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风与铜钱：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1268—1368》：一部海洋视角下的元日关系史著作！

光启书局蒙古史与元史学术兀鲁思 2023-09-19

收录于合集

#蒙古史 133 个

#元史 85 个

#中国史 154 个

#世界史 542 个

#日本史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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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跳出战争叙事，多维度剖析“蒙古袭来”前后日本的危机与变局，生动解读日本中世跌宕起伏的政局变动，揭秘历史的巧合、胜败的代价！钩沉中日史料，还原一段鲜为人知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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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况

《神风与铜钱：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1268—1368》

作者：康昊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光启书局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装帧：平装

页数：320页

开本：32开

定价：59.00元

ISBN：9787545219562

作者简介

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师。复旦大学学士，日本大阪大学硕士、博士，曾任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中世史，东亚海域交流史、日本宗教史·寺社史、南北朝·室町时代史，译有《应仁之乱：日本战国时代的开端》《中世日本的内与外》等，负责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海洋史视域下的忽必烈征日以后日本对元关系研究”等。

内容简介

面对蒙古帝国的战争威胁，日本竟以不答复、不来往、不允许使节进京的高冷姿态回应。震怒之下，忽必烈两次发兵远征东瀛，却遭遇海上风暴，大败而归。日本将此风暴称为“神风”，这如何影响了日本人的世界想象和自我认识？

尽管两国遥相对峙，海上贸易热度竟超过唐宋时期。作为压舱物抵达日本的铜钱，为何让官民趋之若鹜？不畏风险、渡海求学的禅僧，归国后对日本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

与此同时，权力扩张的镰仓幕府，在战后加剧的国内危机中一步步走向崩溃。继起的室町幕府与天皇明争暗斗，权势地位渐趋逆转。日本进入动乱频仍的南北朝，李氏王朝崛起于朝鲜半岛，元亡明兴实施海禁，东亚国际秩序又将何去何从？

以海洋视角重新审视元日关系，环环相扣的历史联系一一浮现。

编辑推荐

★跳出战争叙事，多维度剖析“蒙古袭来”前后日本的危机与变局，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刘迎胜、日本新锐研究学者李永晶、《东亚观察局》主播沙青青一致推荐

★生动解读日本中世跌宕起伏的政局变动，揭秘历史的巧合、胜败的代价！“蒙古袭来”对日本中世社会及其世界观造成了哪些冲击？战胜忽必烈的日本镰仓幕府，为何在“蒙古袭来”后短短几十年就宣告灭亡？继起的室町幕府如何与天皇明争暗斗？

★钩沉中日史料，还原一段鲜为人知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史！元朝和日本遥相对峙，为何贸易的规模和热度却超过唐宋时期？来自中国的铜钱为何让日本官民的趋之若鹜？穿梭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日本禅僧，如何影响了中世日本贵族的文化趣味？

名家推荐

研究视角独特，其观察点时而在元，时而在日。书中向读者传达了既往了解较少的䥥仓幕府及其背后京都的日本王室的情况，以小中见大的方式展现了元史研究的新进展，值得一读。

——刘迎胜，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东亚古典世界秩序与文明的根源，双方在意识深处有着近似结构，因而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彼此不同的“他者”。认识日本，可以说就是认识“中国”。

——李永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

一部讲述中世日本与元朝关系的力作。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以生动的语言、别致的体例娓娓道来，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跳出国别史的局限，以大视角纵观、小细节切入的方式，为我们描绘了13至14世纪的东亚风云激荡的大时代。

——沙青青，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东亚观察局》主播

引言

第一章　史无前例的危机

“蒙古之号，于今未闻”诡异的高丽牒状匮乏的国际知识最后通牒消失的军队第二章　变乱的海域贸易港博多高丽的局势贾似道的计谋南宋灭亡的讯息“珍重大元三尺剑”第三章　忽必烈的对手并非“国家政权”的镰仓幕府战时执权公家政权的迷思安达泰盛与平赖纲都市镰仓的新空间第四章　弘安之役异国降伏祈祷军事动员的扩大暴风上波圆觉寺开山第五章　神国与异贼膨胀的神国失败的弘安德政寺社营造热潮神与神的内斗伊势神宫的机遇国信使愚溪如智第六章　被扣留的元朝使节江浙释教总统普陀山与日本镰仓禅林的沸腾虎关师炼与《元亨释书》大阿阇梨后宇多法皇第七章　新安沉船的时代回不去的贸易船寺社造营料唐船宋钱资本“此方庸缁，噪然例入元土”留学僧的牢狱之灾第八章　扩大的元朝情报八思巴的传说两都之战天历之变元文宗与江南禅林中峰明本的人气第九章　镰仓幕府灭亡朝廷的乱局末路的武家政权乱局下的入元僧后醍醐天皇与元朝室町幕府诞生第十章　天龙寺唐船宋船往来事，元弘以后中绝天龙寺船咳病谣言蒙古之伴党嗷诉的平息第十一章　最后的东渡僧庆元天宁寺住持方国珍反元四海不安观应扰乱来自元朝的“终战仪式”第十二章　高丽来使庚寅以来的倭寇侵扰倭寇巢穴对马岛红巾之乱最后的“元朝使节”五山外交登场第十三章　大元失国元明鼎革的情报最后的留学僧五山之上足利义满的难题日本向何处去结语参考文献附录一　主要登场人物附录二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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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引言

