切形式的异教。尽管如此，5世纪后期的史家佐西莫斯（Zosimos）在《罗马新史》反思罗马帝国的衰亡，仍将尤利安视作唯一有机会扭转罗马帝国命运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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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355年12月1日，尤利安和随员在360名卫兵的陪同下，从米兰出发前往高卢。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一直将这位堂弟送到米兰和帕维亚（Pavia）之间的地方，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目送尤利安一行的背影远去，可能在想，尤利安在高卢是取得胜利，还是失败甚至战死，对他更好。利巴尼乌斯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祈祷尤利安既战胜敌人，又被敌人打败。这种矛盾源于他既希望尤利安能恢复高卢的秩序，又恐尤利安实力坐大。尤利安一行向西穿过伦巴第平原，进入皮埃蒙特（Piedmont）附近的群山。尤利安的运气看起来不错，尽管是寒冬腊月，天气却出奇的好，一路阳光明媚。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高卢的第一个城镇时，一顶植物编的绿色花冠正好落在尤利安头上。据说，这个吉兆意味着尤利安在高卢的未来是光明的，他将征服野蛮人。

1　高卢的地缘特征和蛮族问题

罗马所在的意大利半岛与欧洲腹地之间横亘着阿尔卑斯山脉。山脉以南的意大利半岛受地中海气候影响，气候相当温暖；而山脉以北则寒冷得多。这条山脉可以视作早期罗马北方的高大城墙，是罗马与北方蛮族的天然边界。但是，这条山脉无法完全阻绝蛮族南下，北方蛮族早期就翻过阿尔卑斯山，试图在意大利半岛北部定居。前396年凯尔特人洗劫罗马城，是罗马史上第一次蛮族危机。越过阿尔卑斯山，控制山北地区，是确保意大利半岛安全的必然要求。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汉尼拔率大军翻越阿尔卑斯山突入意大利半岛北部，更是凸显控制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的急迫性。

此外，想要巩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也要求控制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高卢。从地理视角来看，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汇聚于高卢，因此高卢对确保这两个半岛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地缘意义。可以说，公元前1世纪中叶，恺撒对高卢的征服是出于帝国对安全的地理需求。罗马人征服高卢后，将帝国与蛮族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此后，尽管有越过莱茵河打击蛮族的战事，但罗马帝国西北部的边界始终稳定在莱茵河一线。因此，高卢地区实际上是罗马帝国抵御蛮族威胁的前线基地。丢失高卢，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势必受到威胁。后世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崩溃的历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整体而言，罗马帝国北部与蛮族的边界分为两段，西部是莱茵河-多瑙河西段，东部是多瑙河东段和喀尔巴阡山脉。这条边界上，两端的高卢平原和色雷斯平原是蛮族越过边界侵扰的两个主要方向，也是罗马帝国防御蛮族袭扰的主要方向。莱茵河与多瑙河就成为罗马帝国隔离蛮族的主要自然屏障。罗马帝国北部的蛮族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原始日耳曼部族，第二类是哥特人。尽管哥特人从人种上属于日耳曼族，但二者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原始日耳曼部族几乎与罗马人一样悠久。原始日耳曼部族生活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日耳曼森林中，以渔猎为生。哥特人生活于乌克兰大草原，以游牧为生。在罗马帝国持续地打击之下，原始日耳曼部族的力量已经大不如从前。尤利安在357年斯特拉斯堡战役中大败日耳曼族的阿拉曼尼部族联盟，是原始日耳曼部族最后一次与罗马帝国的大战役。原始日耳曼部族在与罗马帝国常年的互动中，逐渐学到了罗马帝国的军事艺术，能够与罗马军团打面对面的阵地战，比如斯特拉斯堡战役中，阿拉曼尼人就摆出了大规模阵型。尽管如此，原始日耳曼部族的军事威胁仍比不上哥特人，后者是罗马帝国碰到的第一个马背上的民族。由于日耳曼地区不出产战马，日耳曼人的侵袭部队没有高机动性，所以在罗马军团面前，常居于劣势。日耳曼族历史上对罗马军团的几次胜利，主要凭靠的是自然地势。