这是一本关于“蒙古袭来”（元日战争）以后日本与元朝关系的小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关注蒙元这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重新评价蒙元帝国给世界历史带来的整体性影响，把蒙古时代视作世界史的一个分水岭，认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是推动欧亚一体化的最重要的力量。日本史研究学界虽然大多只关注日本列岛社会内部，但也难免受到世界史学科整体动向的影响。

相较于将朝鲜半岛纳入蒙元帝国视野的研究（譬如鲁大维《帝国的暮光：蒙古帝国治下的东北亚》），将日本也吸收到蒙元帝国治下的欧亚大环境里面更为困难。在整个蒙元时代，日本从来不曾接受过蒙元帝国的统治，也不是元朝的朝贡国，日本的朝廷或幕府甚至连一次正式的外交使节都不曾向元朝派出过。与后来中国明朝与日本的封贡关系相比，对于元朝来说，日本只是一个偏居海外的“不臣之国”。两国之间最激烈的对抗，发生在元世祖忽必烈执政的初期，也就是日本所谓的“蒙古袭来”。这场战争无论从持续的时间、战事的规模还是给日本造成的破坏来说，都是非常微小的。日本列岛几乎游离在蒙元帝国的政治影响之外，在整个欧亚大陆及周边地区，都算是一个异类。那么，日本是蒙古时代的例外吗？这就是本书试图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

采用海洋视角可以帮助我们比较容易地分析蒙元帝国对日本的影响，也是我们跳出民族国家的束缚，寻求更广阔的叙述框架的手段。蒙元帝国既是一个陆上帝国，也是一个海洋帝国，这一点已经为众多的研究者所证明。关于蒙元时代东亚海域与日本社会的关系，得益于榎本涉的精彩研究（《东亚海域与中日交流：9—14 世纪》），我们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元代中国与日本仍然保持了极为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虽然战争一度中断了中日间的航路，但两国的跨境贸易很快就得到了恢复，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

此外，当时大量的日本留学僧搭乘这些往返于中日之间的商船，渡海到元朝去求学，入元留学僧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宋代，这一点极其重要。相较于海商们在元朝的短时间滞留，入元留学僧们在元朝生活的时间更长，短则数年，长则数十年，他们对元代中国社会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足迹也更为广泛。回到日本以后，留学僧们往往能够接触到日本社会和政治的上层，进入贵族和武士社会内部。有了这些跨越国境的海商和僧侣，日本各界可以更为便捷地接触到元朝的信息，元朝也通过他们给日本社会和政治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这样一个越境的过程是更为持久、深入的，是一次经济和文化上的“蒙古袭来”，它的重要性甚至比“蒙古袭来”战争本身还要大。

本书所关注的时间从高丽使节潘阜抵达日本开始，到明朝实施海禁并且与日本断绝往来为止，覆盖了大半个蒙元时期。之所以在明朝初期搁笔，是因为这时候东亚海域的秩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是东部亚洲国际秩序重新调整的时期（参见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这次剧烈的变动同样给日本带来了震动，称得上是“蒙古袭来”以后又一次强烈的冲击，使得日本室町幕府不得不做出新的调整，以应对明朝建立起的东部亚洲新秩序。这是蒙元时代的尾声，也是蒙元时代给日本所遗留的。如果没有蒙元时代中日两国的密切联系，当时的室町幕府也许不需要如此迫切地在新秩序面前做出自我调适。

此外，本书还试图通过叙述“蒙古袭来”前后的史事，为大家呈现一幅日本中世政治、宗教、社会的整体面貌，特别是关于镰仓、室町幕府和公家朝廷的内容，也是本书着力描述的。希望大家读过之后，能够对日本中世国家的政治形态和社会样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然以“神风”为题，但“神风”在第四章就已经刮完了，关于元日战争的部分其实只有前四章。本书所重点着墨的时间段是元日战争的“战后”而非“战时”，因此对战争场面的描述并不多，对战争过程也只是一笔带过，如果是只对军事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会感到遗憾，在此只能说声抱歉了。

［本书是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海洋史视域下的忽必烈征日以后日本对元关系研究”（2020PJC091）、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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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文摘

第三章　忽必烈的对手

并非“国家政权”的镰仓幕府

从这一章起，我们将要给大家介绍两次战争中忽必烈的对手—镰仓幕府。通过前两章的叙述，相信很多读者已经知道，元日战争中，与元朝、高丽联军直接交手的是镰仓幕府，其领导者叫作北条时宗。因为领导镰仓幕府军成功击退元朝、高丽联军，北条时宗成了后世日本人心中的英雄人物。但恐怕很多人并不了解镰仓幕府的真实面貌。若想弄清楚，我们需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镰仓幕府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第二，镰仓幕府和公家政权是什么关系？

镰仓幕府是在12 世纪末期的治承·寿永之乱（1180—1185，即“源平战争”或“源平合战”）中诞生的军事政权。这个政权最初是以武士贵族源赖朝为首，由一群关东（今东京、神奈川及其周边地区）乡野武士团所组成的割据势力，随着战争进程的演变，逐渐从“叛军”升级为朝廷认可的合法军事机构，将权倾朝野的平氏政权打倒。源赖朝被朝廷封为右近卫大将，位列公卿。这样一来，源赖朝创立的镰仓幕府就同时具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属性：第一，它是接受朝廷领导，为朝廷承担军事、警察职权的军事机构；第二，它又是一个有着极强割据性质的关东地方政权。镰仓幕府的诞生，使日本的国家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列岛上同时出现了两个相隔千里的权力中心。作为武士统辖者的镰仓幕府，实际上并不等同于国家政权，而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所以将镰仓时代简单地描述为“武士时代”“幕府时代”是错误的。弄清楚武家和公家、幕府和朝廷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理解日本中世国家的关键点。

幕府的最高领导人叫作“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但这个官职是源赖朝创建幕府多年后才获得的。与将军结成主从关系的武士是“御家人”，即将军的直属家臣。在治承·寿永之乱之际，镰仓幕府没收敌方势力的领地，赠予己方的御家人，任命他们为“地头”。地头的概念理解起来有些复杂。地头并不是土地（庄园、公领）的所有者，而仅是土地上一部分权益的持有者。这里所说的没收“敌方势力的领地”，并不是一整块可供其完全支配的土地，而是指对方在这块土地上拥有的某项权益，譬如他担任的某某庄园的下司（庄园管理官）或者某某公领的郡司、乡司职务。担任了某某下司、某某郡司或乡司，意味着能从这片土地上获得一部分收益权，土地的所有权仍掌握在庄园、公领的上级领主手中。

原则上，有权任命下司、郡司或乡司职务的是这些上级领主。但镰仓幕府实际上打破了这一原则，在战争中擅自没收敌方领地（也就是这些职务和附带的收益权），分给为自己打仗的御家人。然后，幕府将自己的御家人强行担任的下司、郡司或乡司职务统一改了个名字—地头。从今往后，这些土地上的地头就由幕府来任免了，上级领主不能插手。被任命为地头的御家人为幕府服务，掌握这块土地的租税征收权和治安管理权，同时为该庄园的上级领主（公家贵族、大寺院、大神社）做事，充当庄园管理官。这对御家人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利益了，而且，御家人还有幕府这个强力机构作为后台。不过，有一点需要提醒，在整个日本列岛内部，幕府没有资格设置地头的庄园、公领，还有很多很多。

▲日本中世的庄园绘图

好比说，原本户主是摄关家、天皇家、大寺社，因为手底下房子太多，本来请了信得过的人帮他收租，结果没想到遇到镰仓幕府这么个不讲理的，把原来收租的人赶走，自己做了这些房子的二房东，逼户主和他签了承租协议，再把房子一间间地群租给手下的御家人们。但房产证上到底还是摄关、天皇、寺社的名字，租金收起来后，大头总还是要给户主交上去的。但户主毕竟家大业大，幕府充其量只是找借口把那些有过节的收租人赶走，户主手里还有不少房子是没被幕府染指的。

在战争过程中，幕府为了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又在各地设立了总追捕使（后来改称“守护”）。这时的守护并不是后世（室町时代、战国时代）那种世袭的地方军政长官，而是由幕府直接任命的非世袭职务，是一定区域内御家人的军事指挥官，也是代表幕府行使执法权的地方派出机构。镰仓幕府一开始带有浓厚的关东地方政权的属性，但随着幕府御家人的领地向全国各地扩散，幕府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军事机构。但即便如此，幕府也并未获得在日本列岛所有土地上执法的权力。