等到马背上的民族聚集于罗马帝国北部，罗马帝国才会碰到真正强劲的敌手。日耳曼森林以东就是横贯欧亚大陆的大草原，从东欧大平原经乌克兰大平原、再到中亚大草原和蒙古高原，那是游牧部族的天堂，是马匹的天堂。从3世纪中叶开始，从中亚大草原向西迁徙的游牧部族逐渐抵近罗马帝国的北部边境。这些游牧部族起初聚集于多瑙河以北，侵扰罗马帝国的巴尔干地区。待日耳曼部族在罗马军团的打击下，实力逐渐式微，以哥特人为代表的游牧部族迅速跟进填补权力空白，这样莱茵河边界也将面临马背上民族的威胁。以骑兵为主要军事力量的哥特部族一开始就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

公元251年7月，罗马皇帝德基乌斯及其子赫仑尼乌斯率领8万人的精锐军团，在阿伯里图斯战役（Battle of Abrittus）中大败于哥特人。父子双双阵亡，成为罗马帝国史上首位在对外战争中阵亡的皇帝。这场战役也是哥特人第一次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从此以后，以哥特人为代表的游牧部族成为罗马帝国北部边境最棘手的问题。自哥特人的威胁出现，罗马帝国采取怀柔和打击结合的方针，一方面通过将哥特人内迁来缓解边境压力，另一方面则严厉打击挑衅罗马权威的部族。这样的靖边战略很类似于中国对付游牧部族的策略，但是历史没有给罗马帝国宽裕的时间消化蛮族。自中亚大草原向西迁徙的游牧部族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经黑海北岸拥向乌克兰大草原。哥特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求罗马帝国加大内迁和接纳哥特人的力度。一个世纪以后，公元378年，罗马皇帝瓦伦斯（Valens，328—378年，364—378年任帝国东部皇帝）在阿德里亚堡战役中，再次被哥特大军打败，罗马帝国8个精锐野战军团被全歼，瓦伦斯也身死战场。据后世史家讲，这场战役实乃罗马帝国走上衰亡的开端。

自恺撒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征服高卢，已经过去近4个世纪。至4世纪中叶，高卢已完全罗马化，原先的凯尔特土著已经转变为罗马人。尽管有蛮族内迁和帝国雇佣蛮族充实帝国军队的事例，高卢境内还未有大规模日耳曼人定居。不过，从后世历史来看，4世纪中叶处于关键的转折期，蛮族大迁徙时代已经来临。

尤利安进入高卢之前，高卢已经陷入混乱境地。利巴尼乌斯如此描述当时高卢的形势：

当君士坦提乌斯与发动叛乱意图谋取帝国的玛格嫩提乌斯作战时——后者在治理高卢时，将高卢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感到必须用一切手段来让玛格嫩提乌斯垮台，所以写信给野蛮人，他已开放罗马边境。他告诉野蛮人，允许他们尽其所能占领领土。他们得到了一大片开阔的土地，原先与罗马人的条约被这些信件废除，他们昂首阔步地进来，根本没人阻止他们，因为玛格嫩提乌斯率军已进抵意大利。他们把繁华的城市洗劫一空，村庄一片废墟，城墙被推倒：财物、妇女和儿童被掳走。男人们像奴隶一样跟在后面，这些可怜的人背着他们自己的财物。如果他们不能忍受奴役，不能忍受看到妻子和女儿们被蹂躏，他们就只能在悲叹中被杀掉。我们拥有的好东西都交给了野蛮人，胜利者用他们的双手耕种属于我们的土地，而他们的俘虏则耕种他们的土地。那些靠城墙逃过劫掠的城市只留下一小块土地，族人饱受饥饿的折磨，只能依赖任何可以吃的东西。人口减少到城市由城市和农田组成，无人居住的地方变成了耕地。牛套在轭上，拉好犁，麦子种好，收割、脱粒都在城门口，所以留在家乡的人比被掳走的人还要惨。

依照利巴尼乌斯的说法，君士坦提乌斯二世为摧毁玛格嫩提乌斯的后方基地，邀请蛮族进入高卢。玛格嫩提乌斯的叛乱被平定后，进入高卢的蛮族并未离开。西尔瓦努斯和乌尔西努斯对高卢的短暂治理，也未解决蛮族问题。接二连三的叛乱，导致高卢的军队秩序大乱，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解决蛮族危机。换言之，尤利安前往高卢时，不仅权力受到极大限制，而且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形势仍在恶化，他在前往高卢的途中，获悉莱茵河上的大型要塞科隆被卡马维人（Chamavi）攻占。若不尽快阻止蛮族继续拥入，高卢有可能完全蛮族化。