镰仓幕府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幕府崛起并没有取代京都的朝廷。除承久之乱（1221）1 的短暂对立之外，镰仓幕府与朝廷处于相互协作的较为友好的关系。源赖朝曾自诩为“朝大将军”，以朝廷大将军的身份庇护公家政权。因而打倒、消灭公家朝廷的念头，幕府几乎是一点儿也没有的。关于这种特殊的关系，日本历史学界有两种代表学说来描述。一种叫作“权门体制论”，认为武家和公家都是国家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再加上大寺院和大神社组成的“寺社势力”，三者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执掌国政，组成国家的权力机构。幕府类似于军委会，是掌握军事、治安管理权的暴力机关。天皇依旧高高站在云端，是掌握神祇祭祀权、官职授予权的唯一“国王”。上皇作为国王的“后见”（监护、辅佐）代行政务，寺社“护持”国王，幕府“守护”国王，各司其职，互相协作。朝廷举行即位、宗教仪式或大规模工程时，幕府在其号令下积极协助。朝廷仍是唯一的中央政府，与幕府可以说是特殊的上下级关系。另一种观点则叫作“东国国家论”或“二元王权论”，认为幕府与朝廷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政权，天皇与将军都是“国王”。这样的话，朝廷与幕府的关系就像国与国的外交。

由于京都朝廷和镰仓幕府相隔很远，今天哪怕是乘坐高铁（新干线）加转车也得花三个小时，维持两者之间的政务沟通其实是件颇为麻烦的事情。为此，双方都设立了便于二者沟通联络的机构。朝廷设有“关东申次”一职，也就是关东联络官；幕府则在京都常设“六波罗探题1”，即“幕府驻京办事处”。朝廷有事之时，就按照朝廷—关东申次—六波罗探题—镰仓的路径传递信息。另外，在源氏将军三代而亡以后，幕府从朝廷中迎来藤原摄关家的子弟或亲王做将军，这么一来，将军本人也就成了朝廷在镰仓的代表。这让朝廷与幕府的关系结合得更为紧密了。

一般来说，镰仓幕府本身对朝廷的事务是比较消极的，不干涉，也不愿意主动介入。这种状态在应对“蒙古袭来”时其实是很不利的。对未设地头的庄园，幕府没有执法权。至于那些和幕府属下的地头、御家人无关的事务，幕府原本也没有兴趣插一脚。甚至即便在地头和贵族庄园领主发生冲突之时，幕府也尽可能地保持中立的“第三方”立场，而非偏袒自己的属下。幕府在京都设立六波罗探题以后，朝廷逐步依赖六波罗的武装力量解决寺社纠纷等疑难问题。当“蒙古袭来”的阴云逼近之时，幕府第一时间向朝廷通报了情况，而后双方共同在“异国降伏祈祷”等方面协作应对。“蒙古袭来”以后，到了镰仓时代后期，随着镰仓幕府权限扩大，朝廷便进一步依靠幕府的力量。了解了镰仓幕府在日本中世的性质，我们下一节再来看看北条时宗在镰仓幕府中扮演的角色。

战时执权

镰仓幕府将军一个人说了算的时期非常短暂，随着初代将军源赖朝去世也就算结束了。此后镰仓幕府经历了比较稳定的执权政治期（也就是以执权为首的评定众1合议政治），权力逐渐向北条氏嫡系一脉集中，形成了所谓“得宗专制”的体制。

▲北条氏谱系（粗体为得宗）

关于执权和得宗，细川重男有一本名为《执权》的小书。所谓得宗，就是被视作北条氏嫡系一脉的北条时政、北条义时、北条泰时、北条时氏、北条经时、北条时赖、北条时宗、北条贞时、北条高时，也就是所谓的北条九代。我们将这个家族称作“北条得宗家”，把这个家族的当家人，叫作“北条得宗”（名称和“北条时宗”很像，千万别混淆了）。北条得宗家世袭担任幕府执权，但到北条时宗以后，得宗的地位已经与执权的职务分离，继承北条氏嫡传血统的得宗不一定要出任执权（譬如北条时赖辞去执权职务仍然是得宗，是幕府的实际管理者），担任执权者也不一定非得是得宗（譬如北条时宗年轻时并不担任执权，但却是无可置疑的得宗），权力高度集中在得宗的手中。

得宗一词也写作“德宗”或“德崇”，来源至今尚存争议，细川重男推测可能是北条时赖赠予北条义时的禅宗系追号，被义时的后裔代代沿用。镰仓时代后期，对得宗的称呼还有（相模）太守、副将军、副元帅等，后二者是对得宗的“中国风”称呼，比较清楚地表明了，得宗在镰仓幕府之中是仅次于将军的“二号人物”。但在北条时宗以后，“一号人物”实际上不管政务，得宗已经是将军权力的代行者，在幕府说一不二。但得宗并未有上位为“一号人物”的想法，而是安于“御后见”（监护、辅佐者）的身份。

出生在北条得宗家，作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北条时赖之子的北条时宗，一出生就走上了通向幕府统治者的道路。时宗成年礼时，他的乌帽子亲（加冠者）是将军宗尊亲王，时宗年仅10 岁就担任了幕府要职小侍所别当（将军的侍卫管理职务）。13 岁时，父亲北条时赖去世，但北条时宗已被确定好的人生道路并未中断。

根据北条时赖生前的安排，赤桥（北条）长时出任执权、北条政村出任连署（即执权的副手），负责辅佐北条时宗成年。14 岁时，赤桥长时因病辞职，北条政村继任执权，北条时宗担任连署。15 岁时，北条时宗被朝廷授予相模守的官位，这是历代执权、连署担任的官位之一，象征着时宗作为北条家正统继承人的身份得到了朝廷的承认。16 岁时，幕府审判机构“引付方”被撤销，规定（至少形式上）“重事”悉由时宗本人“听断”。当年，将军宗尊亲王被解职，逐回京都，新任将军惟康3 年仅3 岁，镰仓将军的政治权力事实上终结，这也为权力向北条得宗家的集中铺平了道路。

就在两年之后，高丽人潘阜携蒙古国书来到日本，闰正月五日国书送抵镰仓。二月，幕府命令西国（日本西部）各守护所属的御家人进入战争状态。三月五日，执权和连署二人换位，北条时宗接任执权，北条政村则任连署辅佐。年仅18 岁的时宗就这样成了“战时执权”。

▲传北条时宗像

北条时宗继任执权后加快了整军备战的步伐，命令御家人进入临战状态，并将北九州设为前线，幕府一步步驶入了战争的快车道。时宗调动的军事力量越发增多，个人权力空前强化（参见第四章第二节）。当然，这也是这位“战时执权”维持战时体制所必需的。论身份，得宗作为北条氏的家主，只是一介御家人而已，至多是御家人的首班，在朝廷无非也就是担任五位上下的官职，远够不着公卿贵族的等级（公卿是从三位以上）。得宗与镰仓幕府的御家人并无主从关系，只是作为幕府统治机构的代表行使统治权。但在得宗强化权力的过程中，有的御家人实际上成为得宗的从属，甚至出现了成为得宗家臣的御家人。接着，北条时宗绕开幕府最高决议机构评定众会议，设立了一个名叫“寄合”的秘密会议。

前文提到，评定众会议是镰仓幕府最高的决议机关，这是一个相对公允的机关，由幕府最重要的御家人担任。但北条时宗设立的寄合会议则与之有显著的区别。被时宗选为寄合会议的第一代成员有五人：安达泰盛（时宗妻兄）、平赖纲（得宗家政务机构公文所执事）、诹访盛经（前得宗家公文所执事）、太田康有（法务官僚）、佐藤业连（时宗的秘书）。换言之，这就是一个北条时宗的外戚、家臣、秘书的组合。这个由亲信组成的机构，作为北条时宗的执行和咨询机构逐渐拥有了很大的权力，甚至到了时宗以后，取代评定众会议成为幕府的最高决议机关，正式由一个私下秘密会议变成了最高权力机构。细川重男指出，“寄合”的设置和发展，就是北条时宗与他的继任者权力不断集中、个人专断不断加强的写照。

北条时宗在“蒙古袭来”期间作为“战时执权”所获取的权力，最终作为镰仓幕府的制度固定下来。面对“蒙古袭来”的空前威胁，“战时执权”北条时宗的个人权力不断扩大，他本人终于成了一个能够说一不二的战时领袖。

公家政权的迷思

前文提到，在“蒙古袭来”前后，日本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京都的朝廷，而不是偏居镰仓的幕府。文永九年（1272），第一个收到忽必烈国书的日本最高统治者—后嵯峨上皇离开了人世。上皇一死，其子龟山天皇终于开始亲政。两年之后，龟山天皇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世仁（后宇多天皇），成为上皇。直到弘安十年（1287）后宇多天皇退位，龟山都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期间正好经历了文永、弘安的两次战争，因此他也被视作领导日本击败元朝的领袖人物之一。在今天的福冈市东公园内，还矗立着高4.8 米的龟山天皇铜像。铜像铸造于1904 年，正好是日俄战争那一年。铜像的基座上刻着“敌国降伏”四个大字。

龟山上皇还算是一位锐意改革的有为之君。但此时的公家贵族社会，已经面临着深重的危机。其中最为显著的危机是贵族家族的分裂，以及因贵族家族分裂而衍生出的一系列家产争端。此前贵族社会的继承制度是分割继承而非长子继承，家主一死，就有分家的可能。“蒙古袭来”前后的镰仓时代，正好是贵族大规模分家的最后一个时期。从此以后，久为分割继承制所累的贵族社会将逐步向嫡长子继承制演化。

▲龟山天皇像

在这一时期，主要的贵族家族都已经分化完毕。摄关家继九条家分化出一条家和二条家之后，近卫实家之子鹰司兼平与近卫兼经的子孙也通过交替担任摄政、关白的职位，明确家族领地归属的方式，形成了鹰司家与近卫家。这样，日本贵族社会最顶层的“五摄家”—九条、二条、一条、近卫、鹰司家形成了。世世代代担任关东申次要职的西园寺家，也分裂成西园寺家和洞院家两家。不过更为深重的危机，来自天皇家本身的分裂。