355 年12月底，尤利安抵达罗纳河上古城维埃纳（Vienne）。当地居民夹道欢迎，将他视作能挽救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a尤利安在维埃纳安顿下来，开始充分了解高卢的形势。可以合理假定，从被任命为恺撒起，他就开始大量地阅读和学习，以适应新的角色。利巴尼乌斯暗示，尤利安在成为恺撒前，就谙熟军事战略知识，在哲学沉思之余，广泛阅读过记述帝国兴衰更替的史书。到高卢后，他开始掌握高卢的一切信息，包括它的居民、城市和要塞分布。尤利安有极强的学习能力、敏锐的理解力和强大的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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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结语

从地理角度讲，亚欧大陆是一块连续的陆地。但是，在世界上古史阶段，这个大陆大体可分为两个地理-文明单元：中华帝国和中华帝国以西的世界。二者的边界即亚洲中心处雄伟的山脉和高原：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为了更好地描述中华帝国以西的世界，这里将地中海周边的地区称作小西方，将帕米尔高原以西直到大西洋的世界称作大西方。从地理上讲，从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到中亚和印度，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地理障碍。但是，就古代的科技条件而言，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是任何大规模的政治军事行动的天然障碍。

因此，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世界和以西的世界在古代基本上是一个相互隔绝的世界。这不是说二者没有任何交流，而是说二者都没有将对方视作一个值得严肃对待、值得警惕的对象。西方文明很早就知道地球是球体，但是，直到上古史晚期，对于东亚地区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我们的史书中早有罗马、安息等国的记载，但是从没有与之发生过激烈的政治军事冲突。与之相反，帕米尔高原的以西的世界，自波斯帝国崛起，就逐渐连同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区域。不同的文明帝国为主宰这片地区进行激烈的政治军事冲突，其血腥和残酷程度远超中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冲突。

初始的人类文明都选择得天独厚的地理区域作为自己的发源地。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皆是如此。以埃及文明为例，埃及北边是地中海，西边是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南边则是无人居住的非洲大草原和森林，只有东边狭窄的西奈半岛与亚洲大陆相连。这些地理障碍是天然的防卫屏障，可以免于敌人的威胁。两河流域的地理优势大体与埃及类似，但不如埃及那么优厚。两河流域北部的亚美尼亚高原并非不可逾越的屏障，东部的扎格罗斯山脉也无法阻挡从伊朗高原而来的游牧部族。

因此，自两河文明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成熟之后，就不断陷入周边强权的争夺之中。阿卡德帝国、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这些帝国的历史就是争相主宰两河流域的历史。帝国的征伐导致文明区域的扩展，从而将战争带到更广阔的世界。亚述帝国对埃及帝国的征伐，已经表明两河地区可以与埃及连为一体。因为从西奈半岛经巴勒斯坦走廊，再经叙利亚到幼发拉底河，有一条可供大规模军队通行的通道。帝国的征伐在扩展文明区域的同时，大大扩展人类的地理视野，从而能够想象将有人居住的地区纳入一个帝国统治之下。这种想象的出现，带来了天下大一统式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治下的波斯帝国是大西方世界首个意欲创建天下大一统帝国的政权。经过阿契美尼德王朝前三任帝王的征伐，波斯帝国已是横跨亚洲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具备了天下大一统的样式和视野。与此同时，在帕米尔以西的东亚，中华文明已经形成，天下大一统的观念已经成熟。

波斯帝国对希腊的征伐可以视作创建天下大一统帝国的最后一步。波斯帝国对天下的征服引发征服天下的帝国运动。波斯帝国止步于地中海沿岸，继希腊城邦而起的马其顿王国借为希腊复仇之名，由亚历山大大帝率马其顿-希腊联军通过十年左右的向东征服，一举摧毁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的军队所到的区域皆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将古代西方人的地理视野推至极致。波斯帝国被摧毁，彻底消失于世界历史的烟尘之中。与之相比，同属天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政治军事冲突。

亚历山大的东征同时将希腊文明带到中亚和印度，孔雀帝国和贵霜帝国皆有希腊文明的因素。亚历山大帝国很快崩溃，同时导致天下的破碎和权力真空。罗马帝国乘机崛起，将环地中海的世界纳入一个权力统治之下，从而创建出西方人第一个真正的天下大一统帝国。不过，罗马帝国从未能继承亚历山大帝国在两河流域以东的地区。从亚历山大帝国的视角来看，罗马帝国将两河流域以东的世界隔绝到天下之外。这个地区恰好属于第一波斯帝国的核心区域，从而为波斯人复兴自己的文明和继续追求天下大一统帝国提供了机会。