我们在第一章讲到，后嵯峨天皇有两个儿子—后深草天皇和龟山天皇，他们都担任过天皇。后深草天皇一系后来被称作持明院统，龟山天皇一系被称作大觉寺统1，天皇家事实上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家族，各自有各自的独立家产。这一时期与中世初期（12 世纪）一样，朝廷的基本政治形态是院政。天皇退位为上皇以后，以父权制的逻辑，作为天皇家族的大家长执掌国政。但并不是每一位上皇都有执政的资格，毕竟，同一时期可能有好几位上皇，而最高统治者只能有一个，我们将这个人称作“治天之君”。但稍微有些复杂的是，镰仓时代实际上并非完全没有亲政的天皇，亲政天皇在处理政务时，他的执政方式、运行机构和规则与院政其实差异很小。这种亲政天皇，实际上也是“治天之君”。有些亲政天皇退位后继续作为“治天之君”开展院政。此外，天皇的家族里还有一种院是“女院”，也就是被赐予院号、地位与上皇相似的女性（天皇的女性亲属）。镰仓时代，天皇家大量的家产实际上是由这些女性亲属代持的。而且，在特殊情况下，女院也有开展院政的资格。天皇、院、女院，再加上皇子（亲王、王）、皇女（内亲王）们，这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天皇家族。只不过到了镰仓时代后期，这个家族分裂成两个了。

在龟山天皇亲政及开展院政、执掌最高权力的时候，他的同母哥哥后深草天皇已经在上皇的位置上赋闲了多年。1 想要在政局中获得一席之地，仅仅依靠公家贵族社会的支持已经无法实现。于是，后深草上皇、龟山上皇都将目光投向了关东，试图拉镰仓幕府做自己的靠山。因此，此时皇位的决定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了镰仓幕府的手中。镰仓幕府与京都联络的纽带—关东申次，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职务，担任关东申次的西园寺家作为朝廷与幕府的协调者，有着极大的发言权。

文永九年（1272）后嵯峨上皇刚死，后深草与龟山两兄弟就为了争夺“治天之君”的位置斗得不可开交。后嵯峨生前因忌惮镰仓幕府，所以未亲自指定接班人。后嵯峨尸骨未寒，两兄弟就开始派人到镰仓去拉关系了。后深草、龟山两兄弟的母亲大宫院（西园寺姞子）属意龟山，于是向幕府证言后嵯峨真正指定的接班人是龟山，这才尘埃落定，有了龟山天皇的亲政。龟山而后传位给后宇多天皇，就是要向天下表明，皇位将在自己的子孙之中代代传承下去。

但是，后深草上皇并不会坐视这种情况长久地持续下去，他的目标是将自己的儿子熙仁（后来的伏见天皇）扶上太子之位。一旦儿子荣登大宝，他也就有了出山执政的机会。后深草上皇与当时的关东申次西园寺实兼联合，让他为自己打通与镰仓幕府的关系。后来后深草的计划奏效，建治元年（1275）十月十八日，关东使节上京，向朝廷传达了关于立太子的建议，熙仁顺利地成为后宇多天皇的太子。弘安十年（1287），熙仁顺理成章地登上皇位，后深草上皇作为熙仁的父亲，得以出山作为“治天之君”执掌院政，将龟山上皇赶下了台。

自此以后，日本的皇位在大觉寺统与持明院统两家兜兜转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般变换位置。并且，后来贵族社会中的很多人也因天皇家的分裂各自站队，一分为二，斗得昏天黑地。镰仓幕府则远远地站在一边，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天皇家两大家族的平衡，让皇位能够在两家之间稳定、交替地传承下去。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两统迭立”。天皇家将在“蒙古袭来”以后的一百多年里，因为“两统迭立”而长期地内耗下去。

公家贵族社会内部斗争不止，危机重重，镰仓幕府内部也绝非一团和气。幕府晚期政治斗争的引线，在“蒙古袭来”前夕就已经点燃。

★日本天皇谱系（镰仓中期—南北朝时期）

安达泰盛与平赖纲

镰仓幕府在名义上是御家人集体的幕府，在唯一的主君幕府将军之下，御家人平等地承担幕府的工作。当然这只是理想化的形态。经过漫长政治斗争的淘汰过程，镰仓幕府创建之初的核心御家人家族基本上都已经告别了历史舞台—他们都被清洗，或者被边缘化了。到北条时宗这一代，世袭担任幕府最高决议机构评定众成员的家族，只有北条氏、长井氏、摄津氏、二阶堂氏、三善氏、清原氏、安达氏、佐佐木氏、宇都宫氏、后藤氏这十家。但如前所述，北条时宗当政期间任用亲信，在评定众之外又创立了一个新的决议机构“寄合”，寄合众的会议在镰仓幕府后期逐渐取代评定众会议，成为最高的决策机关。

最早的寄合众成员中，安达氏是长期担任评定众的御家人，平赖纲（长崎氏）、诹访盛经出自北条得宗家家臣“御内人”系统，太田氏出自文士系统。据细川重男的研究，到了14 世纪镰仓时代末期，有资格担任寄合众的家族稳定在北条得宗家、得宗家北条宗政一系、名越（北条）家时章系、赤桥（北条）家等北条八家，长井氏关东评定众家、摄津氏等文士系六家，安达氏武士系一家，以及御内人武士长崎氏、诹访氏、尾藤氏三家，一共十八个家族。这十八个家族，就是镰仓幕府最后的统治阶层。他们是幕府内部长期以来政治斗争的幸存者，当然，他们之间的斗争仍将持续下去。

上述镰仓幕府的统治阶层当中，北条氏各家暂且不论，除了在幕府实际政务中充当行政人员的官僚文士家族，武士系的御家人家族只有安达氏一家。在身份上原本远低于御家人的御内人，也就是得宗家臣各支，以长崎氏为首，逐渐脱颖而出，走进了幕府政治的中枢。奠定这两个武士家族地位的关键人物—安达泰盛和平赖纲，其实正是两次“蒙古袭来”期间幕府政治当中极为重要的人物。

安达氏是镰仓幕府内部相当“根正苗红”的家族。其祖辈藤九郎盛长，曾经是初代将军源赖朝流放伊豆期间的近侍，是源赖朝乳母比企氏的女婿。从盛长的嫡子安达景盛开始，其女嫁给北条氏得宗家为妻，生下北条经时和北条时赖，使得安达氏成了北条得宗家的外戚。到了安达泰盛的这一代，安达泰盛的妹妹（同时也是泰盛的养女）嫁给了北条时宗，得以继续维持外戚的地位。因为与北条时宗的这层关系，安达泰盛在幕府内部的权势也越发膨胀，后来成为北条时宗的“托孤重臣”。此后“霜月骚动”（见第五章）的时候安达泰盛虽然败死，但泰盛的弟弟显盛一系最后重新回到了幕府的政治舞台。

长崎氏飞黄腾达的过程则要曲折得多。长崎平左卫门赖纲，也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平赖纲，其祖父叫作平盛纲。这家人自称是源平战争时期死去的平氏领袖平清盛之孙平资盛的后代，但实际上这个家族应该没有这么显赫的身世，与平资盛无关，更可能出自北条氏的家臣家族。“长崎”二字来自伊豆的一个地名（就在北条氏老巢的附近）。平盛纲在13 世纪30 年代的时候，作为北条得宗家的家臣逐渐晋升，成为北条得宗家内部的一号宠臣，担任得宗家的执事。因为北条得宗家的身份也只是一介御家人，所以平盛纲事实上是御家人的家臣，即“将军家臣的家臣”，地位显然是低于一般御家人的。在平盛纲死后，其子平盛时接替了他的位置，北条时赖当政期间，“寄合”的原型（得宗家的秘密会议）已经由北条时赖召开了多次，平盛时作为北条时赖信赖的家臣也参加了会议，而后平盛时之子平赖纲接任了他的位置。这一家子长久以来兢兢业业地为北条得宗家服务。

随着幕府权力向北条得宗家集中，世代为得宗家服务的平赖纲也就自然而然地从幕后走上了前台，成为政坛上的核心人物之一。一连三代，平盛纲、平盛时、平赖纲，长崎氏长时间居于得宗家家臣的最高位置，最终在平赖纲手上，超越身份门第，成了与幕府初创家族安达泰盛平起平坐的政治核心。但这两位幕府内部的大佬却关系不佳，北条时宗在世时尚能合作，北条时宗一死，二人很快走向了尖锐对立，使得幕府一分为二，开启了互相倾轧的暗黑历史。

都市镰仓的新空间

尽管京都才是当时日本的首都，但毫无疑问，镰仓是对抗元朝军队的指挥中枢。这座仅数万人口的城市，三面环山，一面靠海，易守难攻。镰仓的市中心是连接太平洋一侧与鹤冈八幡宫的若宫大路，在狭小的城市空间内分布着将军、执权和武士们的宅邸，以及为幕府服务的大大小小的寺院和神社群。今天的镰仓不只是一个靠海边的公路、电车轨道、道闸和交通信号灯才闻名的城市，这里是“武家的古都”。

北条时赖执政以后，镰仓西北部的山内山谷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这是一片狭长的谷地，环境清幽。如今进入山内山谷，需要从鹤冈八幡宫向西穿越一条隧道。北条时赖在这里修建了别墅（山内最明寺御亭），幕府时常在这里举行赛马或相扑等游艺活动。除北条时赖之外，北条氏的很多重要角色都在这一带修筑了别墅，山内山谷渐渐热闹了起来。