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萨珊波斯帝国前后几百年的冲突，可以视作第一波斯帝国的继承者与亚历山大帝国的继承者之间的冲突，冲突的核心在于对天下的主导。从大空间视角来看，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大西方世界，在创建天下式帝国的历程中，分化出两个主要代表：依凭希腊文明的罗马帝国和依凭波斯文明的波斯帝国（帕提亚帝国和萨珊波斯都是这一帝国的继承者）。二者基于不同的文明原则和地缘诉求，始终处于冲突和对抗之中。从空间上看，罗马帝国是小西方的代表，帕提亚和萨珊波斯是伊朗高原的代表。

从整个亚欧大陆的帝国分布来看，帕提亚和萨珊波斯代表的波斯文明处于西边的罗马帝国与东方的中华帝国的中间。在罗马帝国的存续期间，帕提亚和萨珊波斯处于劣势。但是，随着罗马帝国分裂，东罗马帝国式微，崛起的阿伯拉帝国继承了波斯帝国的天下视野，不仅恢复了第一波斯帝国的地理范围，而且远远超出。这意味着，争夺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大西方世界主导权的历史运动并未停止，而是在新的层面继续扩展。不过，中国始终未参与这一历史运动。

罗马帝国是西方文明唯一的一个天下大一统式帝国。同时，它也是一个多民族帝国。但是，不同于统治民族占主体的多民族帝国，罗马帝国是一个少数族群统治的帝国。罗马人不仅在人数上属于绝对少数，而且帝国境内的民族比罗马人古老得多。如何统治这样一个帝国，始终是一个大麻烦。最可行的方案就是将帝国境内各民族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这就需要打造一种大一统文明。罗马帝国刚形成，希腊智识人就致力于这一目标。当然，希腊智识人的意图非常清楚，将希腊文明塑造成大一统文明样式，以契合罗马帝国这一庞大的身体。希腊智识人的努力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其标志就是2 世纪的五贤帝时代。

但是，罗马君主制皇权继承的问题导致了3世纪的大混乱。就如同任何帝国一样，大混乱严重削弱了罗马帝国。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看到，帝国的大危机实际上是文明危机的一种反映，因此在综合各类古典哲学流派的基础上，打造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体系。新柏拉图主义者意图通过这个具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思想体系，继续打造守护帝国文明的智识人阶层。从实际效果来看，新柏拉图主义取得相当成功，的确打造出一批守护希腊文明的智识人。尤利安皇帝就属于这个智识人群体。

从结构上来讲，基督教拥有一种大一统形态，它的普世宣称的确契合罗马帝国对大一统文明的需要。但是，它的教义原则与希腊文明有根本冲突。新柏拉图主义尽管拥有极强的禁欲主义特征，也追求灵魂的不朽，但是它在本质上仍是一个哲学体系，承载的内核仍是古希腊文明的理想。它们的确有一致之处，恰如儒教和佛教亦有一致之处，但二者对人的生活方式的理解本质上不同。这是异教和基督教之所以形成竞争的根源。

如布克哈特所言，君士坦丁大帝在赋予基督教合法地位时，兴许更多的是出于帝国政治斗争的考量。但是，这一做法开启了帝国基督教化的进程。基于基督教汲汲于对帝国精神的领导权，君士坦丁大帝的政策无异于在政治上支持基督教、打压异教。从世界历史来看，尤利安的异教复兴运动是必然之举，因为即便不是尤利安皇帝，也会有另一个皇帝发动这样的复兴运动。

因此，尤利安皇帝发起异教复兴，绝非仅仅出于个人对异教的狂热，更高层面上是出于复兴古希腊文明的使命感。正是这一目标才将当时的异教智识人团结到自己周围。尤利安皇帝本人是新柏拉图主义的虔诚追随者，是新柏拉图主义者眼中的理想君王。因此，他的异教复兴运动看起来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这并不是尤利安的复兴运动失败的缘由。无论是从实际效力还是基督教的反应来看，尤利安的异教复兴政策都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尤利安复兴运动的失败，仅仅归因于他偶然地战死于波斯前线。假如他能多统治十年或二十年，异教未必然会失败，就如中国儒佛之间的相争，总是要提到“三武灭佛”运动。没有政治权力的支持，任何宗教都不可能得势。这是世界历史证明的普遍法则。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叙述中，尤利安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因为他的统治时间太短。但是，由于异教智识人将帝国的衰亡归因于帝国的基督教化，尤利安总是进入帝国衰亡论述的视域，阿米安努斯和佐西莫斯是最早的例子。将帝国的衰亡归因于基督教是一个无从证实的命题，正如异教智识人也无法保证，若尤利安的异教复兴取得成功，帝国就一定不会衰亡。帝国的衰亡有太多复杂的因素。东罗马帝国的历史倒是证明，一个基督教帝国仍然可以保有强大的战斗力。帝国自有帝国的生存逻辑，面对生死存亡，基督教信徒也会拿起武器勇敢战斗。历时数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和各类骑士团组织证明，凭靠信仰也可以打造颇具战斗力的军队。

但是，尤利安所代表的异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之间决战，仍具有重要意义。后人往往觉得基督教与新柏拉图主义没有本质差异，实际上这是基督教取得胜利后，充分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理论打造自身政治神学架构的结果。基督教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吸收，可以视作基督教对异教文明的容纳和妥协，以此吸引异教智识人。可以设想，尤利安的复兴运动若取得成功，整个异教教会也将明显具有基督教教会的特征，新柏拉图主义的至高之神也会愈发具有人格化特征。这就如同儒佛在漫长的竞争和打斗过程中，相互影响，儒教不得不吸纳佛教的形而上学，佛教不得不吸收儒教的政治哲学，到明代竟有儒释道合流之事。但是，儒教文明在艰难地打斗过程中存活下来，异教的希腊文明却消散于世界历史的深处。

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亡天下”和“亡国”的论争，儒教智识人普遍将“亡天下”视作最可怕之事。“亡天下”指的就是儒教智识人所承载的文明理想的灭亡。用之比附尤利安的异教复兴，尤利安的驾崩标志着西方“天下”的灭亡。从这个角度看，利巴尼乌斯对尤利安驾崩的后果的铺陈，就没有丝毫夸张。对异教智识人来说，大地的确陷入了黑暗。

与中国古代的文明冲突相比，罗马帝国的文明冲突有一点颇令人诧异。中国古代的儒佛相争绵延千年，有三位不同朝代的皇帝灭佛，而罗马帝国史上，尤利安皇帝是唯一一位发起文明内战的皇帝。在他之后，竟然再没有异教皇帝。绵延千年的希腊-罗马文明竟然在一次决战之后，就偃旗息鼓，着实令人诧异。是基督教文明太过强悍，还是异教文明本身存在问题？这里仅限于给出一般性的观察。

我们常常将异教文明统称为希腊-罗马文明，有时也称作古典文明。实际上，在这一传统内部，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并非铁板一块。罗马人称雄于地中海时，在希腊人看来，实属一个蛮族。当时的罗马人，尚未有自己经典的诗文作品，拉丁语仍是乡巴佬的乡间俗语。面对辉煌的希腊文明，罗马人倾心学习。但是，罗马人的意图不是希腊化，而是通过学习希腊文明，打造自身的拉丁文明。罗马人在这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远远说不上达到希腊文明的高度。罗马人自身的文明意识导致帝国分为两个文明区，说拉丁语的西部和说希腊语的东部。从语言的角度来说，罗马帝国从未实现大一统文明。两个语言区的区分，大体上对应了后来帝国分裂后的地区。

不管是基于希腊文明还是罗马文明，帝国智识精英在打造帝国的大一统文明时，从未能成功打造出一个主动承载帝国文明理想的担纲者阶层。换言之，罗马帝国从未能像中华帝国那样，将儒生打造成一个负载“天下兴亡”的担纲者阶层。要想打造一个文明的担纲者阶层，必须是政权和智识人合作的结果，即通过成熟的官制和官办学校的配合。智识人既是文明的守护者，又是帝国的真正的统治者。新柏拉图主义本来能履行这一功能，尤利安皇帝亦有意识地通过公共教育改革，试图打造一个这样的阶层。但是，历史没有给尤利安这个机会，也没有再给异教文明机会。基督教教会史家尤塞比乌斯在君士坦丁时代试图将基督教与帝国融合成一个神权帝国，由基督教教士来承载帝国的兴衰。但是，到了5世纪初，奥古斯丁迫于异教智识人对基督教的指责和帝国极度虚弱的现实，竟将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剥离，拒绝让基督教教士承担救护帝国兴亡的政治责任。

西方异教文明的命运告诉我们，一种文明一旦灭亡了，指望凭借智识人的薪火相传在未来的某一天复兴，是不可能之事，至少世界文明史没有任何先例。这应当是中国文明的担纲者值得警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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