北条时赖死后，别墅被北条时宗改建为禅兴寺，成了一座禅宗寺院。当然北条时赖在最明寺御亭一侧的谷地创建的建长寺更为著名。时宗的弟弟宗政死后，其子师时又在最明寺对面的谷地创建了净智寺。“弘安之役”后，为了超度战争中的死难者，北条时宗又在山内山谷的最西端，也就是都市镰仓最西部创建了圆觉寺。这样，山内山谷很快就由北条氏的别墅聚集地变为一片寺院遍地的神圣空间。

这些寺院除了都与北条氏密切相关之外，还有另一个显著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是禅宗寺院。虽然本书已经提到了多位“蒙古袭来”前夕著名的禅僧，但实际上在北条时赖当政的年代，无论对于镰仓，还是对于日本，禅宗都还是一种新鲜事物。

早在镰仓幕府建立初期，镰仓禅宗五山之一的寿福寺已经创立，但当时的寿福寺还不是一个禅宗寺院。将军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以后，为了充实这里的僧侣人才，为幕府打造祈祷的队伍，从京都聘请了一大批僧侣。其中有一位叫作荣西，曾经两次到过南宋的江南地区，并且在第二次入宋的时候，在浙江天台山万年寺学习了南宋最为流行的禅宗—黄龙派禅法。荣西后来被幕府任用，成为镰仓宗教界的领袖人物。但当时的幕府要员们对禅宗并不感兴趣，因此，荣西在镰仓期间一直都是以一名密教僧的身份行事的。在当时的日本，禅宗不过是刚刚从南宋传入的新事物，天台和真言的密教才是宗教界的绝对主流。这样的情况到北条时赖当政时才发生转变。一部分传统宗教势力在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使幕府的领导者开始将目光投向禅宗这个来自海对岸南宋王朝、极富异域魅力的新宗派。经北条时赖、北条时宗两代得宗的扶持，禅宗寺院已经在镰仓拥有很大的势力，但在京都，禅宗的发展还有待时日。在镰仓时代幕府是禅宗最重要的庇护者，今天我们查阅北条时赖、北条时宗父子的画像，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剃光了头、身披禅宗式九条袈裟、结跏趺坐在宋朝式椅子上的模样，仿佛已经得悟的禅宗高僧。

这片以禅宗寺院为中心的新空间，与镰仓市中心的早期寺院在外观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当时，天台宗、真言宗这类日本主流宗派的寺院采用受到隋唐以来建筑风格影响的式样，经过奈良、平安时代以来数百年的演变，形成了日本自己的“和样”建筑，而禅宗寺院采用的是南宋江南风格的建筑样式，当时被称作“唐样”或“禅宗样”。今天在镰仓圆觉寺还有一座中世时期的舍利殿，被视作日本禅宗样建筑的代表。

不仅如此，宋朝建筑风格影响之下的日本禅宗寺院布局也和传统佛教宗派多有不同。禅寺基本上按照三门、佛殿、法堂、方丈进行中轴线排列，中轴线两边有钟楼和经藏，佛殿内置祖师堂、土地堂。建筑的位置虽然与现在不太一样，但空间布局已经非常类似。天台、真言这样的传统佛教宗派则把寺院最核心的建筑称为金堂或本堂，寺院内还有灌顶堂、讲堂、仁王门等建筑。两派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都不一样。因此，当时其他宗派的僧侣一进禅寺，就能发现一个自己完全不曾认识的空间。

★禅宗样建筑代表圆觉寺舍利殿（正面及剖面）

不仅如此，镰仓的禅宗寺院连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乃至教学语言）都与日本传统的佛教宗派很不一样，而与南宋江南禅宗极为类似。曾有学者说，若你走进镰仓的禅宗寺院，你身边能听到的都是中国话。这虽然是个夸张的描述，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这是因为无论是建长寺还是圆觉寺，它们的第一任住持（兰溪道隆和无学祖元）都来自中国的江南，此后也有多名住持具有江南背景。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这里仿佛是个富有异域风情的江南主题公园，对于渡海来此的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能激发乡愁的地方。中国禅僧来到镰仓以后，原封不动地将江南的制度和寺院生活方式移植到了这里。禅宗的僧职也受到宋元时期影响，按照《禅苑清规》《敕修百丈清规》等宋元清规分为住持、首座、侍者、书记、知客、维那、典座等，一寺之长称为住持，或称长老。而天台、真言、法相宗的一寺之长则可能叫作座主、长吏、长者、别当。这是两套很不一样的管理体系。

“蒙古袭来”前夕，镰仓山内山谷的禅宗寺院空间已经初具规模，“蒙古袭来”以后更是发展迅速，作为都市镰仓之中一个独具特色的江南风空间，为幕府统治的中心城市注入了一股新风。可以说，山内山谷就好像南宋江南文化在日本的一块“飞地”（后来则是元代江南文化的“飞地”），它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舞台，“弘安之役”结束以后，这里也将成为连接大元朝廷治下的江南与日本社会内部的结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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